宦场中的刘宗周并不是一个对晚明政局有着很大影响的人物，只是一个清流中人。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却是一个有着非凡地位的学者。在许多人眼里，刘宗周不仅是宋明以来理学思想的总结者、实践者，而且也是该学术的终结者。
所谓终结者，意味着宋明以来的理学到了刘宗周这里已经充分吸收了在当时可以利用的一切养料来补充和发展自己。由于没有新的思想的注入，靠已有的思想元素的排列组合只能是近亲繁殖，很难生化出新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所谓的创新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必有其局限性。同时，由于缺乏（抑或抵制）同异类文化之间平等的交流，使得当时的人们缺少对自身文化缺陷的认识以及真正深刻的反省，因此也就抑制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以“日新”为德的儒家思想不得不就此暂时停步，等待着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节 刘宗周思想的来源
按照传统的做法，对于一个思想家的研究首先要理清其学脉，究其思想的源头，作为他何以形成这种思想的一个理由。这其实是在寻求一种思想的基因来源，并由此来进一步理解这些基因在新的组合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异。这种方法虽不能解释清楚所有问题，但的确非常必要。
刘宗周的思想应该有三个最主要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师门的传承。按照黄宗羲的说法：“其（刘宗周）传出于德清许司马敬庵，敬庵师唐比部一庵，一庵事南海湛太守甘泉，甘泉则白沙陈文恭之弟子也。”当然我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上溯到吴康斋那里。这层学脉的传承关系会对刘宗周产生影响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刘宗周的恩师许孚远。
刘宗周自万历三十一年谒见许孚远之后，“自此立志圣贤之学，谓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自貌言之细，以至事为之著，念虑之微，随处谨凛，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由来为如何？又勘明后决裂更当如何？终日端坐读书，曰：
‘吾心于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复从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则其存之遏之也，不亦恢恢有余地乎？’”我们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个严格自律、注重反省的刘宗周了。刘宗周曾这样评价许孚远：
余尝亲受业许师，见师端凝敦大，言动兢兢，俨然儒矩。
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于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尝深夜与门人子弟辈窅然静坐，辄追数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证，其所学笃实如此。其中“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以及理欲之辨、静坐讼过等都被刘宗周继承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中，静坐又可以上溯到这一学脉的陈白沙那里，并由此直溯濂溪。
刘宗周曾说：“只‘无欲’二字，直下做到圣人。前乎濂溪，后乎白沙，亦于此有得。白沙诗曰：‘无极老翁无欲教，一番拈动一番新。’”刘宗周还说：“‘静中养出端倪’，今日乃见白沙面”；“‘主静立人极’，只是诚意好消息”。如果把这几句话结合到一起看，就可以引出自周敦颐而陈献章而刘宗周的一条线索：无欲故静，静中养出端倪，是为人极，是为诚意。对于周敦颐，刘宗周推崇备至自不必言，但对于陈白沙，刘宗周则常有批评，说他：“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学术类康节，而受用太早，质之圣门，难免欲速见小之病者也。似禅非禅，不必论矣。”但刘宗周的诚意说确乎与白沙有关，也以自得为要。除了前面所引的刘宗周对陈献章的议论，刘宗周还说“白沙先生之学以自得为宗，他自言如舟之有舵，操纵在手，全不费力。看来也是下得深造之功，所以能如此”，而刘宗周形容自己的悟境说：“吾儒既悟时如水上行舟，有柁在手，常荡荡地，无险不破，无岸不登。”刘宗周在这里所说的“柁”就是“意”，二者之间的相似和相关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刘宗周关于陈白沙“端倪”之说和自己学术之间的关系有更直接的表述。他说：“静中养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独，即天。”但刘宗周的静坐又不止于陈白沙的静坐，陈的静坐只是刘宗周静坐法中的涵养。他的静坐中包含着省察，这是从许孚远那里接过来的，这在刘宗周的工夫实践里叫做“讼过”。许孚远本人的一些观点对刘宗周也产生了影响。比如，许孚远就曾经在南都讲会上对周海门倡导的龙溪“四无”说提出批评，并作《九谛》以驳“四无”说。他对“四无”说的态度被刘宗周继承了下来。在证人社中，刘宗周和陶石梁及其弟子之间的辩论似乎可以看作许敬庵同周海门辩论的继续。
许孚远“言动兢兢，俨然儒矩”、“其密缮身心，纤悉不肯放过”以及理欲之辨等等便是黄宗羲所概括的“克己为要”。这里透露出一些讲究整齐严肃的程朱之学的味道。朱子学对许敬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程朱之学也成为刘宗周思想的第二个重要来源。
刘宗周的儿子刘汋认为刘宗周“学宗紫阳”虽有迎合当时学风的因素，但并非毫无依据。刘宗周一生行为不越矩矱，唯礼是守，就是典型的程朱风格，甚至程朱之学就是他学问的入手处。比如刘宗周１８岁时和祖父兼峰公游水澄故里，发现祖庙之祭“周旋瞽史间，多不合礼”，便向宗老提出质疑。宗老夸奖他说：“甚矣！汝之辩也。子他日将言礼乎？”其实，刘宗周外在的举止风范无不导源于程朱之学，入于敬，行于礼。《年谱》记载他３８岁教授于解吟轩时对弟子们说：“今欲学为人，请自学礼始。凡一语一默、一饮一食、一进一反，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苟能致谨于斯，浅言之则小学之科条，深言之即收放心之要法也。”所以他“设教一以严肃为主。
盛暑未尝去冠服。（学生）有荡简者，则摈诸门墙之外”。刘宗周也因此养成一种严毅气象，令人望而生畏。这种严毅气象在他５０岁前后由于亲近王学的缘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减，但由于对阳明学可能引起逃禅并导致行为恣放的警觉，晚年的刘宗周又向程朱之学回归，如刘汋所谓：“晚年愈精微，愈平实，绝无侗虚无之弊，洵乎为伊洛正脉也。”刘宗周心性之学的核心———独体之意，从内容上看便是程朱之学所强调的“天理”，他其实是将程朱之理注入心体，以客体（理）为主体（独），进而以客观（理）为主观（意），通过这种“反客为主”合内外之道。
前文已言及，５０岁前后的刘宗周思想深受王阳明的影响，而且刘宗周也常常给王阳明以很高的评价，不难看出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应该是刘宗周学术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按照刘汋的说法，刘宗周对于阳明心学的态度有三次变化：
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始疑之，疑其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关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浅也。夫惟有所疑，然后有所信。夫惟信之笃，故其辨之切。而世之竞以玄渺称阳明者，乌足以知阳明也欤？这一段话关于刘宗周对阳明学态度的变化的说法同黄宗羲所写的《子刘子行状》中的说法差不多，只是二人对刘宗周重点批驳了阳明的什么观点上并不一致。但无论如何，王阳明对刘宗周的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刘宗周从程朱思想那里吸收的是行为的自律，那么他从王阳明那里吸收的就是道德的自发。另外，刘宗周学术的喜统合，进而归之于心的倾向也不能不说是受了陆王心学的影响。刘宗周说：“先生（即阳明）教人吃紧在去人欲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以使学者截去缠绕寻向上去而已。”如果将这句话逆推，就可以看到王阳明和刘宗周相同的路数所在：致良知即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则天理存、人欲灭。这其实就是刘宗周慎独说由内而外的基本路线，只不过刘宗周将良知换成了独体。刘宗周最常提到的阳明的一句话就是“良知只是独知时”，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独体即良知（有时刘宗周自己也这么认为），但这句话的确透漏了刘宗周慎独说和阳明良知说之间的渊源关系。刘宗周得于阳明处乃是一个心学的体系。
刘宗周和许孚远之间的师承关系影响了刘宗周思想的基本倾向，而这种倾向决定了刘宗周对程朱一派及陆王一派思想的去取与组合。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源流不可能只有几条，大凡他所受学的，都可以作为其思想的一个源流。比如，刘宗周还吸收了张载的气学思想及罗钦顺的理气观，这些思想对蕺山学派的本体论、工夫论及人性论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刘宗周最关心的还是道德心性，“心即气”的观点实际上是将气学纳入了心学，所以气学的观点在刘宗周这里只是起到辅助心性之学的作用，乃至他对张载的《东铭》、《西铭》的重视似乎也超过了《正蒙》，而且他对罗钦顺的论述也不多，所以气学思想对刘宗周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潜在的思想源头，附属于心性之学，并不能成为刘宗周哲学思想最重要来源。
说到刘宗周的哲学思想来源，尤其是他的慎独诚意说，似乎绕不过一个人，他就是王栋，因为他似乎应该是刘宗周哲学思想的最重要来源，但黄宗羲否认了这一点。在黄宗羲看来，虽然王栋和刘宗周对于慎独诚意的理解极为相似，但“师未尝见泰州之书，至理所在，不谋而合也”。黄宣民在《蕺山心学与晚明思潮》一文中对黄宗羲的这种说法表示了怀疑，并进行了探讨。他列举了一些许敬庵和泰州学派之间的交往事实，以说明他这一系和泰州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宗周看过王栋的书，只能说明刘宗周可能受了王艮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刘宗周的确比较欣赏王艮，对他的评价超过了对王畿的评价，泰州的书也一定是读过的（黄宗羲所谓“未尝见泰州之书”不准确，给人以刘宗周连王艮的书也没读过的错觉，其实黄宗羲的意思自然是指没见到王栋的书。称王栋为泰州，盖因王栋也是泰州人，是王艮的族弟）。黄宣民的观点倾向于刘宗周的思想受了王一庵的影响，但刘宗周没有看过王一庵的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是否看过王栋的书缺乏直接证据，如果刘宗周的确看了王栋的书，那么王栋对他的影响就比阳明和朱子更加直接，他不但会讲而且会经常讲，而在厚厚的《刘宗周全集》里却难觅王一庵的踪影。难道像刘宗周这样自律的道学家会对此故意隐瞒？刘宗周的弟子董玚将一庵诚意说同蕺山诚意说作了详细的比较，并称自己：“距子（即宗周）辞世三十八年，得泰州王氏门人王一庵先生栋《遗集》二册读之，内有《会语》与《诚意问答》，所言与子恰合。”刘宗周没有看到王栋的书也许是不奇怪的，观点的相似的确可能只是“不谋而合”。因此，王栋的思想是否是刘宗周思想的一个来源可以存而不论，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思想来进一步了解刘宗周。
（第二节 刘宗周哲学思想的主旨———慎独、诚意
黄宗羲在《刘子全书序》中开章明义地指出：“先师之学在‘慎独’”。刘宗周自己也说“圣学之要，只在慎独”、“慎独之学，即中和即位育，此千圣学脉也”。在刘宗周晚年，他更提倡诚意。其实慎独和诚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慎独是从本体上说，诚意是从本体的意向上说，二者其实是一隐一显的关系。如能慎独，则自然诚意；如能诚意，则慎独自在其中。以慎独诚意为蕺山学术主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而对此主旨的讨论是首先要做的工作。
众所周知，慎独和诚意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是儒家传统经典《中庸》和《大学》里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为《中庸》的慎独说。《大学》中兼有诚意说和慎独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慎独和诚意这两个概念向来为宋明以来理学家所重视，而刘宗周之所以仍能以“慎独”“诚意”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就是因为他对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理解。这种不同就是他推翻了历来对“慎独”“诚意”单纯工夫论式的理解，将“独”、“意”本体化。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道德本体意识化、心理化，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它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心学倾向以及工夫论上的理学倾向，进而将工夫本体化、本体工夫化，使二者打并归一，此即黄宗羲所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这其实是刘宗周汇通程朱、陆王两派思想的一种努力。
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往往是对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回应。这个问题一般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对个人而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是为了解决个人的内部冲突，而在人内部与人发生冲突的一方其实是内化了的社会环境，如果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解决自身此类冲突的方法，他就会以这种方法回应社会。因此，刘宗周欲以“慎独”“诚意”之学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刘宗周的“慎独”“诚意”之学也是对晚明思想界的混乱做出的一种回应。程朱一系的极端发展导致了拘、支、假等弊端，也正是这些弊端为王学的兴起培养了土壤。由于这种“拘”导致的闭窒状态使得人的内部积聚了巨大的反抗能量，它只需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就会得到剧烈的释放，但也正因如此，其冲击波也会显现出强大的杀伤力。王阳明的“良知说”正是提供了这样的突破口。自此，这股困顿已久的力量便沛然莫之能御，所谓的“肆”也就自然难免了。人的思想在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之后，却失去了方向，使得这种解放立即陷入了困境。可以说，此时两种学说的极端发展使得二者的优势和弊端都已充分地显现出来。刘宗周的“慎独”“诚意”说就是对二者取长补短的一种努力，他说“意”具有一种指向，这其实也是在给当时有些失去目标的心学指明方向，只不过这个方向并不是一个新的方向而已。从理论上看，他的哲学思想以心学的方式立基，使得道德本体心理化、意识化，从而为道德自发的可能性建立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在的道德规范又在此本体之意中得到体现，使得这种外在的规范成为一种内在的意志，自我约束的力量也由此得到了加强。这样心和理实现了统一、本体和工夫实现了统一，既保持了心学的自发，又保持了理学的整齐严肃；既无逾礼之肆，又不缠绕支离。可以说，如果刘宗周的理论前提没有问题，那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非常严密的了。
一、慎独
有明一代对慎独的理解多从朱熹处来。朱熹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