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事要从三场婚礼说起。
一八八八年，一场婚礼在京城举行。
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越缦堂日记》中这样记载：
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张佩纶。张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诗，合肥爱之。张入合肥署用二品顶戴，合肥行数万金请于奕，谋以道员简放。慈禧恶其闽江之败，未得行……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将膝下爱女李菊耦许配给了仕途失意且已有过两位亡妻的将军张佩纶。
张佩纶何许人也？袁世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
幼樵便是张佩纶的字。
张佩纶，直隶丰润人，一八四八年生。父亲张印塘做到了安徽按察使，属正三品，张佩纶也算是个官二代。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占领安庆，并杀害巡抚蒋文庆。李鸿章随安徽团练大臣、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防剿匪事宜。虽有几分凶险，却也是升官契机。李鸿章一介书生，带兵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人说他“专以浪战为能”，也有人骂他“翰林变作绿林”。无论如何，李鸿章办团练有功，接连收复庐州、巢县、和州等地，官职也因此步步高升至按察使衔。
一八五五年，李鸿章父亲去世，他结束团练工作，回乡为父亲守制。团练期间，李鸿章结识了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四大铁”，其中一个是“一起扛过枪”，李鸿章称“与印塘曾共患难”，二人关系可见一斑。
转眼便到了一八七一年，小皇帝同治登基的第十年，太后慈禧完成了权力的回收，垂帘听政，说一不二。李鸿章处事果断，深谋远虑，也颇有外交能力，深得慈禧器重，已官拜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李鸿章在朝堂上见新科进士乃故人之子张佩纶，生出几分照拂之情。张佩纶没有让李鸿章失望，在朝堂之上“累疏陈经国大政”。慈禧太后刚刚开始总揽大权，为了树立开明的政治形象，倒真的采纳了张佩纶的一些建议。张佩纶一时风光无二，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称：“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唯佩纶一人。”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时人竞相效仿。
在入朝为政的几年里，张佩纶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为“翰林四谏”。
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讷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
所谓清流，是中国近代史中褒贬不一的存在。一般认为，清流党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刚正不阿，最爱弹劾大臣。但是书生气太重，只是纸上谈兵，极其误国。
既有“清流”，便有“浊流”。清流党人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见解上极为保守，与洋务派简直是势不两立，凡是认为外国文化有益的官员几乎都被清流党人骂为“汉奸”。李鸿章是“浊流”一派的领导人物，而张佩纶激扬文字，唯一不骂的大臣，只有李鸿章。
一八七九年，张佩纶丁母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特意在给“清流腿”、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自此，张佩纶正式入李鸿章幕，在天津参观海防工事，参议海防事务。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张佩纶还曾在天津李府小住两旬，两人关系更加亲近。
一八八一年，张佩纶守制期满复职，立刻上疏批评朝政、弹劾大臣，连户部尚书王文韶都被他参奏罢免。张佩纶弹章写得极好，让被弹劾的官员挑不出错处，只得打碎牙齿和血吞，表现自己对待批评的良好风度。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张佩纶“风骨峻嶒，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翁同龢称“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张佩纶因此成为“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
一八八三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李鸿章通信频繁，事无巨细地报告。同年六月，越南国王病逝，法国进攻越南都城顺化，越南向清廷求助。因张佩纶主战、清廷主和，光绪帝便派张佩纶到陕西办事，将其调开。在陕西期间，张佩纶的弹劾更加肆意，自诩“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回京之后，张佩纶在对外交涉中仍丝毫不让。
七月，英国籍海员罗根在广州街头无故枪击儿童一名，伤平民两名；八月，葡萄牙人狄亚士无端在轮船“汉口号”上将一名中国工人推入水中致死。这两件事引发众怒，群众冲入沙面租界示威，并烧毁房屋。英国公使巴夏礼以“沙面事件”向总署施压，不准中国惩办凶手。张佩纶当即拍桌质问：“你已经引起两国间的一次战争，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
事后中国向英国提出了正式抗议，张佩纶的为官之路也到了顶峰。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名义前往福建马尾督军。踌躇满志的张佩纶不会想到，这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二
前往福建之前，张佩纶想得很好，“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而到福建之后，面对毫无责任心的同僚，张佩纶的书生意气发作，觉得这等关头他不能离开，这场战争无他不可。
很有责任心的张佩纶查勘船政局及闽江沿岸各要塞形势，想要先发制人，堵塞闽江口，将法国军舰拦下；而军机处却下令说不可放法舰出闽江。张佩纶遵守军令的后果便是给了法国军舰进入闽江的可乘之机。
张佩纶曾认为，中法交战，中国有三大理由取胜：一、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失败后割地赔款，国力衰退；二、中法相隔甚远，法军由本土到达福建要二三十日，而清军至福建快则三日，迟则十日，在后备力量上占优势；三、法国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
而张佩纶在到福建一个月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张佩纶说：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马尾一役，张佩纶“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不战而败。张佩纶站在中岐山上，在法军的炮火声中，目睹了江面惨状。想过会失败，但真的没有想过，会这样一败涂地。
时人曾作“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讽刺张佩纶在开战之前放大话说若是战败他将以三钱鸦片殉难，然而真的败了却在归途中吃猪蹄。这件事虽有人澄清，但张佩纶引发民众和朝堂的不满，是实实在在的。
给事中方培上奏弹劾张佩纶，是群起而攻之的开始。张佩纶之前树敌太多，到了这个时候，谁都想要踩上一脚。甚至素与张佩纶意见相左的左宗棠，前往福建查办此案后回京复奏，也被指责为张佩纶开脱。
曾看到这样的评价：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调整政治格局的一条计谋。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一八八五年，朝廷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张佩纶在塞上写成《管子学》二十四卷。其间，他的第二任妻子边粹玉在京病逝。
一八八八年五月，结束戍期的张佩纶前往天津投奔李鸿章，在李鸿章的安排下主管文书；同年十一月，娶妻李菊耦。
三
张爱玲的《对照记》中有李菊耦的照片，照片中的李菊耦笑容温婉，有诗书气质。曾朴曾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
李菊耦一八六六年生，嫁与张佩纶时已经二十多岁，在当时算是大龄剩女。这么多年没有议亲，无非是因为李家找不到合适的东床快婿。可是张佩纶，就真的合适吗？
政治上的主张姑且不提，此时的张佩纶已是三婚——原配朱芷芗去世、继室边粹玉病殁，娶李菊耦时已年过四十，比李菊耦大了十八岁。
这场婚姻，引发了热议。
文人梁鼎芬作诗曰：
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刘体仁在《异辞录》中称：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然而当事人却心大得很，毕竟日子是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婚后，张佩纶一直住在夫人的娘家——天津李府，李鸿章特意为他们的书斋题名为“兰骈馆”，还曾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
婚姻几乎成了身败名裂的张佩纶的唯一慰藉，张佩纶和李菊耦也的确是伉俪情深，举案齐眉。
《涧于日记》是张佩纶记录自己官场生涯的笔记，共四册，始自一八七八年任督察员侍讲署左副都使，终于一八九五年三月辞津。其中按阶段各有标名——“葆石斋日记”“篑斋日记”“出塞日记”……一八九〇年之后的笔记，都命名为“兰骈馆日记”。
李菊耦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涧于日记》中是在一八八九年的正月初五，那天是李鸿章六十六岁生辰。旧时世家生日避客称为“躲生”，张佩纶写李鸿章“效阮傅茶隐，与赵夫人及余、菊耦清谈”。
之后，李菊耦的名字便经常出现在张佩纶的日记里：
与菊耦略话家事……
与菊耦作贺仪，师赏《紫缰诗》……
自甲申后，余从未能从容过（端）午节也。午后与菊耦清谈良久……
合肥宴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
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与遣兴……
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
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隧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
张之洞同张佩纶同属清流，交情甚好。清流被人比作“青牛”时，他们是“青牛”的两只牛角。幕僚樊增祥受张之洞之托，前去拜访张佩纶，希望张佩纶帮忙，促成同李鸿章的合作。张佩纶和樊增祥聊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
李鸿章爱惜羽毛，举贤避亲。身为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的仕途之路便不能再指望李鸿章了。
樊增祥跟张之洞汇报说：“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住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绝可怜也。”
“郎舅不对”，是指张佩纶和李经方之间的冲突。
李经方本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儿子，因李鸿章年逾不惑仍膝下无子，所以被过继给了李鸿章作长子。三年后，李鸿章生嫡子李经述，仍以李经方为嗣子，待其亲厚。
甲午战争爆发前，张佩纶建议李鸿章先撤兵“示弱骄敌，再图大举”，而小舅子李经方想要出任前敌统帅，为张佩纶谏阻，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李大公子联合御史端良，弹劾张佩纶身为罢黜官员却“干预公事，不安本分”，“将革员驱令回籍，以免贻误军机”。
弹劾的结果是，光绪帝下旨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上疏辩护无效，还被弹劾“容留罪臣”。君命难违，张佩纶不得已携妻南下，在金陵定居，自谓“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夹在儿子女婿之间左右为难的李鸿章索性出钱在金陵给女儿女婿买了房子。
那是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据张子静说，此处是康熙年间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院落由三座小楼组成，砖墙赫红，古木扶疏，绿树成荫。
四
张佩纶和李菊耦的相处方式容易让人联想到李清照和赵明诚，“赌书消得泼茶香”。曾朴在《孽海花》里载：
诗酒唱随，百般恩爱，仑樵倒着实在享艳福哩！
园中的日子再浪漫，也不能掩盖园外的兵荒马乱。
甲午战败，李鸿章东渡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得不提的耻辱一笔，一方面是因为这场仗打得太惨，无数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国家连一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另一方面是条约内容太过苛刻，割地赔款，资本输出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无数官员反对议和，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连进京赶考的举人们都掀起了“公车上书”。张佩纶也写了两千余字的长信向李鸿章表示反对，还把此次签约和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一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唯有泪，亦恐有血；非唯蒉之血，亦有鞠藕之血；非唯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那是一八七〇年的事情。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案件，国内民众对外国人积怨已久，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的谣言包围教堂，同教堂人员发生口角，并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嫌清廷包庇百姓，一气之下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方侄子。民众在愤怒之下进行了三小时的破坏行动：烧毁教堂领事馆，杀死丰大业及修女、神父、领事馆人员、法俄侨民、中国信徒。事件发生后，外国军舰开到天津，七国公使强迫总理衙门给出解决办法。
作为清廷派出的负责人，曾国藩不愿开战。他发布《谕天津士民》，言语中指责之意浓厚；并在法国要求下处死为首的十八位市民、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将知府、知县革职充军；派崇厚出使法国道歉，还赔偿外国四十六万两银。
曾国藩的处理方法引起民众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后来虽由李鸿章出面同外国交涉，修改了处理方案，但曾国藩仍背负骂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于次年去世。
《清朝野史大观》中载有“十可恨”：
外务部外交失败，一可恨。法部各级审判不清，二可恨。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三可恨。资政院议员乞怜，四可恨。陆军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卖国，六可恨。外人强硬，七可恨。钱铺坑人，八可恨。国民不知自强，九可恨。巡警管洋车不管马车，十可恨。
不用张佩纶提醒，李鸿章在去日本谈判之前，便知道此行必使名节被毁，只是有些事情，不得不为。果然，《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回国，国人皆曰可杀，比当时的曾国藩、崇厚还要狼狈。
不过李鸿章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据说他曾写过一副楹联自况心境：
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五
与此同时，张佩纶府邸迎来一位访客——张佩纶的旧友张之洞。
张之洞已是代理两江总督，驻节南京。此次拜访，多多少少带了一点炫耀的成分，尽管张之洞回忆时说“就谈身世，君累郗不已”。这次拜访后，张之洞与张佩纶几乎不相往来。为了避嫌或是性格不合，不得而知。张佩纶过世之后，张之洞曾作《过张绳庵宅四首》，诗中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这样的句子，是真情还是作秀，也不得而知。
张佩纶身处南京，身边除了妻子之外，再无往来好友，抑郁之余，常称自己“生不如死”。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听到消息的张佩纶“咳血升许”，“累画勤王和戎之策”。
次年二月，李鸿章保荐张佩纶随办和约，张佩纶第三次来到天津入李幕。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但张佩纶坚决辞而不就。“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旋返南京，自此称病不出”，大概是真的对官场心灰意冷。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李鸿章签订人生最后一份乞和条约——《辛丑条约》。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七日，李鸿章病逝。
一九〇三年二月四日，张佩纶病逝。
张佩纶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时，曾对儿子张志潜说：“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丘垄地。”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用数字概括自己祖父张佩纶的一生：
祖父七岁丧父。三十二岁那年，四月丧母，五月丧原配。三十九岁继室也去世。四十八岁丧长子。四十九岁才与我三祖母生我父亲志沂（廷众）；五十四岁生我姑姑茂渊。五十六岁去世时，我父亲七岁，姑姑两岁。从这些数字看来，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命运乖离，多灾多难。所幸他留下了《管子学》二十四卷，《涧于集——奏议》八卷，《涧于草堂文集》三卷，《涧于日记》十四卷，诗四卷，为他的才学功业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六
李菊耦三十五岁丧父李鸿章，三十六岁丧兄李经述，三十七岁丧夫张佩纶，生活沉闷而压抑。张佩纶去世后，她带着一儿一女开始为期九年的寡居生活。名义上掌家，具体事务实际上由继子张志潜料理。
张爱玲仅有的一张祖父张佩纶的照片已经泛黄褪色，那是姑姑张茂渊剪贴的夫妇合影。张佩纶那边是照相馆的布景，李菊耦那边是雕花排门，两人各坐茶几一边，中隔一条空白。
“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都是爷爷作的，”姑姑张茂渊告诉张爱玲，“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紫。蹉跎慕容色，煊赫旧家声。”
“我记得趴在奶奶身上，喜欢摸她身上的小红痣。奶奶皮肤非常白，许多小红痣，真好看。”姑姑张茂渊的声音一低，“是小血管破裂。”
张爱玲曾让李菊耦的一位老女仆给她讲祖母的故事，女仆想了半天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
张爱玲顿时觉得大煞风景，说自己可以想象到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兵荒马乱，风雨飘摇。李菊耦携儿女从南京来到青岛，又从青岛搬到上海，疲于奔命。一九一二年因肺疾去世，终年四十六岁，留下十六岁的儿子张志沂和十一岁的女儿张茂渊。
“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
“三爷背不出书，打！罚跪。”
……
仆人或是子女的记忆中，只剩下这些关于李菊耦的零星而散落的片段。那个蕙质兰心的女子，在亲戚中留下了孤僻的名声，半生都不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