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的、重点
本讲所说的恩格斯晚年，是指1883年至1895年这个时间段，即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力担当国际工人运动主要领袖期间他所作出的理论贡献。这一时期恩格斯的使命重大，他除了要完成马克思未竟的理论创造，整理出版马克思的大量遗稿，要对各国工人运动作出适时的必要指导，还要对自己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总结，为当前和今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指明前进道路。这后一点，可以视作恩格斯的“政治交代”，意义深远。本讲着重于恩格斯独创性理论贡献，首先是指他在敏锐把握欧洲各国工人运动新环境基础上，独创性地提出了旧社会以和平方式走向新社会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应该认识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从而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重大发展。其次是恩格斯重提并确立了费用与效用相比较的价值理论，其理论价值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而自谦是“第二提琴手”。可惜，我们的理论界长期缺少对恩格斯独创性理论贡献的认识。笔者冒昧提出，和平社会主义理论堪当恩格斯的一大发现，对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广泛而长久的影响。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政治环境和条件也出现了新形势新特点，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恩格斯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表现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择其要者，此讲略述一二，并作一点必要的说明。
一、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与选择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从而成为国家的主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信条，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所尊崇不疑。
1847年底，《共产党宣言》就旗帜鲜明地宣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8]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有一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9]
1871年，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提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0]马克思认为这一原理十分重要，为了突出了这一原理，在1872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里又重申这一表述。
1876—1878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批驳杜林的“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的谬论时，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61]
可见，工人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夺取国家权力，而后运用国家权力实行社会主义，这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秉持的重要理念。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设想过通过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取得国家权力？非不愿而是不能也！因为工人阶级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舞台。如果工人阶级能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又有谁愿意抛洒热血在巴黎公社墙下？暴力革命是被反动统治阶级逼出来的！
马克思在1872年9月8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记录中有言：“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62]
在这里，尽管马克思强调的重点还是暴力革命，但是他并不反对甚至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和平的方式获得国家权力。
历史机遇终于来了。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德国实行了12年之久的《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了，这给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日益壮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正是在这样新的斗争形势下，恩格斯的思想因势而变，不再固守原来的思维定式，开始把希望的重心转向了非暴力斗争方式，从而提出了和平社会主义的崭新理念。
反映恩格斯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恩格斯在《批判》中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63]在恩格斯看来，在法国、美国、英国这样的“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但是当时的德国还不具备条件。
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建议：“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64]从这个建议中，透露出恩格斯这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和策略思考。第一，工人阶级的国家形式必须是民主共和国。这就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提出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的论断。第二，即使目前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不能列入纲领，那也必须将“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写入纲领。不难想象，德国一旦实现“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那么德国不就也与法国、美国、英国一样，具备了和平长入新社会的可能了吗？
事遂人愿，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迅猛增长、节节胜利，不能不令恩格斯愉悦欣慰。这种喜悦之情通篇洋溢在恩格斯最后的著作，也就是1895年3月写下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之中。
在《导言》中，恩格斯非常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65]
1848年的斗争方法就是暴力革命的方法。为什么错了？为什么过时了？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似乎是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第一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的原理，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注意看，恩格斯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66]
那么，暴力革命不能奏效、不合时宜，工人阶级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和出路了吗？当然不是。恩格斯欣喜地发现：“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这时，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67]
恩格斯相当自豪地宣称，德国工人阶级“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68]。
接着，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充分利用选举权的益处作说明：“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多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69]如此等等，备而不烦。
恩格斯对武器装备不断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如果沿用既往武装起义的方式，敌我双方力量的新变化作了分析。他指出：“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他分析道：“而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那么军队就扩增得更多了。”“这些军队不仅人数大量增加，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70]
恩格斯的结论是：“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71]
我们有必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恩格斯提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要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政治目的。就是说，恩格斯的设想是方式方法的改变，而不是目标目的的改变。第二，恩格斯1895年3月写的《导言》，确实是系统完备地论述了在可能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应该更充分地运用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胜利，言之凿凿、深谋远虑。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否定必要和可能情况下的暴力革命方式。他只是说，过去的起义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历史还没有发展到靠一次突袭便可以摧毁反动统治的可能。虽然，他号召各国工人阶级以德国为榜样善于利用好手中的选举权，但是并没有最终放弃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只是这种方式已经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革命依然是工人阶级天然的权利。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证。1895年4月30日，他给拉法格的信中对李卜克内西的完全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72]恩格斯批评了李卜克内西非黑即白的片面性，显示了自己在斗争方式选择上的辩证法。用现在的话，恩格斯是“两手抓”，至于用哪一手，因时因地制宜而已。
二、经济的发展变化为新社会孕育物质基础
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恩格斯对和平走向社会主义趋势的发现和倾向，是与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变化新特点的准确把握紧密相连的。实际上他已经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和转型，正在被动地寻找自我否定的路径，进而为代替自己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条件。如此研究现实、展望未来，恰恰符合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不会”，即“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果然如此，恩格斯晚年在经济学上的新探索，不正是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提供了一个论证吗？
在这里，侧重提示恩格斯晚年经济学理论的两个重要创新。
首先一个方面是，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是其自我否定、临近变革内在要求的体现。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同时也由于装备技术升级更新，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的集中化、股份化、托拉斯化、垄断化的要求急剧增强。于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向大范围内的计划性转化；同时，股份制和证券交易所的出现，使得企业股份出现社会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从而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选项。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1880年的著名作品，曾被马克思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891年恩格斯修改再版，在其第三章接近结尾处，增写了有相当分量的关于经济发展方式新变化的论述，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的视角，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现实可能。
以下略作摘述，让我们见识恩格斯的智慧与远见：
恩格斯发现：“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73]
如此，恩格斯认为：“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74]
接着，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调整经济管理方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但是，“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变革的出路是什么？恩格斯提出：“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75]
恩格斯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计划性的趋势并不能挽救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根本的出路就是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化本性，将生产资料回归社会所有。恩格斯的结论是：“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76]
只要我们留意阅读恩格斯的补充修改的文字，就一定能体验到这位思想者论述之严密、严谨、深邃、自洽，认识到他的功力之厚重、见解之深远。
也正因为如此，凡是遇到此类问题，恩格斯便似有备而来地直陈己见。就在重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不久，1891年恩格斯修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发现，《草案》中有一段文字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个提法，显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来一直所坚持的观点。但时过境迁，恩格斯根据新的情况，放弃了原有的思想，他指出：“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77]
我们不免感慨，要知道整整100年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才提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78]
看看，“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恩格斯早讲了100年。非常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几乎被屏蔽了100年。邓小平同志讲，证券、股市，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能用，与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两者的内涵可以沟通。
还有一个方面，是恩格斯重提“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为日后人们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打开了一种新思路。
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发轫于他1844年完成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个《大纲》曾经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马克思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79]根据上下文判断，这个“一样的结果”，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突出的唯物史观。有志不在年高，恩格斯是何等的英才、天才，那时他年仅24岁，便有如此的不朽之作。
什么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且见恩格斯在他的《大纲》中的论述。
在论及商品的价值问题时，恩格斯讥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各执一端、偏离本质，或者认为生产费用是实际价值的表现，或者则说什么实际价值要按物品的效用来测定。“这些经济学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恩格斯点明了他们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离开竞争讲价值。恩格斯毫不客气地说：“难道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想到，一旦竞争被撇开，那就保证不了生产者正是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卖自己的商品吗？多么混乱啊！”同样，“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确定的”。“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然而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80]看看，无论是费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都被恩格斯批得体无完肤。
那么正确的商品价值观是什么？
恩格斯说：
“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81]
“要把这两个跛脚的定义扶正[82]，必须在两种情况下都把竞争考虑在内……”
“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83]
以上这些点睛之笔，廓清了恩格斯的商品价值观的面貌。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观点是充分肯定的。1868年1月8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我采取了抽象的研究方法，直接的价值规定，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作用是很小的，甚至是找不到的。（价值）“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末事情就始终象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84]所谓“十分正确地说过”，就是指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说法。
笔者浅见，恩格斯所论的基本精神，就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兼顾费用与效用的发展变化的关系。
那么，恩格斯又是怎样重提他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呢？
恩格斯是在1895年逝世半年前再版《反杜林论》时重申这一理论的。他这样说：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
“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或者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50马克，那么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定，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以社会的方式计量的，而且被看做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像通常用劳动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换为中介来进行的，是相对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劳动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始终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85]
所摘的文字稍长，大意是：任何商品都是有用的；甲为乙生产；通过交换来确定该产品包含的社会劳动量；这个劳动量是由其他的商品比较确定，而不是直接衡量其中的劳动时间。无须怀疑，《反杜林论》万变不离其宗，说的还是他被称为天才《大纲》里的观点。
之后，恩格斯在讲到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进行生产，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问题时，他指出：“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在“价值”两个字之后，特别作了一个注，原文是：“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86]很显然，恩格斯修改《反杜林论》并没有忘记重提他1844年就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
此外，我们不能不顺便提议，必须注意恩格斯的又一个天才思想的萌芽，即关于精神劳动、脑力劳动、科技活动以及管理活动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
恩格斯这样说：
“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
“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87]
三、晚年的恩格斯信仰不改
一个人的思想会在不同生命阶段、不同的社会境遇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现象，恩格斯也不例外。
上述两大问题分别阐述了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重大创新，由此而论，是否就能够说他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呢？就能够说他改变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呢？不能，绝对不能！政治上，恩格斯因势而变、顺势而为，肯定和倡导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善于运用手中的普选权，争取借助和平方式影响国家权力，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绝不是斗争目的的改变，而是斗争策略的改变，况且他始终没有承诺放弃暴力革命的任何表示。
想一想，曾几何时，我们一直把因秉持恩格斯的思想、主张议会斗争的第二国际及社会党国际斥之为修正主义，不免有失公正。如果我们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也有像欧洲工人阶级政党那样的斗争环境与条件，我们不也会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事实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革命，共产党被逼上梁山，才有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本意也是要争取和平建立新中国。
经济上，恩格斯洞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集中化的趋势，实际上是被逼无奈走到了社会主义的门外，危机日深，唯有变革才能求解。这一论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股份制的论述一脉相承，何来背叛之理？更何况，恩格斯坚持和重提“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分明是发展完善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论，并且得到过马克思的赞赏，恩格斯还特别申明他的见解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由此无端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完全是徒劳的。
有兴趣关注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发展变化实属正常。但是夸大其词甚至有意歪曲，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就是认为恩格斯晚年全盘修正了他与马克思一起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此说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共同创立者的恩格斯，晚年果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他终身为之不懈奋斗的主义了吗？是非必须明辨。
妄称恩格斯全盘修正说的主要根据，就是恩格斯所谓的“九十三个字”。这“九十三个字”出自恩格斯1886年为美国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附录之中。原文是：“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88]初读这段文字，确实吃惊不小。缩写这段话，不就成了共产主义理论“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吗？为探究竟，免于以讹传讹，笔者认真查阅了原文，发现这种解释，不顾上下文，把全盘修正说强加于恩格斯了，说轻一点，是学风粗糙所致。恩格斯的原意应该是，由于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理论强调工人阶级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要连同解放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并不领情，他们“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理论才是“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这说明，资产阶级极为顽固，难以从原有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出于阶级本能对抗革命，所以才会造成“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那么怎么办？恩格斯接着说：“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89]这句话，才真正是恩格斯“九十三个字”的实质所在！怎么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得出恩格斯全盘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呢？
除了“九十三个字”的误读以外，还有一例是关于恩格斯晚年曾经说过“我们没有最终目标”的曲解，以为这也是恩格斯放弃共产主义又一证据。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访谈中，记者问：“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回答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90]于是有人就把“我们没有最终目标”直接解读成没有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了，这种说法对于没有可能去阅读原文的读者会有不良影响，必须予以澄清。
整篇访谈是围绕着当时德国社会党人选举斗争展开的。恩格斯对德国党的既有成果十分满意，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访谈从头至尾洋溢着乐观自信的情绪。《费加罗报》记者为什么会提出“最终目标”的问题呢？因为记者问的前一个问题是德国社会党下一轮选举的前景问题，恩格斯回答可能增加70万至100万张选票，如果以后德国社会党在700万选民中得到350万选民的支持，那么德国的政治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在这个回答之后，才有了“最终目标”一说，所以这里的“最终目标”显然是与选举挂钩，恩格斯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等于是说支持的选民越多越好，这与共产主义是不是“最终目标”毫无联系。谓予不信，请看恩格斯紧接着的话是：“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91]把上下文都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一来一回的“最终目标”的用意所在了。指称恩格斯放弃共产主义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正如在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语汇里，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相通甚至等同，那在恩格斯的政治视野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
本质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个主义，前者是后者的低级阶段，后者是前者的未来目标。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有所不同。
为了洗去对恩格斯的不明之污，本讲援引恩格斯的话作为结束。这段话出自1894年恩格斯重印他在1871—1875年写的论文集的序言之中。恩格斯说：“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92]
重要论述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93]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页
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德威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茨基（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8页
要获取明确的理论知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茨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能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讨论题
1.怎么正确认识和评价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贡献？
2.怎么看恩格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