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我听在火车站工作的人说，工头在那天中午只身一人上了通往省城的那班火车。当时清洁站台的妇女们正在打诨着，还好奇胡耀祖为什么不参与其中。她们说远远地看，他好像阴着脸，但走近地看，他好像又在开心着什么。
我想他大概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吧，在村长家门口沉默无言的四目相对应该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相见。
我心里涌出初到矿山的一幕幕回忆，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深知我做不了什么，难道去村长家打抱不平？亦或是离开这里去追随工头？此时此刻我无非是被悲伤操纵着理智，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矿工，拿着工钱挖矿才是我的本职，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给我开饷的老板而已，我在心里跟自己说。
又过了两天，除夕的那天早上，我看到有个人进胡哥家里收拾家具，我倚着门框问那个人在做什么，他告诉我胡哥把这个房子卖给他了然后去别的城市找了份会计的工作，我问他啥是会计，他说就是给城里大老板们打工。
过完春节，工人们照例上班干活，每个人都按照之前的工作任务继续工作，除了少了个监工的话痨以外貌似什么都没变，我发现每个人话变少了，干活的劲头也不如原来那么足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估计是村长发现矿厂的效率低了许多，他把矿山外包给城里的一个老板，姓梁，他身材明显地发福，脸上也泛着油光，但我瞄到他桌子上放的身份证，上面说他只比胡哥大五岁。老板不经常来矿里，反倒是让他的手下常常来监督我们干活儿。
矿山每天都在规律地运作着，但好像少了点活力。现在只是一座每时每刻传出叮咣叮咣工业零件相咬合撞击声的黑色矿山。原本由白色石头组成的金矿洞口也被新盖的冶炼厂所排出的黑烟熏成了浅灰色。村子上方的蓝天白云也不见了踪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硝烟的味道，闻起来就像是一颗贪欲的心在四处剥削。渐渐的，看到晴空万里只是一种奢求，村子里新出生的小家伙们不知道霾雾后隐藏了怎样的美景，对天空原有的印象也是来自老一辈的口中。一年鲜有晴天，大多日子里我只是看着日光透过那层黑布由弱到强再慢慢消失。
不知不觉，越来越多的矿工患上尘肺病，贺三也是其中之一，他每天在我耳旁咳嗽，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个小感冒，等到有一天他咳出了血红色的浓痰时，我才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有一次我逛着集市，碰到了上次那个在村口赶驴车的大姐，她给我推销了一种防尘口罩，说是可以阻挡空气中的烟尘进入身体。我拿起她手里的那款粉色的，摇了摇头，因为我想这种颜色贺三是一定不会戴的。最后我买了三个黄色的，剩下的两个留给我和刘由，毕竟只有三儿自己戴口罩的话，他也不会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