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张居正为官的历程，总的说来，他是一个隐忍耐心、稳重成熟的政治家。可是，这种性格却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形成的。进入内阁之后的张居正，虽然经历了好几次权力斗争风波，都如同一棵政治常青树一样，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越来越茁壮了！
争斗中的局外人
回到了北京复杂政局之中的张居正，仍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行动着。那个时候，内阁大权分掌在徐阶和高拱两个人手中，彼此明争暗斗，内阁之中一时间刀光剑影。张居正就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冷眼旁观，成了一个“局外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前的政治背景。在前几讲我们已经提到过，张居正刚步入政坛时十分不得意，眼见严嵩把持着权力祸国殃民，不仅自己没有办法，就连内阁大学士徐阶也没有办法，因此他一度厌倦政治回家修身养性去了。
然而，内心热衷权力的张居正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城，继续忍受着严嵩的专政。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以徐阶为首的“倒严派”一边，最终斗垮了严嵩，并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拥立裕王载重（音同“后”）为帝，这就是明穆宗。
这样一来，明朝的大权就落在了徐阶一帮人手中。
有人会问：这个明穆宗是个怎样的皇帝？他的统治和他父亲明世宗的统治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明穆宗时期，内阁权力斗争极为激烈的原因。
什么意思？试想，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将自己的干将压控住，让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意图的工具，反而放任他们来管理，他们一定会自己先争夺起权力来。
这个明穆宗恰好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世宗那样干练、大权在握，而是从小就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因此就算是当上了皇帝，他仍然一味地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做君主成了一种让他感觉痛苦的事情。
这种痛苦表现得很明显，比如他在朝会的时候从来就是一言不发，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另外，他只是喜爱玩耍、花酒、女人和金银珠玉，对实际政治厌烦无比。或许在他看来，当朝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能干，要自己来干什么，自己只管享乐人间就行了！
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念头，才使得明穆宗时期的政局，尤其是内阁里面，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混乱局面。大家或许在想，严嵩已经败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够跟徐阶对抗呢？
其实，大家忘记了一个人，他就是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他曾经为裕王侍讲九年，深得裕王信任。后来，裕王成了明穆宗，高拱也就顺利地从国子监祭酒进入了内阁，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的内阁实际上也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徐阶及其党羽，一派则是高拱及其党羽。那么张居正呢？他在徐阶和高拱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穆宗刚即位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那时的内阁大学士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首辅自然是徐阶。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官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那年的二月，他再晋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这标志着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跟张居正同时人阁的，还有他的老师陈以勤。自然，张居正的人阁，既是因为曾经做过裕王讲官，也是因为他协助徐阶铲除严嵩的功劳。这样一来，明穆宗初年的内阁就显得热闹非常，而其中最不安静的就要属高拱了。
刚刚进入内阁的张居正是清楚当时的政治格局的，他一向细心，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对于内阁里面的明争暗斗，这时的他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来之不易的，因而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以免摔得粉身碎骨。
在张居正看来，他只有牢牢把握住手中的权力，利用机会不断往上升，才能获得最高的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
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必须很好地处理自己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关系。
首先，还是要和徐阶这位既是自己老师，又是当今首辅的实权人物继续保持亲密关系。其次，阁中的其他大学士，除了李春芳是自己的同辈之外，都是自己的老师和前辈，就算是李春芳，也比自己早两年进阁，资历上高于自己，因此都要小心逢迎着。最后，自己还要特别小心高拱，他可是对徐阶的首辅位置觊觎已久，而且此人能力不在自己之下，鉴于自己与徐阶的亲密关系，一切都要小心从事！
这就是刚进内阁的张居正对政局的分析，可以说这个分析是十分恰切的。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就是按照这个分析来处理自己和其他内阁大学士之间关系的。至于那时的他在政治上的态度，真可以说是小心翼翼、谦虚谨慎得很。他在人阁之初的几封信，就正好反映了他的这种态度：
“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答宗伯董浔阳》）
在第一封信里，张居正谦虚地说自己非常浅薄，骤然得到了大权，内心很惶恐。只有虚心工作，不敢与人交恶。还说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难免会有违心的做法，难以尽如人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仍然对自己获得权力保持一种谦虚态度。
在如此政治态度的支撑下，我们可以想象，明穆宗初年的张居正肯定是左右逢源、政治声誉极好的。
继二月被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之后，隆庆元年的四月，张居正又一次加官晋爵，不仅当上了礼部尚书，而且做上了武英殿大学士，可谓是仕途通达！
张居正为什么会在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原因不仅在于一般人所说的他重修《永乐大典》有功，更重要的还是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得当。因此，一时间，张居正成了明朝政局中的一个红人！
如此一来，明穆宗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上就成了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的内阁。其他几个内阁大学士，或者由于志向不大，或者由于能力欠缺，都无法与这三人相抗衡，因此张居正反倒比那些资历高于自己的大学士们取得了更多的实权。
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张居正在处理政治关系时有些困难了。为什么？上面已经说过，张居正跟徐阶的关系更为亲密，他跟高拱虽然没有什么冤仇，甚至关系还不错，但是徐阶才是一手提拔张居正的人物，张居正不得不跟他走得更近。
这样一来，当徐阶和高拱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是到了考验张居正处理政治关系能力的时候。
也就是在张居正连升三级那年，徐阶和高拱的矛盾爆发了。其实，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两个内阁大学士直接跳出来相互攻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厉害的政治家都会有自己的打手，自己不好出面的事情，自然就是打手去干了！
比如，在明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就因为高拱擅离职守去干私事，把他给弹劾了。这件事情虽然传到了世宗那里，可是世宗病得迷迷糊糊的，哪里管得了这些事！于是，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不闻不问，让它过去。
高拱虽然没有受到处罚，可是这家伙肚量不大，一定要找出背后指使，因为他知道小小的吏科给事中，是没有胆量和必要跟自己过意不去的。
找来找去，他认定是徐阶指使的，因为胡应嘉和徐阶是同乡。这样一来，两个本来就因为权力太靠近而心存不满的大学士，一下就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高拱自然是要报仇的，徐阶也不怕：“毕竟你高拱只是次辅，权力在我徐阶之下！”
机会终于来了！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了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说白了，就是每隔六年，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而四品以上的官员则申请自陈功过。
这个制度是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批准实行的，每六年举行一次。在实质上，它是一种官员纪律检查制度。
除了京察之外，明朝还有所谓的“闰察”，它是一种特别考察制度。由于明朝的官员制度实行终身制，因此对于官员的考察，除了张居正当政之后实行的“考成法”之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京察和闰察了。这样，考察官员纪律状况的权力就成了吏部尚书和御史的一项重要的制约权力。
现在这个权力掌握在杨博手中，他正好可以利用京察的机会去除异己。
不久，京察结果出来了，很多御史和给事中都受到了降黜的处分。可是，细心的人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杨博是山西人，他的老乡凡是在京城做官的都没有被降黜。这自然会招来他人的怀疑和记恨，尤其是那些被降黜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几乎都认定杨博在背后做了手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应嘉再次站了出来，把吏部尚书杨博给弹劾了！胡应嘉弹劾杨博的理由是这个人公报私仇，没有秉公执法，反而庇护老乡。
按理说，这些理由都是有根据的，可是胡应嘉在弹劾之前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是吏科的给事中。
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如果胡应嘉是其他部门的给事中，去弹劾杨博的罪过，是行得通的。问题就出在他是吏部的给事中，却偏偏去弹劾吏部的尚书。这样一来，就给了别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的印象。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吏科给事中既然是吏部的官员，在吏部进行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自然也应当参加；在京察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京察结束了才提出弹劾，这太说不过去了！
这样一来，胡应嘉的小辫终于被高拱给抓住了。他在征得了明穆宗同意内阁对胡应嘉进行处罚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报复。
当然，高拱这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即便是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出头，以免被枪打，因此他只是传达了明穆宗的意思，然后就静待其他阁员的态度。
这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内阁里面，郭朴和高拱同乡。他明白高拱的报复意图，于是就坚决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看到有人支持了，高拱开口附和道：“应当革职为民。”
说完，两人都把目光转向了徐阶。球踢到了徐阶脚下，徐阶看看郭朴，再看看高拱，这两位都像要把自己的嘴撬开一样盯着自己。大局已定，自己就算要保胡应嘉，也回天无力了。于是，徐阶只好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徐阶和高拱的第一次交手，以高拱的胜利告终！那么，张居正呢？在这件事情发生时，他在干吗？张居正这时正好忙于侍讲和其他日常事务去了，没有机会参与这场明争暗斗。
其实，他没有参与是好的，因为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允许他轻易出头。最好的处世策略，就只有低调和谨慎，这样才能保存住自己的实力。
就在张居正保持低调的时候，再一次的内阁权力斗争又开始了。事情的起因，仍然是由于上一次的京察。大家知道，在上一次的京察之中，不仅胡应嘉被革职为民，另外还有许多给事中和御史也遭到了降黜的处分。其实，一般说来，在京察中吏部尚书是谈不上要降黜给事中和御史这些所谓的言官的。可是，这次杨博就不信这个邪，偏要摸一下老虎屁股。然而，老虎屁股不是那么好摸的。
他这样一整，几乎惊动了所有的言官。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全部将矛头直指杨博背后的高拱，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高拱的指使，杨博不敢这样干；没有高拱和郭朴的专断，胡应嘉不会革职为民。
大家都是同行，倒了那么多言官，自然让剩下的言官们心惊胆战，于是他们来了一次大联合：一起上疏弹劾高拱。首先是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接着，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接说高拱“无宰辅器”。言官们这次齐了心，大有不把高拱整下台不罢休的气势！
面对汹涌澎湃的“倒高”浪潮，高拱表现出了一个真正政治家的沉着和冷静。他并没有惊慌，而是仔细地思索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没有达到平息事态的效果，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多的言官齐心弹劾自己，决不是这些言官自发组织的，肯定有人安排和策划，而这个策划人就是徐阶。
高拱这样想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因此他只好按下心中的怒火，静观徐阶怎样来应付。如果徐阶顺应言官们的要求，那么他肯定是主谋，自己到那时再出手也不迟！
在不知不觉中，球再次踢到了徐阶的脚下。面对言官们整垮高拱的决心，徐阶一方面觉得得意，另一方面，他的老成告诉他不能急于求成，想一下整倒高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搞不好会两败俱伤。可是，当时的形势已经容不得他不出面帮助老部下胡应嘉了，于是他拟旨让胡应嘉去当了建宁的推官。
可以想象，徐阶这样做，已经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力了。然而，那帮子言官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次上疏弹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
这个罪名严重了，高拱只好上疏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请求辞官。高拱自然不会甘心就这样离去，他的请辞仍然是一种政治手腕——他在等待徐阶的手软。
这下，徐阶反倒为难起来：对手都已经做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了，自己如果这时赶尽杀绝，会给人留下话柄。于是，徐阶一边拟旨慰留高拱，一边也骂起言官来，实际是叫他们快点儿住口。
如此一来，徐阶就中了高拱的苦肉计。见徐阶手软了，高拱就顺势来了个得寸进尺：他希望徐阶拟旨，把那些上疏弹劾自己的言官们廷杖一下。
其实，这又是高拱在试探徐阶：“我故意用狠招对付言官们，看你徐阶会不会心疼；你心疼就说明我的猜测没错！你跟言官们是一伙的！”果然，徐阶知道高拱的意图后十分为难：廷杖吧，用不着得罪这些言官；不廷杖吧，也会得罪高拱。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不廷杖，理由是他决定不和言官结怨，为了一个高拱不值得！
这一下，高拱终于认定了徐阶的“真面目”，他开始了再一次的报复行动！
高拱心想：“你徐阶不是有言官吗？我也有，难道怕你？”于是，不久之后，御史齐康就对徐阶提出了一次弹劾，罪名无非也是擅权、专断等。然而，这个齐康在弹劾之前没有充分估计形势，他不知道自己弹劾徐阶实际是在跟所有的言官作对。
果然，那帮“倒高”的言官又齐心把齐康给臭骂一顿。齐康自然不会示弱，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口水战，相互弹劾起来，互骂对方是在结党营私，党魁就是徐阶、高拱。
一时间，北京城热闹异常，开纸店的老板发了财，因为大家都需要用纸来写上疏。
正在北京的言官们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南京那边弹劾高拱的上疏也传到了京城。正是这个上疏直接导致了高拱的第一次下台。
有人会问：是什么上疏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来，这跟明朝的监察制度有关系。我们知道，明朝的京察有着很大的权威性，凡是五品以下的在京官员都需要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检查，一旦在京察时被贬黜的，连皇帝也不能为之说情，这被称为“上剋下”。
有了“上剋下”，就有“下剋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京四品以上的官员是不接受京察的，他们在京察的时候，只需要照例“遵诏自陈”，也就是陈述个人的过错，等候皇帝的处分。
这自然是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哪个人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因而这些官员一般都说自己“学疏才浅”，从而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以上就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主体，却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给事中和御史还可以提出“京察拾遗”，也就是在京察和自陈之外，再次补充检查。
这个检查的力度同样很大，经过“京察拾遗”被罢黜的，同样连皇帝都无法说情。这一次高拱的倒台，就与“京察拾遗”有关。
大家应该想得到，在北京已经闹得一团糟的时候，不可能由北京的言官出面提出“京察拾遗”，因此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徐阶及其手下的言官终于在隆庆元年五月逼得高拱辞了官。高拱一走，郭朴也受到了言官的攻击，到了那年的九月，郭朴也辞了官。
这一次的政治斗争，以徐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像上次一样，张居正仍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政治风波。他肯定感到过左右为难，但是好歹他还是没有得罪徐阶，也没有得罪高拱。他那种低调的处世态度让他得了不少的好处。只不过，张居正不能总是忍受这样的低调，一旦等到自己力量壮大时，他就会跳出来主持局面。到那时，他就是政治斗争的高手了！
步步为营的博弈者
徐阶不久之后败去了，他将权力和信任都交给了张居正。地位上升的张居正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步步为营地与高拱展开了权力的博弈。总的说来，张居正的态度是低调的。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明智的。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躲过了高拱的明枪暗箭。
张居正的隐忍和低调终于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得到了回报。首先，那年的正月，他当上了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已经很高了。然而，张居正的地位在这一年还要继续上升，最终实现他当上首辅的理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由于高拱的离去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内阁再次掀起了波浪——首辅徐阶被弹劾辞职了。
按理说，自从高拱走了之后，明朝政府里面就属徐阶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剩下的张居正是他的心腹和学生，而李春芳和陈以勤又都是忠厚之人，徐阶的地位应该是没有谁能够撼动得了的。可是，这一次，徐阶却得罪了皇上明穆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文已经说过，明穆宗是个厌恶政治的君主，他就喜欢玩耍和游幸。这种事情在徐阶的眼中，就是昏庸君主才做的。因此，一直以来，作为首辅的他就担当起了谏阻的责任。
大家可以想象，这种谏阻肯定会让明穆宗及那些整天跟着皇帝吃喝玩乐的人心生怨恨。这年的六月，穆宗又要游幸南海子，徐阶于是挺身而出再次谏阻。
像以往一样，明穆宗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苦心，仍然去了南海子，可毕竟已经怒火中烧。到了这年的七月，给事中张齐弹劾徐阶。在这样的情况下，徐阶就丢了官。
徐阶虽然不能再当首辅了，可是他在临行前，还是特别惦记这个自己坐了七年的位子。他在心中思索，到底应该由谁来接任自己的职位呢？
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把朝廷的大事都托付给张居正。对于张居正的政治能力，他是非常信得过的。
更重要的是，把大权交给张居正，可以起到保护自己家小的作用。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权力了，要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只有依靠自己亲手提拔的张居正。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阶的确没有看走眼。张居正接手他的事业之后，不仅将国家大事处理得十分妥当，而且也将他的家人保护得安安全全的。
在张居正这边，张居正则认为，无论是在公还是在私，他都应该做到徐阶的要求，这很好地体现在了徐阶走后，张居正给他的一封信中：
“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沈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思、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竞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一》）
在信的开始，张居正就讲明了自己和徐阶关系的非同一般：既受知于徐阶，也受托家国大事于徐阶，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更重要的是，自己曾和徐阶一起处理明穆宗上台这件大事，而且也只有自己曾经参与。自己现在获得了权力，但是仍然不会忘记老师的恩情。老师的事业虽然由于时局的变故而未能完成，但是自己会接过老师的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封信，既说明了张居正与徐阶在政治关系上的亲密，所谓的“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也说明了张居正面对老师的厚恩，只有“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的决心。
可是，“以身许国家，许知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切还要视政治局势的情况而定！
就在徐阶离去之后两年，高拱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内阁再次面临着政治斗争的旋涡。
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张居正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体现在了他给徐阶的一封信里：
“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懊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滕久闭，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音同“换”）积慝（音同“特”）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娩。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音同“曾”）缴安施？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七》）
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明了自己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徐阶去位之后自己的未能尽职。这些话其实既有着自责的成分，也有着谦虚的成分。可是，这并不是张居正真正想要向徐阶说的话。
他真正想要说的是“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什么是“世局又当一新”？这其实是在说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的十二月，高拱复出兼掌吏部的事。
高拱的复出，自然有对徐阶不利的因素。因此，这封信实际上是张居正在收到徐阶写来打听朝中情况的信之后的回信，不然不会说“捧读台翰，涕泗交零”。既然老师担心，自己就应该安慰一下了！
因此，张居正说“冥鸿迹远，缯缴安施”，意思是说不用害怕高拱的复出，他毕竟远离朝廷一段时间，想要施展手脚没那么容易了！最后，张居正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
应该怎样来评说这个时候张居正的心情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张居正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应付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至于他为什么如此自信，原因就在于他在徐阶下台后的政治作为，让他看到了希望。
第二个方面，张居正还是有些担心高拱上台后，内阁再次出现严重的政治斗争局面，而由于自己和徐阶的亲密关系，自己迟早会和高拱发生矛盾冲突，因而在事情没有出现之前，张居正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张居正的信心既然是建立在自己的政治作为上的，那么，他在徐阶去位之后，到底有什么能够让他增添信心的政治作为呢？这个作为就是上奏《陈六事疏》以及在省议论上取得的成绩。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八月，张居正上奏了改革朝政的著名的《陈六事疏》，其主要内容有：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和饬武备。
从二十五岁上奏《论时政疏》，到四十四岁上奏《陈六事疏》，二十二年过去了，张居正在国家改革上的见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明朝的这二十二年，在上面这些问题上，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张居正将它们再次提出，正反映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然而，他的具体议论却更加现实和切中时弊了！
他的一切见解都是基于改革现状的动机，尤其是省议论、核名实和饬武备三件事，对于当时的明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观他的《陈六事疏》，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高超的理论，有的却是现实的主张，针对的都是现实的需要，因而可以将之比喻成明朝的救火之水！有的学者将张居正所陈的六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论政本，包括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与核名实，第二类是论急务，包括固邦本和饬武备。
前四件事情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明穆宗能够实行独裁政治，有自己的主张和决断，规定的政策要执行，多余的议论要控制。后两件事情则主要关涉了当时的经济和国防问题。
这次上疏引起了其他官员的热烈响应，首先是户部尚书马森上疏议论如何固邦本，开出了合理管理财政的十条办法。其次是兵部尚书霍冀上疏议论如何饬武备，他提出了从兵、将、团练乡兵、守城堡和整饬京营等五个方面加强武备的办法。
这些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省议论的成绩最佳。
本来，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国力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议论太多。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施恒斋》）
在张居正看来，宋朝之所以衰落，就是由于议论太多而荒废了武备。谁知，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认为自己虽然德智不高，但是仍然愿意振作起来，解决问题，以答谢皇上的恩情。
正是由于看到了宋朝“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进而失败的教训，张居正才提出了省议论的主张。
经过他鞠躬尽瘁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从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疏之后，明朝无论士绅，还是乡民的议论都少得多了。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也已经意识到了，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议论减少的看法：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张文忠公全集·答中丞梁鸣泉》）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罗月岩》）
在前一封信里，张居正认为经过改革，世风人情有所改善，浮滑之论减少了。他认为只要继续下去，国家就会太平。但是，他仍然担心能否持续下去。
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同样认为世风人情、法律纪律状况有所好转，但他看到了别人对他的不满。因此，他认为自己还是要倡导正义之言，才能上不负皇上，下不负自己平生所学。
张居正永远都是审慎的，即使是在取得了成绩的时候也如此。不然。他就不会说“但不知后来何如耳”、“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之类的话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居正的谨慎是有必要的。就在他上《陈六事疏》的第二年，也就是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内阁的成员再次发生变动。除了高拱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再次进人内阁，兼掌吏部之外，另外一个人也进了内阁，这个人就是赵贞吉。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因此辈分比陈以勤还高，至于李春芳和张居正就更是他的晚辈了。这个人颇有才干和气魄，就是有些傲气，总觉得在内阁里自己的辈分高，因此经常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他是隆庆三年的八月，被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对于这个人，张居正总是觉得他非常讨厌，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傲慢和目中无人了！
高拱入阁后，由于掌握着吏部的大权，因此实际上控制着人事权，势力逐渐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高拱的势力增大，受到最直接挑战的则是赵贞吉。因为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时候，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恰巧在正月致仕，赵贞吉接替王廷于那年的二月当上了都察院左都御史。
大家想想，一边是行政和用人大权，一边则是专门监察行政人员的监察权，这两人自然就是很敌对的了。如此一来，从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阁到隆庆四年十一月赵贞吉致仕，内阁里面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又一次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分别是高拱和赵贞吉。至于张居正，他一方面由于此时与高拱的关系还不错，另一方面也由于本身就很讨厌赵贞吉，因此他比较接近高拱一些。只不过，由于这种事情旁人最好不要插手，因此一向审慎的张居正多数时候都是坐山观虎斗。
政治斗争是残酷和消磨人意志的。在这次斗争中，其他的一些阁员逐渐退出了混乱的政局，第一个退出的是陈以勤，他在隆庆四年七月辞官了。他的走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叫他怎么办好呢？
一边是自己在裕王府侍讲的同事，一面又是自己的四川同乡。还不如归去呢，反正国家大事我也插不上手了！陈以勤走后不久，高拱就利用考察科道的办法，借助言官韩楫的弹劾将赵贞吉逼得下了台。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曾经弹劾过高拱的言官这次也纷纷落马，高拱总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这个时候的张居正自然感受到了危险，因为在这次政治斗争之中，大理寺右丞耿定向和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吴时来都被整下了台。这两人，前者是自己的朋友，后者则是徐阶的学生。在这样的情势下，张居正不会感觉不到那股正在逼近自己的杀气！原因很简单：自己是徐阶的学生，高拱也不可能不知道徐阶曾经将家国之事托付自己。危险迟早会降临的，只是时间没有到而已！
情势越来越紧张！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五月，厚道人、首辅李春芳也在高拱的逼迫下辞官了。
按理说，就算留下李春芳也不会威胁到高拱的利益，高拱为什么要向他开刀呢？原因很简单，高拱在整完了其他一些大臣之后，开始着手整已经下台的徐阶。这个时候，李春芳出来阻拦了。于是，高拱大为不满，他杀红了眼，掉转枪头就攻击李春芳。起初，李春芳也准备要离开，只是穆宗一再慰留，因此没有走成。后来，在高拱的指使下，南京给事中王祯弹劾了李春芳，终于逼得他辞官而去。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高拱已经是个完全的大独裁者了，几乎有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内阁已经成为高拱的天下，他成了事实上的首辅。
有人会问，如日中天的高拱为何没有在这时向张居正动手呢？的确，高拱要整张居正，这时是最佳的时机。可是，由于下面的两件事情，他一直没有大张旗鼓地跟张居正展开权力之争。而等他终于缓过神来时，张居正已经联合太监冯保准备对他动手了。
这是两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隆庆五年殷士儋大闹内阁，第二件事情就是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驾崩、明神宗即位。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起因是高拱和殷士儋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隆庆五年的冬天，殷士儋依靠太监的帮助进入了内阁。而这个时候，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却让御史郜（音同“告”）永春把张四维弹劾了。
高拱查来查去，觉得事情是殷士儋干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他自己进入内阁顺利些。于是，高拱就派了御史赵应龙弹劾殷士儋，理由为殷士儋是由太监推荐的，不能委以大任。
这只是第一轮轰炸，很快给事中韩楫也准备弹劾殷士儋了。这下，殷士儋就被惹怒了。于是，那年冬天的内阁便上演了一出争权夺利的闹剧。闹剧发生的时候，按照明朝的制度，给事中韩楫正好到内阁与大学士们开见面会，这就是所谓的“会揖”。
殷士儋看见韩楫来了，就一脸不快地对他说：“听说科长对我不满意，不满意倒没什么，可犯不着被别人利用！”
韩楫想不到在内阁里会听见这样的问话，一时愣住了。在一旁的高拱听不下去，于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不说话还好，他这一说话，事情立即激烈起来。殷士儋立马撩起了袖子，指着高拱大骂道：“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现在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他一边骂，一边还准备上前打人。果然不愧是山东人，性格真是直爽得很！就在这时，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也上前准备劝架。谁知，好心的张居正也被殷士儋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时间，庄严肃穆的内阁大院简直成了菜市场，叫骂声、打闹声和呻吟声混成了一团！
战斗终于结束了，双方各有损伤。更大的损伤在后头：御史侯居良弹劾了殷士儋，殷士儋也实在厌烦政治，干脆就上疏请求辞官。终于，在那年的十一月间，殷士儋离开了内阁。
殷士儋大闹内阁的事情结束，高拱终于有了机会向张居正开刀了。他也的确动了一次手，却被张居正给躲了过去！
那时的内阁，大家想一下就知道，其实就只剩张居正和高拱二人了，因此高拱对于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张居正自然是用尽心思，只要一有机会便要攻击张居正。面对一个气势旺盛的首辅，张居正只好更加谨慎了！
其实，不仅高拱，而且高拱手下的得力干将们也想整垮张居正，因为如此一来，这些干将就能更得高拱器重了！张居正的处境，正在一天天危险起来！
此时的张居正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暗中保护徐阶家小的事情被高拱及其爪牙察觉。
实际上，这帮人是知道自己和徐阶家的亲密关系的，只不过没有真凭实据，这些人不敢轻易动手。可是，人越是担心的事情，往往越会发生。
有人向高拱报告了一个据说千真万确的事情——徐阶的儿子送了三万两银子给张居正，让张居正帮助他们在上面活动。
高拱听见这个消息后，半信半疑，因而还是没有立即动手弹劾张居正。他只是在大学士的朝房里，语带机关地讥刺了张居正一顿。
张居正是何许人物！自然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于是他当时就变了脸色，发誓赌咒地否认了这件事。
看见张居正坚决的态度，本来就不太相信的高拱意识到自己太过心急，于是他一面低头承认是误会，一面准备再次的攻击。
然而，高拱不知道，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倒张居正的时机了。
因为，张居正经过这件事之后，已经意识到高拱处处针对自己，而且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于是更加提高警惕，同时也在谋划着一场大的“倒高”计划。
后发制人的决胜局
张居正的隐忍和潜伏，为他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等到时机成熟，张居正看准了高拱和冯保之间的矛盾斗争，他权衡利弊，机智地站在了冯保一边，虽说是后发制人，却仍然取得了决胜局的胜利。
在这件事情之后，内阁表面上暂时平静了一阵子。到了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五月，上文说到的第二件事情发生了——明穆宗驾崩，明神宗即位。于是，另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明朝政府！
就在隆庆六年的四月，内阁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为文华殿大学士，内阁于是就由张居正和高拱二人分权，变成了张居正一派，高拱、高仪一派。
这件事情没有引起什么政治上的波动。可是到了五月，穆宗在上朝的时候突然中风，竟然就这样撒手而去了。在穆宗去世之前，他召来了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当着皇后、皇贵妃和皇太子的面，由太监冯保在乾清宫宣读了自己的遗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在这个遗诏里，“太子”就是穆宗和李氏，也就是后来的孝定皇后生的朱翊钧、历史上的明神宗。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深得穆宗的喜爱，因此他被立为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穆宗死得太早了，翊钧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十岁的小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后来张居正辅佐神宗的佳话。
然而，眼前的事情却是：如何辅佐这个年幼的君主呢？英明智慧如高拱者，在退出乾清宫回到内阁之后，仍然不免号啕大哭：“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
不仅如此，张居正和高拱心中都明白，穆宗刚死，神宗新立，正是自己大展宏图、消灭异己和扩张权力的大好时机，此时如果不做好战斗准备，就很容易败于对手的政治阴谋之下。
可是，后来的历史说明，高拱接下来的失败，不完全是张居正一个人的力量，另外一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太监冯保。
冯保是个三朝老太监，早在明世宗时，他就已经当上了司礼秉笔太监。在明朝的制度中，司礼秉笔太监的职权是“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职位，有了这种权力，冯保就可以对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进行最后的判定。
如果说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秘书，那么司礼秉笔太监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虽大，但是却还没有达到太监的权力顶峰，真正做到最高的是专门负责“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的司礼掌印太监。因此，一直以来，冯保就想坐上这个位置。然而，他却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这个反对者就是高拱。
在高拱的一再反对下，冯保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这两人之间就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有人会问：为什么高拱要阻拦冯保坐上司礼掌印太监的位置呢？其实，不管谁坐上这个位置，高拱都不会满意的。什么意思？原来，高拱根本就是在反对明朝的制度设计本身。让他不满意的是，在内阁之外，还有一个会参与政治决策的机构——无论是司礼掌印太监，还是司礼秉笔太监，都可以利用掌理奏章的机会干预实际政治，这就无异于给内阁增加了一些权力争夺者。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作为首辅的高拱自然就不会满意了。他对冯保的不满，其实只是他对明朝制度不满的一个折射。
本来，如果明穆宗晚点儿死，高拱和冯保的矛盾也是可以晚点儿爆发的。原因在于，这两人的矛盾无论怎样尖锐，也不会上升到直接的政治斗争，而只是在一些具体行政事务中出现摩擦。可是，明穆宗一死，冯保就觉得是到了夺取司礼掌印太监大权的时候。
其实，早就在明穆宗即位，也就是明世宗去世时，他就想实现这个夙愿，只是那一次由于高拱的阻拦没有成功。这次他决心抓住机会，不仅坐上司礼掌印太监的位置，而且除掉自己的大敌高拱。
在明穆宗去世的隆庆六年六月初十一直到十六日，这几天的时间里，明朝的最高政治中心出现了一次大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分别是冯保和高拱，冯保的背后是皇后、皇贵妃以及只有十岁的神宗，而高拱的背后则是六科的给事中和十三道的监察御史。在斗争的最初，高拱是自信满满的，他相信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也相信自己的战友，尤其是内阁中的其他大学士。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张居正的心思。
在他看来，这位曾经和自己一起做过明穆宗的讲官，一起辅佐明穆宗的老“同志”，是肯定会在关键时刻站在自己这边的。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想错了。
战斗是从一个“中旨”打响的。中旨是什么？其实就是皇帝的手谕。由于中旨的内容大多是超出正式制度规定之外的“皇帝法令”，因此它就很遭内阁大臣的厌恨。
尽管内阁大臣很讨厌中旨，可是在神宗刚即位时，他就下发了一个中旨。这个中旨的内容几乎把高拱的鼻子给气歪了，因为明神宗在中旨里引用了明穆宗的遗诏，让冯保当上了司礼掌印太监。
看到这个新法令，高拱气急败坏，于是就对传旨的太监声色俱厉地说：“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还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出去。”
传旨的太监哪见过这般凶狠的首辅，吓得赶紧回去报告冯保。冯保听见消息后，觉得又气又惊：“高拱你又要阻拦我！竟然连皇上的中旨也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就急忙跑到皇后和皇贵妃那里去告状，说高拱根本就是不想辅佐皇上，甚至想取而代之。
他故意将高拱在穆宗逝世那天说的那句“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曲解，以此来争取皇后、皇贵妃以及明神宗的支持。很快，皇族听信了他的话，定下了贬斥高拱的计划。
高拱这边也没有闲着！他知道自己那样生气之后，冯保肯定有所行动。因此，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想了一下，决定还是采取上疏弹劾的办法。
第一轮弹劾由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人负责，第二轮则由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和吏部都给事中雒（音同“洛”）遵牵头，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了冯保身上。这些弹劾中，陆树德的上疏最具攻击力：
“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多么绝妙的逻辑推理呀！几句话，既表达了中旨是冯保所做的矫诏的意思，也没有将罪责归在神宗身上。于是，应该受到处罚的就只有冯保了。
无数道奏疏一齐向冯保发出了猛烈的进攻。高拱心想，这下整不倒冯保才怪，因为奏疏上去之后，按照规矩皇帝就要发交内阁拟旨处理。只要皇帝这样做，冯保的命运就落在了自己掌握之中。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轻飘飘了！
然而，在高拱的心中，也不是没有担心。虽然前面我们说过，高拱自信内阁的同僚会站在他这边。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却让他有些顾虑起来。
就在他开始炮轰冯保的时候，两位内阁同僚却都病了。最开始是高仪，这家伙在没有来上任之前就说自己病了来不了，好说歹说把他弄进内阁之后，他果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接着，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张居正也病了。
他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在神宗即位以后，他就奉诏到大峪岭视察穆宗的葬地，为穆宗准备丧事。谁知，天气太热，张居正在办完事回来后就中了暑热。
就在高拱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张居正请了病假，一直没有出现在内阁大院里。这明显是故意在避祸，也可以说是坐山观虎斗。这些高拱也逐渐意识到了，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自己一个人继续斗争下去了！
到了六月十六日，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终于要见分晓了。那天天还没亮，神宗就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自然去了，他坚信这是自己打倒冯保的一次早朝。张居正仍然在“生病”，所以没有去。
到了朝上，高拱突然看见明神宗的身旁赫然立着一人，那就是自己梦寐以求要赶跑的冯保。就这一瞬间，高拱知道自己败了。他终于明白，政府的力量没有斗过皇族的力量，因为政府只是皇族的政府。很快，冯保宣读了皇后、皇贵妃和神宗的谕旨：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出版社）
这个谕旨彻底击垮了高拱，这位首辅再次面临着被罢官的命运。那么，张居正呢？很显然，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先帝的两个顾命大臣之一，而且在内阁中资格最老，内阁终于成了张居正的天下。他的宰辅梦终于圆了！
经过无数的风浪，张居正成了明穆宗时期内阁混斗的最后胜利者。其实，他对于六月十六日的大政变，绝非没有消息。他的“生病”，只是他政治策略的运用。
他知道，如果这时自己不避开，无论高拱和冯保谁输谁赢，都会得罪其中的一方。因此，英明的办法是抽身离开、坐山观虎斗，如果高拱赢了，自己也不会失去次辅的位置；如果冯保赢了，内阁中只有自己资历最老，首辅的位置非自己莫属！
如此一来，张居正就成了最大的收获者。本来，按照政体的原则，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应该将内监的权力收归内阁，因而张居正就应该帮助高拱。可是，就算帮助了高拱又怎样呢？他一旦渡过这次难关，张居正又会成为他第一个要消灭的政治对手。因此，还不如坐视不管，心中希冀着高拱的失败。
对于张居正的做法，不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更要从当时的政治情势分析。试想，如果当初张居正要讲同事、朋友义气，就等于是养虎为患，他日必遭高拱毒手，又怎样能实现他当上首辅，进行富国强兵改革的宏愿呢？
因此，张居正只是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不是圣贤之人。或许，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振作明朝的重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