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所载，第二次出战薛举时，李世民患了疟疾，卧病军营，将兵权交托于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嘱托他二人不可轻易出兵。但二人却认为李世民这样说是信不过他二人的能力，于是不听嘱托，私自出兵，结果在浅水原被薛举偷袭而大败，士卒死亡竟高达十分之五六，许多大将被俘。李世民只得率残兵退回长安，以致“京师骚动”。
对于这场战役，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这次败仗世民没有什么责任，唐师失败主要是由于刘文静、殷峤（即殷开山）等人不按照敌情和用兵原则办事，违反了世民的战略部署。世民临阵卧病对战争的失败产生了严重影响，所以唐朝的丧师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胡如雷）。
另一种意见是“李世民虽然患病，但仍在军营，刘、殷指挥上的轻率行动，恐怕也是知道的。作为军事首脑，不能不负有责任。”甚至有人指出，李世民患病之说根本是假的，只是为了掩饰他对失败应负的责任。
后一种意见恐怕更接近于事实。此前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早期军事思想是“急进”。所谓“早期”即以此次大败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早期”。
从李世民在雁门关之围中提议以疑兵之计吓退突厥，到进军长安过程中两次军事会议上他都主张迅速进军（第一次在霍邑反对退兵太原，第二次在河东主张绕过久攻不下的河东不打而直取长安），决不返顾，无不体现了年轻的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急进的一面是占了上风的。
但急进过度就是轻率。一直以来，李世民率军作战几乎称得上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他心中很自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急进以致冒险的作战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再加上第一次对西秦军的作战中，李世民也是以急攻快打而大败薛军的，那就更加深了这种错觉。
所以，李世民在此次大败中，不管他是真病假病，骄兵致败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再说，以李世民治军严格，刘文静又长期做他的副手，岂有不听将令而擅自出兵之理？刘文静即使未得出战的明确将令，恐怕也必经李世民的默许才行。
这次惨败无疑给李世民这位年轻气盛的统帅以当头一棒，使他后来的军事思想由急进转变为坚忍和果断的完美结合，为他以后的每战皆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后来第三次对西秦军作战和对刘武周军之役中，李世民一开始都以惊人的坚忍力排众议，拒不出战，一直等到最有利的时机来临才突然出击。一旦出击则连续作战，不作任何歇息地打击敌人，直至敌军彻底崩溃为止。这几乎已成了他作战的一个标准模式。
表面看来，后阶段的“紧追穷寇”与他早期军事思想的急进并无区别，但这是建立在前阶段的“坚壁清野”的基础之上的，是坚忍之上的果断，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单纯的凭借气盛而急进。
当然，冒险精神仍是需要的。如在第三次对西秦军的战役中，李世民在浅水原大败薛军后仅以二千余骑急追包围折摭城，而此时折摭城内却仍有一万兵马。若非有点冒险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在对刘武周之战中，李世民昼夜急追，跟得上的士兵大概不足一万，而当时宋金刚仍有二万，也是乘胜之势来以少胜多，同样是冒奇险。
可见，后来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并非是对早期思想的简单否定，而是将之纳入到更完备的体系之中，不该冒险时绝不冒险（如第三次对西秦军之战时挂免战牌长达两个月，对刘武周军时更是坚不出战达五个月），而应冒险时则毫不犹豫地冒之。
至于在第二次对西秦军大败后，刘文静、殷开山二人被撤职，但李世民并未受到惩罚，这恐怕并非如胡如雷所说是他不须对败仗负责之故。而是大敌当前，李渊还得靠李世民领兵出战，所以未予深责。
这里顺便再谈一个问题。胡如雷分析李世民在第三次对西秦军大胜的诸多原因后，指出李世民之胜并不主要是由于妙用骑兵，并说汪篯在《唐初之骑兵》一文中过分孤立地强调骑兵的作用是错误的。
但汪先生的文章既已打明招牌是写骑兵的作用，那么强调骑兵在这样的文章题目之下何错之有？不能苛求他联系其他原因，否则这文章不免就会写得中心散漫了。
而且，骑兵在此役中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世民大概在军事上颇受突厥的影响，对骑兵的运用十分重视，也十分擅于使用骑兵。
尉迟敬德：李世民的重要筹码
每个成功者都并不是孤胆英雄，而是有很多得力的助手在身旁辅助。李世民也不例外，他身边的谋士和勇士，都是一时之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既擅长单兵作战，又惯于领兵打仗的“门神”尉迟敬德。
在对王世充作战时，李世民军力士气虽盛于王世充，但洛阳城坚固异常，守城器械又威力奇大，一时间无法攻克。李世民于是改攻为困，以此逼王世充自行投降。这一困就困了差不多八个月，时日过长，军心开始疲弊思归，连大将中也产生请求班师之举，而李渊也下旨命他回师。李世民一面下令禁谈回师之事，一面派使者回禀，向李渊解释战况，打消他撤军的念头。
不料此时又出现唐军中降将逃亡的浪潮，降将尉迟敬德虽未被卷入其中，却为殷开山、屈突通等人所疑而被缚至李世民前，请求将之处斩。但李世民没有听信，反而安抚尉迟敬德，自此使敬德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其实早在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尉迟敬德战败被逼投降时，屈突通就已经提醒李世民要小心敬德是被逼归顺，恐怕将来会叛变，不应委以重任。但李世民一如后来那样未予理会。
正因为李世民如此赤诚相待，使尉迟敬德终生只尽忠于李世民一人。后来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李建成曾送尉迟敬德一车金银来收买他，却被他严词拒绝。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手下人心的笼络是何等成功。
而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曾于追逐李元吉时不慎堕马，予李元吉以可乘之机，几乎为他所杀，全靠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射杀元吉，救了他的性命。
一般史家对于李世民的厚待尉迟敬德，只简单地归因于李世民爱才，这未免浅薄。私以为，李世民对尉迟敬德的重视，其实是反映了他对骑兵的重视，因为尉迟敬德是一员杰出的骑兵将领。史载他擅长空手夺矛，曾与李元吉比试武功，连续三次空手夺下他的兵器，以致招惹了元吉的怀恨在心。
在此不妨详谈一下骑兵在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对骑兵的重视，恐怕是来自于突厥。由于突厥居于大漠草原，惯于在开阔无掩蔽的平地上作战，这就很能发挥行动迅速灵活的骑兵的优势。
李世民很早就善用骑兵。据史书上的记载，他早在太原起兵前就曾利用骑兵协助李渊与太原周边的反隋割据势力作战。更有一次李渊陷于重围中，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为之解救。而李渊本人似也善用骑兵。
到对西秦军作战时，李世民第二次的大败主要原因固然是他的轻率冒进，但另有一客观原因也不可忽视，即薛举军拥有精良的骑兵，行动急速，非唐军可敌。
到第三次战事中大败西秦军后，李世民由此获得了西秦军原有的大量马匹。由于西秦陇右地区，原是隋朝养马之地，而李氏父子进攻长安时虽号称有二十万大军，但马匹却是极其缺乏。他们向突厥称臣求援时，还因此而希望突厥能多给战马，所以起兵后一直无力大规模地组建骑兵。破西秦军后，马匹供应较为充足，组织骑兵兵团才成为可能。
到对刘武周作战时，前已述及，李世民是先坚不出战，后来再一鼓作气地打垮刘军。所谓“坚不出战”是指主力部队不与刘军作正面交锋，可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只待在城里傻等。相反，李世民此时充分利用骑兵的灵活性，常常派小队轻骑去骚扰敌军，尤其是切断敌军的粮草供应，使敌军粮草不继，饥饿之下由优势转为劣势。
由于小队轻骑兵动作敏捷，可速进速退，不等敌军主力大举出动，已然完成任务撤离，所以往往收获极佳。李世民就曾亲率三千骑兵伏击尉迟敬德和寻相，令二人全军覆灭，仅以身免。
到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反攻中，又充分利用了骑兵的高速度。李世民在追击刘军时，曾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这样快的速度，非骑兵莫能。正是以如此高速，才出乎刘军意料之外，想不到对方可以如此快速追到，惊骇之下自然斗志全失，所以虽然组织了八道防线来抵抗唐军的追兵，还是八战皆败。
到对王世充作战时，骑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体现为玄甲军的组建。李世民在骑兵中挑选最精锐的力量组成玄甲军，上下人等均穿戴黑盔黑甲，故有“玄甲军”之名。李世民自己也穿戴黑盔黑甲参与其中。他这样做，充分反映了他对骑兵的喜爱与重视。
每次战事，李世民总亲率骑兵首先冲入敌阵，冲乱对方阵脚后，其余部队再乘势加入战斗。又或者率骑兵偃旗息鼓地绕到敌阵背后，突然杀入，将敌军分割成几块，然后包围住逐块消灭。这些都是骑兵的妙用。
后来对窦建德的虎牢之战中，窦建德就因为忌惮唐军骑兵的精锐，不管李世民如何百般挑引都不肯出战。李世民于是将计就计，假装马粮已尽，将马匹都赶到黄河北岸放牧，以诱骗窦建德误以为唐军骑兵已失去作用，大举来攻。李世民却及时将马匹调返战场，再次以骑兵阵后反击的战术大败窦军。这就是著名的“牧马之计”。
骑兵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更体现在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服之中。其中以平定突厥和平定高昌两役最具代表性。
骑兵的经验本来就来自突厥，如今要利用骑兵来对付突厥，当然必须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事才行。所以李世民继位后马上就积极加强训练骑兵。他一方面在陇右地区大规模养马，往往是引进突厥马种与中原战马杂交；另一方面则亲自在宫廷之内训练军士的骑射之术，提高士兵的战斗能力。
在太原起兵时，唐军仅有二千骑。到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回长安时，已率有铁骑万匹。到贞观三年底李靖出征突厥时，仅他一人麾下就有精骑一万，总体来说全军当有十余万之众，可见骑兵数量增长之快。
当然，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提高。李靖在平定突厥的定襄之战中，以三千骑兵高速进军，在颉利还自以为“靖敢提孤军至此？”时已攻破定襄，将他赶得狼狈逃窜，可见骑兵行动之迅速。
而在高昌之役中，骑兵还表现出对严酷作战条件的忍受能力。当时唐疆离高昌有七千里之遥，其中戈壁沙滩约占二千里，路上没有水草。所以高昌国主万万料不到唐军能跨越大漠来攻打自己。而当他听到侯君集所率唐军已兵临城下时，竟一骇而亡。当时高昌境内有童谣唱：“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反映了唐军骑兵的精良给当地百姓留下的深刻印象。
李世民对骑兵的战术运用主要是阵后反击的骑兵，他在继位后不止一次地总结过这一点。而李靖本人也以善用骑兵而受到李世民的重用。现存《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以李靖应对李世民提问的对话体，记载了二人的军事经验（李靖被封为卫国公），其中就包括了对骑兵战术的运用。此书后来被查实是一部膺作，据说是唐末宋初的无名作家根据二人的事迹伪造出来的。但也反映了二人对骑兵运用的一二。
后来明代刘基（刘伯温）在其所著兵书中，也曾以李世民指挥的战役作为战例来阐述他的军事见解，其中也包含有对骑兵战术的分析。
总而言之，李世民对待尉迟敬德，并不是单纯的爱才，而是建立在他对骑兵的重视之上的。其他如秦叔宝（秦琼）、程知节（程咬金）等在民间传说中甚为有名的所谓瓦岗英雄，其实都是精擅骑射之术的骑兵将才，因而也受到李世民所重用。只是民间传说所不知道的，是李世民本人并非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文弱书生，而也是一员骑兵骁将，其勇猛善战比之秦、程、尉迟等人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