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画里，祖父往往被塑造成一个放弃所有物质利好、穿着最简单衣服的圣人。但人们或许都不知道，祖父自己其实比谁都了解金钱的价值。他认为经济繁荣是印度独立的关键——倘若国民都无法养家糊口，那么国家独立于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静修院没有贫富差距，每个人都过着极简的生活。我们一起种菜、打扫厕所，以及坐在地上吃饭、学习、聊天。饭桌上没人服侍我们，我们都自带餐具，用完后自行清洗。因为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一样，所以没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少了些什么。祖父觉得，其实多数人很容易满足和幸福。只有当我们跟人攀比时才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更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消除贫富差距是在世界范围内消解暴力冲突的重要一步。我们倡导非暴力，但无法对不平等引起的民愤视而不见。
祖父的生活简单，但他会晤过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一九三〇年，他到伦敦参加英国政府组织的关于印度未来的第一次圆桌会议。和往常一样，他裹着手织的印度土布就去了，这是他自己声援贫苦农民的方式。此前“土布运动”已经在印度国内开展，英国的纺织业开始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通过自己织布来表达独立的呼声，英国也无法再从印度低价收购棉花而后用机器加工成布匹高价卖回给印度。
圆桌会议在白金汉宫举行，而祖父身着缠腰布和披肩到了那里。皇家士兵看他衣冠不整，不准备放他去面见国王。但祖父笑着说，如果乔治国王不允许，那么他走便是。这件事很快登上报纸——甘地衣不蔽体参加国王宴会——一则标题写道。这些记者一想到祖父会穿着土布凉鞋走过白金汉宫的红毯就兴奋不已，这意味着他们又有新闻可以报道。乔治国王穿着正式，上身是燕尾服，下身是条纹西裤，而玛丽女王则身穿一袭银色礼服伫立一旁。当被问到去见国王只穿土布是否太少，祖父打趣说：“国王一人的衣服就够我们两人穿了。”
祖父深知经济繁荣并非过错——他只担心富人不愿提携穷人。他自己无意敛财，但他明白他组织的项目需要经费。他便想了个办法。每次外出，成百上千的人向他讨要签名。他为赶来的所有人祈祷：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佛教徒。若是每个签名收费5个卢比（还不到如今的一毛钱），那么祖父的社会和教育项目便可得到支持。
我初次与祖父出行的任务便是收集签名本和钱，然后拿去让他签名。我很兴奋能为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那时“自拍”和手机照相还不流行，名人的签名相当宝贵。在收集了一天的签名本后，我自己也想要一个祖父的签名。但我没钱，也不知道祖父会不会为我破例。我告诉自己，我帮祖父这么多忙，问问也无妨。我便自己动手用彩纸做了一本签名本。那天晚祷结束后，我把自己的小册子塞进一叠本子里拿给祖父。我站在那里看他一本接着一本地签名，心想着他只顾写字应该不会察觉到异常。
然而，祖父对每一分钱都一丝不苟。他需要这些钱。所以当他看见我的签名本里没有钱时，他停了下来。
“为什么这本里面没钱？”
“因为那是我的本子。我想要祖父的签名，但我没钱。”
祖父笑了，“所以你想蒙混过关是吗？你为什么会想要签名呢？”
“因为大家都有。”我回道。
“不过，你也知道，大家都付了钱。”
“祖父，你可是我的爷爷！”我央求道。
“能有这样一个孙子是我的幸福，但规矩总归是规矩。既然大家都付了钱，那你也得照办。没有人例外。”
祖父的话让我很没面子。我怎么能跟其他人都一样呢！于是我回道：“祖父，总有一天我会拿到免费的签名。我不会放弃的！”
“是吗？”祖父眼睛一亮笑着说，“那就让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挑战开始。在接下去的几周，我想尽办法吵着闹着让祖父给我签名。我最喜欢趁他跟高官元首会面时冲进去，在他面前挥着我的本子。一天我故技重施，大声宣布立刻就要签名。不过，祖父没有生气，二话不说就把我摁在他胸口，用手捂住我的嘴，继续说话。与他会谈的政客一脸茫然，根本不清楚情况。我天真地以为祖父应该会就此息事宁人，但我错了，我不该挑战一个敢与英国抗衡的人。
但我没认输，连续几周都缠着祖父。有一回祖父的客人不胜其烦，不耐烦地说道：“你就给他签名吧，签完他就不会再吵了。”
祖父并没有听他的话。“这是我和孙儿之间的挑战，”他平静地说道，“您还是别插手了。”
祖父从来不会发脾气赶我出去。他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的挑衅根本没用。
有一次，为了让我静下来，他在纸上写了“爷爷”，然后跟我说：“这就是你要的签名。”
“这都不是你的名字！”我喊道。
“我只能写这么多了。”祖父说，语气里充满了坚定。
那时我才慢慢懂得祖父的意思。几天后，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免费拿到签名，便不再缠着祖父不放了。但我并没有感到挫败，我很自豪。我们相持如此之久并非为了几道墨水的痕迹，祖父的坚持其实又给我上了一课。既然祖父决定他的签名价值五卢比，那么就不应该因人而异。如果他免费给我签名，他自己就掉价了。而且，这次旷日持久的挑战让我看到，虽然我连五卢比都没有，我仍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祖父给我和给国家元首同样的尊重，他没在他们面前随便打发我。在他眼里，一个孩子的需要和一个首脑的需要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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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给我签名，祖父却给了我一份更大的礼物。他每天都会陪我聊一个小时的天。他行程太满了，连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时间。但其实只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一天能完成的任务远比想象中多。祖父让我把自己的时间表写下来，里面包括学习、玩耍、家务和祷告等项目，然后把表贴到墙上来警醒自己——生命的每分每秒多么宝贵。
祖父让我看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无论对待男女老少，无论他们贫穷富贵，祖父从不吝惜自己的爱和尊重。我开始明白每个人都需肯定自我价值。我们喜欢与人攀比，担心别人比自己优秀，然后忘了自己之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而一旦我们相信自己、肯定自我，就会认同和尊重周围人的价值，无论他们是何种社会地位，有无权力。
一部分研究祖父生平的学者将他塑造成一个反对进步和仇富的人，这无疑是对他价值观的严重误读。祖父看重财富，但全因钱财能够助人脱困，而且他不以财富衡量人的价值。他从不认为穿昂贵衣服、坐飞机头等舱的人比睡在大桥下的流浪汉更重要。我见过衣着简单的祖父和各国领导会晤的照片。那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得靠服饰和珠宝反映自己的价值，这在我看来相当愚蠢。祖父不需要华服美饰就能让世界看到他独一无二的价值。
由金钱和物质定夺的价值是肤浅的。要是有人在我面前炫耀自己的高档车或者大别墅，那么我肯定他的内心相当空虚。这种空虚无法用任何身外之物填补。而另一方面，太多的人因为被解雇或者付不起房租而觉得自己是废物。他们害怕自己的有钱朋友看不起他们，没钱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自我价值，什么是身外之物。
日进斗金的成功人士当然可以为自己的成就自豪，但倘若他们用存款衡量自己的价值便大错特错。事实正好相反。祖父说，“拜金和道德正如水与火，往往是此消彼长。”他并非指责赚钱不道德，或者穷人光荣。他反对的是不顾一切的敛财行为。如果金钱对你有意义，那么好好工作赚钱便是。但请记得，赚钱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
拜金和道德正如水与火，往往是此消彼长。
我的儿女和孙辈有部分继承了家族的衣钵。家里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家和专业人员，他们让我感到自豪。我的一个孙子在印度当律师，帮助解救被贩卖的女童。我的孙女用视频新闻记录在印度乡村行善的组织。还有一个孙子在美国行医。此外，还有一个在洛杉矶管理投资公司。他拿的工资高得超出我的想象，但他也会通过慈善回报社会。如我所说，我们不能光用金钱衡量人的价值。
祖父明白，没有钱就干不了大事——消除贫困和歧视、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都需要大笔的钱。他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自己，但他从不羞于寻求他人帮助。在初到美国时，我也想学着那样做，就想到开办非暴力的研究机构。我与妻子苏娜达商量，我们越是想到能开设的工作坊、研讨会和讲座就越兴奋。我们想把机构安置在大学校园，使它成为一个学院，于是我给数所大学的校长写信，告诉他们我的计划。没人回复。也许他们觉得这样的想法过于牵强附会，也许他们直接把信封丢进了废纸篓。
最终，一个同事将我引荐给田纳西州孟菲斯基督兄弟大学的校长。我去赴约时，他热情地为我提供免费住处和办公室。尽管他明说学校没有钱来建设这个学院，但我还是很兴奋——我们得靠自己。我都没想好未来将如何发展便答应了下来。
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我脑海中突然浮现祖父拿着布袋募捐、收五卢比给人签名的画面。签名！我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些值钱的东西：一沓祖父手写的信件，那时正塞在家中的一个盒子里。这些信是写给我和我的父母的。复印件都给了印度政府，岁月在原件上留下了痕迹，但我不懂如何保存它们。我应该藏着直到它们烂掉吗？这似乎不太对。祖父的信件应该由博物馆或者藏家保管，而我可以拿着换到的钱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祖父若还在世，肯定也会这么做。
我和一家拍卖行取得联系，它们的估价是十一万美元。现在梦想才成真了。一个好朋友帮我以慈善机构的名义注册了甘地非暴力学院。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会从拍卖所得里面捞油水，就让拍卖行直接把钱转到学院的账户。
信件正式宣布拍卖，那晚在密西西比半夜两点，我的手机响了。我昏昏沉沉地接起电话，根本没想到电话那头居然是印度总统办公室。事情坏了。我都没说话，总统秘书便指责我以祖父的名义行商，要求我立刻停止拍卖。我给对方解释自己的计划，但当时可能说得并不清楚，最后发现根本说不明白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总统发布了一则声明，谴责我滥用祖父的名声。然后我便收到了各种愤怒的骚扰信件。我彻底震惊了。那些不眠之夜如今看来竟成了罪魁祸首。我需要祖父的精神引导，但我听不见他的声音。
某天深夜，我想起祖父说过人的价值并无高低之分，所以他面对困境也会求助公众。于是我联系了《纽约时报》，希望能发布一篇评论版文章来澄清自己，并向读者求助。文章的标题是：“我该怎么办？”
文章见报后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抽空回复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我原先的计划。很多印度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很快舆论就站到了我这边。突然所有人都称赞我延续了甘地的精神。曾经恶意攻击我的人如今却为我鼓掌。
所有的争议或多或少吓退了一部分潜在的买家，最后信件只拍得原价的一半。讽刺的是，我后来才发现买家是印度政府，而早前回绝我提议的也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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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天赋，而这些才干不能只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要帮助别人，更要着眼于未来。一家珠宝公司在一则广告中说道，你其实并不拥有这款手表，你只是为下一代保管着它。高档钟表我当然不懂，但我知道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我们深层的价值。祖父常说，无论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才能——良好的教育、富足的家庭或者辛苦的奋斗——我们并不拥有这些才能；才能只是暂时寄托到了我们手中，只有在互相帮助中能够传递下去，给他人也给自己带来福祉。
几年前，我带着韦尔斯利学院的女生和老师到印度。我想让大家看看这里的新变化，看看一个人能为贫苦生活做多少改变。第一天我们去了孟买的贫民窟，之后坐夜班火车去一个制糖产业的小镇，希望能给予帮助。几天当中，我们走访了一些人群，住处都很简单。我们坐的是长途大巴，住的是没有浴室的宾馆——只有大桶的热水和冷水可用于洗漱。不久，女生们就开始抱怨，说她们想要舒服一点的床睡一个好觉，想要体面一点的浴室好好洗洗头。
最后我们去了一个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适逢房间打五折。我们在大堂等着房间被准备好，女生们都抑制不住兴奋。豪华就在眼前！她们一拿到钥匙就迫不及待地奔向自己想念已久的幸福生活了。
还没到半小时，就有人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居然是学生们，看起来忧心忡忡的。
“甘地先生，我们能换个不这么豪华的住处吗？”其中一个说道。
“怎么了？你们不喜欢这里吗？”
“房间是不错，但我们看见窗外都是破旧的棚屋，住在里面的人一无所有。所以我们住这里不合适。他们拥有得这么少，我们不能拥有这么多。”
看到她们有这份心，我很欣慰，但我还是坚持留下来。她们在这里的见闻会是很好的一课。“我们生活在安逸中，所以看不见世界的另一半。就像今晚，一旦看见了便挥之不去——我们本就不应该熟若无睹。这些印象可能会伴随你们一生，等以后你们回想起来就又有了为之奋斗的动力。”
有时我们面对世界的难题不知该如何是好。学生们不可能去到棚屋里，然后邀请那边的人到宾馆去住。但认识到差异是消除差异的第一步。或者说，第一步是去在乎那些棚户区的居民，看到他们生而为人的价值。学生们在那次旅行后对穷人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并非能够被集体忽视的一群人。他们也希望有舒服的床和温暖的浴室。
我敬仰比尔·盖茨，他从不因自己富有而觉得高人一等。盖茨基金的核心理念就是“生命等价”。它们正是心怀这样的理念救助世界各地的贫民于水火。它们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医疗和教育，保证当地儿童能够“生存繁荣”。比尔·盖茨也许是世界首富，但他深知自己的价值并不在此。他的富有全在他给予穷人的帮助中。
祖父经常说，我们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才能和好运。他肯定也想见见比尔·盖茨，然后感谢他为世界做的一切。祖父当然也会向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致敬，股价和股东分红对这些企业来说不是创业的全部。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印度孟买的塔塔集团——印度最大的集团之一，旗下有30多家公司分别制造汽车、钢材、咖啡和茶叶。公司成立于1868年，由塔塔家族管理至今，而家族一直坚持着“良心资本主义”。塔塔家族低调谦逊，每年都会从个人和企业所得中拿出相当一部分，为穷人提供纯净水，以及更好的农耕条件和教育机会。塔塔钢业位于贾姆谢普尔，公司几乎为当地员工提供了一切。几年前一位高层开玩笑说，塔塔集团致力于建设公共事业，提供住房、车辆和公共设施（例如动物园和医院），来到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不用带，带上妻子或者丈夫就足够了。
塔塔家族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是一个来自波斯（如今的伊朗）的古代宗教。而当另一个宗教掌权时，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众受到迫害，只得逃往印度。而当一船的难民到达印度西海岸时，琐罗亚斯德教徒问印度国王能否让他们留下来避难。国王指着桌上一只装满水的杯子说：“我的王国正如这只装满水的杯子，再容纳不下任何人。”
难民的领导便将一勺砂糖倒进水里，然后搅拌了几下。“我们的信众正如这溶入水中的砂糖，定会融入这个群体，并为其带去幸福甜蜜。”
国王明白了那人的意思，便应允他们留下，而琐罗亚斯德教徒兑现了当初的诺言，直到现在还在为印度人民谋福祉。
听这故事的人都会对一杯糖水的比喻会心一笑。但故事总归是故事。国王最初的回应其实与现在的我们并无差别。我们在面对难民、穷人、异教信众或异族人时，也无法做到理解包容。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每个群体各自的砂糖和香料呢？
想想那杯水和你的自我价值。你也能贡献自己的价值，让那杯水变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