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上人来车往，显得十分拥挤。我们的车子开进一条用草席搭成的隧道，就是在路两边还有上方用草席连接严实，形成了这样一条隧道。车子在隧道里慢慢行驶着，感觉就像是进了马戏场或者土著人居住的村子。出了隧道，来到一块空地，这块地从前是火车站。路面很低，车子在下坡行驶，路边河岸都挖了许多洞穴，步兵们就住在洞穴里。天色虽然很暗，但还是可以望见河对岸小山上空飘浮的奥军的侦察气球。我们来到砖厂旁停下车子，这地方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一个包扎站，我认识其中的三位医生。我去找少校军医了解情况，他说进攻开始后，我们负责往后方运送伤员，仍走那条草席搭成的通道，之后沿着山脊的大路，把伤员运到那里的一个救护站，这些伤员会另外再由别的车子运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少校希望路上不至于太拥挤，更不能被敌人破坏，用草席遮住就是为了保住这条路，因为这里的交通全靠它了。砖厂这里有河岸作掩护，情况不至于太糟。河上本来有一座桥，被炸毁了，意军准备炮攻时再搭一座，也有的队伍计划在河流上游水浅的地方直接渡过去。这些，少校都一一和我说着。他个子不高，胡须上翘，胸前制服上有两个勋章，这是他在利比亚作战受伤的记录。少校对我说如果战事进行顺利，也给我弄个勋章戴。我说希望战争顺利，并问他有没有比较大的隐蔽的战壕来安置司机们，他便派了一名战士带领我们过去。来到战壕，司机们都对这个地方很满意。安置好他们，我就去陪少校和其他两名军官喝酒，大家喝得很愉快，他们告诉我天黑就行动。我回到司机们所在的掩蔽壕里，他们正在聊天，看见我回来，谈话立刻停止，一个个盯着我看。我从身上拿出马其顿香烟来，每人递给他们一包，马内拉点燃打火机，依次把大家的烟点着。大家坐下来，我把听到的这些消息都告诉了他们。
“你说把士兵送到那个救护站？刚才我们下坡时怎么没有注意到？”帕西尼问。
“就在拐弯的那个地方再过去一点。”
“战斗一打响，路上一定不会太平。”马内拉说。
“是啊，他们没准会把我们炸个半死。”
“谁知道呢？”
“中尉，什么时候吃饭？咱们得吃饱喽，打起仗来可就没时间吃饭啦。”
“不清楚。我去问问吧。”我说。
“那我们可以出去转转吗？”
“最好别。你们还是待在这里吧。”
我去少校那里问他，他告诉我战地厨房快到了，到时候让司机们先来领食物，还可以过来借饭盒用。我想他们应该带有饭盒。我回去告诉司机们饭食还得等等，马内拉说希望能在进攻前吃到这顿饭。于是大家都沉默了——作为司机，他们都痛恨战争，同时也对战争充满恐惧。
我出去看了看外面的情况，又回到战壕里，我和四位司机都抽着烟，各自想着心事。外面一片漆黑，我躺在战壕的地面上，后背贴着泥墙靠着，好让自己放松休息一会儿。
“负责进攻的是哪一支队伍？”贾武齐问道。
“据说是意大利狙击兵。”
“有可能。咱们这里的部队可不够打响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役。”“士兵们知道吗？”
“他们当然不知道，否则他们都不去出击，那还了得？”马内拉说。
“他们当然会出击，谁让狙击兵都是一群傻瓜呢！”帕西尼说。
“狙击兵们纪律严明，而且个个都作战勇敢。”我说。
“这个当然，他们都四肢发达，但我还要说他们头脑简单。”大家伙跟着笑了。
“中尉，那一次他们不肯出击，结果每十个人中给枪决一个，你当时也在场吗？”
“不在场。”我说。
“这个倒是真实的。枪决当时是由宪兵执行的。”
“宪兵？哼，谁爱打谁打去。”帕西尼很不屑。
“要是大家都不要出击，这仗就不会打起来了。”马内拉说。
“士兵们不愿出击还不是不愿意去送死吗？那些军官一个个都娇生惯养似的。”
“有一些士兵和军官都冲出去了。”
“是啊，他们倒没有被枪决掉。”
“我有个同乡就是给宪兵枪决了，”帕西尼说，“他在军队里是个机灵鬼，长得人高马大，常常待在罗马，跟一些宪兵还有娘儿们混在一起。现在他家门口被持枪的卫兵把守，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探望也不行，他父亲还被剥夺了权利，不能参加投票选举。别人随时可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法律都不保护他们。”
“如果不这样谁会替他们卖命啊？”
“还是会有的，像阿尔卑斯山部队、那些志愿兵，还有狙击兵也有愿意的。”
“狙击兵不全是，也有贪生怕死的。只不过平时看不出来，一上战场就都露馅了。”
“算了，光谈这些有个球用？”帕西尼幸灾乐祸地说。
“大家别多想了，到时候专心开咱们的车。”我说。
“咱们这些谈话也不能叫那些军官听见。”马内拉接着强调。
“这仗迟早是要结束的。假如我们不进攻，情况会更糟糕。”我说。
“这战争已经够糟糕的了，还能糟糕到哪儿去？”帕西尼接着挖苦。
“万一我们要是输了岂不是要更糟糕吗？”我对帕西尼说。
“败了就败了，能有什么？大家都直接回家去不就得了？”他说。
“那敌人就会追捕你，毁了你的家园和亲友。”
“他们会绞死你，或者抓你回去做战俘，有你受不完的罪。”
“你们大概都还没经历过被征服、被统治、被欺凌的情景，所以也就无关痛痒，觉得这仗打不打都无所谓。”我说。
“中尉，可你也知道，”帕西尼说，“没有比这战争更糟糕的了，简直糟透了。我们都只是司机，不能亲自上阵去体会战争的残酷，可那些战士都体会到了，他们还要去拼命，打起仗来大家都疯了。战争就是人为造成的。”
“但它总会结束的。”
“不会的，战争永远也不会结束。”帕西尼摇摇头，口气很坚持。
“战争打不完的，双方老是这样斗来斗去，必须有一方先停止才行。就算我们赢了又能怎样？我们占领了圣迦伯烈山，攻下了卡索高原、蒙法尔科内，这些又能说明什么？更远处是那些绵延不绝的山脉，这些我们都能一一抢过来吗？除非奥军束手就擒。所以战争这样是打不完的，我们何不先停呢？即便敌人开进意大利，他们待腻了就会走的，他们都有自己的领土，又不会永远不回去。这样不好吗？”
“你真是个演说家。”
“我们只不过是司机。但即便是农民、小商人、医生，没有人会喜欢上战争的，大家都恨透了它。”
“只有那些统治者。他们都是些愚蠢的家伙，战争就是他们发动的。”
“他们还靠战争发大财呢。”
“他们根本就不清楚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只是因为他们太愚蠢、太自私，就盲目地打起来。”帕西尼显得愤愤不平。
“大家停下吧，当着中尉的面，说得太多了。”马内拉说。
“中尉正喜欢听呢。”
“开饭了没有，中尉？”贾武齐问。
我说出去看看，一直一声不吭的高迪尼也起身跟我出去。
“我能帮你什么吗，中尉？”高迪尼问，四名司机中他最沉默寡言。
“哦，一块儿去看看吧。”
夜色正浓，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峰间来回晃动，这是些装在大卡车上的大型探照灯，光线很强，照亮夜行的路。穿过砖厂，我们来到包扎总站。门口有一些枝叶作掩护，透过屋里的灯光，我看见少校正坐在木箱上打电话。我们进去，高迪尼站在我身后，一名上尉告诉我们，进攻提前了一个小时。我看到屋内摆放着几张饭桌、脸盆、药瓶和一些手术器械。我看到少校打完电话，就跟他说吃饭的事，他没听清，我又重复了一遍。
“还没有送过来。”他说。
这时一颗炮弹袭来，接着又是一颗，都在外边砖厂上空炸开，震耳欲聋，然后是坍塌的声音。
“有吃的没？”我问。
“还剩下一点面条。”说完，少校吩咐勤务把面条拿来，是通心面，我接过递给高迪尼。
“有干酪没？”
少校又很勉强地吩咐勤务拿来了一点干酪。我道过谢，少校吩咐我们最好别随便出去。外边来了两个抬担架的人，少校吩咐他们把伤员抬进去。少校手里拿着一把钳子，夹住一块纱布，两位上尉级军医也都脱掉外衣。少校吩咐抬担架的人，让他们出去。
“我们也走吧。”我对高迪尼说。
“现在正在炮轰，你们还是等停了再走吧？”少校说。
“他们都急着要吃东西。”
“那请便。”
我们冲过砖厂，远处河岸落下两颗炮弹，也都顾不上这些了。这时我们忽然感到一股气浪袭来，赶紧扑倒在地上，猛烈的爆炸声立刻响起，硝烟弥漫，尘土四起，我和高迪尼爬起身飞快向掩蔽壕跑去。我手里的干酪也已经蒙上了一层灰。掩蔽壕中三名司机正抽着烟，靠墙坐着。
“吃的来了。”我说。
“你们没事吧？”
“没事，我算是体验了一回危险。”我说。
“车子呢？”
“也还好。”
我拿出刀，把干酪脏的表皮切掉，再切成一块一块，放在通心面上，邀大伙儿一块儿坐下来吃。我们一个个挨着吃着，用手抓起面往嘴巴里送，再嚼一口干酪，嚼完又喝一口酒。大家贪婪地吃着，外面又有东西落下来，大地随之颤动。
我们继续吃着，外边爆炸声不时传来，司机们饶有兴致地讨论着爆炸的都是些什么炮弹。这时外边传来好像火车头开动的声音，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巨响。
“没准这是一门巨型迫击炮。”
“应该是的，中尉。”
“这个掩蔽壕不行，还不够深。”帕西尼说。
我很快就吃完了我的那份。这时我看到一道闪光，就好像炉子突然裂开，接着轰的一声，亮光由白变红，一股疾风扑面而来，让人无法呼吸，甚至简直就要窒息了。我觉得灵魂离开了躯体，不断地向外飘，我想我可能已经死了。突然我听到哀叫声，灵魂刹那间回到躯体上，我也就醒过来了。我听见有人在哭，而我自己也动不了了。地面已经给炸裂了，远处河两岸枪声混杂在一起，一颗照明弹升上去，在空中炸开，大地瞬间一片明朗。爆炸声相继传来，混乱中我还听到有人边奔跑边拼命呼喊的声音。我拼命拔出双腿，转身去摸那个哭号的人，原来是帕西尼。我终于看出他的双腿膝盖以上全给炸烂了，一条腿已经没了，另一条还勉强和身体连着，但鲜血混着烂肉到处都是。他拼命睁大了眼睛，恐惧地哀号着，接着一阵窒息，然后慢慢地呻吟起来，腿还在颤抖着。
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迟疑了一会儿，朝外边大声喊着担架兵，我想给帕西尼的腿上缠上绷带止血，但我自己却不能动弹。我又试了试，用手支撑身体向后拖，双腿勉强可以挪动了。我想把自己的衬衫撕下来却撕不动，正一筹莫展，忽然想起帕西尼裹着的绑腿布可以用——司机们都裹有绑腿布。我动手去解帕西尼唯一那条腿上的绑腿布，发觉已经不必了，他已经死去。我很颓然地松开手，又想起那三名司机，我得赶紧去找找。我坐直身子，脑袋里突然“嗡”的一声，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撞击着。我知道自己也受了重伤，腿脚湿淋淋的，我伸手去摸，才发现膝盖没有了，散落在小腿上。这一幕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我祈求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祈求上帝赶快带我们离开这该死的地方。也不晓得那三位司机情况怎么样了。这时我感到有人从背后抱起我，另一人过来抬我的双腿。
“还有四名司机，其中一个已经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中尉，是我，马内拉。我出去找担架，却没找着。你感觉怎么样？”
“高迪尼和贾武齐呢？他们怎么样了？”
“高迪尼已经送到急救站了。至于贾武齐，他正在抬着你的腿呢。中尉，你伤得严重吗？”
“我是双腿受伤了。高迪尼还好吧？”
“他不要紧，中尉，不用担心。这是一颗大型的迫击炮弹。”
“可惜帕西尼死了。”
“很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炮弹落下来，他们都立刻扑倒在地，却没有提醒我。“事情太突然了，我们当时都吓得惊慌失措。”
“你们抬好了，别又把我摔了。”我说，“你们受伤没？”
“一点点轻伤。”
“高迪尼还能不能开车？”
“恐怕暂时不能开了。”
到了救护站外，我和许多其他的伤员躺在地面上，同时还有许多人抬着伤员进进出出，包扎站里面灯亮着，人影忙碌，军医身上都沾满了血迹。死去的暂时都撂在一边了，幸存的伤员有的还在呻吟，但多数都在沉默着。夜越来越冷，寒风把包扎站门上的枝叶吹得沙沙作响。马内拉给我找来一名中士军医，他给我的双腿绑上绷带。中士说幸亏伤口上污泥很多，所以没有大量出血。他让我先等等，一会儿他们再过来给我医治，然后就进去了。马内拉告诉我高迪尼肩部中弹，头部也受了伤，现在在附近一道砖墙边休息。不过他和贾武齐都还能开车运送伤员，他们各自开车运走了一批伤员。英国救护队派了三部救护车，每车配司机两人。这时高迪尼领着其中一名司机向我走来。高迪尼脸色苍白，走路显得很吃力。
“你伤得重吗？”英国司机弯下身来问我。他个子很高，戴着眼镜。
“就是伤在了腿上。”
“上帝保佑你早日康复。”
“谢谢。”我说。
“你们有几辆车子没人开了，是吗？”
“是的。一名司机死了，另一名就是领你过来的这位，他也开不了了。”
“那你们的车子就由我们来开吧，你看行吗？”
“好极了，我也觉得应该这样。”
“车子我们一定会小心驾驶的，用完后我们会再给你们送回去。”他说，“你们的地址是206号，对吧？”
“对，地址没错。”
“这地方我去过，是个好地方。我还见过你，他们告诉我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来自英国。”
“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们为我们开车。”
“我们一定谨慎驾驶。这位司机很担心你，一定要我过来看看你。”英国司机看着高迪尼。高迪尼笑了笑。“现在都安排好了，由我们来接管你们的两辆车子，中尉，你们放心吧。”他说，“我现在就去找医疗队的大亨去，一定设法把你送回去。”说完他转身小心地向包扎站走去，因为地上都躺着伤员。他掀开门口的幔子，走了进去。
“他会好好照顾你的，中尉。”高迪尼对我说。
“你怎么样，没事吧？”
“我很好。”
很快，那名高个子英国司机领着两名担架员走过来。
“就是这位美国中尉。”他告诉那两名担架员。我说我先等一会儿，还有比我伤得更严重的，先抬他们。英国司机不管这些，对担架员说：“你们小心点抬，注意别碰着他的腿，他可是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大公子。”他们把我抬进包扎站，里面都在进行着手术。少校军医看到我们，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后又向我问好。
“你们赶紧好好医治他，他可是美国大使的公子，医治完要随第一批伤员运回去。”高个子英国司机用意大利语说。他又转过来对我说道：“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填好病历卡。不打扰你了。”他走了出去。我看着少校给伤员扎好绷带，手术完成，担架员把伤员抬出去。
一名上尉军医过来给我动手术。我被抬上桌子，闻到一股很浓烈的血腥混合着化学药品的味道。上尉军医很仔细地检查我的伤情，并询问我具体受伤情况，让旁边的中士级副官做好记录。“执勤时受伤，你把这一句加上，省得军法处说他是自伤。”他对副官说。“喝一口白兰地怎样？”上尉军医问我，“我现在先把伤口清洗干净，再缠上绷带。血凝结得相当好。”
副官正填着病历卡，抬起头问受伤原因。
“一颗迫击炮弹打中的。”我说。
“你确定吗？”上尉军医问。
“我想应该是的。”
这时军医在我腿上找到了迫击炮弹的碎片，他来了兴趣，把我的伤口涂上药。“疼不疼？”他问。
“还好。”
“这也不算什么，将来要比这疼得多。喝一口白兰地吧。伤口不必担心，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感染。你头部没事吧？如果头骨骨折，要防止发炎。”
“我也说不准。”
“我看还是把你的头包扎起来，免得又撞到哪儿。”上尉很快在我头上包扎完毕，绷带绑得很紧。
“手术完毕，祝你好运，伙计。法兰西万岁！”
“他是美国人。”
“哦，我总以为他是法国人。我一直都认得他。”上尉说。我自己却什么也不想说。他对我挥挥手，便有人过来把我抬了出去。
到了外面，中士副官很关心地询问了我的情况，然后说把我交给英国救护车。我很友好地对他道了声谢谢。我开始感到上尉军医刚才说的疼痛了，对周遭的一切都懒得答理。不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我被人用担架抬上了车。车上有很多伤员，我旁边担架上躺着的那个人，脸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鼻子在沉重地呼吸。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走过来对我说：“你好好休息，我会仔细开车，不让你感到颠簸。”我感到引擎发动，他爬上驾驶座，我们起程了。我躺着一动不动，伤口继续痛着。
车开得很慢，还不时停下，爬山时加快了速度。这时我感到有东西在往下滴，渐渐流个不停，便大声喊司机停车。
“怎么了？”司机停住车问。
“我上面担架上的人在流血。”
“现在我们也无计可施，不过山顶就快到了，我们还是赶紧过去吧。”车子又开动了，血依旧从我头顶上方的绷带内流进来，我挪动着身体，想避免血流到我身上，但还是有一些流进了我的衬衫里，我感到黏糊糊的。过了一会儿，血不怎么流了，担架上的人也显得平静下来。我身子发冷，腿疼得厉害。
“那个流血的伤员怎么样了？”英国司机回过头来问我。
“大概他已经死了。”
血还在不时地滴着，伤员没有一丝动静，似乎连呼吸也停止了。车窗外夜色如墨，寒风吹进来，冷入骨髓。到了山顶停下车，救护站的人把那副担架抬出来，又放入另一副担架，然后司机发动车子，我们继续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