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内涵与依据
金民卿[1]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紧紧围绕着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人民立场、根本动力和政治定力，强化理想信念引领、突出指导思想传承、深化实践经验提升、深入展开思想斗争，以提炼标志性概念为关键环节，建构了一整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话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本要求、奋斗目标、总体布局、战略格局、发展理念等作出了全面论述，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从习近平的共产主义观谈起，因为这个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依据和思想源头。
关键词：治国理政 共产主义观 理论渊源
一 习近平共产主义观与治国理政思想
讨论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之所以要谈他的共产主义观，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科学把握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需要正确处理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既要高举主义的旗帜，又要切实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高度强调要准确处理二者关系，以主义为引领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发展和巩固主义。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必须脚踏实地解决问题而不耽于空谈主义。必须在坚守主义前提下坚持问题导向，绝不能只看到问题，忘记了主义。
第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治国理政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全面系统地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应该回到本源上去思考，而不应该就事论事，这个本源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和理想信念。
第三，治国理政思想是共产主义学说在中国具体化的当代形态，是把共产主义学说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
二 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共产主义观包含丰富的内涵。笔者在这里概括性地谈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远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初心，永远不能丢掉的根本，绝不能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放弃了远大目标、最高理想，否则就会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当前，在国内和国际上，一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发现”或“制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中国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最终也会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这不是理论上的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第二，实现共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并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但并不能因为道路遥远就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不了，把共产主义看作海市蜃楼，放弃理想，不去努力，要是那样，共产主义就真的实现不了。共产党人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脚踏实地地工作，扎扎实实地努力。
第三，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2]他反复提醒全党同志：“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3]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和理论依据，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事情而忘记了根本，只关注当下而忘记了初衷，否则就迷失方向，失去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既是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又体现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确处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关系，不因实现最低纲领而忘记最高纲领，也不罔顾实际一味追求尽早实现最高纲领而忽视最低纲领，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第四，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真正共产党人的标志，更是我们党的好干部的首要标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每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继续发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坚决抵御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筑牢精神支柱，安定政治灵魂，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是有客观标准的，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第五，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就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精神家园，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并把深厚的理论和坚定的信念转化为真抓实干的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全党同志应该以党中央为榜样，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永远的“新常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
三 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理论渊源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根本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的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中国社会现实、规划未来社会发展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
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共产主义社会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而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得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科学真理，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做了科学预测和设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共产主义是个人自由得到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5]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性内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成分，进一步对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相对完整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建立在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上，建立在先前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想象，是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不是道德义愤下提出的空想。这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具有三大标志性特征，即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高度发达，人的发展自由而全面。
共产主义绝不是简单的理论抽象，而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走向现实的社会理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理想的观点，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但是仍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8]在发展理论的同时，列宁将共产主义理想推向实践，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走向国际性现实。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曲折，但这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共产主义依然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坚定这样的理想信念。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是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直接思想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等杰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习近平对毛泽东、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了深入全面的阐述，在继承的同时发展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
第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丰厚土壤。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包含丰富的共产主义思想因子，是继承和丰富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高度强调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滋养，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社会理想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理想建构。
中华民族是富有理想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和社会的向往，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计其数的社会理想，如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王道”、老子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尚同”、荀子的“尚贤使能，等贵赋、分亲疏、序长幼”，等等，其中尤以大同社会理想影响最大。《礼记·礼运篇》描绘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传统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对此孜孜以求。
大同社会理想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日益浸透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当中，不仅成为知识精英的文化价值追求，甚至成为社会大众对现实社会的判断标准，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呈现不同的形态，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理想牵引力量。尤其是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代表的近代发展形态，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青年毛泽东就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9]中就对康有为大加赞赏，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在信中讲道：孔子“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人们要达到“共跻圣域”的理想境界，“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这些说法同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描述近乎相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多年后，毛泽东在筹划新中国社会制度时还念念不忘康有为及其《大同书》。
特定历史际遇下共时态存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社会理想，虽然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也有着特殊的共通性，二者的差异融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从思想内涵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把握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要义，同时也融进了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元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
四 习近平共产主义观的时代依据
习近平共产主义观建立在对当今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科学把握之上。这可以用习近平的一个核心思想来概括，即“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10]这就告诉我们，“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并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特殊针对性的，是我们党对当代时代本质、时代特点的深刻把握，是在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基础上得出的重要判断。
第一，从时代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本质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这是我们全面深刻地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依据，否定了这个时代本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时代呈现许多新的特点，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而且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资本主义虽然正在经历严重危机，但依然保持着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资强社弱”“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在短时间内不会根本改变，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同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历挫折后正在复兴，但也面临诸多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但也有许多深层次矛盾需要克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第三，新的伟大斗争的内容是全方位的和综合性的，更是富于挑战性的，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站稳脚跟保持定力。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挑战；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向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各种弊端和阻力开刀，开展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伟大革命。在国际上，“一球两制”局面的长期存在决定了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反渗透、反“和平演变”、反“颜色革命”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我们既要和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要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开展新形势下的国际斗争。特别是要做好防止“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各项工作，而且要抓紧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
第四，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为此，必须牢牢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些党员干部甚至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不敢或羞于讲共产主义，这是党性不纯的严重体现，是本色变质的前兆，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共产主义不是遥遥无期，而是遥遥有期，“共产主义渺茫论”是极其错误的。对淡化甚至否定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和歪理邪说，必须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教育。
总的来说，习近平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时代依据，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依据和思想源头，我们需要深入把握，全面领会，贯彻到我们的研究当中。
深刻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题[11]
邸乘光[12]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领导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形成了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主题，也就掌握了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锁钥。首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其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再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紧紧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富有逻辑地展开的。
关键词：治国理政思想 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自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拓了治国理政新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在治国理政、领导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阐述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而且涵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推进事业发展的主题主线、目标追求、战略布局、发展理念、总体布局、强军战略、对外战略、价值立场等各个方面，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理解和把握了这一鲜明主题，也就从根本上掌握了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锁钥。
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亦即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既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和方向，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造福人民的伟大事业。它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意愿和期盼，凝聚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和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不仅使我们从中国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中，而且也使我们从国际观察和横向比较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正如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2012年11月举行的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和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亦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
众所周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通过党的十八大建立和形成的。而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实质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15]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在当前，就是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由此可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党的十八大赋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庄严使命。习近平同志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和自觉担当，他曾形象地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喻为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书写的“一篇大文章”，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6]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深刻思考、精心谋划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主题主线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就其相互关系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同志就此指出：“这个概括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17]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内在关系的阐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重大成果，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都是以亿万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为实践基础的，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非常注重总结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党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次系统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党的十七大，在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将党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总结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18]。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中得出来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我们党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中体现了这“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这“十个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是在科学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科学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从世情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前，我国发展呈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交织，问题错综复杂，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党情看，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一方面，执政党的历史地位赋予了我们党双重任务：既要把党自身建设好，又要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另一方面，长期执政既使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存在某些不利因素，特别是容易产生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问题。现在，从总体上说，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但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就是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科学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曾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19]“‘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0]“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这样提出和形成的，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也是这样产生和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所作出的战略擘画。
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紧紧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主题而逻辑地展开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应该包括主题主线、奋斗目标、战略布局、发展理念、总体布局、强军战略、国际战略、价值立场等。主题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贯穿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全部内容的主题主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全部内容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主题主线展开的。
1.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奋斗目标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奋斗目标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目标追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战略布局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战略布局即“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亦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强大动力，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法治保障，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政治保证，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和政治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谋划，“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21]。
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发展理念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还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导向。
4.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总体布局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总体布局即“五位一体”——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所决定的，是实现治国理政奋斗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律，适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的总体布局。
5.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强军战略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强军战略即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既是实现治国理政奋斗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力量保证。
6.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对外战略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对外战略即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为实现治国理政奋斗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有利外部条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7.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价值立场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价值立场即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从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既揭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也集中体现了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总之，不论是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来看，还是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来看，抑或是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内在逻辑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主题。
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董德福[22]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提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含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9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不同时代的实践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构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系列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了中国元素，贡献了中国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提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两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二是中国化进程中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前一个问题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均有过一些政治争论和学术探讨，它既是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前提性问题，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途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根本性问题，究竟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将马克思主义虚无化，抑或是将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不能有光明的前景。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习近平均给予了科学的回答，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11年6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23]这段论述从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立场、方式方法、途径视野、成果运用。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立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政治方向和根本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任何以“中国化”之名行“去马克思主义化”之实的做法，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将马克思主义定格化、抽象化就意味着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24]。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实现共产主义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虽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不能丢，这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和中国形态，具有当代性，要反映并指导当代中国的实践，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并立足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遵循。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现为全球视野下理论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复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具体结论，也不是关门主义，而是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视界交融中体现民族主体性自觉，即自觉地把民族主体性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先进性。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源于中国实践并指导中国实践，而要发挥其指导中国实践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大众化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让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理解、认可、接受、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强大功能。上述四个方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时隔五年，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原则方法和领导力量。在谈到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时，他批评了一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和模糊认识以及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和奇怪现象，指出党内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5]客观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一些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对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能不能中国化持怀疑态度，总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能反映当今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好使了。他们言必称西方，习惯于搬用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以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供给落后于现实需要的状况未能有根本改观。可见，习近平的批评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极具针对性的。上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和模糊认识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改进或纠正，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必将阻力重重，甚至迷失方向。
习近平又针对上述错误态度和模糊认识合乎逻辑地重点强调了四个“不能”：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过时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26]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和基于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但在党的历史上从未绝迹，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不仅会伤害马克思主义，而且会葬送我们的事业。实用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奉行的是“以我为主”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根据“为我所用”的原则任意肢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拿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装门面、为自己的行为撑腰，动不动就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寻找所谓“理论依据”，把自己想做的事贴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标签，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裁剪马克思主义，不仅戏弄了现实，而且碎片化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忘记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告诫，他们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借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时代演变的深刻性来贬抑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浮光掠影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愿或不能对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乱发议论，这不仅有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且因理论的不彻底失去了理论掌握群众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功能。习近平强调的四个“不能”，廓清了迷雾，辨明了是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从负的方面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 完整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为了避免所谓民族主义的误解，这一命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表述。因此，学界往往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指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片面理解。事实上，1941年9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7]的理论研究任务（以下泛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还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原本没有错，但关键在于如何结合？这个问题不讲清楚，“相结合”就只是抽象地结合，也就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就当代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第二十次、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总结讲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等，遵循理论与实践伴生共进的思维逻辑，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维度，围绕什么是相结合、如何相结合、相结合的目的与意义，完整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内涵，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即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习近平在2010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说：“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28]后来又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9]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遇到许多前人和他人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根本的表现为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破解发展难题，指引发展路径，达成发展目标。
所谓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提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丰富的实际经验，使之上升到带有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层面，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适用的持续的理论支持，彻底解决理论落后于现实、理论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母板可以遵循，也没有模板可以复制，其积累的经验丰富而独特，只有将其升华为理论形态，才能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所在。基于此，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0]
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伴生、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论源自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从中获得检验和修正；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双向互动，从哲学层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内含的方法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独特性、唯一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遵循的是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逻辑，其实质是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实践升华为理论的过程，遵循的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逻辑，它所反映的是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这是习近平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分析解决中国问题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也即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三 提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曲折中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胜利。当前，新一代共产党人正在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此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有待弄清楚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而是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此，习近平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深刻理解，提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1]这是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发出的一份倡议，提出的一项任务，它提醒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不能自满，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提升马克思主义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远未结束”，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实践发展、时代进步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在随后发表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连续提到八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其中开宗明义就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的紧密结合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就永无止境。[32]
习近平不仅发出了“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强音，而且就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具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哲学理论修养，形成了学理论、用理论的优良传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为构建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一段时间集体学习一次，学习、研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延续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每隔40天左右主持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十八大至今已集体学习三十余次，其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占了很大比重，如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七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第十一次）、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第二十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第二十八次）开展学习研讨，为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遵循。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首先做到“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追本溯源，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33]所谓“看家本领”，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看家本领”，也是党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更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看家本领”。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可见，在习近平看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首先解决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问题，只有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和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源”和“流”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会走偏、走样，这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和不二法门。
第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与矛盾，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习近平强调指出，当前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中的运用，“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34]。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35]
第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中的具体运用，还应该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的实际经验，不断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习近平对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着高度的自觉，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36]经济领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37]
第四，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三是来源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和“源”。习近平深谙中国先哲的格言警句，注重梳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那些超越时空的价值理念，多次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命题，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38]。这不仅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创新发展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问题。
四 对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讲话作出了明确的理论定位，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39]这一理论定位融通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从小到大依次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进行考量，集中阐述了习近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首先，致力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习近平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和极为丰富的哲学思维，凡是读过他的《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著作以及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人，无不为其精湛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论所折服。他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关系、滴水穿石原理、问题倒逼改革方法、供给侧改革任务、精准扶贫要求、合作共赢思想、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价值诉求等执政热词，无不折射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应该成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沃土，习近平从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出发，系统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胆子大与步子稳相统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统一、紧紧依靠人民与一切为了人民相统一等，不仅从唯物主义向度、辩证法向度、人本向度三个方面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且从方法论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40]他所强调并在实践中加以广泛运用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求实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人本思维、精准思维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
其次，积极倡导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4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规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及时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其中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关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关于命运共同体与合作共赢的理论等，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再次，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如何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一些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的曲折历史中加以阐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42]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正在从事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我们有责任面向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特色，阐述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发展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贡献的集中体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的思想
王宜秋[43]
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历史时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们习惯称之为毛泽东时代。后一个历史时期是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认识和评价，出现了重大分歧。一部分人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说成一团漆黑，认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和发展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和纠正；另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好于改革开放时代，否认毛泽东晚年错误，把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这两种看法虽然相互对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前后这两段历史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针对上述重大分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应和深刻的阐述。他反复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鲜明态度。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段历史不容否定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两大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必要前提。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1949年以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目标，旨在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纵观这29年的历史，我们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政治建设看，一是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四分五裂状态，国家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直到各基础单位。这种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三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一切进步事业。四是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从经济建设看，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中国比较成功地用世界7％的耕地和65％的水资源养活了世界1/5以上的人口。这一时期，实现了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1952～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1949年以前的任何一个高增长时期。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0％。即便是按照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统计，这个数字也为44％。我们可以做个比较，1929～1936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而麦迪逊给出的这一时期GDP年平均增长率也不过只有15％。[44]这一时期，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文化建设看，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建立的3000多所科研院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拥有的某些尖端科学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建设看，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标的主要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巨大成就。世界银行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的一份考察报告认为，总的来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极端贫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等，在中国已差不多消除了。
从军队和国防建设看，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不断推进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历史，建立和发展了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强大国防力量，人民武装力量体系逐步形成和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不断取得突破。
从外交和国际影响力看，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执政党的建设看，巩固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党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执政条件下要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党勇于正视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加以解决。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党注意总结经验，坚持真理，最终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当然，我们说浓墨重彩地描绘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是要遮蔽这个时期发生的失误错误和曲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建设任务艰巨繁重，又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既有经验，1957年以后我们党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把这一时期放到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去看，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新中国成立后29年间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
二 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段历史也不容否定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此为转折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倡导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指明了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观点，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理论概括，从根本上扫清了束缚人们的思想障碍，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良好开局。3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第一，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第二，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飞跃。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十，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三，成功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社会保障事业从低层次到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进的时期。
第四，实现了由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大转变，社会事业取得了大发展大进步。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当家做主权利得到了更好保障。
第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第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了重大步伐。
第八，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九，全方位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十，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上述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
三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着重大区别，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所谓重大区别，主要是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有着很大差别，也包括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内外条件、实践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学者把它们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在思想理论上，我们党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以前不完全清楚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准确把握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第二，在方针政策上，我们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盲目追求所有制“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中解放出来，确立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三，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45]在上述这些差别中，有些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例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发展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等等。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又是相互联系的，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必须加以强调的。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贯穿着一条“探索”的主线，它们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也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毛泽东及时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及党的八大文献，集中反映了探索中的初步思考和认识，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关于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关于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许多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时代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重要经验。即便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其深刻教训成为党的一笔特殊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些教训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实践探索，虽然面临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大不相同，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着很大差别，有的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区别，但是，不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坚持和追求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活的灵魂。
总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后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看不到它们的变化，就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看不到它们的统一性，就不可能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们的变化把两个历史时期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而它们的统一性又把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它们共同成为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组成部分。[46]
四“两个不能否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落脚点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时期以来，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错误思潮比较盛行，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竭力把毛泽东时代妖魔化，全盘否定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无限放大这一时期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其核心是否定毛泽东。因此，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就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习近平同志针对党内外国内外“非毛化”的错误思潮，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对待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和主张。他提出：“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47]
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错误思潮，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其要害是抽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目的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上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给予我们政治上的警醒。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就要从理论上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就要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就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大胆地探索和试验，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出现矛盾和问题在所难免。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当前情况看，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党和国家工作中还有不少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有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的是旧体制下积累和潜伏的，有的是新旧体制交替和摩擦产生的，也有的可能是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来工作失误而造成的。它们是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出现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它们是属于体制内的，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的；它们是前进中、发展中产生的，只有坚持全面改革开放才能得到解决。绝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而无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绝不能以出现矛盾和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全党要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否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是我们绝不能含糊和动摇的。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断为依据，科学地研究毛泽东
郑萍[48]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辩证、历史、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再一次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澄清了思想认识，确定了方法观念，成为新时期广大研究者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基本遵循。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 两个不能否定 历史虚无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其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不可撼动；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不可否定的当代价值。而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贡献者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从来不容轻视。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对毛泽东的评价立场、感情态度，往往成为判断其政治倾向与立场的观察点。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国内外出现的种种争论，自然要体现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各种“挺毛”“去毛”的争论，波及意识形态、具体事实乃至研究方法等各个层面，甚至出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歪曲丑化毛泽东的奇谈怪论，最终多体现在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毛泽东思想，最终指向是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评价和科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事关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对此，有良心的正直的研究者呼吁必须廓清相关的错误看法，澄清被颠倒的是非问题，并有一些学者逐渐开始了这项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时而出并高屋建瓴地提出意见引领研究大势的，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一 学习研究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特别是2013年以来，恰逢毛泽东相关的多项纪念活动的节点，因此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乃至社会上，对毛泽东研究均呈现持续热烈之势。此间，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理论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在“讲话”中，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认识高度，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作出了新的概括，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系统性阐发。习近平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把毛泽东置身于近代中国以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伟大复兴的历程中、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置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对毛泽东作出了全面、客观的评价。习近平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是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一论断贯穿历史与现实，是迄今为止对毛泽东终生成就最浓缩的高度概括，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基本认识。习近平的“讲话”还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仍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习近平“讲话”没有回避晚年毛泽东的错误，重申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所作的评价，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49]。同时“讲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也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习近平说：“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的这一论断，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的“讲话”是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全面客观明确阐述的又一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历史地科学地对待毛泽东研究，坚定不移地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再一次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澄清了思想认识，确定了方法观念，为今后科学研究毛泽东树立了典范，应当成为广大研究者遵循的指导思想。
“讲话”发表以后，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高度关注，国内主要毛泽东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在各主流媒体刊文解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的《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认为讲话有不少精彩之笔，关于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和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就是其中的一大亮点。“讲话”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针对毛泽东评价中的一些噪音杂音，提出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作立身之本。这篇重要讲话，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认识高度，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样的重大问题作出的全面阐释。[50]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欧阳淞认为“讲话”是“科学对待历史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强的政治定力、科学的历史观、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开辟未来的又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重要文献。[51]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曲青山认为“讲话”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历史和领袖人物的郑重态度”，“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作了一个新的重要表述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提出了正确认识和看待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新视点：“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研究我们党90多年历史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道路决定命运”；提出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根本要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52]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柳建辉、李庆刚两位教授执笔的《坚持唯物史观，科学评价党的领袖人物》认为“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史论结合，鞭辟入里，是一篇科学评价党的历史与领袖人物的重要文献”[53]。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唐洲雁的《宽广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认为“讲话”“是一篇充满实事求是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文献”[54]。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的《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评价历史》认为“讲话”体现了敢于承认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正确分析失误和错误产生的原因，坚决纠正错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的态度，“提出和阐述的全面正确的历史观，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正确看待党和国家的历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5]。
此后，辩证、历史、全面、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大胆回应一些攻击、丑化、污蔑毛泽东的错误观点思潮，成为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为基本遵循，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成为热点话题，并存在一些混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朱佳木《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30年”》[57]、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58]等论述了二者的逻辑连贯性，主张不能相互否定。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表明了态度，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揭示其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认为这二者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59]他明确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论断。他还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60]。在“讲话”中，习近平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又讲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积累了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这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习近平的这些论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性、连续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唯物史观。
关于两个30年的讨论，中心还是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捷在《求是》发文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要抱着一脉贯通、接续发展的眼光研究党史和国史，用科学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而其核心就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决议》，旗帜鲜明地同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和言论作斗争。[61]中共党史研究室撰文《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时，也不能人为夸大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更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这样做，既违背历史事实和人民意愿，也势必造成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6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齐彪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6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在《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辩证关系》一文中指出，要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头30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大胆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有些虽未实行，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虽历经挫折，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64]也有学者，如李韬、林经纬更明确地指出，那种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妖魔化，否定毛泽东，这是对改革开放的曲解，它迎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依据习近平的“讲话”，发表了《科学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一文。作者指出，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继承和发展地对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也就不可能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作者认为，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并将二者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需要解决三个基本认识问题：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曲折和发生曲折的历史；关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历史地位与意义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习近平关于党史国史作出的明确的重要阐述，对于科学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和认识前提。[66]海外一些学者也不乏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研究。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东红就撰文介绍了海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连续整体论”的情况。[67]
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不能选择性地对待历史，不能隔断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的态度。
三 学习总书记的科学方法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搞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在“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示了一种科学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他强调必须综括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因素，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他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既不能把他们当神一样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在此把对领袖人物、对毛泽东的态度提高到是否历史虚无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讲话所强调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能否科学认识、客观评价毛泽东的方法论分水岭，也为研究者自觉抵制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指明了正确方向。
攻击、丑化、污蔑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自2013年以来，有更多的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报》自2013年起陆续刊文批驳文章。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捷《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2013年10月14日）是国内权威学者首次对该书进行的公开回应[68]，对书中展示的许多事实错误进行了澄清，并指出该书“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称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可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2013年10月23日）一文，驳斥依此对毛泽东进行人格攻击的言论；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2013年9月9日）一文，指出《墓碑》一书在死亡人数统计上的数据错误、逻辑错误和计算公式错误；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谢加书《毛泽东是否说过“死3亿人没关系”》（2014年8月25日）；2014年出版的由李慎明、李捷主编的《还历史的本原》[69]，收入了如Monash大学教授孙万国《毛泽东的“手枪冒烟”了吗？——质疑〈大饥荒〉作者冯克的学术造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泽东万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为毛泽东〈矛盾论〉辩诬——对“〈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的回应》等。此外，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剖析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谎言[70]；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研究生吴璇共同撰写《“〈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谎言实质》一文，揭露了近年来网上流传称《毛泽东选集》大部分文章为别人所著的文章的谎言实质[71]。
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谬方法表现为，或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以揭秘之名行曲解之实，或颠倒黑白、通过无限上纲达到全盘否定的目的。[72]正如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指出：真实的历史细节需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说明，细节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性，历史虚无主义是将细处错误扩大为整体，虚无化了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73]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假借学术研究，以所谓实证史学、细节考证的面貌出现。而上述这些文章秉承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采用了真正科学的实证性考证研究，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者假考证、真虚无的有力回击。这些研究者有针对性地选取流传较广的错误论点，从历史史实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把毛泽东放到时代背景中去审视，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深入追究，摆事实讲道理，用科学论证来说话，有理有论有据地回答和澄清了一些事实真相，正面回击国内外一些人对毛泽东进行的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故意贬损、恶意攻击，还原毛泽东的人格和思想的真实面目，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与真容。
关于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张明分析“当前毛泽东研究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关键原因在于毛泽东影响的持续性‘在场’”[74]。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仓指出：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是通过抹黑党的领袖人物和共和国的历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卫国战争。[75]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尚庆飞则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透视》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与发展，并非单纯“去政治化”的学术问题与理论争论，而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路径与走向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直面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歪曲与否定。[76]
总之，我们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想和方法论，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更多更强地彰显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从中西现代化道路差异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时代价值
刘晨晔[77]
摘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创新发展，它们共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意涵和价值追求，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较，彰显独具特色的现代性魅力：突出公平正义价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破解“公平与效率悖论”，书写公平与效率的合题；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文明资本的融合创新奠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靠制度力量塑造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创新大国崛起经验，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就大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让中华文明在21世纪带给人类新鲜气象和宏大福祉。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对21世纪处于困境中的现代文明提供的有益思想资源，是人类走出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有益价值引领。
关键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公平正义 共同富裕 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准确理解和科学定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括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的丰富意蕴和时代价值，是理解和把握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走向和前途、评估和权衡中华民族福祉和命运、鸟瞰和透视当下中国政治生态、回应和整合意识形态领域纷争的最富于信度和效度的平台。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理念的疑虑不解、无知误解和故意曲解始终存在，近年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心理积习和思维惯性，总是以西方经验为圭臬衡量中国发展道路，要么高唱中国道路的“西化”凯歌，企图以“救世主”的姿态邀功领赏，占有和享受中国道路结出的每一颗果实；要么苛求中国道路难以避免的转型期矛盾及其伴生问题，以西方价值观贬抑中国道路及其价值观选择，乏味重复“和平演变”的老调；国内全盘西化派与之遥相呼应，内外联动，上演一出出有失国格人格的拙劣双簧戏。国内还有另一部分人，因看到社会转型期伴生问题和由此引发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的现实，就一叶障目，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选择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感到悲观失望，产生忧虑改革甚至抹黑改革的观念和言论。
国际国内的严酷现实提醒中国学术界，必须深入研究中国道路，客观解读中国经验，准确展示中国的国际形象，让更多的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本文努力透过习近平执政以来所展示的治国理政理念，并联系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相关理念，在与西方价值观及其引导的发展道路的对比分析中，回应对中国道路的各种疑虑不解、无知误解和故意曲解。
一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书写公平与效率的合题
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历史终将证明，这场深刻历史性转变，绝非西方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翻版，必将开辟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式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基础，并孕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大突破。
（一）西方发展道路是效率开路的道路，虽然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奇迹，却极大地牺牲了社会公平正义，令几代社会弱势群体和落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付出血汗代价，甚至是生命
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主要靠建立在现代工厂基础上的生产技术革命（核心是动力机械技术）和科学管理革命奠定最初基础，它的直接役使对象却是广大工人阶级。这种工厂化生产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大自然的限制，一年春夏秋冬寒暑交替，四季阴晴雨雪变幻，一日昼夜循环往复，均不再影响工厂生产，人类生产活动终于可以一年四季24小时全天候开展。这是人类文明巨大的福音，却给劳动者带来了持续上百年的灾难。因为，最初管理工厂的多是尚未抖落干净身上泥土的农民企业家，他们还缺乏现代管理的战略眼光，大都以传统农民思维方式应对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他们人性中压抑已久的物质贪欲被机器大工业生产骤然放纵，加之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在欧洲大陆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对劳动力的高效率利用：平均每天劳动14～16个小时，赶上加班加点连续工作20～30个小时的情况也不罕见；对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工厂主却可以不管不问，就有了那令人窒息的“再生毛料洞”；但在劳动力的工资问题上，工厂主却是斤斤计较，想尽办法压到最低；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工厂主竟然大量雇佣童工，严重摧残了未成年人的健康。劳动者就像榨油机中的黄豆或橄榄，工厂主不把他们彻底榨干绝不会罢休，工厂主对雇佣劳动力的利用效率之高令常人无法想象。但对劳动者来说，这是人为制造的极端不公平。他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工作，最终落得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睡无床席。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生动描绘了当时英国大城市的工人聚居区的这种场景。人尚且如此，大自然更是无辜受害者。泰晤士河是世界上最早被污染的河流，英伦三岛的自然资源最早被过度开发，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在对经济效率的疯狂追逐中不断加剧，大量生产的商品换来的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关注效率与公平，努力破解公平效率悖论，探寻公平与效率的合题，开辟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新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起步，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效率，并在这一追求的路上，找到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探索和深化过程，其间不乏犹豫和徘徊，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片面追求效率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痛恨、担忧和疑虑。所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特别关注效率与公平的互利双赢。一方面，他很重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主张依靠科技进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公平正义，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无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多大，只要出现两极分化，那改革就失败了。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危险，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两个大局”的论断，作为保障共同富裕、维护公平正义的战略对策。事实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确存在忽视公平正义问题的情况，使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一度逼近5的警戒线值。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此后，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惠及民生的政策，诸如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农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区域一体化，出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原地区崛起、红色根据地旅游业发展繁荣等战略；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描绘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发展城市最低社会保障，实现农村社会保障零的突破和渐进发展；改善农民工待遇，在农民工户籍、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探索有效落实相关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继续以往的政策思路，并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和新任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维护公平正义的新任务。
首先，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视角阐释公平正义理念。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共享发展是习近平发展观的核心。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8]在后来的讲话中，高频重申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真正“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确“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79]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80]。
其次，从防止少数人特权和保障公民发展机会均等角度阐释公平正义问题。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更多关注企业家和大老板，忽视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广大社会弱势群体，人为加剧两极分化。有学者指出，这种情况有固化趋势，正逐步堵塞普通百姓家庭及其子女平等追求社会成功的道路。针对这一类社会问题，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想想困难群众，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发生旧社会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81]同时强调：“我们党提出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82]
再次，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角度阐释公平正义问题。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83]只有依法治国才能有效维护公平正义，尤其“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84]。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政法战线及其公职人员无疑肩负着神圣使命，必须“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85]。为此，习总书记提出，一方面，要“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进一步提高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另一方面，“要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着力提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着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着力提升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着力提升政法队伍拒腐防变能力”。[86]
二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文明资本的融合创新奠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产党人对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全新探索，也是社会主义开辟的走向现代社会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的根本区别所在。在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时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社会难题。中国发展道路，尤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西方发展道路是野蛮资本与私有制合谋开辟的道路，恣意放纵资本残酷剥削的内在本性，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条道路有两大具体表现：对内主要以圈地运动等方式对农民残酷掠夺，对外主要以殖民贸易和殖民统治等方式在落后国家屠城掠地，攫取不义之财
中西方古代历史上都出现过圈地运动，但本文这里所讲的是近代发端于英国的圈地运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环球探险航行的成功、美洲大陆的发现，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巨大的利益促使许多不法商人圈占土地养羊，导致圈地运动的兴起。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他们变成新贵族，也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圈地10万英亩，约占该郡土地的2％。大部分圈占地变成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地的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60％。[87]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羊吃人”。马克思因此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8]
欧洲列强是殖民掠夺的始作俑者。地理大发现后，西欧国家向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进行的领土扩张和殖民掠夺，为西欧的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并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初物质基础。然而，帝国主义殖民活动给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葡萄牙殖民者直接抢劫殖民地人民的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1493～1600年，仅从非洲就掠取了黄金276吨。西班牙是和葡萄牙同时兴起的殖民国家，据官方统计数字，1521～1600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有18000吨，黄金200吨；到16世纪末，西班牙已拥有当时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而16～19世纪整个殖民活动高峰期，西班牙从美洲总共获得了约2500吨黄金和100000吨白银。[89]
希顿在《欧洲经济史》中记载道：“（在秘鲁），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司的黄金。他们找到用黄金铸成的四个美洲鸵大雕像，和十二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作为赎金，国王交出一间装满黄金的屋子。国王的臣属在自己的花园里、宅第中和寺庙里，有着金制的花、树、鸟、兽。他们用的器皿也是金制的，桌上铺的是二十英尺长、两英尺宽、二指厚的银桌布。”[90]
血与火中的疯狂掠夺、棍与棒下的奴隶劳动，使得大批印第安人不堪折磨而死去。只不过一个世纪稍多一点的时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从25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在秘鲁则减少了95％。拉斯·卡萨斯估计，1495～1503年新大陆的群岛上消失了300多万人，他们或死于战争，或被送到某地当奴隶，或被矿井、其他苦役所吞噬。[91]
马克思曾经引用托·约·邓宁的论述描绘资本利益驱动下资本所有者的疯狂，是对殖民主义者们罪恶行径的生动描绘：“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9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探索文明驾驭资本之路，注重发挥好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作用，以最大限度释放资本的正能量、遏制其负面效应，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并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自发性本质，并构想了计划经济新体制，以克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采纳并实践这一体制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中国也不例外。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警示我们，单靠政府一只手，很难高效配置社会资源，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和效益，以保障高水平共同富裕。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野蛮性的同时，也高度重视资本的文明面，肯定了资本逻辑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创生新社会体制、推动全球化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延续和践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文明面思想的逻辑，以此为21世纪社会主义体制注入发展动力、增添发展活力，确保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在此基础上，同时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这一目标正在化为现实。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人均量也已跻身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2016年6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2015年组织内186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国已从83位跃升到76位，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条件日益成熟。但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依然比较脆弱，保障机制还缺乏效率和力度，落实共同富裕目标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在民族复兴道路上，肩负起打造和完善当下乃至今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体制和机制的使命，提出一系列高屋建瓴的应对思路。[93]
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核心是贫困群体脱贫富裕的问题。所以，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频繁出行，调研扶贫脱困落实情况及其效果。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30余次到国内各地考察，有一半以上涉及扶贫开发问题。在2016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使用了“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等概念来定位政府扶贫工作，更加表明党中央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决心与信心。
首先，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努力回答的根本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总结极左年代的教训，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发展，邓小平又指出，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明确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目标，并探索相应的制度化保障。这一目标及其制度化保障也贯穿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河北省考察时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4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首个“扶贫日”之际作出重要批示，重申“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5年6月，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再次阐述同一观点，并指出，这“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同年10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94]党的十八大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落脚点在“共享”。“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是明确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落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95]。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关于落实共享理念有效制度安排的总体思想，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一系列体制和制度，诸如，定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鼓励发展农村产业化制度、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事关民生福祉的制度体系，以制度的刚性规制力量保障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实现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中国共产党人有幸肩负起这份祖先赋予的使命，并在自己手中将其化为现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我们依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对此党中央有着冷静客观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96]不同行政区域如此，个人家庭也同样如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下一家一户，一丁一民，这也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全面”一词的题中之意。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97]。在2015年中共中央扶贫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98]
再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人口大国，历经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密切交往，共同的地理疆域、共同的传统文化和共同的谋生使命，融合成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民族，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问题不仅涉及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及祖国统一，也事关作为整体的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利益与福祉。因此，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出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央这么重视民族工作，这么重视脱贫工作，就是要更好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更好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更好凝聚各民族智慧和力量，各民族一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99]民族团结与共同富裕是荣损与共的血肉关系。一方面，只有56个民族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另一方面，只有踏踏实实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确保各民族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关系才能和谐融洽，共筑民族复兴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论定：“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民族团结的根本。”
三 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就大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大事实。因为有西方列强扩张掠夺的历史教训，“中国崛起”引发国际社会担心与疑虑完全在情理之中。中国政府将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创造性地开辟大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用事实回答各种“中国威胁论”，在21世纪树立中国新形象。
（一）西方大国崛起的道路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连绵不断霸权争夺战铺就的血腥道路，靠战争征服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让人民成为统治者争夺权力的炮灰，严重破坏世界和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国际社会开始热炒一个老概念，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在国际关系史上，“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它描绘的是大国之间关系的状态，事关战争与和平问题。在西方，它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和统计，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6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2例。即使是在没有发生战争的4例中，只有两例才可以说是和平的权力转移或者共存。[100]也就是说，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而合作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是“非常态”。
事实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发展历史的生动描绘。自近代资本主义在欧美开拓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新的一轮深刻社会大转型，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兴大国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霸权争夺战。在这500多年间，欧美主要大国之间，诸如英、法、德、俄、美、荷、西、葡、意之间几乎没有没发生过霸权争夺战的先例。很多时候是诸大国之间组团展开血腥厮杀，以夺取或巩固大国地位，维护大国利益，最典型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甚至把战火燃烧到毫无关系的第三国，给该国人民带来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典型的如日俄战争。这些战争大多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纯属于“狗咬狗的战争”（列宁语）。但它却开辟了国际关系史上一个极坏的政治逻辑，即大国崛起必有一战，人们对大国崛起的疑虑由此滋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追求实现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构建和谐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开辟大国和平崛起新道路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政治立场和政策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创建新中国时就公开宣布奉行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见到斯大林，首先提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101]后来，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立足于这一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外交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吸纳了不结盟精神，确立和实践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一直延续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成为当今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与前两代领导集体不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的世界战略和外交政策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时代呼唤中国的大国外交新思路和新战略。面对“中国威胁论”的泛起，江泽民、胡锦涛提出大国和平崛起、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被国际媒体热炒，锋芒明显指向中国，是另一种更具挑战性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必须作出带有长远战略性的回应。面对这一现实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战略大思路。2013年4月，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首倡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102]，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落实举措[103]。次年11月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又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习近平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世界大势，提出我们要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有现实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支撑，这也成为近年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致力焦点。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系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一是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04]中国政府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努力。
总之，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必将彰显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超越性，在国内，超越西方国家残酷剥削、两极分化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探索公平正义崛起之路；在国际上，超越了西方国家战争掠夺崛起之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崛起之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根本保障就是创造中国现代性，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有益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融合与创造性转换的新现代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正是这种思考与探索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是中华民族对21世纪处于困境中的现代文明提供的有益思想资源和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有益价值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