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在秦汉时期进入重要阶段。在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面貌的异同为人们所关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来到吴越地方。据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立石刻，颂秦德”。这一篇幅仅次于琅邪刻石的政治宣言写道：“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彰。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会稽刻石当然首先体现了“颂秦德”的政治宣传原则，所谓“皇帝休烈”，“德惠修长”，“秦圣临国”，“圣德广密”，都是高度自我颂扬的文句，但是其内容特别表现出重视风俗的主题，这与秦始皇此前各地刻石是明显不同的。所谓“宣省习俗，黔首斋庄”，似乎提出了新的行政任务。具体的要求，包括：“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直指与秦地最为遥远的地方，风俗“淫泆”与道德“廉清”的严重对立。秦始皇提出的“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以及“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的要求，是要以国家力量约束风俗，修正风俗，改造风俗。琅邪刻石曾经说到“匡饬异俗”。而会稽刻石明确强调“男女”“内外”等具体规范，以“法”“令”“轨”“则”等行政方式强行要求遵守。另一方面，指出“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以及“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告知全社会“习俗”与“太平”“常治”的关系，也就是“风俗”与政治的关系。这是相当深刻的社会认识，也是相当高明的政治理念。
越文化的风俗形式与秦文化的风俗形式究竟有怎样的不同，是否有明显的高下差异，现在并没有明朗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明。以为会稽刻石有关“宣省习俗”“禁止淫泆”的内容指向越地风俗的落后，这样的认识已经为林剑鸣先生著文澄清（林剑鸣：《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7期）。党超再作考论，指出“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语，说明相关规定“是对全国生效的”。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同意的。
“汉承秦制”的说法较早见于《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魏书》、《续汉书·舆服志上》与《舆服志下》，又有《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就执政集团的风俗观念而言，汉王朝也是明显地继承了秦王朝的。
“风俗”被执政者看作行政成败的重要背景。《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说到对地方“风俗”的熟悉，是执政的重要条件。晁错就明确说过，“知其习俗和辑其心”，是民众管理的基础（《汉书》卷四九《晁错传》）。“使行风俗齐同万国”（《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也曾经是中央王朝考察地方、管理地方的行政方式。
党超研究秦汉风俗史、风俗观念史，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思考。将政治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有关风俗的内容，认真分析，综合考察，当然可以有新的发现。由此也有益于认识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秦汉政治发明与制度创成阶段的历史主流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更真切、更具体的认识。党超以“社会软控制”的语言方式总结相关历史文化现象，可能是合理的。《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河西地方民众构成复杂，“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然而地方官管理，以边防军事为先，“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班固总结说，此“俗”之“和气”与“政”之“宽厚”有关：“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所谓“宽厚”，“不苛刻”，也许就可以实现成功的“软控制”。
“习俗颇殊”，《三国志》卷五三《魏书·薛综传》的说法是“习俗不齐”。薛综所谓“山川长远，习俗不齐”，可以与《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对照理解。
有的古代民俗史学者、文化人类学学者愿意以“礼俗”一语指称社会规范与民间习俗。“礼”往往被正统政治力量利用，借取政治强势，以政治文化、政治道德的力量，对民间社会“俗”的方面实现引导、限定甚至压抑的作用。也就是秦始皇时代政治语汇所谓“防隔”“匡饬”“禁止”。《汉书》卷二四上《礼乐志上》说“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即“礼乐”“教化”成功制约“习俗”，则可以实现大治境界。而相反的情形，即秦政的失败，是由于“习俗薄恶，民人抵冒”。颜师古对“抵冒”的解释是：“抵，忤也。冒，犯也。言无廉耻，不畏惧也。”也就是说，“习俗”“风俗”控制的不理想，则容易诱生对政治权力的“不畏惧”，甚至导致暴力反抗。《礼乐志》所谓“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又见于《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董仲舒还说：“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也就是说，“习俗美盛”，又是“大治”的表现。他的另一说法是“教化行而习俗美”。
这里所说的“习俗”，似乎已经杂入了“上下和睦”即“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等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可以读作政治“风俗”的。
但是，“礼”也包括非政治因素影响而生成的规范。“俗”同样也有颇多与行政管理并没有紧密关系的内容。党超的研究主题是“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以更宽广的视角考察风俗现象、风俗观念，自然有更宏大的学术空间。我们看到，《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和《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都重视地方风俗的记述。《货殖列传》直接出现“风”字7例，“俗”字21例。《地理志》出现与我们理解的“风俗”有关的“风”字17例，“俗”字31例。而《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言“风俗”，更多关注“风俗”与地理生态条件的关系，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而《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言“风俗”，则更多关注“风俗”与政治文化风貌的关系，与国家行政管理的关系。两位伟大史学家的“风俗观念”已经存在明显的差异。
党超《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一书分四章论说：第一章，汉以前的风俗观念；第二章，两汉风俗观念在政府统治思想变迁中的演进轨迹；第三章，“齐整风俗”：汉王朝对社会文化的软控制；第四章，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特性及历史价值。当然，学术视线所及，未必能够全方位考察。但是就所讨论的内容而言，已经基本做到了大致全面，比较深入。现在面世的这一成果，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汉代风俗史、汉代意识史、汉代行政史的知识。对于汉代社会史和汉代文化史较宽广层面有学术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这部书拓展视野，或者受到有益的启示。
祝贺党超的《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软控制研究》出版。也希望党超今后继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合理安排时间，立志创新，积极进取，奋力工作，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王子今
2018年1月1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