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政策建议集（1996～2017）》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出版的，其中的内容全部来自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所创办的《建议活页》。
《建议活页》创办于1996年，其创办人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深圳大学理论经济奠基人苏东斌先生。可以说《建议活页》的创办既源于苏东斌教授的突发奇想，又源于他的智慧与胆识。那是1996年春节刚过的一个下午，几个朋友茶聚闲聊，席间海阔天空，妙语连珠。苏教授突然说：“应该把那些‘横空出世’的思想、观点变成文字，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可以搞个内部发行（的）东西，形式可以是三言两语的，偏重理论色彩，属于内部争鸣，一家之言。”他还兴致勃勃地说：“60年代中华书局曾出版过一本叫《活页文选》的书，我们就搞一个《建议活页》吧。”众人皆称是。于是一个人的编辑部就在谈笑之间神奇般地诞生了。
创办之初的前一两年里，苏东斌教授既是《建议活页》的编辑，又是几乎唯一的作者。即便是之后十五六年的时间里，苏东斌教授也是《建议活页》最主要的作者，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分之二以上的建议出自苏东斌教授那从不会停止思考的大脑。苏东斌教授渊博的学识、思辨的智慧、理性的胆识、学者的良知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都在每一篇不足千字的“小东西”（苏东斌教授对《建议活页》文章的风趣之称）中得以生动而富有感染力地展现出来。而这个只靠不定期投递这一传统方式传播的内部读物，也很快成为许多人爱不释手的日常等待与期盼。
《建议活页》创办之初，苏东斌教授就为其做出了定位：三言两语、理论色彩、一家之言、内部争鸣。时至今日，不仅《建议活页》依然延续着这个风格，而且二十二年的岁月也证明了苏东斌教授对《建议活页》的定位是正确并具有生命力的。
《建议活页》先后以文集的形式印刷过四次。第一次是在2005年，也就是《建议活页》创办的第9年。在当时的出版说明中，苏东斌教授不仅说明了《建议活页》的由来，而且着重强调了《建议活页》的两大特点，即鲜明的针对性与建设性。所谓针对性，即对实践中所发生的值得和能够提炼的理论问题有感而发，切中时弊，表明作者较为尖锐的批评与批判态度；所谓建设性，是说它不是为了发牢骚，不是为了讽刺而作，而是提出了可操作的改进性、改良性、改革性、革命性的建议。苏东斌教授还坦言：“至于它的作用，我们大体知道。它受到过广泛的赞扬，有些建议还有所震动。虽然它也得到过重要人物的批示，但我们从来不指望决策者能够全部采纳，因为‘认识世界’是一回事，而‘改造世界’则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建议’的真正质量还是应由历史来验证。”这就是苏东斌教授的风格——率直、坦荡、睿智，同时拥有几乎天生的充满智慧的幽默感。
第二次是2006年9月，正好是《建议活页》创办10周年。苏东斌教授以他惯有的透着卓越文采和诗人浪漫的文字风格，用宋代诗人叶梦得《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中的诗句“霜信报黄花”为题作序。今天读来忽然悟得，苏东斌先生引叶公之诗作序既不在于“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的浪漫，也不在于“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的风景，而在于“坐看流年轻度，拚却鬓双华”之“逝者如斯”的感慨，还有那几乎与生俱来的“谁似东山老，谈笑静胡沙”之忧国忧民的学者情怀。
苏东斌教授的序言是这样开始的：悠悠十年，水天一色。由我提议创办的，由校长批准的《建议活页》已经成为一个闻名遐迩、风姿绰约的“小名人”了，真叫人由衷地体验出“事情总是人干出来的”这样一个不大又不小的道理来。言语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建议活页》十年成长、成功与日渐扩大的影响力，着实给苏东斌教授带来了由衷的欣慰与喜悦。当然熟悉、了解苏教授的人会从那些看似轻松、幽默、诙谐或略带些自嘲的字里行间，深深感觉到喜悦中的艰难和轻松中的压力。因为在现实中，那些看似“不大又不小的道理”，往往是需要不小的努力与坚持才能被证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更名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2001年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建议活页》就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重要决策咨政内刊。正如苏东斌教授在序言里所说：从2002年起，《建议活页》就成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系列档案之一，并作为“中心”日常科研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存在。时任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先生为《建议活页》第二次出版深情寄语：“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第三次是2007年3月，与第二次印刷只间隔半年，采用了增订本的形式，而且序言也基本没变，只是在第二次印刷的序言基础上加了这样一段话：“借再版之际，又补充了最近的几篇小东西，以示留念，以示小结。”
苏教授增加了五篇建议，其中四篇是他自己的，篇篇犀利而又充满家国情怀。其中一篇在谈到“钱学森之问”时，苏教授引用了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的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我以为关键在于苏教授随后的一段话，那就是他十分焦虑而迫切地建言：“首先能够有一个党中央所希望的引导全国高校走出数量大膨胀的新思维来，然后再着手恢复与创建能够培养真正人才的大制度问题上。”今天回想起来，这本增订本的出版是苏教授被检查出癌症刚刚结束治疗后的事。所以再读到“借再版之际，又补充了最近的几篇小东西，以示留念，以示小结”时，内心不免涌起深深的酸楚之感。
《建议活页》的第四次印刷是2011年10月，正好是其创办15周年之时。当时苏东斌教授已是癌症晚期，病痛的折磨和与病痛的抗争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我曾劝他不要亲自去做这件事，安排别人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就好。但他还是坚持一定要亲自编辑选择文章，并撰写了一篇很短却意味深远的序。当苏教授像以往一样，若无其事地把他写的序言给我看时，我首先被“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所吸引，脱口而出“又是一个苏式的学术浪漫”。可是当我读完短短的序言，已是泪流满面了。我的心告诉我，这位无比刚毅而又具有无上尊严感的汉子，是在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他所挚爱的学术，与他所亲手创办的承载着无数大思考的“小东西”告别，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建议活页》画上一个完美的时代句号。
苏教授的序这样写道：“创办之初，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小东西居然走过了十五个春夏秋冬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正是为了进一步打破禁锢，倡导自由，我们才有了动力坚持下去。这也要感谢这个时代，尤其要感谢那些亲爱的、忠实的读者们！”2012年2月苏东斌教授为他所创办的《建议活页》奉献了最后的思考——《不能把转型的过渡形式当作改革的目标形式》。这篇建议同样语出惊人地呼吁：“早日结束半计划、半市场的过渡局面，早日完成市场经济制度的真正确立。”几天之后，因病情恶化，苏东斌教授再次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三个月后，2012年5月20日苏教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痛失了一位德高品厚的学者，天堂多了一位正直、坦荡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思想家。
其实，要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们和我们的后来人。我相信每一位读过或读到《建议活页》的人，都会怀揣敬意深深感激一位学者为一所大学，为一个学术机构，为一个智库创办了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刊，留下了那么多具有相当大理论探索价值、现实启迪意义和推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考与思想。我认为，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集体来说，记忆都是一种品德。记住那些曾经奉献过的人，记住那些曾经为我们留下精神和思想财富的人，记住那些曾经影响并帮助过我们的人，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良知的敬畏，更是对今天的激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政策建议集（1996～2017）》的出版，不仅仅是纪念它的创办者，也是在梳理、记载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成长的历程。我想这一定是它的创办者所愿意看到的。
自2012年2月苏东斌教授所写的最后一篇活页至2013年5月的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建议活页》停刊了。这一方面因为苏教授的离开让我们在悲痛中有些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因为在失去了苏教授后在《建议活页》应该如何办下去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整理好思绪。今天回想起来，或许这段停刊也是冥冥之中对它的创办者的一种悼念。但是我们同样深知，慰藉思想者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思考与思想永远不要停顿下来。
2015年5月，《建议活页》正式复刊。我们依然遵循着创办之初的理念与形式，我们是想以这种“不变”来表达对创办者的纪念与尊重。为了保证《建议活页》的常规运作及拓展更加广阔的思想与智慧渠道，我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作者群，并由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毕业的雍炜博士负责编辑工作。目前，《建议活页》已经成为深圳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一项重要咨政类项目，正在规范、有序、制度化地运行着。我想这样的发展状态，是对它的创办者最好的慰藉与缅怀。
这部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正式出版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政策建议集（1996～2017）》，选择、收集了1996年至2017年的173篇（由于出版需要，有几篇分期刊登的文章合并成了一篇）建议文章，几乎涵盖了《建议活页》创办以来的全部建议（至今发行了193期，也就是193篇建议文章）。这些建议文章或是对中国改革开放重大理论的关切，或是对特区发展的关注，或是对发展中问题的思考，或是对改革进程的建言，抑或是对现实问题的剖析与批评。但是，学者的良知、学术的担当、智库的使命在每一则建议中都真实而富有科学性地展示出来了。可以说，这部文集是行走在历史中的声音与思想。
陶一桃
2018年2月7日于桑泰丹华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