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有恒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六十五年了，这次事变使我国东北大好河山为之变色，三千万东北人民沦入人间地狱，并使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是怎样出现的，是谁策划的？这个问题在很多相关著述和论文中交代不清，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在日本的著述中，认为是关东军独断专行造成的，这已成为定论。在中国则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策划的，由于资料不足，结果仍然着重于关东军的一意孤行。战后日本一本很有影响的九一八事变专著中就说：“关东军为了建设从中国本土分离的‘满洲新国家’，不断地实行阴谋策略，对此，政府以及军部中央虽然在程度上不同，但一直持反对态度。首先，在初级阶段，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都禁止关东军参与满洲新政权运动……军部中央反对关东军煽动满洲的中国人树立新政权的计划……总之，满洲国的建设，是关东军无视政府与军部中央的反对，一手实行的。”[2]更有甚者，战后由旧军人写的两本战争史，根本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而说：“支那事变，从大局来看，和满洲事变、大东亚战争，都是民族生命的显露，进而言之，日清战争、日俄战争……都是勃兴起来的民族生命力的显露。”[3]另一本《大东亚战争全史》则说：“开始于奉天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破，发展为武力冲突，关东军对于张学良麾下的中国军实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于是发生了满洲事变”，“而满洲在地理上、历史上以及民族方面，很难视为中国完整的一部分。”[4]
这两个作者都是15年战争中日本军部中央的作战参谋，两部书都是为对战争进行反省批判、总结经验教训而写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论的代表作。这两部书代表的思想对战后的日本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论述。日本中学的教科书中，凡是“侵略”的字样一律禁用，而代之以“进出”；不许说侵略是犯罪行为，连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灾难都在禁谈之列；对于南京大屠杀则认为是“虚幻”、是“捏造”而一笔抹杀。此外，还本末倒置，以侵略的结果作为新侵略的口实，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一贯手法。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所提出的口实，最主要的是铁路问题，其竟以不修平行线为据反对中国自修打通线，而所谓平行线问题乃是1905年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时，中方某大臣曾说：“中国政府为维持东三省铁路利益起见，于未收回该路之前，允于该路附近不筑并线干路及有损于该路利益之支路。”[5]
日方抓住了中方的失言硬要存记会议记录内。以后日方竟以此为据扼杀了中国修筑锦爱路和新法路的计划。1926年中国自修打通路时，日方竟以此为据进行反对和不断地抗议。这个记录本无法律效力，而且日方故意曲解“附近”一词包含的范围，将其范围扩展竟达一二百里之多。尤其由于日方在“二十一条”中强行将南满铁路的期限延期99年，□□□□□□□□。中日铁路悬案多因日方节外生枝，不断扩大权益要求，已归日方管理的各路皆被霸占，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拒绝缔结新约。日本竟认为中方违约而不休地抗议。又如，土地商租的重要权益仍然未得解决，其原因亦在于日方曲解商租规定，故而造成无数的土地纠纷，使正常的商租土地成为长期霸占土地的依据。按《关于南满洲及东部的蒙古之条约》的第二节，“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屋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之地亩”[6]。关于“商租”二字的解释换文中说：“商租二字，须了解含有不过三十年之长期限，及无条件而得续租之意。”[7]很明显，这是说商议租赁包含不超过三十年的期限以及可以无条件续租。而日本为长期霸占租地硬曲解成为三十年后仍得无条件续租。因此产生许多租地纠纷。中方不屈于日方要求而成为悬案，其责任全在日本。而日本竟将其所造成的纠纷悬案，归因于中国不履行条约，本末倒置至为明显。加之租地必须经过当地官宪批准方能成立，而日人多以非法手段私自租地，造成种种纠纷，酿成榊原农场、太平寺租地和万宝山事件那样的外交案件。至于说东北人民的排日运动，无一不是日本的侵略造成的。远者如“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固不待论；近者如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此外，日本强行修造吉会路，日军遂非法侵入我国延边地区进行军事挑衅，以及日本强行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等，致使东北人民忍无可忍，起而反抗侵略。日本本末倒置，把这些事硬说成中国的排日威胁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作为其加紧侵略的借口，酿成中日外交交涉中无法解决的纠纷。而日本历史著作却很少从这些具体事实追究其侵略原因。日本这种毫无止境的本末倒置，把侵略结果作为新的侵略口实，关东军侵略华北挑起七七事变，以至所谓的“大东亚战争”都是用如此手法。由此可见，战后直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日本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乃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的。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在事前是否知道关东军炸路阴谋有不同的看法。日本的著名历史学者井上清教授说：“板垣、石原等关东军参谋于9月18日炸毁南满铁路当天以这种形式发动战争，事前并没有告知本庄司令官和三宅光治参谋长。而他们也没有想抑制战争于开始时。”[8]又如藤原彰教授也说：“（九一八事变）都是板垣和石原准备好了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和参谋长三宅光治都不知道这一阴谋，一听到事件的报告，便按照石原的意见作出了决断。”[9]
绪方贞子也说：“把奉天事件扩大为全满战争的决定，首先是由板垣实行的，关东军司令官是被迫的……吉林派兵的决定是关东军幕僚以集体辞职强压司令官而实现的。”[10]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本庄繁直到1945年10月畏罪自杀，在其绝命书中，仍然重复当年的虚伪老调说奉天郊外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在柳条沟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路轨，终于爆发了危机。[11]真是至死不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