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完善这部几经再版的《年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脚步就已经悄然到来。我们是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时代的责任感，对前辈的敬仰和几乎与生俱来的学术情怀与学者的使命感，来完成《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第四版第三次修订稿的。可以说几乎每一次修订，都是一次历史的锻造与灵魂的洗礼。跟随着一座城市的脚步，我们踏着时代的旋律，震撼于改革的力量，感叹着发展的魅力，感受着奇迹的辉煌，分享着富强的荣耀。一座城市的年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程，更看到了探寻中国道路的动人故事与历史篇章。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一版，是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钟声面世的。十年的时间里，《年谱》先后经历过两次修订，本次修订是第三次修订。《深圳经济特区年谱》的第一版记录的是1978～2007年19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第二版（第一次修订）记录的是1978～2010年32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第三版（第二次修订）记录的是1978～2015年37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第四版（第三次修订）记录的是1978年3月至2018年3月40年来发生于深圳的大事。本次修订我们除了增加了三年的历史资料外，还对以往《年谱》的内容进行了再次筛选，保留了更具代表性和时代意义的内容，避免了流水账式的简单。同时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规范了事件的排序，尤其对于同一天内发生的若干事件，我们按照具体事件意义的轻重及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而不是简单的时间序列进行排列。这样既客观记录了深圳的昨天，又充分体现、反映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之都的深圳在中国制度变迁进程中的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功能。
作为中国经济特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自身的改革开放实践，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并不断创造出足以影响亿万人观念的崭新的思想与理念。从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中国道路的实践来看，经济特区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概念，深圳作为一座率先改革开放起而崛起的城市，无疑应该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之中。
时至今日，当人们谈到中国经济特区时，几乎就是指深圳。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在相当意义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一个辉煌的象征。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田”，深圳历史性地承担着改革、探索、示范的使命；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坚定地承担着摸索、试错、寻找路径的使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又几乎与生俱来地承担着先行先试、敢闯冒险，创造、产生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的使命。所以不仅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许多惊天动地的做法与经验是从深圳产生并推广至全国的，而且许多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也是由深圳率先去“干了再说”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和可效仿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深圳经济特区特有的功能与使命。在中国社会迈向深化改革新时代的今天，在率先实现“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进程中，深圳作为最成功、最典型的经济特区，作为拥有自贸区和湾区双重身份与地位的经济特区，依然处于至关重要的率先制度创新的显著地位。
尽管40年后的今天，深圳特区并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唯一地区，但率先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历和身处对外开放窗口的区位优势，使今天的深圳依然具有对外开放最便捷的“窗口”地位。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以示范效应在全国确立市场经济体系是深圳经济特区重要的功能与作用，那么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以不断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则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重要的历史担当。经济特区这种内在功能的演变，正是中国社会从以突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以收获潜在利益为动机的诱致性变迁演变的标志。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改革的时代走向发展的时代，以改革谋发展依然是中国社会保持前行动力的内在动因。但改革还没有真正完成，道路依然曲折漫长，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其使命仍在继续，其担当任重而道远。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最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她不仅拥有40年改革开放的物质财富积累，还拥有40年改革创新的精神财富积累，更有在向国际惯例学习的过程中良好的社会规制和法律环境的积淀，这一切无疑都将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得天独厚的物质与政治资本。当然，经济特区要完成新时期的新的历史使命，还需要继续具备、保持某些特殊的品质，如坚持改革的勇气、深化改革的魄力、实现改革的智慧、实施改革的艺术等等。毫无疑问，最重要的还是拥有承担改革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
尽管深圳几乎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代名词，但是它并不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全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新的特区，尤其是作为经验特区的拓展形式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湾区的建立与形成，不仅证明了选择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并进而确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正确的，而且说明经济特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有效路径，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因此，我们既要把经济特区作为一座城市或一个行政区域的增长极来研究，也应该把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研究；我们既要研究经济特区的特殊性，又要研究经济特区的一般性。我们只有既走进特区，又超越某一具体的特区来研究特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30周年讲话中强调：“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经济特区还要办下去。
一个民族能够向后看多远，就能够向前走多远。
陶一桃
2018年5月4日于深圳·荔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