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
当前我国经济战线上正在积极而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我国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大事。要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深入进行试点实验的同时，有必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多方面的资料，从各个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这就不但要很好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体制改革的经验，了解国外经济改革的情况，而且还应该很好地回顾历史，弄清历史上的改革家在什么条件下做了些什么工作，起了什么作用，其成败得失对今天有什么可供借鉴和足资儆戒的地方。古为今用，研究古代，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这确乎不是什么在“发思古之幽情”。历史上财政经济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理论工作者固然要整理、研究这一方面的历史遗产，就是我们的干部，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负有实际责任和担任具体工作的同志，学一点历史，在探求历史规律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对更好地胜任自己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好处的。正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历史资料，我们组织力量编写了这部《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的专著，作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了解、研究历史的一本参考读物，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和有关同志的注意。
《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这一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同志），为适应改革的需要而提供的一项科研成果。具体执笔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吴慧同志。全书多达三十余万字，分量不轻。书中的六大家是：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时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他们都是宰相或副宰相一级的人物，领导或主管当时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卓越的理财家。在财政困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锐意改革，取得一定的效果，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祖国历史上他们占有应得的地位。本书对这六位历史人物，侧重从经济方面对他们实行改革的时代背景、改革的内容和改革所起的作用进行叙述和分析，以便让人们从中了解这六位经济改革家的一生经历和他们各自的思想风貌。
政策、法令、制度、办法都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但上层建筑对历史的进程，也会发生重要的影响，发生一定的反作用。在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中，经济领域的制度、政策、法令的内容如何，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后者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书中所述六大家在财政经济方面所采取的一些重大的与前不同的新措施，实质上也就是对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所做的局部性的改革。他们注意了调整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对上层建筑的某些改革入手，透过经济基础，来对社会生产力起积极的促进或保护作用。提高到理论上来说，史籍中所谓的“变法”、“改制”，无非就是这一意思。由于改革能使生产关系得到某些调节，在不同程度上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利，所以这些力主改革的人物，就是历史上的进步派，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本书所述的六大家，其所以可称杰出，就是因为他们比各自前时代的先辈以至同时代的同辈都提供了新的东西，符合历史发展的新的潮流。
读了这本书可以使大家得到一些什么重要概念呢？我认为，首先，从书中可以看出这些改革家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就是他们在改革中所实行的政策措施，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安定人民生活。为了振兴农业，他们在农业方面所做的改革，其精神就在于放宽政策：或是调整租税征收的方式与比率，或是减轻农民对国家的赋役负担，或是提高农民的身份等级、政治地位，或是兴修水利、改革工具，替农民的发展生产办些兴利除弊之事。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都是比较出色的，适合自古以来以农立国的我国的国情，对今天来说，这种政策和思想也仍然值得重视。
第二，从书中可以看出，改革家中的大多数都要求国家对经济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即实行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们所维护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即以国家能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干涉政策来做保证的。如果说在农业方面他们主张开放，主张疏导，则在工商业方面他们却是主张对之有所监督、有所控制的。其目的即是想通过对工商业的不同程度的管理，调剂物资的供求，平稳市场的物价，以安定人民的生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调节财富的分配，抑制豪强的兼并，以稳定那个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农业与工商业情况不同，宜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农业宽，对工商业严，可说是大部分古代改革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特色，他们正是按照这一思想来进行当时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的。
第三，从书中可以看出，基于要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的思想，这些改革家在为国家改善财政体制增加财政收入时，曾掌握了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赋税收入，注意了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而不搞脱离生产发展的单纯的财政聚敛。二是尽可能地以举办官营的经济事业所得的收入，或从私营工商业方面所得的收入，来代替向农民强制性增加税敛；在不能从工商业方面增加收入时也以清查豪强地主的瞒产漏税为手段，来整顿财政，开辟财源，仍以减轻、均节农民的负担为依归。三是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国家的统一事业上面或社会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上面，而不是以搜括民财供统治集团奢侈浪费为首要的目的。有的人还非常注意节支省费，坚持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四是非常注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奉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靠货币减重等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亏空。这些财政方面的政策、思想都是比较进步的，与“聚敛之臣”的行径显然有深刻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杰出之处，还不仅仅表现在当困难时刻能为国家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而已。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揭橥共同的进步观点的改革家，在具体行事上也不能不有一定的差别。本书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和前期，改革家（如管仲、商鞅、桑弘羊）曾着重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政策，比较多地控制了工商业，并直接发展了官营的经济事业；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家（如刘晏）就在国家干预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贸易自由，不把商业完全管死，搞单一的官营。如对食盐这一当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实行的专卖，开始时是全由官府统制，直接经营，后来就改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的形式。到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那时的改革家就更认为“榷法不宜太多”，把对商业的管理重点，由过去的商品专卖制度转向平抑市场价格、限制垄断居奇和压缩高利贷的活动地盘上面。再后来，已临封建社会末期的改革家（张居正），则更不主张“榷利”，并进而非议过去作为国家的经济干涉政策主要内容的商品专卖制度和厉行这种制度的前时代的改革家（桑弘羊）了。前后时期的不同的变化，表明了改革家又有其各自的个性，他们的改革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并非铸自同一个模式。本书对这种发展变化的脉络梳理得比较清楚。
书中还清楚地勾勒出另一条线索，即：封建社会初期的改革家（如商鞅）实行的是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政策，重农抑商曾经成为官方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策思想，其后的改革家（桑弘羊）则在抑商（抑私商）的同时，又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重商思想（重官营商业，重整个商业的客观作用），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农商皆重、“本末并利”的新的提法。再后来的改革家（刘晏、王安石），就不怎么笼统地提抑商，而是把不法的奸商与守法的从事正当经营的商人，把大商人与中小商人，区别对待，有利用也有限制，有扶植也有打击，而且打击面不是很大。所谓的“排商贾”，只是针对那部分投机倒把兴风作浪的不法商人而已。封建社会末期的改革家（张居正），竟至提出“厚商而利农”、“厚农而资商”的新口号，对“常若权衡”的农商关系作出了比较新颖的解释。虽然他也同样痛诋“恃其赢余，役使贫民”的与土地、高利贷、官僚相结合的富商大贾，但对于与生产结合、滋长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商人却是给以满怀热情的支持的。在封建社会末期，商人中间已分化出一部分新的进步的因素，从抑商到厚商，正是这种新事物的出现在进步人士思想上所引起的反映。各个改革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思想、理论，这符合各人所处的时代的需要，体现了各人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改革家之所以为改革家，就在于他们能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对历史的进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本书中，不是孤立地写六个改革家，而是前后联系，有比较，有分析，说明了各家思想的特点和发展，这种贯而通之的写法是可取的。
这部著作史论结合，有传有评，对几位改革家坚持大胆改革、反对因循保守的进取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书中介绍了他们不屑墨守成规、拘泥旧套，提倡因时而行法、因时而变法的进步的历史观；指出：对前代有作为的改革家的言行，其后来者也并不照抄照搬，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新的条件，予以变通，因而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既承继前人的思想遗产，又各有自己的创新，这是他们成为改革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
要改革就不能不触犯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因之要把革新措施推行下去，就不能不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知难而进，顶风而立。书中正是以大量事实写出了这些改革家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目标，而不计一身和一家的安危，以致有的惨遭杀身之祸，有的在死后蒙受极大的耻辱。能施政于一时、后虽被排挤而终于得保首领者，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正是这样，他们那种以改革求治、以改革图强的不可摧撼的凛然正气，更值得后人景仰！应当看到，他们虽受辱或被杀，而在改革中所创制的某些新法，正如书中所写的，因合乎历史发展的需要仍然被后人所遵循，就这一点上说，他们仍然是胜利者，而不是单纯地以悲剧的方式宣告自己一生的结束。还应当看到，书中所写的几位改革家的结局，即使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但这种悲剧也只有在旧时代，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才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被改革触动经济利益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私有的权益，对改革总是千方阻挠，百计破坏，把改革者视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甘心的。而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改革就一定会排除一切阻难，取得完满的成功。产生旧时代那样悲剧的社会条件一般已不存在了；如果加上指导正确，领导坚定，那么避免那类悲剧就是完全可能的了。改革家下场不好，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暂时现象，决非普遍的历史规律。在阅读本书时，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本书在概述各个改革家生平的同时，也特别指出各人在某些方面的突出表现。如：有的人背叛了原先所出身的阶层（管仲、桑弘羊是商人或商人家庭出身），不辞辛劳地为国家利益忠诚服务。有的人执法不阿，令出必行，公平无私，赏罚分明，作风雷厉风行，办事机敏果敢（如商鞅、张居正）。有的人知人善任，奖掖年轻的后辈，有一套合理的用人制度（如刘晏、张居正）。有的人长期与钱物打交道，而居家清廉，生活非常俭朴（如刘晏）。有的人好学不倦，学识渊博，个人操行连反对派也不得不表示佩服（如王安石）。所有这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人物中，都是不可多见的，对此，书中都给以应有的评价。作为全面评价历史人物的著作，这样处理也很有必要。
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位经济改革家，诚然其政策、其思想有杰出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安定了人民的生活，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其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通过给人们改善一些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使劳动者能忍受剥削，缓和社会矛盾，消弭反抗意识，以求封建统治者统治地位的长久巩固。从主观上来考察，其出于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实质是很明确的，绝不会是真正地在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种发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旨在调和阶级关系、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因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牵掣，其所受的限制是很大的；同时，凭借封建官僚机构推行的各项措施，往往立法初意未始不善，在实际执行中也会走样，以致流弊丛生。在最高统治者中途离世或决心动摇时，改革派就会转而倒霉。所以，在封建社会里，改革家以毕生精力以至生命所维护的改革，就不能不具有很大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对其作用就不能估计过高。而且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越到后来改革的路子就越窄，其作用就越小。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初期，在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历史关头，改革家（如管仲）所作的改革，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地位，涉及剥削制度的具体形式的更换，属于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带有部分质变的性质，意义比较深远，那么可以说，在封建地主制已经确立很久以后的改革，主要就只侧重在流通领域（专卖形式的改变以及商业上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赋税数量上的减轻，最多也只是加上劳役负担的稍事均平而已（如免役法、一条鞭法），其意义都不如过去的大。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抑商变为厚商，在流通中既然已不能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那就只能在清查土地、防止隐漏田税逃避赋役上做点文章，收效不大，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自然是更不如过去了。本书于肯定历史上改革的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和前后相比（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至没落时期）改革作用日益减弱的历史的规律性，并没有失去分寸。改革的精神可贵，改革的作用有限，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只能是这样。要解决表现为严重贫富不均、阶级对抗的封建社会里的日益尖锐化的基本矛盾，除了举行农民起义别无出路。只有农民的起义，农民的革命，才能比较彻底地摧毁腐朽的封建势力，革除残酷的封建暴政，在一定时期内使生产力得到恢复和重新发展的机会。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集团成员的改革家所竭力想加以防止的农民起义（其结果往往是政权更迭），在改革无效时最终还是会出现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虽然由于体例的关系，本书没有具体涉及这一方面，但读者从本书中还是能寻到一定的线索。
本书作者从事经济工作和科研工作多年，目前正专治古代经济史。几年来著述不少，粲然可观。在我看来，写这本书也是用了工夫的。书中史料引用比较丰富，文字表达比较顺畅，观点比较明确，条理比较清晰，适合于广大读者特别是财政、经济、工商、税收、党政等各部门干部阅读。它对教学和科研人员研究有关的课题，无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预期这部著作的问世，将能帮助大家了解历史上主要经济改革家的主要事迹和主导思想，从而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强资料研究工作中，能起一点好的配合作用。
1984年1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