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的现代转换与超越
众所周知，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理想的指引，攻坚克难需要坚定信念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1]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是延续、发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必然要求，鉴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部分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薄弱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更为艰巨，理想信念教育的提法密集出现在我国官方表述中，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置于党的建设八大任务之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可见，理想信念于党、于国家事业发展之重要。
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自不待言，目标任务也非常明确，问题是如何去完成目标任务。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有效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如何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要求，对公民进行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仍是一个需要不断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中加以审视、观照和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旧思路、老办法已经不足以优化、整合和调动一切教育资源，不足以提升教育的科学化水平，本书致力于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研究，力求在传统教育方法的改造提升、重新赋予其生命力方面有所突破，力求对解决当前的教育本领恐慌问题有所贡献。
第一节 近年来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综述
必要的学术研究回顾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前提，所以本书开篇不妨先从学术史角度，回顾一下近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近年来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做一综述和梳理分析，以检讨、省思研究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本书的研究定位和努力方向。
近年来，研究者一方面论证马克思主义信仰，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性、真理性，以解决教育内容的科学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对当下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进行再认识，以解决教育形式的科学性问题。这类研究一般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我们所用以进行教育的内容（理想信念本身）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其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提升的，即需要通过不断地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通过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来巩固其科学理论基础。而且假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是二位一体的，假定当代实践者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逻辑与特定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行社会实践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不断丰富我们的教育内容，社会主义理想与现行社会主义实践融为一体。依照这个内在逻辑理路，学界从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确立的相关性维度，研究分析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具体实践的互动互成关系，理想信念本身也随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内容。通过具体考察社会主义实践者是否真正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考察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具体实践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也就是通过对当今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再认识，进而研判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践行实现程度，衡量理想信念教育的实际效果。在这一总视角下，研究者展开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问题的研究，具体沿着如下几个方向展开。
一是从宏观上界定社会主义信仰体系确立的逻辑前提和历史起点，探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增强社会主义本身的生命力和科学性，进而讨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前景的认同和追求问题，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本身的科学合理性和可证实性，是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的逻辑前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的现实可行性，归根到底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本身的科学性，以及人们基于这种科学性的实践自觉，基于科学性、真理性之上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才具有客观必然性。多数研究者认为，任何信奉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必然会自觉提升自身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以利于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形成，因为执政党自然“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3]
有的研究者在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共同理想、是全社会需要唱响的主旋律的大前提下，一方面以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点，从具体实践需要出发，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继续挖掘提炼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普遍真理（理想信念），从中深入发掘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裨益的启示、方法，以丰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既有的理论原则作为思考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基点，对经典作家的理论原则进行选择性阐发，将理论原则作为衡量实践的重要尺度，即倾向于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中的原理裁剪评判和规范具体实践。当理想与现实不一致时，是提升改造现实使之符合理想，还是修改理想使之适应现实，是不少研究者纠结的问题。
二是从微观上考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生成发展的现实基础，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主体选择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独特性，揭示理想信念教育的本土性、独特性，解释社会主义的形成与社会主义精神确立的关系，考察社会主义的发展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这类研究成果主要密切关注和追踪“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多数研究者注意到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新发展，即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者正在放下高调，埋头苦干，致力于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通过科学发展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使之渐入佳境；注意到几乎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再刻意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都把吸收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以解决自己前进中的问题、提高社会主义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让党和人民的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予以解决；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都在卸下历史包袱，逐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这类研究成果通过深入挖掘现实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价值取向、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揭示理想信念教育实践的现实基础，通过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境遇，探讨在当代中国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具体路径，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总探索，从整体上思考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资源优化问题。
三是注重从纵向角度，发掘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文化资源。多数学者都认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分别从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国史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制度进行回溯反思，研究历代社会主义实践者如何“接力探索”，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讨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实现的未来前景，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加深人们对伟大事业的认知。有的研究者甚至把整个共运史描述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理想信念）的历史，仿佛现实是理论（理想信念）的具体展开，是理论（理想信念）的再现和确证，如，有人认为“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实践一直在验证和发展着唯物史观理论”。[4]这类研究成果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维度，进一步辨析了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性思考，为理想信念教育开发了新的教材资源。
四是从现代化理论视角切入，论证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认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现代性追求，是人类通向现代性的另一种选择，具有历史正当性。在这一现代性理论框架下理解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问题，进一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理想信念教育何以可能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信仰困境的产生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性在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及精神虚无的困境，即自我中心、工具理性以及物化之困”，[5]必须重新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的学者分析研究了在具体历史任务和国情条件等客观因素已经设定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可能性空间，分析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有的学者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为视角论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优势，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维度，讨论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可替代性”，展望和预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进而拓展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基础。这类研究主要通过揭示社会主义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的现实可行性来坚定人们的理想信念。
以上是对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的概貌，其中还包含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也有必要分述如下。
一 关于理想信念的时代价值及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研究
清晰界定和科学把握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基本特征是近年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研究者几乎都致力于描述和澄清理想信念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近乎一致地认为，过有德性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诉求，人在自身发展进步的每一个特定阶段，都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具体的、现实的愿望、要求和可望又可及的发展目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对社会发展进步终极理想目标和现实具体目标的追求。研究者们认为，理想信念作为人的认识范畴，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在内容上又是客观的，理想信念源自现实，又高于现实，具有崇高性。“理想信念”这一概念是由“理想”和“信念”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但“其内涵决不是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把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并赋予其丰富深刻的独特意蕴”，与“理想”和“信念”相比，“理想信念”强调了“理想”和“信念”两个基本方面的统一，“是最高层次的理想和最高层次的信念的统一；与信仰相比，理想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使用，更加科学、更加适合中国语境”。[6]
学界基本认同，理想信念是价值观的最高层次，理想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在头脑中建构起来的未来图景，是对未来的预见和构想；信念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定不移的信仰，并准备加以实践的综合的精神状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人类信仰史上的一种崭新信仰，它是立足于真理的科学信仰、立足于现实的崇高信仰、立足于实践的积极信仰。”[7]“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信仰，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和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8]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功能价值是学者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多数研究者认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关乎国家、政党、个人发展的方向性和根本性问题，是奋斗的旗帜，是引领方向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认为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理想，攻坚克难需要坚定的信念，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振兴、全体人民的幸福安康都需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支撑。研究者们认为，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系统地施加思想意识上的影响，将一定的社会政治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想意识和心理品质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理想信念教育主要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以及党的历史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等等。”[9]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及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教育融为一体。“理想信念教育可以实质性地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高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生活水平，提升健康、幸福的个体生活质量”。[10]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在于激发、释放人的潜能和善意，改善人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使人生有意义。学者们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认为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共产党人“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会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在贯彻执行党在当前阶段的路线和政策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住党的纯洁性”。[11]如果共产党人“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是难以贯彻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四风’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12]国外学者也认为“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的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13]
理想信念教育的学科地位、目标定位问题也是近年被较多关注的问题。多数研究者认为理想信念教育是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理想信念的培育”。[14]“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15]“理想信念内化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要达成的重要目标”，[16]“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性部分”，[17]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它与思想理论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系列。
二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本质和经验的研究
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系统性工作，本身是为了满足和促进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存在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与改革开放事业共始终。如果说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那么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也没有完成时。
多数研究者几乎都同意，理想信念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知、情、意、行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过程，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追求生存意义的信仰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信仰史上的历史性变革”；[18]认为信仰的确立是主体与客体的价值互通与心灵融契过程，“信仰主体受信仰活动中人的理性、意志、情感等精神因素综合发挥作用，对信仰者的态度和行为有决定作用；信仰客体表现为信仰者所尊崇的领袖、信义、信条、所依赖的组织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偶像、程序、仪式、服饰、视听等共同构成的传统、权威的信仰氛围”。[19]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是漂亮的口号，不是空洞的表态；坚定理想信念，最关键的是要在实践中坚定。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本质，有的研究者从人的本性出发探讨了信念教育得以可能的一般前提，指出，“人类是一种对价值有高度依赖的动物，它不仅需要依靠既定的价值来维持自己的社会性存在，更需要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通过价值选择来引导和塑造自己的未来”，[20]“人是一个在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信仰是人之精神因为渴慕崇高而对现实本我进行的自觉超越，在本质上是人寻找生命意义、探求存在真谛的特有方式”，[21]“人的社会历史性、未完成性是理想信念生成的前提依据；人的需要是理想信念生成的内在依据；人的实践是理想信念生成的根本依据；人的主体性（包含主体际性）、自觉性和超越性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直接依据”。[22]“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是在满足人精神需求和实现人的社会化的交往活动中形成的精神交往关系，精神交往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23]从根本上回答人是否需要“信仰”、信仰是否必须“教”、“教”何种信仰、信仰如何“教”的问题。[24]
有的研究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理想信念教育诸因素之间及其在交互作用过程中的若干矛盾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理性的、科学的，具有实践性的信仰，无论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哲学的理论基础支撑”，[25]认为“当今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与对社会主义信仰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6]认为“知”的确证、“情”的体验、“意”的保持和“行”的实践等使得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科学认知与科学信仰的统一、科学真理与价值理想的统一、现实运动与终极理想的统一、崇高个人与健全社会的统一等不同于其他信仰的本质特征，[27]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需从单一的思想政治主导向思想、政治、文化、价值等多层次的系统主导转换，需从单一的理论教育向全方位立体式的教育途径与方法转换”。[28]有的研究者认为“受教育对象处于教育环节的终端，信息和效力逐层递减，效果也逐层递减，认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进入了现代性的语境中，领域分离、世俗化、实用主义等现代特征改变着传统社会主导价值的生成机制，冲击着以思想政治为主要内容、理论教育为主要途径的传统主导形态”，[29]认为要获得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效果，就必须使“这一教育过程始终处于优化状态。强调提升教育的质量，不宜过于急功近利，要正确处理理论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关系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理论要从当代人的现实境遇出发，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理论解答”，[30]正确把握理论教育的主要目标指向。
有的研究者认为理想信念教育与相关实践活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载体、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具有紧密关系，具体分析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普遍共同的渠道和路径选择，即“正规系统的理论教育（学校课堂教育）、亲身经历（生活体验）、群体之间相互交往（社会交往）的影响、大众传媒（报纸、电视、收音机、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新媒体等传统与现代媒体）和文化娱乐（电影、电视等银屏文化创作）四种渠道”，[31]认为人是受到社会关系其他主体影响和制约的，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只有在长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经过艰苦的锤炼，才能不断树立起来，它不能只凭某种单一的路径渠道生成，也不能一生成便一劳永逸。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经验，多数研究者认为，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树立崇高信仰，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架构，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载体；创新信仰方式，努力使信仰的主体意志自觉地适应马克思主义信仰客体的内在要求”。[32]多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态的科学性、现实性、创新性和包容性，以及与社会多元信仰一定程度的契合性是其能够引领和整合社会多元信仰的根据所在”。[33]必须“筑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载体，夯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基础”。[34]有的研究者分析道：“共产党人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拿起了这个思想武器，因而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领导人民推动历史前进。”[35]
有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是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形式，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是重要经验，认为尽管历次集中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在全党进行的学习、宣传与践行过程；认为我们党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时武装和教育全党，基本有效回应了时代诉求，推进了问题的逐步解决，有效防止了社会意识多样化的冲击，保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 关于重点人群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问题、原因及对策的研究
对于重点人群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研究者普遍认为理想信念教育成就巨大，重点人群理想信念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过时，依然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峰”，[36]“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总体上呈现出信仰客体与时俱进的创新与信仰主体理性自觉的增强二者互动相生的良性生态”；[37]认为“理想信念教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发展进步”。[38]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严重的危机。危机产生的学理根源在于：在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性主义的解读，而其信仰维度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性质疑甚至搁置了。”[39]有的研究者认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的生成，是感性实证认知方式、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西方社会思潮误导、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机制滞后等原因所致”；[40]有的认为，在当前各种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形势下，不少人在理想信念方面受世俗化、功利化和碎片化倾向影响，理想信念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向，有的人甚至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41]传统理想信念教育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关于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与对策，学者们也做了深入探讨。认为“新形势下开展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应在原则性和灵活性、先进性和广泛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信仰原理和当下广大党员干部工作的实际情况、党的奋斗目标和党员合法权益等重大关系上寻求契合点，坚决破除和杜绝现实中诸多将‘共产主义’实体化、绝对化、彼岸化等‘乌托邦’的观念，努力使其入耳、入脑、入心”，[42]“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形成和坚定，需要三道工序：一是灌输，二是认同，三是践行”。[43]“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眼前所做的事与共产主义信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的境界下完成当下的任务。”[44]
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大学生这一重点人群理想信念教育的特殊规律。他们认为，“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45]“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所具有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和文化知识传授功能，在对大学生教育和培养的过程中发挥着其它科学文化教学所无法替代的作用”。[46]他们认为，“应通过促进大学生知、信、情、意、行的相互转化，逐步引导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47]认为“新形势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充分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教育原则上要增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具体讲，就是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人本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统一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高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48]要在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深化理论研究、创新教学模式、加大社会实践力度等方面下功夫；[49]认为应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科学谋划，切实加强；[50]“理论灌输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遵循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机地渗透到高校课程与教学中，形成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51]其“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以高校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主阵地，坚持学校、家庭、社会多渠道相结合”。[52]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信仰失落的重要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够、理解不深”。[53]有的研究者把理想信念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分为四种类型，即“政治迷茫型、伦理困惑型、生存忧虑型、心理失衡型”。[54]有的研究者分析了影响理想信念教育质量的多方面因素，比如“理论认识因素、现实实践的因素、环境教育因素等”，[55]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总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各种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诸如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风气不正、党性意识淡薄都影响理想信念的树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特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知与行的脱节，说与做的不一，必然造成各种各样的不信任，直至出现信任危机，导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产生失落感，使得怀疑社会主义、崇拜资本主义的情绪有了滋生蔓延的土壤，决定了现阶段理想信念教育面临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局面。在网络信息时代，人们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必然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56]有的研究者指出理想信念教育不能脱离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文化背景，多元文化作为符号认知与价值理念全球化的产物，一方面给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
关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对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中共中央组织部2014年7月印发的《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指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关键是要引导干部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关键是帮助干部了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来龙去脉，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多数研究者认为，理想信念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启发和引导，离不开从理论上“讲清楚”一些问题，用“科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的知识支撑和科学的内容组合”解决受教育者的认知问题，[57]“从教育对象所处的现实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中去挖掘教育资源，吸纳富有时代内涵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信息，不断调整、充实、深化、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分析和解答时代重大课题的阐释力，增强反映和融入时代精神资源的吸纳力，增强凝聚和贯通时代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力，增强反思和革新时代思想体系的创新力，在回答和解决时代课题中形成新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58]应让受教育者完整地理解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为其践行奠定坚实基础，认为“理想信念就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支撑，必须把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的‘看家本领’”。[59]比如，讲清楚现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观念为何日益复杂多样，为何思想多变；讲清楚如何在实践中严格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讲清楚为何在经济上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为何政治上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多党制，为何意识形态上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等等。只有真正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才能逐步坚定起来。
目前，学界正针对这些现实热点问题，设法予以释疑解惑；通过揭示中国国情的局限性及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解释现实问题产生的不可避免性，来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如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较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要求。该书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角度，为我们清除了一些思想上的迷雾，重点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系统梳理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全面总结了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助于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有助于党员干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在思想理论资源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学者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研究。比如，鉴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在后进国家首先展开的，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首先在先进国家发生的历史事实，有学者分析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两种既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次序：逻辑次序和自然次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逻辑次序，而非实际历史发展中的自然次序，世界历史并没有机械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逻辑次序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和替代物出现的，是一种脱胎于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解放运动，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是理想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实体境界、形上境界、实践境界的三维合一”。[60]学者们还注意到，产生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母体是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是渗入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后封建社会，其社会基本矛盾、所要完成的具体历史任务、所处的具体社会发展形态，都与经典作家预设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起步条件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颇具解释力、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讲清楚了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不一致的特殊性以及如何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的问题，对于增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说服力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只有引导人民清醒认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必然性和艰巨性，才能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
学者们还具体阐述和分析了理想信念从自发到自觉的形成过程和构建路径，从不同视角入手提出了设想，“从教育的原因、内容、方式三方面阐述了高层引领教育为何、何为、如何进行的问题”，[61]认为“理论教育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针，最为突出的要求是回归生活世界，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相契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相适应。实现这一要求，是一个高度理性自觉的过程、强化问题意识的过程，甚至是一个高超的艺术设计过程”。[62]有的研究者提出，“要注意教育目标的层次性、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教育方式的多样性、教育效果的现实性”，[63]“要通过满足个体成功的需要来开启，而且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综合运用多种因素和力量，通过环境创新来推进，更要结合教育的一般规律，通过实践创新来完成”。[64]
第二节 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及本书的创新点
尽管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又有新进展、新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内容教育、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方式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仍是一个常研常新的课题。
总的来看，近年国内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将侧重点放在理想信念的内涵与实质，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作用、内容、原则、方法、途径等方面，呈现出研究视角多样化、研究内容精细化、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的特点，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很少有从教育内容的结构形态、结构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研究侧重点更多地放在狭义教育方法、手段的改进和教育主体素质的提升问题上，而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资源的优化、开发问题关注研究不够，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赖以开展的支撑性理论资源建设工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在这一问题的理解认识上多少欠缺些辩证思维，对用以武装头脑的理论自身这一方的科学性建设缺少科学性的对策建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资源的优化开发问题缺乏实质性的解决办法。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基础动因、矛盾节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够彻底的地方。比如，有的过度地从教育受体及其所处思想文化环境等方面寻找问题的成因，认为“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的文化价值观渗透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外源性根源”，[65]认为全球化“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形成了巨大挑战”。[66]有的甚至把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归咎于新媒体的普及，认为“以网络为主体的多媒体发展的两面性和难以管控性，销蚀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凝聚力”，[67]“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如互联网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淹没在社会思潮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定程度上消解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部分人的信仰危机，甚至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68]“现在绝大多数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都是借助互联网在不断地炒作、放大和扩散，释放出不容忽视的负能量”。[69]
上述看法虽然也有一定道理，但笔者总觉得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新媒体总是方便那些“错误”的价值理念的传播，方便“敌对势力”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略，不能合理解释为何网络不能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空间，不能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的问题。其实网络影响是双向度的而非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性发展都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联系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怎么会只给一种科学理论的传播带来挑战呢？上述这些论断似乎也没有注意到，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的，比如，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曾受到欧洲一切旧势力的联合压迫围剿，两位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无职无权，没有任何外部资源可以借助以加强自己的主义的话语权，但马克思主义仍能在不长时间内冲破一切阻碍获得世界性的广泛传播，掌握了工人运动的话语主导权，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主要还是靠自身的科学威力。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科学技术手段如何发展，思想传播主要依赖的仍然是真理自身的力量。
再如，有的研究者对理想信念问题与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增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过度甚至不当的解读，认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和社会风气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70]“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必然会出现一些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现象”，[71]“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走偏走歪的问题”，[72]诸如此类观点时下很流行。言下之意，是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成为人们理想迷失、信念动摇的一个重要因素，似乎人们的思想独立性减弱、选择性减少、差异性消除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增强究竟是真理的土壤还是坟墓？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就那么妨碍真理的传播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增强意味着人们可以基于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所掌握的信息和智慧不受外界影响地做出价值判断，不会轻易盲从别人，不易受错误思潮的蛊惑，更不会轻易排斥拒绝任何一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使命的价值观。当然，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增强也会使人产生种种困惑、迷茫和质疑，但独立的声音就一定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吗？假如没有了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选择性，我们当年怎么可能在众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又如何能给探索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合法的理论话语空间？如何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反，指望一个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不强的人成为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渗透的铜墙铁壁，非常不靠谱，因为这样的人其识别力、抵抗力、免疫力会更弱，更容易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被收买、离间、腐蚀，更没有能力去识别和抵御西方思想文化渗透，更容易成为他人思想的俘虏。
其实，无论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无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怎样增强，人们都不可能抗拒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的科学真理和道义的强大力量，不可能让科学真理“失传”“断代”，不会改变真理战胜谬误的历史趋势。虽说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有了巨大变革，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加剧，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活动正经历着激烈动荡，人们形成价值共识的“客观基础”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总体来看，出现思想分化是正常现象，如果能够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增强未必就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不断增长，当代人对先进思想文化的需求并没有因为人的思想独立性、选择性增强而改变或降低，只不过是人们对思想文化的时代化水平及现实解释力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接受科学思想的理论心理基础应该是比过去好了而不是差了。我们相信随着人们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及思想创造性的提升，人们对于先进思想文化的需求也必然更加强烈，更加需要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凝聚，更加需要体现时代化水平的、与客体需要高度契合的意识形态教育。
关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功能问题，有些研究成果有泛化和扩大理想信念教育功能的倾向，实际上是把不应该由其承担的功能赋予了它，尽管出发点很好，但其结果是弱化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根本功能。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过高的道德教育目标没能为当下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指明一套公平、公正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造成了道德教育的虚浮化。为解决这一困境，迫切需要树立道德教育的层次论观念，转变道德教育范式，优先发展以理性计算为核心的规范道德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有限开展精英式的德性范式教育”。[73]再如，有的对策研究成果，宏观视野不够开阔，“量身定做”的建设性对策较少。
出现这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的思想还不够解放，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研究工具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我们对问题的发现、分析与解决的质量，制约了我们的整体研究水平。总而言之，研究触角还应该再向前延伸，研究框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研究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创新，研究成果的质量更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总之，我们还需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再出发，进行高起点的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任务、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有一个逐步适应的问题，面临着几个难题。
一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求意识形态教育赖以进行的各类理论资源及其介质、载体等必须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形态，不断提升其科学性、真理性水平。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的理论资源能否及时吸收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能否及时整合当代人在实践基础上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能否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科学推进的前提和关键。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事业，它的完善是一个相当漫长艰难的历史过程，当前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似乎并不十分理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21个锐减为5个，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合法性正在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成为动态性的存在，要在事实经验依据还不太充分的条件下，让受教育者确立社会主义必胜信念，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还是理论资源的科学化水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赖以确立的科学理论基石。
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情境下，教育内容的质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就要求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正当性、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和生命力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展示，加快其科学化、实证化进程，强化其吸引力。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想信念才可能是坚定的，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一定程度上就是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根本办法在于进一步从学理上加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赖以确立的科学理论基础，从理论上切实解决一些与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关系度大、紧密度高的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实质、实现条件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在逻辑的理解认识，只有让人们充分而深入地了解、把握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关键问题，才有可能凝聚起广泛的社会共识，彻底消除人们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特别是只有诠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进一步开发好用以进行理论灌输的理论教育资源，才能真正争取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承担起理想信念教育的新使命。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深刻回答这些问题，是对重点人群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二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还不够配合、给力。除了教育的理论内容资源外，理想信念教育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就是现实生活世界。人们所生活的日常现实世界，是理想信念产生的丰富源泉，现实生活是威力无比的教员，假如现实生活世界与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反差太大，对我们的教育不配合或配合不给力，那么理论灌输教育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是要求价值观和现实一致，还是改变现实以符合价值观要求？价值观来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引领现实。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像其他任何观念一样不是孤立静止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还有那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还有那么多没有弄清楚的、待解决的难题，如“政治领域的腐败问题、经济领域的诚信问题、文化建设领域的虚无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突出的社会问题”，[74]这些问题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正是现实世界不尽如人意，才最终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怀疑和担忧，使连接共产主义的“两个必然”结论不断遭受质疑，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危机。
三是当代人的价值共识的“客观基础”，人们的价值共识点、共鸣点越来越不易把握。随着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及社会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加剧，各种思想文化也在加速融合，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正经历着激烈动荡，价值危机在不断加深，民众接受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思想心理基础已与过去大不一样了，加上过去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带给理想信念教育的恶果正在逐步显现和暴露，使得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集聚、开发更加不易。
总之，理想信念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用先进科学思想理论去影响和掌握群众的一种科学教育活动，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从学理层面都必然可以追溯到教育的主导性资源——理论武器的锻造问题上，也即理论理论资源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问题上。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重新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品格，进一步重构、优化理想信念教育的资源结构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生活化转向。[75]只有做好这一源头性、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在规律，切实从学理层面和经验层面解决理想信念教育的方式、方法创新问题，才能有效开发和利用好各类教育资源和载体，才能针对特定人群的理想信念状况，探索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方法，做好相应的教育工作。
本书将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界定为：为了实现一定的理想信念教育任务目标，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教育对象所采用的一切有效的方式、办法或者手段的总和，是广义的教育方式、方法，是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有机统一体，包括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等内容。本书侧重研究教育内容资源的开发优化问题，将直面上述教育难题，在如下几个方向做出尝试和努力。
一是重新对传统理想信念教育方式、方法进行系统的清理、检讨评估，追溯过去，即深入挖掘和科学总结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力争回归、尊奉理想信念教育的原旨、本真，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即既“返本”也“开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
二是重点从学理层面和经验层面，反思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开发、优化和利用问题，以解决教育资源不足和教育资源的及时性问题，进一步探讨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汲取教育资源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探索理想信念教育理论、方法的创新及教育范式的变革问题。着眼于刷新完善丰富教育内容资源，本书更加注重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汲取教育内容。主要是立足于当代对“三大规律”的最新认识和实践成果，从合规律与合目的角度重新界定、取舍理想信念教育资源，重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体系，尽可能剔除那些渗透于各类载体中的“假”和“虚”内容，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甚至歪曲理解的内容，以辩证否定扬弃非马克思主义内容，以优化教育资源，增强我们的“看家本领”。因为我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水平和质量。正确的理想信念不会凭空产生，价值、观念的东西蕴藏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中，必须致力于从“四种生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生活总体上可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掘新的教育资源，整合积累那些得到理性或经验证明的知识，拓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新载体和新空间。我们所期望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是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种生活”的、融入人们的真实生活情境的教育资源，是能够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领悟并从生活实践中去建构、升华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资源，是真正能够帮助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教育资源。当然“四种生活”本身也是变动不居、发展变化的，正如《资本论》序言中曾经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教育资源当然也是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是动态性资源。
为此，本书从完善教育内容的结构形态和结构体系的维度，从受教育者对“四种生活”的价值共识集合点入手，重点研究影响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即受教育者当前“行”背后的“知”的科学性问题，来开拓丰富理想信念教育资源，完善教育的理论体系。目前，为改善教育资源，究竟最需要提升哪些“知”的科学性呢？当前最需要提升科学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究竟有哪些呢？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些热点问题都需要予以科学解答，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观念、思想、实践途径等的理解认识都需要增强时代感、现实性，凡是与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紧密相关的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进行研究，需要放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辩证思考，以提升理论的有效解释力和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76]我们认为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应该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是科学把握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讲清楚在当代时空条件下如何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既是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的关键环节，也是帮助人们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关键环节。我们相信只有对之做出科学有力的理论阐述和解答，即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这些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才能有效提升我们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权威性，增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以极大优化教育资源。
鉴于受教育者并非总是对教育内容“全盘接受”，也鉴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7]所以，本书聚焦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也是加强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必须厘清的一些问题，也是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如“两制”关系问题、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民主实践形式问题、人民权利保障问题，以及人民公仆、廉价政府的兑现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聚焦点，也是容易激发人们思想共鸣的问题，同时还是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关键链接与着力点，因为只有从理论上科学回答这些问题，才可以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的认知，促进大众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形成整合，进而解决教育资源时代适应性不足的问题。我们力求将这些现实问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在当代时空坐标系中，做进一步的考察思考，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进行研究，在尊重历史中认识现实、展望将来。
本书一方面注重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开发集聚教育资源，主张将现实生活世界、现实中每一个具体而微的场景作为教育的真实、完整的载体，让大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解真正建立在坚实的感性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致力于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中集聚教育资源。我们认为要开发优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资源，就必须正确地诠释历史，必须进一步对以往实践的功过是非进行反思辨析，精确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进一步弄清历史事实，这样才能让人们搞清楚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究竟哪些是社会主义的，哪些不是社会主义的，至少要让人们明白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明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以“社会主义”名义兴办的事情未必都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些败坏社会主义声誉的事情，一些“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符合的东西、与人民根本利益不符合的东西、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符合的东西”，[78]必须在人们的观念中与社会主义切割剥离。诺齐克讲过，“共产主义的阴暗面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是原始的权力欲望”，[79]不是所有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事情都是社会主义的，都该由社会主义负责。
如果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解历史、思考和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从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获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将是十分有利于人民从思想上确信社会主义的。所以，本书力争引导人民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实践失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之过，而是丢掉社会主义精髓之过，让人们明白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这是我们的预期研究目标。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人们对过去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理解认识具有现实性与多样性，每一代人都会随着他们看问题角度、高度的变化及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他们的思考和解释，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义务。
鉴于我们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完全一致，能够大公无私地揭示社会客观规律，所以，我们能够直面一些对我们今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所涉及的社会主义实践问题，能够不再以唯书、唯上的思维去看待，能够在重新深度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经历，从现存经济社会关系中，与时俱进地重新拣选和再探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资源，为人们理想信念的生长拓展新空间。
如果本书能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就能从理论上对理想信念教育资源的开发建设有所推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科学社会主义，消除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让人们进一步相信：社会主义的发展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合乎规律地进行质的提高与量的扩展的社会实践过程。让人们明白：社会主义理想之所以是值得实践的，是因为这种观念能指导人的行为，使之更好地适应环境；社会主义能够让我们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是社会形态的历史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的有机统一。眼下我们正在从事的科学实践活动，将会不断促进人的解放所需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完善，最终在整体上达到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最终能将人带到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