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为项目研究的提出者和参与者，值此成果付梓之际，我想讲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选题和研究的几点说明，二是尝试提出社会风习的变迁模型，三是探讨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假设。
一 关于选题和研究的几点说明
首先，想要说明的是，我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不是学者，不会做研究，但是现在的工作使我可以引导团队做一些研究。现在要讲的这几个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并非标准的学术，请予谅解。
关于这项研究的来源。这个项目是我们自发研究的。几年前，有感于社会风习的变化，我提出开展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得到很多老师的响应。于是，题目是自选的；队伍也是自愿加入的，有十几个教授、博士参与这个团队。这项研究的起步是在2012年3月底，从提出问题到现在，已历时三年多。
关于“社会风习”。“社会风习”这个词，现在的人不太使用。我之前也没有特别的感觉。第一次对这个表述的重视，源于拜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九江学院和陈寅恪先生有一些渊源。有学者认为，陈寅恪作为一个大史学家，从不谈论现实时事，但是他对社会现实又有着深切的关注。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写《元白诗笺证稿》这部著作，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中国现代社会风习的恶化是从抗战中期开始的。但是，他并不直接去写当时社会风习是如何恶化的，而是通过《元白诗笺证稿》这部著作。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有一段话：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引文中的“社会风习”跟“道德标准”连用。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所研究的社会风习也是与某一个阶段社会道德标准相联系的。
关于“百年”。这个百年不是严格的100年，大体是指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这个百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最纷繁复杂的百年，也是最深刻变化的百年，更是最进步发展的百年，当然，也是社会风习变迁最明显的百年。从社会形态看，它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权更迭看，经历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历史事件来看，经历了10余年军阀混战，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生产力看，从农耕时代到机器工业，到电子工业和机电一体化，到计算机，到手机和微信，到今天的高铁和“互联网+”时代。当然，这种历史分期也是粗线条的，不是标准的历史学家的分期。
二 社会风习的变迁模型
我尝试推出一个模型，来看看社会风习究竟是怎样变迁的。
该模型包括四种作用力量：第一是导向，第二是示范，第三是约束，第四是惩戒。
关于导向。导向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包括五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政府的号召与倡导。政府希望这个社会出现什么样的风习，它就要号召，就会倡导。比如“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个层面，政策与制度。有了号召，或者仅仅有号召是不够的，政府有关方面的政策和制度要跟上。它们往往是“指挥棒”。
第三个层面，传统与教育。诸如孩子们从小到大，如何成长，如何教育；长辈希望晚辈继承什么，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和学会什么本领。在说到传统和教育的时候，要引用刘梦溪先生的一段话，他在《国学与红学》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人们习而不察，就是教育与传道的问题。现代以知识教育为核心的体制，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道”。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传什么道？儒家的经典之道。可惜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这个道不传了。这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
传统社会的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主要是通过私塾、书院、家庭和家族。现在私塾和书院没有了，家庭已经小型化了，家族也都很分散，传道的机制和渠道丢失了。这个“道”怎么传？废除科举制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会预见到今天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刘梦溪先生说，“为人们习而不察”。我们的现代教育，是以授业为主要目的的，而授业又是以应试为标准的。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教育的话题。
第四个层面，艺文与宣传媒体。这指的是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各种媒体的宣传。有一段时间看电视，节目表现物质财富的内容很多，不光电视剧，连电视广告都拍得那么唯美。那唯美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一些物欲的导向，一些网络游戏和动漫等等，也是如此。
第五个层面，公德和舆论。诸如与组织、集体、民族和国家有关的道德等。
关于示范。严格说来，示范也是一种导向。之所以要把示范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示范的作用太大了。
可以把示范分为“正导向示范”和“反导向示范”两类。正导向示范是正能量的；反导向示范是负能量的。比如说，违背政府号召倡导的、违背政策制度的、违背传统教育的、违背公德和舆论的，称之为反导向示范。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反导向示范的作用往往大于正导向示范。它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被别人仿效。
第二，示范的主要群体是社会精英阶层，就是说，社会精英阶层的行为最容易成为大众的示范。这里面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包括知识界的高层人士、大知识分子，包括各种明星名流、大商人、大企业家和富豪等。对某一个组织来说，组织中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最容易成为示范。
第三，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推断：当反导向示范行为的收获大于其代价时，该示范的影响力就会成为社会风习改变的力量，选择同样行为的个体和频次，可能呈几何级数增加；当这种行为增加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可能成为社会的顽疾。
平时经常使用和经常听到的名言、成语中，有一些就是强调示范的作用，比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如管理学中的“破窗理论”等，都是强调示范的作用。
关于约束。约束也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最高层面是法律约束，它来自国家机器。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和纪律约束。它来自组织或团体。不属于任何组织的“自由人”也有团体，家庭就是团体的一种。
第三个层面是舆论的约束。它主要来自环境，包括亲友、同事、邻居和各种媒体的监督约束。
第四个层面的约束，也是一个根本的约束，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主要来自自身。如果我们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德约束主要来自个体自身加舆论；而私德约束，主要来自个人的内心、个人的修养。
关于惩戒。毛泽东在《党委的工作方法中》说过一句话，叫抓一项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假如我们套用这句表述，可不可以说“惩而不重，等于不惩”，“戒而不严，等于不戒”。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老革命家王震同志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贪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两颗子弹管了20年”。
前不久看到一则材料，这则材料的主要观点是说，欧洲人不卖假货，不是因为欧洲人心好，而是因为欧洲罚得太重：一次售假如果被查出，视同于它开业以来一直售假。怎么罚？按店龄计罚。所以越是百年老店越不敢售假。
再比如北欧。北欧治理酒驾很简单，酒驾“视同杀人未遂”，因为你有放任过失杀人可能性的主观故意。所以北欧人没有人敢酒驾。酒驾在我们国家曾经是顽疾。现在很高兴地看到，酒驾基本上治住了，因为惩戒手段很厉害。一旦被检测出酒驾，当事人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作用力是一个整体。如果仔细想想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个阶段的社会风习不良，至少是其中一个方面出了问题：要不就是导向不明，自相矛盾，为时短暂，导向多变；要不就是放任示范，没人去管，然后，一行百效，最后由量变到质变；要不就是约束软弱无力，都做老好人，都不得罪人，不敢管、不愿管；要不就是惩戒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轻，失之于松。
三 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假设
假如社会风习的变迁存在自身的逻辑主线的话，主线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社会风习的变迁主线=传统+历史事件
大体说来，当没有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风习也会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是波浪式的变动，是围绕一个主轴的上下波动。这种变动，叫做“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这条主轴，因为这个主轴是传统。
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主轴的走向就可能发生改变。这里说的历史事件是指什么呢？是指令多数社会成员甚至全体社会成员面临命运改变的重大事件，比如说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等等。
那么，为什么历史事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够改变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呢？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历史事件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第二，历史事件松懈了原有的约束体系并弱化了惩戒手段。
第三，历史事件中会涌现许多令人是非难辨的各种示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历史事件提供了大量改变命运的机会。要想改变命运，就要抓住历史事件。这百年来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发生，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越是社会转型、变革等历史事件发生期，越要运用好导向、示范、约束和惩戒这四个作用力。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还需要研究证明。
最后再次强调，我们这个研究不是为了想研究出多么高水平的成果，因为我们深知团队的研究能力有限，没有做过大型研究。只是想通过这一探索性的研究，把我们的初步成果展示出来，希望引起学界对社会风习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思考、共同推动这项研究。
郑翔
2015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