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它在中国内地和边疆的施行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现代的漫长历史阶段。西南边疆是我国土司制度开始较早、结束最晚的核心地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山地、河谷地区为主体的今天的云南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是我国土司制度持续推行的核心地区。尽管中国历代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手段与方式曾经发生过变化，但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疆域的高原、山地与河谷的民族社会却似乎长期不变。正因为此，与包括缅甸、越南和老挝（南掌）等国在内的中南半岛各国相邻的西南边疆的治理，呈现了其特有的高原、山地与河谷的民族政治文化特色。该特色由于长时段以土司制度进行社会政治控制的缘故，主要以极深的土司历史文化的印记为表现形式。这一形成于元朝，完善于明朝，衰落于清朝的制度，前后持续八百余年，顽强地维护着西南边疆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多元性和多样性。正因为此，透视中国历代政府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社会的背景、内容、特点以及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成为中国土司学界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
一 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这一课题在国内外尚没有专著，也缺乏应有的专门研究。但针对西南边疆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土司制度和土司学等的研究成果倒是不少。从发表的年份序列来看，土司区研究最早，土司制度研究次之，土司学研究再次之，土司关系研究又次之，土职研究居第五，土司政府研究最晚。
（一）土司区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区研究在中国土司研究中起始最早，其研究内容先后集中于土司区综合研究、土司区土地与经济研究、土司区民族与社会研究、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土司区文化研究五个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边疆土司区研究的专题化进程。
1.西南边疆土司区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土司区研究最早的领域，其研究时间分清末民初、共和国“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进行。清末民初，云生、安建、童振藻等人发表的四篇论文针对云南土司和贵州土司的介绍以及考证，反映了土司区研究的原初取向。其中，云生发表的《云南之土司》（《云南》1908年第14期）一文，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研究土司的论文。共和国“改革开放”以后，有蓝承恩、黄家信、伍启林、陆泓、邵启富等人的六篇论文和覃桂清、冯艺、岩锋、弋良俊等人的四部著作陆续发表和出版。这些成果主要从地名考订和历史地理沿革出发，分别讨论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的土司历史。尤其是对广西土司历史地理的研究，弥补了清末民国以来相关研究的不足。如黄家信《来安的地望与壮族岑氏土司的缘起》（《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从地望的角度探讨了岑氏土司的兴起。
2.西南边疆土司区土地与经济研究
土司区的土地与经济，是1935年以来西南边疆土司研究比较受关注的话题。早期的成果，有再生《广西土官田祠堂田村镇公田的佃耕制》（《新中华杂志》1935年第2卷第8期）、宓宪成《土司区域的土地问题》（《社会研究》1941年第19期）和陈翰笙《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英文版）》（美国纽约，1949），主要关注土司区的土地问题。之后是60年代初石钟健、王昭武、刘介对广西壮族土官时期的调查和研究，重点关注土官统治下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以及乌江流域土司时期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土地制度、地方经济建设、土司女的“胭脂田”、土司地区的编户与赋役、土地与山林的管理方式、商品经济、田地所有权、土司后裔卖地、经济开发、经济发展、农业开发等问题，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有陈翰笙《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的翻译出版，以及马曜、缪鸾和等《西双版纳份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的出版。此外，谈琪、粟冠昌、方素梅、韦东超、罗树杰、李良品、蓝武等聚焦于广西和乌江流域土地与经济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尤其是罗树杰透过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对土民田地所有权和土司田地权利转让的系统观察[1]，视角独到。
3.西南边疆土司区民族与社会研究
对土司区民族与社会的研究，民国时期即有刘锡蕃《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贾忠《绥渌土司官之沿革及其现今的生活状况》［《民国日报（南宁）》1935年4月25日］、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1948），以及后来整理出版的江应樑、江晓林的《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德宏民族出版社，2003）。这些著作，通过文字和图片生动地反映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司的社会生活。之后是粟冠昌、张永国、谈琪对广西土官、贵州思州田氏土司、广西岑氏土官和南丹州莫氏土司族属的研究。尤其是粟冠昌先生对广西土官的民族成分进行持续30年的观察，发表了《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再探》（《学术论坛》1981年第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份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等力作。然后是周宗贤、覃成号、方素梅、李耀申、韦顺莉、蒋俊、陈贤波、隋立宁、石龙、刘长芝、蓝韶昱、马亚辉、刘祖鑫、杨华双等人对以广西、贵州、云南为主体的西南边疆土司区民族社会的研究，他们已经将研究推进到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变革、民族认同、社会改造、族群边界、社会控制、乡土秩序、族群历史、社会变迁、社会秩序研究的层次。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为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及其分解。[2]特别是韦顺莉，她以清末民初广西大新县境土司社会为例研究了地方文献中的壮乡社会、土司的民族认同、土司区的族群边界、土司和汉堂流官在乡土秩序中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土司社会的变迁，代表了目前我国土司区域社会研究的整体水平。[3]
4.西南边疆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
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方面，从共和国初期开始，江应樑先生就做了一些拓荒性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期及以后，他先后发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人文科学杂志》1957年第1期）、《近代的傣族土司及其政治制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两文和出版《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一书。在这些论文论著之中，他提出了“土官土司文武二类”说，不仅将土司区划分为内域区、羁縻土司区和御夷区三种区域，而且依据这种分类逐一梳理明代云南境内土官与土司。江氏所建的这种理论范式，对后来我国的土司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云南土司区的研究较为注重“土流并治”探讨，如王桃《土、流兼治》（《云南日报》1982年4月26日）、王文成《土流并治在近代云南边疆的全面确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和胡绍华《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文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车里宣慰司与水西宣慰司比较以及木氏土司崛起与社会统治地位确立的探讨。广西土司区的研究，侧重于封建农奴制度、土司地区的稳定化趋势、“狼人”与狼兵、土司建置沿革与分布、土司政区地理方面，其中韦东超《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稳定化趋势考释》（《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贾永利《明代广西东部、南部土司建置沿革与分布研究》（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施铁靖《明代宜州土司政区地理研究》（《河池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颇具代表性。史继忠、李平凡、张中奎、刘亚荷、陶军舟等人对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还有播州之役，以及黔东南“新疆六厅”的王化过程和边远地区的内地化进行了关注，颇具代表性。此外，还有李世愉、李良品、孙宏年等的与西南边疆直接相关的土舍、土流参治政治体制模式、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土司治理的研究，开辟了土司区政治军事研究的新视野。
5.西南边疆土司区文化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区文化研究有两个取向。这两个取向是：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初步统计下来，基础研究成果占文化研究的70.6％，而应用研究成果则占文化研究的29.4％。
基础研究，包括教育文化、宗教文化和文化综合方面的内容。其中，教育文化是土司文化中最早探讨的领域，成果有朱竟男的《明代西南土司儒学的兴起》（《史苑》1977年第27期）一文，这些成果主要探讨明清时期西南、忻城土县、播州、南方、彝族、广西、毕节、滇东北等土司区的儒学教育，关注教育的兴起、发展、土司所起的作用等。尤其是龚荫先生对古代南方民族教育文化与民族发展的探讨，以及陈季君对播州土司文化教育的探讨，富有特色。之后是土司宗教文化的探讨，主要对广西的忻城、桂西、右江地区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勐海、丽江的土司宗教文化研究用力颇多，其内容涉及土司祭祀、祭祀礼仪、土官崇拜、对土司的信仰、末伦文化、佛学、土司的宗教实践、祠庙等方面。张江华《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民族学刊》2010年第2期）一文，证实土司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借助宗教力量强化自己的权力的。文化综合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自从刘强、卫光辉于2001年发表《古老而又年轻的江外土司文化》一文之后，土司文化综合研究迅速展开。这类研究，视野锁定于两宋到明清之间云南“江外”、纳西族木氏、南甸、狮山、德宏傣族、乌江流域、广西忻城、贵州西北部、滇川藏交界区域一带，主要关注土司文化的内容，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成因、特征及其历史作用，土司的汉化，区域文化中的土司文化因素，土司宗法文化，土司时期的文化环境，土司文化的历史源流等问题，进而形成了余嘉华、余海波《木氏土司与丽江》（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周俊华《纳西族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8）、彭福荣《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化环境审视》（《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第2期）、韦业猷《广西忻城土司文化故事集》（2011年12月铅印本）等研究成果。
应用研究主要体现在土司文化旅游研究方面，这是土司文化研究的新拓展。它开始于2002年，主要集中在对云南元阳、广西忻城和贵州遵义播州等地的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土司民俗旅游区的策划以及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上面，其中，对广西忻城和贵州遵义播州的研究尤为突出。覃录辉、吴忠军、向延斌等人不仅探讨了广西忻城等壮族土司文化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意义，而且从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产品开发等方面对忻城中华土司民俗旅游区开发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贵州遵义播州土司文化遗产研究方面，不只是谈到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论及了保护问题。
（二）土司制度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研究开始于1930年，最初仅仅是探讨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后来在共和国时期才逐步渗透到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和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两个领域。
1.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研究
中央政府管理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是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学者用力最勤的领域。民国时期由于土司尚存，因而学者多聚焦于土司制度的流弊。共和国时期，学者在研究土司制度的时候往往进行展拓，将之与“改土归流”、羁縻制度和民族政策等联系在一起。
（1）民国时期的研究。民国时期研究土司问题之时，葛赤峰提出了“土司制度”的概念，并探讨其流弊。[4]之后到40年代，凌纯声、佘贻泽、纪孟、江应樑等人以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中国土司制度、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云南土司制度为题，对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及其利弊存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凌纯声和佘贻泽用力颇多，他们一个发表系列论文专论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另外一个出版了中国土司制度研究史上的首部奠基性的专著。[5]
（2）共和国时期的研究。真正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是共和国时期。该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土司制度研究得到了系统的拓展。为了便于观察，笔者将之划分为1960～1979年、1980～1999年和2000～2013年三个阶段，予以概略性的讨论。
1960～1979年，笔者将它称为共和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西南边疆的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研究，最初是从广西开始的，之后逐渐推进到云南、贵州两省。1962年广西召开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6]，石钟健、刘介、黄现番等学者在论及壮族、瑶族史的时候，开始论及广西的土司制度问题，并认为它是广西民族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江应樑、杜玉亭、张永国探讨云南、贵州两省的土司制度问题，并由此引出一场学术争论。[7]这一时期黄开华表现突出，他不仅发表了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的系列论文，而且出版了相关专著。[8]陈耀祖、钟诚先后对明清两代和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进行了首次专门研究。[9]“文化大革命”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出现了类似于文庚的《徐霞客对云南土司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思想战线》1975年第4期）的论文。
1980～1999年，可视为共和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的80年代，以侯绍庄、王钟翰、张永国、范同寿、李世愉、韦文宣、玉时阶、粟冠昌、程昭鑫为首的学者，热衷于探讨明清时期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原因、目的、过程、特点与善后措施，他们视“改土归流”为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瓦解、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化的标志，其原因在于土司制度本身存在的流弊。最早将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结合起来研究的是韦文宣，他于1984年发表了《谈对广西土官制度及改土归流的评价问题》一文。[10]与此同时，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渊源也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以吴永章、粟冠昌、陈天俊、曹相、贺国鉴、苏建灵为首的学者，他们不仅认为西南边疆南方各民族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羁縻”政策或羁縻制，而且将之追溯到唐宋时期的“领”“督”州县甚至是秦汉时期的岭南郡县。在此基础上，田玉隆发表《土司制与羁縻制、土官与流官的关系和区别》一文，讨论土司制与羁縻制的异同。[11]在弄清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起点与终点之后，以吴永章、龚荫、粟冠昌、胡绍华、何毛堂、〔日〕植松正侧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更多的是观照元朝时期湖广行省、广西土司制度以及明清时期贵州、广西、云南和川滇黔之交地带的苗族、彝族、傣族、壮族、布依族土司制度的本身，一方面讨论其形成、演变与特点，另一方面讨论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尤其是肯定了各民族土司制度对民族融合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吴永章先生，他不仅在全国率先明确指出南方各民族土司制度渊源于“羁縻”政策或羁縻制，而且锁定治理土司的机构与措施对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最后凝集成了《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这部颇具时代特色的土司研究专著。
20世纪90年代，西南边疆的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研究，可以用“继承”“发展”两个词来概括。一是继承，主要是继承了80年代的研究视野。以谈琪、粟冠昌、韦文宣、〔日〕谷口房男、徐杰舜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他们不仅讨论宋时期广西左江羁縻州，考察元明清时期广西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发展、衰落与改土归流及其特点，而且对羁縻制与土司制的本质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韦文宣、严英俊《羁縻制与土司制名异质同论略》（《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3期）和〔日〕谷口房男《土司制度诸概念》（《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增刊）两文，谈琪《壮族土司制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一书，对该阶段广西土司制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云南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除总体上探讨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与分期以及土司兵制之外，更多的是关注大理、哈尼族地区、德宏、拉祜族地区等境内少数民族个案，关注它们对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以及民族文化变迁。贵州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主要是余宏模专注于清朝前期尤其是雍正时期进行探讨。[12]西南乃至全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整体研究，有吴永章、吕士朋、董守义、龚荫的成果面世，他们在中国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发展基础上，重点讨论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决策与形式。尤其是龚荫先生《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一书，采用“治所/族属/承袭/事纂”的分析框架，从云南土司入手研究全国十余省土司，提出了甄别土司的“世袭其职”标准，为中国土司制度向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史研究转变创造了条件。二是发展，更多体现在时间上的展拓，主要是在80年代的土司制度研究理论视野下对广西、云南近现代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进行研究。广西方面，有黎家磷、卢家瑾两人探讨广西土司制度消亡的原因。云南方面，主要是王文成、杨炳堃、刘亚朝对近代、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云南龙潞边区、滇西边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进行聚焦研究。特别是王文成，对近现代云南边疆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用力最多[13]，开辟了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研究的新视野。
2000～2013年，为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对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管理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研究，笔者基本以五年为期、划分三个阶段进行观察。
首先是第一阶段（2000～2004）的研究。本阶段的总结性研究，主要是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类汇集，如粟冠昌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蓝承恩著、唐建生整理的《土司制度研究论文集》（2002年1月铅印本）和龚荫的《民族史考辨——龚荫民族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即是。土司制度的起点与终点研究方面，有彭建英的对羁縻政策聚焦的研究[14]，白耀天对土司制度确立的时间研究，林超民、李汉林、刘本军、陈嘉宗、余海波等人对“改土归流”及其影响研究。特别是陈嘉宗从土司后裔卖地看土司制度的衰亡，研究视角较新。从断代、经世经用和比较角度进行研究的，有陈名杰的《明代西南土司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谢本书的《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二）》，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和贾霄锋的《元明清时期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探讨传统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主题，如〔美〕约翰·E. 赫尔曼等所讨论的西江壮瑶与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对其进行改革的原因、“裁流复土”与莫氏袭官等问题；另一方面是探究土司制度与边疆政策本身及其性质，如李世愉、陈名杰、陈季君、陆云等人分别对土司制度与边疆政策、明朝发展西南地区教育的主要措施、播州土司制度、近代景颇族政治制度文化的三元性质等方面的研究就属于此类问题。
其次是第二阶段（2005～2009）的研究。本阶段的研究，一是探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二是研究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结构与功能本身。关于这方面，学位论文有蓝武的《元明朝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黄家信的《壮族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南京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马国君的《对清朝“改土归流”的再认识——以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为例》（贵州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贾霄锋的《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专著有龚荫的《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李道生的《峡谷深处的土司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黄家信的《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郑超雄、黄继先的《土州土治：土司制度面面观》（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集中于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看改土归流的进步性、改土归流及遵义军民府的建立、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因、“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清初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影响、思南和思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土司制度的演变与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民国时期南甸土司制度的变化、民国改土归流与南甸土司制度变迁、从土司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圩市窥探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对清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元明清时期经济政治因素在傣族土司制度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重在反映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背后的动因与影响分析，如张晓松、马廷中、陈季君、马国君、闫超杰、杨焰东、敖以深等人的研究。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结构与功能本身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土司的军事制度与壮族武术的发展、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制与云龙段氏土司的兴衰、清王朝对傣族地区的文教政策、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纳西族聚居区土司制度的类型、明清以来国家“因时而治”的治边思想与广西土司制度的演变、德宏土司制度、明初广西土司制度、傣族土司制度对德昂族的影响、元至民国时期滇西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影响、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中国壮族与越南岱族土司制度比较、晚清边疆危机中云南土司制度的变化、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等领域，反映了土司制度研究向具体化、细化和理论化方面发展，如胡绍华、洲塔、［日］谷口房男、莫家仁、贾霄锋、周俊华等人的研究。
最后是第三阶段（2010～2013）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专著有贾霄锋的《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蓝武的《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朝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和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上、下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尤其是龚荫先生的专著，不仅解决了以前《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学术规范问题，而且增加了土司制度研究的新内容。学位论文有王强的《明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冯海晓的《明代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土司制度比较研究》（云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方面，方铁、龚荫、李良品、蓝武、李平凡、蓝韶昱等人，有关滇西抗战与潞江土司制度的延续，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永胜高氏土司与“改土归流”，明清时期乌撒地区的改土归流与土司制度，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政治文化涵化与改土归流，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明清之交水西土司的“改土归流”的典型案例，“改土归流”对水族地区社会政治的影响，改土归流对水西地区民族格局的影响，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关于中国土司制度渊源发展研究的十个问题，元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形成，明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完备，清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衰亡，丽江“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影响，雍正朝广西改土归流方面的研究，富有成效。本阶段中央政府管理土司的制度结构与功能本身研究方面似乎有点沉寂，主要有方铁、洪涵、李国明、阿堵子尔等人有关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毕节彝族土司时期社会经济制度、云南德宏傣族土司制度、佤族聚居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明代乌蒙山区彝族土司制度等内容的研究成果。
2.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以及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
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研究与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一直是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研究的十分薄弱的领域。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研究开始较早，始于1957年；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开始较晚，始于共和国“改革开放”不久的1982年。
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研究最早的成果是李泽宏的《滇边夷民与土司制度》（《中国内政》1957年第5期）一文，之后这方面的研究长期沉寂，直到“改革开放”后略有改观。1980～1998年，仅有李世愉、雷广正、谈琪、史继忠、刘艺兵等人，对侗族地区“洞”“款”组织的特征和作用、广西改土归流的社会基础、明代水西的则溪制度、土目内涵的演变及其在土司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云南土司制度与古代地方法制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特别是李世愉先生出版《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他不仅运用“过程/事件”工具深入论证了清代土司制度，而且在土司制度源流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土舍”“土目”等土司职官内涵的变化，在“土舍”“土目”等研究中具有“以小见大”的代表性。2001～2013年，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引起了更多的重视，该阶段马曜、缪鸾和、成臻铭、温春来、覃奕、陈德顺、王淑琴、王军、蒋俊、许新民等人对西双版纳份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明清时期的土舍、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明清时期土目的拣选提升、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清朝“改土归流”前后广西壮族土司司法制度、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家族与乡里制度的关系、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则溪制度、明清时期桂西壮族土司的宗族制度、清咸同起义以来云南土司有关承袭与改流的政策等问题的探讨，具有成效。特别成臻铭和温春来、覃奕三人，前者发表了有关土舍、土目的系列研究论文，后者则先后完成了其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土司制约周边势力的契约研究方面，由于史料十分稀缺因而学界用力最少，从“改革开放”至今，仅4篇论文发表，它们是莫俊卿、成臻铭、王晖、卢玲先后对羁縻与土司制度对广西民族关系的影响、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太平军时期“主弱佃强”对壮族土司制度的打击、水西彝族土司的睦邻措施的研究。从这些论文的内容来看，似乎仍在关注土司时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对直接的制度与措施研究很少。
（三）土司学研究
严格意义上说土司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即土司史料（土司志）、土官与土司概念和土司学术史问题。它通过必要的关注以及系统的理论建构，推动土司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个多世纪的西南边疆土司研究，土司史料（土司志）研究起步较早，开始于1930年，而土官与土司概念和土司学术史研究起步较晚，先后开始于1984年和1986年。
1.土司史料研究
到目前为止，西南边疆土司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仅仅集中于档案史料、其他史料和基本史料三个板块。其中，最早得到整理与研究的是土司档案史料，其次是土司其他史料，最后是土司基本史料。
西南边疆土司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始于1930年，主要是对中国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和各地土司衙府档案进行整理研究。这方面的整理，1908～1959年主要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万斯年先后于1930年和1944年，对云南整欠景海两土目进贡案（乾隆四十年）、武定土司那氏所藏雍乾间军务案稿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1960～1979年，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被停止下来。“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工作继续开展。1980～1989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整理出版了《孟连宣抚司法规》[15]，黄明光对《土官底簿》的广西部分进行订误。1990～1999年，出版王梅堂、黄建明、陆裕民校注《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和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州民委、文化局编《云南民族民间器乐曲丛书：禄劝彝族土司府礼仪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等两部土司衙府档案整理成果，陈子丹、罗树杰先后对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和壮族土司田地契约文书进行研究。2000～2013年，较为集中的土司档案整理成果有（明）李化龙《平播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王昭武、韦顺莉收集整理《万承诉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刀正明等《芒莱法典》（人民出版社，2008），温春来、尔布什哈的《岭光电文集》（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9月铅印本），（清）王履阶《改土归流说》和（清）刘彬《永昌土司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研究成果则有侯绍庄、赵心愚、李世愉、向延斌、孙伟等人对《夜郎君法规》的时代、《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耿马土司历史译稿》、广西忻城土司衙门《教士条规》与土司官族的教育教化思想、《布洛陀经诗》与田州岑氏土司区域秩序的构建、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与岑氏土司、土司制度研究与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丽江木氏土司谱牒档案等的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其他史料整理与研究，按时间顺序先后是对族谱、笔记、各种专题性史料、文人的文集、学者的史学著作、编年体史书、方志、纪传体史书的整理研究。其一是土司族谱的整理研究。它开始于1933年，到1999年告一段落。这项工作主要是聚焦于云南、广西的土司族谱。早期成果有拂一译的《车里宣慰司世系考（由棘史译出）》（《民众生活》1933年第35期），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刀正宗等、李拂一（译）的《车里宣慰世系考订》（文建书局，1947），中期有刀述仁、刀永明、庄朗庄（译）、刀永明（集解）的《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汉、傣文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后期有云南省古籍办编《勐勐土司世系》和《景谷土司世系》（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朱德普等译的《西双版纳召片领车里宣慰使世系考释（〈〈泐史〉校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日〕谷口房男、白耀天的《壮族土官族谱》（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除此之外，还有马世雯、和力民分别对富宁土知州《沈氏族谱草本》和丽江木氏谱牒版本源流的探讨。其二是有关土司的笔记整理与研究。它始于1946年刘介（刘锡蕃）的《广西土官故实采访录》（《广西文献》1946年12月创刊号），之后是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于1951年6、7月的有关云南元阳县太和乡下里反土司斗争、元阳县纳更稿吾土司和江外土司区调查情况的汇集。然后是罗勇对《滇黔土司婚礼记》的多次探讨[16]，以及文明元对徐霞客笔下的丽江土司区讨论。这项研究持续至2005年。其三是有关土司各种专题性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它始于1947年，有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印行的李拂一从傣文中翻译出来的《泐史（上、中、下卷）》。1960～1979年，广西博物馆、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先后整理出了《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第一、二、三、四册）》（1963年油印本）和《西双版纳土司领主专辑》（1979年12月铅印本）。“改革开放”后，云南、贵州、广西三地的政协整理土司资料的热情高涨，他们先后整理出了《红河地区土司史料专辑》（1985年3月）、《版纳文史资料（土司）》（1988年1月）、《忻城文史资料（土司专辑）》（1991年铅印本）、《德宏土司专辑》（1997年4月铅印本）。与此同时，90年代，《殿粤要纂》受到学者重视，先后有〔日〕谷口房男、莫金山对《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进行探讨。2002年、2008年，先后有（清）毛奇龄《蛮司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广西大学俞师《毛奇龄〈蛮司合志〉校注》和魏菲《〈南征录〉、〈广右战功录〉、〈西南纪事〉校注》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其四是有关土司的文人文集。这就是台湾广文书局于1968年整理出版的陆次云等人的《台湾版史料丛编：峒溪纤志乾州小志滇黔土司婚礼记苗俗记说蛮》一书。其五是与土司史料整理研究有关的学者的史学著作。它主要是1979年以来学者的史料整理研究成果。史料论著有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龚荫的《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何耀华的《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龚荫的《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李文海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黄汝迪、黄雪梅编《广西忻城土司诗文选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彭福荣、李良品、傅小彪主编《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碑刻选辑》（重庆出版社，2007），（清）方显著、马国君编《平苗纪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杨林军的《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上、下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论文方面，1960～1979年，有余宏模对清代水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的探讨；2000～2013年有黄汝迪、余嘉华、田松、黄建明、彭福荣、骆昭平、罗康智等人对彝族《教育经典》、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人莫震诗歌、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著作、丽江白地摩崖的作者、干崖土司护印官刀安善的汉文诗、傣族土司刀安仁的爱国长诗《抗英记》、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忻城土司文人莫震的《村居集古二首》、傣族土司崇奉道教的碑刻资料、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文中的中原文化影响、时空域转换对思州土司分治始末文本史料的解读等的讨论。其六是编年体史书的整理。主要是整理出版了魏源的《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下）》[17]。其七是与土司相关的方志的点校、出版与研究。这项工作开始于1987年，最初主要为黄明光、〔日〕谷口房男、周光敏等学者，对谢启昆《广西通志》的明代土司部分、（万历）《广西通志》、《四黔书》点校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之后在2000～2008年，有土司所编方志以及当代学者点校、编纂土司志的出版。[18]其八是与土司文字史料有关的纪传体史书。其实这算不上史书，仅为论文。这就是莫家仁、覃圣敏对蓝承恩建立广西忻城土司博物馆的讨论。[19]
西南边疆土司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始于1958年。最初主要是黄明光、胡起望、黄彰健、者吉中、杨宝康、符太浩、石开忠等一批学者，聚焦《明史》的广西、贵州、云南三省的“土司传”各自进行考证、校补、论说、校正、辨误、考异工作，除此之外还对其中的一些族名、人名及族属进行考辨。2006年以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不仅将史实辑录工作拓展到《明实录》和《二十五史》，而且还对《明史》贵州、云南的“土司传”进行系统考证，形成了诸如政协遵义市宣教文卫委员会《明实录·播州资料辑录》（2006年10月铅印本），李良品等《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翟玉前、孙俊《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李丽双、张陈呈《读〈明史·云南土司传〉札记》（《思想战线》2008年第S1期）之类的工作成果。
有关西南边疆上述土司史料研究，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存在着像档案史料、方志史料和基本史料一样的发掘的不足。其中最大不足，就是对国外反映西南边疆土司的史料缺乏应有观照。
2.土官土司概念辨析
土官土司概念辨析，应为解决目前土司学界所警惕的时间泛化、空间泛化等“泛土司论”的关键问题。只有从“土官”“土司”等词出现的语境中明确其基本概念，才能解决“土司论”与“泛土司论”的学术分歧。
考察西南边疆土官土司概念的研究历程，这项工作进展滞缓。“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有必要对土官土司概念进行辨析，故而这项工作开始起步。然而这方面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仍十分稀少：1980～1999年仅3篇论文，它们先后是曹相的《土官与土司考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韦文宣的《“土官”与“土司”》（《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和白耀天的《土官与土司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等论文；2000～2013年则只有1篇论文，这就是温春来的《明代土司“文职”与“武职”的考证》（《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1年第4期）。从这些论文的研究取向来考察，基本上为经验性或者学理性的研究，总体上缺乏基于系统史料的词源“语境”的观照。正因为此，仍难化解“土司论”与“泛土司论”的学术分歧。
3.土司学术史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司研究综述、土司研究书评和土司会议综述是西南边疆土司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做相关探讨将有助于土司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改革开放”以后，土司学者开始注意到西南边疆土司学术史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还不是很高。1986～1989年，仅出现张永国等人的关于土司制度问题的讨论、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样的研究综述，出现韦文宣的兼评《略论壮族历史上的奴隶制》这样的书评，出现王昭武的《广西召开首届土司制度学术讨论会》（《民族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的学术会议综述。1990～1999年，有类似韦东超的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研究散论这样的研究综述，以及黄修义的《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概述——兼评〈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和安尚育的《挖掘现实和灵魂的深度——读长篇小说〈末代土司〉》（《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这样的书评。
进入21世纪，学者们逐渐重视西南边疆土司学术史的研究，开始进一步反思西南边疆土司研究的现状。研究综述方面，龚荫、王铭铭、成臻铭、李良品、蓝武、韦顺莉、于逢春、贾霄锋等一批学者发表文章或讲话，对一个世纪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土司制度及其史料整理、广西土司制度、中国土司、明代土司、西南土司、西南边疆土司、广西壮族土司、云南土司、元明清时期云南高氏三土司、中国土司历史文化、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历史文化、中国土司文化、傣族土司文化、明代纳西族土司文学、忻城土司文化等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综述、述评、回顾与前瞻，重点探讨研究理论与方法及其源流，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以及研究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书评方面，李良玉、钱宗范、达人、邱科等学者，对《木氏土司与丽江》《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清末民初壮族土司社会研究——以广西大新县境为例》《〈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笺注》《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从设土到改流》等研究云南土司和广西土司的著作进行了评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不足。会议综述方面，李跃平、瞿州莲、张凯等学者聚焦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社会”学术研讨会和第一届“中国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进行小结，并回顾与思考，认为它在多学科拓展土司学视野方面取得了成绩。
（四）土职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职研究开始于1935年，最初关注的是土司设置，1979年以后逐步关注到土司人物以及土司家族，最后才开始对土司进行综合研究。
1.土司设置研究
土司设置研究包括土司建置沿革、土司职官设置等多方面研究内容。民国时期，最早的一篇土司设置研究论文是鲍锡瓒的《清代乾隆时云南省所属土司考》（《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1935年第3期）。之后的三四十年代，童振藻、邹国郴、陈寄生先后发表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安氏土司考略、沿革考和兴亡述考方面的文章。1960～1979年，国内未出现土司设置研究专文，仅有〔日〕牧野修二发表1篇题名为《十道宣抚司——忽必烈政权集权化的布局》的论文。1980～1989年，相关论文迅速增多。史继忠、陈国安、杜玉亭、〔日〕神田正文、苏建灵、粟冠昌、王昭武等学者，对思州土司、八番、明代贵州卫所土司、元代罗罗斯土官宣慰使、凯里安抚司、明代云南土官与卫所、广西的土司、壮族土兵、广西东部的土司、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红边宋氏土司、泗城州岑氏土官、安平土官、夜郎故地土司、红河彝族纳楼土司、桑郎土司的设置、沿革与裁革等，进行了必要的梳理。1990～1999年，龚荫、田敏、张雄、蓝承恩、雷坚、〔日〕谷口房男等人，对宋代广西左江羁縻州、五百年的忻城莫氏土司、车里宣慰司和水西宣慰司、广西明代土司、元明清两广两湖土司、西南诸省土司、荣山长官司、明代广西土巡检、土家族土司、大理国高氏等的源流、置废与演变等，进行了探讨；学位论文有田敏的《土家族土司兴亡考述》（云南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土司设置研究领域的首篇博士学位论文。2000～2013年，主要是李良品、邹建达、蓝武、彭福荣、侬鼎升、周芳、罗宏梅、郑伟林等人，聚焦元明清时期广西的广南侬土司、土兵、金龙峒土司、河池土司、土司、云南的澜沧卫、临沧傣族土司、土官土司、滇东南壮族土司、潞江土司、“边外土司”、滇南土司与管家、贵州的惠水八番土司、乌江流域土司、黔北杨氏土司、宋氏土司、水西“千年土司”、乌江流域“土司兵”进行探讨，旨在讨论其设置的背景、历史沿革、分布态势、类型、特点与作用及地方影响。这一时期的学位论文，有苟爽的《八番土司源流考》（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凌燕的《广西土兵戍边与国防建设检视》（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土司人物研究
对西南边疆土司人物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探讨较少，进入21世纪后迅速增多。较早关注西南边疆土司人物的是余宏模，他于1979年在《山花》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水西彝族爱国历史人物奢香》一文。进入80年代，贵州和云南的土司人物受到关注。这一时期，有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和刘竞涛、黄伟的《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民族》1988年第2期）两文的发表，以及岭光电的《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的出版。90年代，主要讨论以土司夫人、末代土司为首的西南边疆土司人物及其表现。当时，龚荫、覃彩銮、〔日〕谷口房男等学者聚焦明代土司中的两位巾帼英雄、瓦氏夫人、永顺土司邓文茂、阿雅末代土司龙上登、抗战时期的潞江土司线光天等土司人物进行探讨，作家苏星还出版了共和国时期创作的土司小说《末代土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到了21世纪，历史时期杰出的土司人物研究，尤其是抗战时期至共和国初期“西南土司带”南端的土司人物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有关从傣族土司到民主革命先驱的刀安仁、“红色土司”安登榜、抗日土司线光天、从封建土司到人民州长的召存信、从封建土司到德宏州第一任州长的刀京版、方克光、景颇族山官、播州土司杨应龙、娜允傣王、末代土司李呈祥、彝族土司学者高奣映和岭光电、元阳猛弄第十一代土司白日新、彝族杰士余达父、忻城土司文人莫震等土司人物的史料被整理与研究，被出版或发表，有的被创作成小说，如金满的《末代土司》，还有如《奢香夫人》《绝代——末代女土司》等则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周琼、谢本书、吴晓云、刘学洙等人在关注元明清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奢香、高其倬和民国时期的傣族革命家刀安仁、滇西土司群体等西南边疆土司人物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摄政功绩及其社会意义、从土官到缙绅的角色转换、政治眼光与西南大局稳定、边陲土司的社会全息价值以及他们在滇西抗战中的影响及其贡献。
3.土司家族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家族研究，主要是从土司家族及其土司后裔两个方面切入的。20世纪80年代，郑超雄和何立高、罗康隆分别探讨广西钦州俚僚酋帅宁氏家族、贵州金筑土司家族之时，对这些土司家族的族属进行了应有的关注。90年代，余宏模、白耀天、李全伟、杨甫旺等人讨论广西土官官族、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官与岑毓英“土司后”、明初贵州宣慰使奢香家世、东兰韦氏、大理国高氏、彝族纳楼土司世家之时，重点聚焦于官族内的封建宗法形态、家族事迹、源流与兴衰。杨甫旺的《彝族纳楼土司世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基本上能够反映90年代西南边疆土司家族研究的总体水平。进入21世纪，土司后裔似乎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出版了刀慧容的《一个土司女儿的追求》（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木祥《女土司和她的后人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涅努巴西、车高学编著《龙氏土司和他的后裔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等著作，围绕侬智高后裔与广西侬土司、干崖土司后裔、澜沧募乃拉祜族石氏土司家族等问题，侬鼎升、白耀天、陆诚等学者甚至还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西南边疆土司家族的民间文献价值问题进入学者视野，出现了类似龙辉洪的《万承土司的世系、墓碑及其民族学意义》（《广西地方志》2008年第6期）这样的具有文本解读新思考的研究成果。
4.土司综合研究
这里的所谓西南边疆土司的综合研究，主要是指土职各要素如土司设置、土司人物和土司家族的综合研究，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旁及土司学研究的其他四大主题。西南边疆土司的综合研究起步很晚，2005～2009年，出版了田玉隆等《贵州土司史（上下册）》、郭纯礼等《红河土司七百年》、蓝承恩《忻城莫氏土司500年》、涅努巴西等《红河土司的传说故事》之类的著作，以及发表了《富州土司六百年》之类的论文。2010～2012年，东人达等人对乌撒彝族土司、永胜土司、元代播州土司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学位论文有赵晔的《永胜土司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和郝明的《元代播州土司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著作有胡进的《土司述略》（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五）土司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的土司关系主要包括西南边疆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周边势力的关系和土司与家族村社的关系，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安全稳定。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研究是从1938年开始的，最先观照的是土司与家族村社的关系，之后从1944年起关注土司与周边的关系，从1978年起关注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土司与家族村社关系研究和土司与周边关系研究之所以在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研究中开始较早，是因为它与一些民族学家早期深入土司区现场进行调查研究有关。
1.土司与家族村社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与家族村社关系反映了西南边疆某一土司区内部控制的力度，包括土司政治、土司社会等内容。这一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的研究尽管起步早，但进展滞缓。最早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是江应樑，他发表了《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昆明《益世报》史学周刊1938年第9、10期）一文，对云南土司展开研究。之后，在土司残留时期，李泽宏又发表了《滇边夷民与土司制度》（《中国内政》1957年第5期）一文。土司消失之后的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广西土司在民间记忆中的形象不佳，总以被愚弄的反面形象出现，形成了类似《公颇与土司（民间故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4）这样的成果。“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广西土司关系和云南土司关系在创作者和学者眼里呈现了不同的图景。在蒋志雨、冼小前、方云琴等创作者那里，广西土司总是受嘲弄而云南土司则是有情有义的，《李海进智斗土司（毛难族）》（见《民间文学》1982年第2期）、《广西民间故事：计赚土司（连环画）》（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和《南国情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就是这一民族民间意识形态的反映。在江应樑、〔日〕神田正文、蓝承恩、周宗贤、高言弘这些学者那里，宋明时期的广西土官和近代云南的傣族土司，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土司区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导致了某些地方如广西各民族的农民起义。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依然有《巧娶土司女（怒族）》这样的民间故事发掘，然而，方素梅、〔日〕谷口房南、朱德普等学者对广西壮族土司经济结构及其破坏过程、广西土司制度和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勐神祭祀礼仪，还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进入21世纪，广西桂西的土司关系得到了唐晓涛、蓝武、郑永杰等的聚焦研究，他们以元明清时期各民族土民反土司的事件为切入点，对忻城加仁土民斗土司、广西各族民众起事、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和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等一一作了探讨，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事件、过程与原因的研究路径。
2.土司与周边势力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的前哨阵地，这里的民族、宗教、土司等势力多元汇集、多样并存。正因为此，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国际关系、土司与民族关系、土司与宗教关系和土司与土司关系极为复杂。1944年以来，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国际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疆的土司与民族关系、土司与宗教关系和土司与土司关系先后进一步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其一是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国际关系研究。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陶云逵，他于1944年发表了《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礼聘往还》一文。[20]“改革开放”后，杜玉亭发表《兀良合台出师安南考》（《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专述中国与安南的互动关系。进入21世纪，更多学者关注西南边疆土司与国际关系问题，杨煜达、吴泽、蓝韶昱、李永、刘利民、杨清媚等先后发表花马礼引发的16～19世纪中缅边界主权之争、耿马土司捐献抗日军费、中越边境土司社会互动与认同、滇西抗战对滇西土司的影响、英国殖民初期缅甸掸邦土司制度下的茶叶贸易、16世纪车里宣慰使的婚礼与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等系列成果，探讨明清时期与民国时期由土司关系引发的国际关系问题。可见，该问题的研究仅仅聚焦于云南、广西两省区的边界地区。
其二是西南边疆的土司与民族关系研究。该研究从1984年以来，依次集中在土司势力扩展、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互动三个方面。土司势力扩展方面，有李绍明、赵心愚、王兴骥、潘发生、余海波等人，对傣族北上入川中的米易萨莲土司、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丽江木氏土司向康藏的势力扩充、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及其对川滇边藏区的影响、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景东陶氏土司对金沙江河谷傣族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民族关系方面，有杨福泉、李良品、栗原悟、高金和等人，对“改土归流”以来湘西黔东北的民族关系、明代彝族罗罗、诺苏支系的土司与民族联合、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德宏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关系的历史变迁问题的研究。民族文化互动方面，先后有徐丽华、蓝韶昱、汪力娟等人，对藏文化和纳西文化的交流、广西龙州县的壮族土司社会汉壮文化涵化、云南红河哈尼族土司在汉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
其三是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宗教关系研究。这是从1993年开始的，先后有黄桂枢、余海波、王路平、余嘉华、赵心愚、施仲军、张明等人，对明清时期整董土司与小乘佛教的关系及其影响、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道教和佛教、贵州土司流官的崇佛兴寺、木氏土司对东巴教的认同和影响、丽江木氏与噶举派的关系、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明清时期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与佛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
其四是西南边疆的土司与土司关系。这开始于2001年，先后有王兴骥、木基元、沈乾芳、黄艾禾、张江华、欧阳大霖、金朝荣等对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联姻政治与木氏土司的发展、明清时期彝族土司凤（那）氏联姻关系、清末边地的土司争端、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清初贵州水西土司叛乱、明清时期彝族土司联姻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姚安高氏土司与丽江木氏土司的友好交往等问题进行研究。
3.土司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始于1978年，最初是从民族迁徙研究开始的，之后逐步深入土司的叛与服、土司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民族关系、贡赐关系、中央政府对土司的控制、土司征调、土司社会认同和土司抉择等方面。
一是民族迁徙研究。杜玉亭发表《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一文。
二是民族迁徙研究和明清时期土司的叛与服研究。自从曹成章发表《元江傣族土司那嵩的抗清斗争》（《思想战线》1979年第4期）一文后，1983～2013年，张捷夫、胡绍华、〔日〕土家田诚之、〔日〕谷口房男、李平凡等学者，发表川黔滇土司的叛乱，明初马烨激变水西土司，顺康之际吴三桂平定云南土司，明代中期广西右江流域思恩、田州土官土目叛乱与改土归流，思恩田州叛乱，元江傣族土司那嵩的抗清斗争，明末川黔少数民族土司奢、安之乱，李定国实现联明抗清的原因，南诏国和水西土司与中央王朝战争比较，明代彝族土司的臣服与反抗等论文，集中探讨西南边疆土司的叛与服问题。尤其是中央政府与播州土司的战争关系得到了集中关注，不仅有政协遵义市宣教文卫委员会的《海龙囤烟云录》（2000年12月铅印本）史料和《平播之役400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论文集的发行，而且有张贵淮、雷昌蛟的《播州杨氏兴亡与平播之役》（《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2期）的论文发表，还有陈对的《明代平播战争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
三是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土司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研究。这项研究可视为对西南边疆土司叛与服问题的整体观察以及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动态观察，它一直是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开始于1980年，持续至2013年。范同寿、杜玉亭、罗贤佑、粟冠昌、陈季君、伍莉、王明东等一批学者，对水西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忽必烈与云南、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下水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峨昌（阿昌）与中央王朝及周边民族关系、丽江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关系、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毕节彝族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地缘政治学视角下明王朝与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滇东北彝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腾龙沿边土司与国民政府关系等，进行了聚焦研究。这方面的学位论文，有林建筑的《明代水西彝族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内蒙古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
四是民族关系研究。这方面是对土司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研究的一种展拓，它是从1982年开始的，先后有莫俊卿、〔日〕谷口房男、卢春樱、李良品等学者，分别对羁縻与土司制度对广西民族关系的影响、王守仁与少数民族、毕节彝族土司的历史贡献、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明代水西安氏土司的历史功绩进行研究。
五是西南边疆土司贡赐关系研究。它仍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研究的拓展，始于1987年。首次研究，是黄明光的《明代壮族土官朝贡述评》（《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之后，古永继、许再富、纳春英、李良品等人，先后发表明代云南土官朝贡述评、历史上向“天朝”上贡对滇南犀牛灭绝和亚洲象濒危过程的影响、明中央对西南土司的赏赐关系、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等论文，对以明朝时期为中心的西南边疆土司贡赐关系及其地方影响进行研究。
六是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控制。这项研究与土司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研究一样，属于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另一种形式的动态考察。1990年以来，李世愉、杨筑慧、莫家仁、李正亭、马玉华、陈国保、暨爱民、马国君等学者，就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何以长期存在、明清两朝异地安置云南土司、清代对云南的控制与治理、明清两代朝廷控制云南土司手段的二重性、国民政府对云南土司的调查、清朝初期对侗族地区土司的管理、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清朝国家权力在西双版纳彝族倚邦土司地区的延伸、王阳明对黔桂土司地区的治理与边疆稳定以及王阳明与思、田土司之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七是西南边疆土司征调研究。这种拓展研究专论很少，仅有〔日〕冈田宏二《关于明朝政府对“湖广土兵”和“广西狼兵”的征调问题》（《东洋研究》2000年）和蓝武《明代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供征调”及其社会影响述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两项成果发表。
八是西南边疆的土司社会认同和土司抉择研究。这两项研究是从2011年开始的，属于土司与中央政府关系层面的心态史研究，明显受到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影响。土司社会认同方面，有蓝韶昱《试论壮族土司社会的阶级认同与制度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传承》2011年第21期）、李天雪《少数民族的祖先记忆与华夏认同——以广西泗城岑氏土司为例》（《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和赵旭峰《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3篇专文。土司抉择方面，则有蔡豪《夹缝中的抉择：十六世纪后期明缅之间的滇西土司》（南京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郝彧《论明清两代“预制土官”策略及水西土司的政治抉择》（《毕节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两组论文，基本上走在了西南边疆土司关系研究的最前沿。
（六）土司政府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政府研究始于1964年，最初是借助田野考古进行的，重点集中于土司政务运行领域，后来逐步深入土司建筑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和土司文化旅游方面。
1.土司政务运行研究
土司政府研究是西南边疆土司政务运行研究最早开始的领域，它主要是以土司印信、土司公文、土司礼仪音乐、土司政权网络、土司官服等为对象的。最早开始研究的是土司印信，有纪衍垣的《说明土司制度的几颗印》（《文物》1964年第10期）的发表，此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云贵两省胡腊芝、李德忠的有关元明清印信与贵州土司制度、永德土司官印两篇论文的零星发表。因土司印信，而推进到土司公文研究层次。20世纪90年代，分别有刘云明、华林的傣族土司公文探微、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文书的两篇论文发表。这样到了90年代中期，土司政务活动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土司礼仪音乐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这时，分别发表了杨嘉兴、石校昆撰写的有关武定禄劝彝族土司府礼仪乐、云南孟连傣族宣抚土司音乐的两篇论文。接着，金红完成了题名为《云南孟连傣族宣抚土司礼仪音乐调查与研究》的学位论文。[21]土司政权网络研究和土司官服研究在土司政务运行研究中，开始最晚，它起步于21世纪初的头两年，先后仅有召罕嫩、黄民初的孟连宣抚司署政权网络之构成、清代傣族土司龙袍等两文的分别发表。之后，上述土司政务运行在2008～2012年的云南省分别受到了文学界、学界和艺术界的整合研究，产生了征鹏的《傣王宫秘史》小说，段红云的《千年土司府——武定》、刘江的《官纯——变迁中的土司司官寨》专著，以及中央台电视《木府风云》电视剧。
2.土司建筑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建筑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研究是1982年以来出现的新领域，研究指向土司城市聚落建筑和土司建筑的风格及其装饰。其中，土司城市聚落建筑主要聚焦于土司衙署、土司衙署的古树、土司城堡、土司墓葬、土司庄园进行探讨。这方面的研究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起步早晚不同，其中贵州起步最早，其次是广西，最晚的是云南。
贵州土司建筑研究始于1982年。20世纪80年代初，其注意力在于杨粲墓及其出土的碑志、播州土司杨辉墓的调查与保护情况方面，谭用中和政协遵义县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90年代前期，在刘恩元关注遵义团溪明播州杨辉墓的时候，吴正光重点对毕节大屯彝族土司庄园进行专门探讨。进入21世纪，先是史继忠、周必素、戈良俊等人对毕节大屯土司庄园、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和半坡土司衙门进行聚焦研究。之后，学者的研究视野逐步展开，出现了吴正光、王积义、刘国旭、夏勇等人对彝族土司建筑的虎文化、贵州土司屯堡遗迹、黔西北土司建筑风格与彝族艺术的贵族化特征、贵州土司官寨开阳马头寨的聚落形态与建筑等方面的解读成果。与此同时，随着土司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展开，海龙囤受到了范同寿、李飞等人的关注。
广西土司建筑研究始于1989年。自此到2001年，仅有韦优、廖燕玲等人对土司楼、“壮乡故宫”忻城土司衙门或忻城莫氏土司衙署进行零星的介绍。2008年、2009年，壮族土司墓葬石刻艺术和忻城土司衙门得到了更多的学术观照：一方面，是出现了像覃丽丹《壮族土司墓葬石刻艺术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这样的学位论文成果；另一方面，是形成了忻城县委县政府、董顺伟等人的《壮乡故宫——土司与忻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和忻城莫氏土司建筑装饰艺术等研究成果。从2010年开始，蓝武、余继平、覃丽丹等人不仅探讨忻城莫氏土司建筑艺术及文化内涵和壮族地区土官夫人墓葬（万承土州岑氏墓）石刻艺术，而且对以广西马山县为中心的红水河流域壮族土司历史文化遗迹遗存进行调查研究。这样一来，就使得广西土司建筑的研究内涵更为丰富。
云南土司建筑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研究开始于1993年。它最初是从土司衙门的古槐树、现存最完整的云南土司官邸等方面入手的[22]，到2002年，逐步介入对红河左能土司署建筑、南甸土司府和纳楼土司衙署的平面介绍。2007～2009年，土司的文化传承、土司衙署的建筑特色及其文化内涵似乎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产生了孙菲、张跃等人的滇域土司的文化传承与衙署建筑特色、云南土司府建筑研究，以云南省梁河县南甸宣抚使司署为例的傣族土司司署建筑及其文化内涵分析等研究成果。其中，学位论文为孙菲的《云南土司府建筑研究》（昆明理工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以后，孟连宣抚司府、南甸土司衙署建筑文化、“美人谷”的土司官寨和丽江木府，似乎又得到了召罕嫩、周德才、李莎、杨津涛等人更多推介。
3.土司历史文化旅游研究
西南边疆土司历史文化旅游研究是2003年以来的新方向，其研究指向广西忻城和云南丽江土司历史文化旅游形象设计、旅游产品开发与旅游文化创意方面。由于广西忻城和云南丽江的土司历史文化旅游各自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因而，学界的关注度似乎存在不同。其中，广西忻城的土司历史文化旅游关注度最高，先后产生了马艺芳、向延斌、徐升艳、梁福兴等人的广西忻城土司衙署景区旅游形象设计与传播策略、忻城土司建筑艺术与旅游开发、忻城土司风情水街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忻城土司风情水街旅游文化创意等研究成果。与广西忻城相反，云南丽江的学界关注度却不是很高，仅有张辉、张晓洪的《传统建筑创作实践与思考——丽江木土司府与大理崇圣寺恢复重建设计》（《建筑技艺》2010年第7期）一文的发表。
可见，运用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之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涉及土司区、土司制度、土司学、土司关系、土职、土司政府等多方面的内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美三国学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综观上述研究，特点十分明显：一是内容上，主要局限于“大一统”国家控制系统之中，研究中央王朝管理土司的制度本身及“改土归流”政策的变化，研究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研究土司的世系与民族属性，研究包括土司及其自署职官在内的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忽略了在国家关系和跨国民族关系中进行西南地区内地土司与边疆土司比较研究，忽略了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安全稳定影响的研究，忽略了中央王朝如何借助土司对西南边疆进行治理的研究。二是理论上，主要是就土司制度研究土司制度，对传统的国家与社会控制理论关注不够。局限于从“中央王朝/土司”层面提出土司制度及其“改土归流”理论，忽视对“土司/土司”“土司/家族村社”层面的理论观照，忽视土司政治文化理论的系统把握（如缺乏“土司政治心态文化/土司政治行为文化/土司政治制度文化/土司政治物态文化”的逻辑认识），忽视土司统治时期“身/家/国/天下”与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稳定之间理论的梳理。三是方法上，主要局限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进行静态研究，忽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多学科动态研究方法的运用。四是资料上，土司族谱、金石碑刻、土司个案材料和口述史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土司档案材料的运用极为欠缺。由此观之，本书是一块亟待深入的学术处女地。当务之急是拓展研究内容，突破研究理论，更新研究方法，发掘研究资料。
二 研究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的价值与意义
（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本书将西南边疆延续了近千年的土司制度，置于“身/家/国/天下”和“中心/边缘”等国家理论以及政治文化理论视野下进行立体观察，拓展我国土司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提高研究成果的可利用性。
（二）研究的意义
1.研究的理论意义
本书将明确提出土司区为国家行政区，西南土司带为呈带状分布的国家行政区域，土司衙署为王朝国家体制之下的地方政府，土司政府建立了混同型的国家管理机构，土司是朝廷任命的拥有政府管理机构的世袭官吏。本书还将比较系统地提出“土司行政区/土司政府/土司行政机构/土司及其自署职官/土司管理制度”等土司政治总体史研究理论以及土司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理论，为完善中国边疆政治学和构建中国土司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研究的现实意义
以“因俗而治”为特点的土司制度施行了近千年，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处理西南边疆地区因土司制度所引发的我国与中南半岛三国的关系、边疆跨国民族关系、边疆民族社会发展、我国西南疆域的变动，包括边疆危机事件在内的边疆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的研究，将弥补这一缺憾，并为当今边疆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以及边疆政治安全与稳定体系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三 本书的研究内容
（一）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讨论西南边疆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从总体上指出土司制度在西南边疆安全稳定方面所暴露的政治文化问题。其研究内容具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专门探讨土司制度推行前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第三部分则重点研究土司制度推行后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在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研究现状、研究的意义、研究的价值、研究的内容与研究方法。
在第二部分，逐一讨论先秦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两宋时期借助土官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试图厘清羁縻时期和土司制度发端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的政治背景、内容、方法、特点及可资借鉴之处。重点是聚焦夏、商、西周时期的五服制、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五方结构、秦朝时期的道制、汉时期的边郡与属国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和俚郡俚县制度，隋唐宋时期的安抚宣慰制度和羁縻府州县峒制度、两宋之交土司制度的发端等进行探讨。
在第三部分，主要是通过元朝时期借助土官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明朝时期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和清朝时期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三个方面的观察，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及其“改土归流”进行重点切入，内容包括阐述元朝时期土司制度的形成和明朝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完善与“改土归流”等。在尽可能地运用时人的叙事进行历史场景与情景的具体解读之中，融入有关西南边疆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与土司制度的立废、土司制度下西南边疆治理的内容与特点和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及其结论。试图表达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主要从西南边疆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治理成本、西南边疆社会与群体（民族）构成、西南边疆的经济环境、西南边疆的文化传统、西南边疆的国际政治与军事环境五个方面，考察环境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设立和废除的作用。
其二，主要从“中央王朝/土司/家族村社”三个层面，考察中央政府治理西南边疆土司、西南边疆土司制约周边势力和西南边疆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内容与特点。具体包括职官制度、贡纳制度、征调制度、“蛮汉分治”政策、“因俗而治”政策、承袭制度等的内容与特点，以及西南边疆的土司政府及其职能和土司的地方行政系统及其治理功能发挥等。
其三，主要从心态史视野下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与土司行为、土司体系与西南边疆社会机体的稳定三个方面，逐一讨论两宋时期、元朝时期和明朝时期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影响。具体包括中央政府治边思想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影响、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土司的中华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土司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土司行政方式的影响、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土司处理地方案件的影响、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土司个人命运的影响等内容。
（二）研究重点
本书的研究重点有五个。
（1）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过程的回顾。围绕羁縻政策，重点探讨夏商周时期的五服制，秦汉时期的道、边郡与属国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俚郡俚县制度，隋唐宋时期的安抚宣慰制度和羁縻府州县峒制度等，在西南边疆治理过程中的演化状况。
（2）土司制度的推行对西南边疆治理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从西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西南边疆危机事件（或称为“边事”）的处理、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变动与土司城变迁三个方面，探讨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治理的作用和意义。
（3）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的原因。主要从地理环境与生态多样性、文化多元性、治理成本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4）如何运用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主要从“中央王朝/土司/家族村社”三个层面，动态观察元代始设的抚慰型土司、政务型土司、明代始设的羁縻卫所土司等类型的土司，在中央王朝的间接管理下对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土司以及土司区内部的家族村社进行制约与治理。
（5）借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主要以中央王朝由华夷之辨和华夷之防到夷汉一家、由以夷治夷到以汉化夷、由羁縻而治到改土归流、由夷汉粗安到长治久安、由修筑长城到众志成城等治边思想的变化为背景，在具体考察土司政府及其地方行政系统有关中华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土司政府职能与土司地方行政功能的发挥、土司政府各系统处理西南边疆各种“事件”中，总结其所留下的经验教训。
（三）主要取向
本书主要以区域总体史的视野观察西南边疆土司制度及其前身。在这一视野下，西南边疆土司制度及其前身的发展变化，其背后所承载的是中央政府对生活于高原、山地、河谷地带人们的治理方式的改变，以及这里土司区资源环境、交通与城镇等要素的变迁。尽管施行于此的土司制度仅能反映西南边疆史和民族政治文化总体史的某一个侧面，但这一小小的侧面却足以映照到全国、全亚洲乃至全球的民族政治文化史。这就是说，小地方有大历史，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只是一个观察全国、全亚洲乃至全球特殊地域环境人群治理的窗口而已，其任何一个切入均旨在试图揭示区域总体史。
当然，揭示区域总体史不可能不借助史料工具。对于史料工具而言，任何一则史料均只是一个还原区域总体史的细小片断而已。只有运用时人的包括口碑史料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史料，并细致地加以解读，才能完整地、清晰地展示接近历史真实的场景与情景。这一灵动鲜活的场景与情景，需要借助独到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驾驭。正因为此，本书试图运用史料所展示的历史场景与情景片断，逐步还原出一个区域总体史的历史场景与情景，并尽可能地对这一场景与情景做出初步的理论揭示。基于此，本书对于相关内容的处置，尽可能地置于疆域、行政区划和民族分布的场景之下，以此逐步展开对中央政府如何设计和运用制度治理土司地方，以及制度在推行期间所受到的影响的探讨。
四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将按照以下思路展开研究。
一是以中央王朝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进行治理为切入点，重点对两宋之交至明朝时期的西南边疆土司政治做出区域总体史考察；
二是在西南疆域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时段探讨边疆土司区变动历程，深化对我国土司时期的国际关系、跨国民族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西南边疆政治风云变化对当地土司的中华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影响的认识；
三是注重土司时期西南边疆的地区与民族差异，揭示当地少数民族政治建设的地域特征，进而解决中央王朝所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否坚持民族平等的制度、土司区是否能与民族区域自治画等号、土司抗倭或抗击外来入侵是否具有明显的“守土有余”特征、因地制宜的土司文化是不是一种可以弘扬的民族文化经典等理论问题；
四是把握“家族村社/土司”“土司/土司”和“土司/中央王朝”在蛮汉分治和土流并治的国家控制格局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土司政府及其土司地方行政系统组织的互动关系，总结西南边疆土司政治的运行规律，为边疆政治学和中国土司学提供史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五是考察西南边疆的土司传统对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物态文化的影响，总结土司制度建设的得失，为当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提供历史资鉴。
（二）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过程/事件”动态分析方法，以土司制度为基本线索，进行中国“西南边疆”区域总体史的实态研究，尽可能地在古代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网络中观察西南边疆的民族区域政治。在具体研究中，坚持以马列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重视对时间、地点、过程、事件、区域、类型、结构、功能、层面等方面的全面把握，主要以中国“西南边疆”为区域，注重官方文献、民间文献的解读与田野的考察相结合。
五 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书主要是解决涉及西南边疆土司区的疑点问题与理论研究的难点问题，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一）理论上的创新
本书针对前人研究的不足，发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从国家控制社会、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稳定以及“身/家/国/天下”“民族首领/职官/机构/行政区/管理制度”等粘连结构的角度，系统构建土司制度研究理论。主要以广西、云南、贵州土司为个案，科学验证鉴别土司的“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二十八字理论，进一步完善“抚慰型、政务型、羁縻卫所型、土弁型、土屯型”等土司类型理论，以及处理“王朝国家/土司社会”关系的“三个层面”理论和土司政治文化的“四个视角”理论，以具体的事例，系统阐明土司制度是一个中央管理土司、土司之间相互制约、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体系，为创建中国土司学贡献绵薄之力。
（二）内容上的创新
本书正视中南半岛缅甸、南掌（老挝）、越南三国对我国西南边疆土司的中华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误区，从西南边疆危机事件、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变动、西南边疆土司的政治文化互动关系、西南边疆土司的社会阶层与等级、西南边疆土司家族政治文化、西南边疆土司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西南边疆土司地方行政系统等领域，对因土司制度产生的西南边疆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总结我国西南边疆土司的跨国受封、跨国朝贡等家庭行为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进而将土司制度研究纵深推进到土司管理家族村社层次，横向拓展到土司之间的心态、行为和物态文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