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提“法西斯主义”
纳粹法西斯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一般人内心里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情结并非随之消失无踪。按奥地利心理分析大师威尔海姆·赖希（Wilhem Reich）的说法，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它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所有民族的机体中，而“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乃是“小人”的精神——渴望权威、渴望被奴役。
之所以重提“法西斯主义”，是因为当我面对着大众放弃思考、丧失判断能力地狂热认同、拥抱流行文化所制造的一系列虚伪符号和标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非理性行为时，只能以他们内心深处的“法西斯主义”情结在作祟来解释。
随着开放的世俗社会的形成，传统意识形态的统制力日渐削弱，多元文化观念并存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确立，自由思想的空间扩大了。但文化的独断专制是出现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在其运作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社会成员在其人性深处都愿意逃避自由、推卸责任而接受直接或间接的、程度不一的思想统制。“左倾”教条朝代的结束本来使大众脱下了“枷锁”，但在流行文化无节制泛滥的今天，大众又心甘情愿地钻进了“牢笼”。这个“牢笼”貌似自由民主——爱怎么玩怎么闹都行，而要命的是大众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预设认识，即凡是流行的都是理所当然乐此不疲去追逐的，此从根本上扼制了大众在世俗生活中所应享有的自由，他们义无反顾地葬送了自由选择、自由鉴赏、自由想象的可能性和机会。这是人类精神进化和文明发展的严重阻滞。
我并不笼统地排斥流行文化，但我坚决抵制它在大众精神空间中的一元化趋势和霸权地位。人文知识分子们应努力负起责任，用我们的创造性工作，切实抵制流行文化的一元化和霸权，重新建立多元化的精神空间和文化格局，促进并从事精神世界的所有探索、历险活动。
二 与流行文化交手
现代传媒的发达，并没有相应地给人文知识分子留下一块向社会发言的阵地。商业利益至高无上的社会生活氛围，使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边缘化，其本来应有的声音，在世俗生活的滚滚红尘面前逐渐变弱。更不用说某些人文知识分子被商业机制收容、整合、改编而放弃了自身的立场，或者热衷于意淫式的自言自语、党同伐异。在此，我从内心里认同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的一句话——“叹息这一代游离‘知识分子’普遍的懵懂、无耻及低能”。
或许是不满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整体处境和自我感受，1993年10月，我与其他三位同人（单世联、陈少明、李公明）一道，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广州这座南国商业大都会里创办了《岭南文化时报》（下文简称《时报》），我们在“发刊词”里宣称：“由青年学子创办的这份报纸，是一块新开垦的精神园地。面对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功利化文化洪流，我们想借这块小小的阵地，寻觅、团结更多的精神同道，联手对世纪末的庸俗化倾向作顽强的抗击。在这里，真理、理想之类日益被淡忘的价值观念，公正、客观之类渐趋逸失的新闻立场，将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从开始就是抱着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态度；不求“星火燎原”，只求我们的“星火”可占据天空一隅，以醒示人们文化多元空间存在的可能。
近4年来，《时报》对当今社会文化生活一直持建设性的批评立场，把我们对流行文化的冷静反思和谨慎批评传达给社会大众。其中“本报编辑部”（社论）“精英观察”“反调俱乐部”“一言堂”“明星班点”等专栏，可以说是直接与流行文化交手的阵地。通过这些专栏，我们联络相当的人文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整体力量和阶层意识，这与抵制流行文化相比，应该是同等重要的一件事。
人文知识分子不可随意夸大自己的作用，也不可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意识。相应于前者，我们须防止自身可能在无意中流露了的“法西斯主义”倾向，须首先尊重其他人的生存方式，这才有利于多元世界的构造；相应于后者，我们须认识到自身有限努力的价值所在，我们所营建的精神空间哪怕狭小，但毕竟是多元中的一元，毕竟是可以为世俗生活提供参照，毕竟可以为大众提供一片想象的余地。许多人惊异于《时报》多年来一贯的批评立场，也有许多人把《时报》当作世俗化洪流中的怪物，对此，我们已心领神会并心满意足了。
三 阐释本土文化
流行文化的一元化，把大众日益塑造成“单向度的人”——精神空间偏狭、历史意识淡薄、个性萎缩，生活于社会里的“大众”（mass），犹如流水线上千篇一律、标准化的、可以大批量复制的产品。阐释本土文化，就是企图唤醒沉淀于大众内心深处的历史文化意识，开掘流淌于“人伦日用”间的文化活流，以便有助于塑造大众的个性，对流行文化的霸权地位做出挑战与抵制。
流行文化的猖獗与本土文化的萎缩是互为因果的，而我对本土文化的关注首先是有感于其在流行文化重兵压境下节节败退的事实。当然，我这种关注也有不断自觉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漫画家蔡志忠把中国典籍漫画化的一系列“小人书”风靡大陆，之后更有许多主观随意乃至歪曲的“白话××经”出笼，这些貌似弘扬传播传统本土文化的举措，事实上透露出一个令人伤感的强烈信息，即传统本土文化在向大众流行文化称臣，它的内容的简易实用、制作的“快餐化”及娱人的目的，无不显现大众流行文化的痕迹。
“小人书”的畅销，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资源的贫乏和大众文化素质的平庸。当我感到大众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态度对待传统本土文化时，我想，与其拿着铁锈的钥匙打开宫门，搬出奇珍异玩在街头杂耍逗乐，不如随手在民居私宅中拣起一些家什，拍拍灰尘，擦擦污迹，显示其本然色泽，并把其不平凡的来由告知屋主，让他好自珍情。于是，我尝试着通过一系列大众耳熟能详、日常习用的词语，揭示其背后深厚的文化蕴含，让大众感受到传统本土文化和活流，唤回大众对本土文化的亲爱。
从1993年起，我陆陆续续写了近50条日常用语，如“出生入死”“通情达理”“随时”“因为”“放心”“性质”“推理”等，这种词条都是儒家和道家的基本用语或基本精神，在阐释时也都严格依照儒道学说的本意，深入浅出地漫谈。后来冠以总标题“洗涤语词”，部分发表在《广州日报》的专栏上，并收进《穿越斑马线》一书中。
上一部分已说过，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岭南文化时报》似一份先锋激越的同人报，他们往往不理解何以在第二版辟出大半版篇幅介绍鲜活的岭南本土文化（“岭南物语”专版），其实，该版块与直接批评流行文化的其他版面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抵制流行文化的一元化。“岭南物语”上有一个受读者欢迎的专栏，叫“粤人嘴脸”，次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把该专栏的文章结集出版为《粤人众生相》一书，我在此书“序言”里说明：“本集子文章的努力之处在于：对粤人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情景的评述，展现地域文化的特色，激发日趋枯竭的地域文化资源，从而对以浅薄而又强烈的官能享受为目的的大众流行文化做出抵制的姿态，为日趋都市化、单一化的粤地，作些景观点缀。”
如果说上述的努力带有顺便的话，那么，我曾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有效的本土阐释，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生动资源。
1992年，我在撰写《儒道互补》一书的“后记”时写道：“本书使用一些具‘中国特色’的表述，如‘通道说’‘明镜说’‘天成秩序’‘因为’等，这也许在无意中呼应了人文学科的‘本土化’运动。”想不到当初的“无意”变成了现在的“自觉”，这种“自觉”的意念，完全是个人化的，我并不想提倡或号召什么“本土化”运动，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毕竟也极需要有人作现代性的阐述，以期与西方哲学对话交流，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不过，如上所述，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个人工作的有限性或局部意义，我所欲努力的所谓“本土阐释”不过是为了方便于当代中国人对待传统智慧的顺当接受。
以唯物、唯心的阵营划分和“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的机械剪裁去对待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已被学界公认为是荒唐的“研究”方法，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意识到，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作为打开中国传统哲学宝库的钥匙不也会导致中国传统哲学的失真吗？当然对这一问题不能绝对化，因为我们日常的大量用语都是近代从西方输入的，我不是说不能借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而只是强调建立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阐释框架和系列关键概念，这样既可以防止中国传统哲学在被阐释过程中的失真，也会更契合中国人的情怀。譬如，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大全”之体蕴含万物，但具体物之间并不发生联系，而是每一具体物直接与“大全”发生联系。这一情形，就远不是“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等西方哲学概念所能说明，而与中国人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意念倒是相吻合。我个人极希望从有系统地提炼、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概念开始，来一次观念上的沐浴清洗，荡涤“西化”的沉积，审慎地使用概念，在多年的努力之后，写出一部同样可有效传播的便于进入公共文化精神空间的简明地道的中国哲学史，而非虽是中国人撰写但以西方哲学理念观照的中国哲学史。
四 关注中国农村
1995年初夏，在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与另一位办报同人（单世联）一道，前往地处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南沙农村，进行为期近半年的题为“经济发展与农村人文环境变迁”的系列调查。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感受、接触、记录中国农村的传统人文资源，但是结果却令我大为失望：在经济发达的当代农村，充斥着都市里单一化、平面化的生活方式，传统人文资源已经被商业机制榨干殆尽，农村已远非我等儿时印象。如在都市生活方式的指导下，为填满都市化的消费欲望而需要的大量物质资源供给将严重超过资源再生的极限，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一句空话。而事实上，都市化的消费欲望有许多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精美动人广告的引诱，它根本就不是人在生存过程中的真实需要。这种虚拟的消费欲望，从一个大国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言，是应该有步骤地加以阶段性限制的；又如，哪怕在完全法治的环境里，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道德规范约束仍不失为社会控制的重要一环，而农村基层生活共同体的疏散瓦解，使道德约束无疾而终自行消亡；再如，农村民俗活动的式微，带来农民自娱活动的扩张，在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的农民那里，自娱活动难免沦为越轨行为。
重建农村生活形态从大处讲，关乎国计民生；从小处讲，关乎人文发达。农村在生活形态上的都市化，必然是以抛弃传统人文资源为代价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自然不愿看到这种结局，不愿看到将导致人类精神进化阻滞的流行文化扫荡中国的每一角落，形成坚不可摧的一元化统治。正在此意义上，我理解梁漱溟先生致力再三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留洋归国的有为社会学家何以热衷于农村调查和社区研究。
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喧嚣的商业大都会里其实成了“边缘人”，再次面临角色难寻的尴尬境地，是否也应该再到农村去？是否不要认定城市才是自己的应当天地和舞台？吴文藻先生在1935年曾说，知识分子开展社区研究，“虽不能直接帮助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促进问题的正当认识，暗示解决的正当途径”。重建农村生活形态，需要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其所产生的作用即在于此。
退一步说，中国当代农村正遭遇数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局，今天的变故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尤烈，从抢救本土文化资源的角度言，也需要我们及时去观察、记录、整理，需要我们及时去采问风俗，为后人留下本土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农村是传统本土文化得以延续的庞大根系所在，关注农村，重建农村生活形态，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多元化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是苦撑办报，对中国传统文化谨慎地尝试本土化阐释，还是呼吁关注当代农村，我都只不过是做出抵制流行文化一元化的姿态。如大儒孟子所言：“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原载《开放时代》杂志1998年五、六月号）
【访谈】吴重庆：行动力量
与单纯的书斋相比，我更倾向做一个行动色彩浓厚的知识分子，重返农村。每次我从农村回来，在汇入城市洪流的那一刻，就有莫名的受挫感——我们所蜗居的城市，如一部加速器，我们只能身不由己地随之旋转。城市永远是小城市，而农村的天地依然广阔。
——吴重庆《从边缘到边缘》
问：《开放时代》的封二经常会有你拍摄的小村庄和你对这个村庄的认识，你是怎么找到它们的？
吴：经常听周边的人介绍某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我会留心把它们记下来，再找机会去看看。
问：你的目的是……
吴：我的目的是想和底层的民众有更多的接触。因为除了接触书本和所谓名人的东西外，我们在城市里所能感受到的打动人心的东西不多了，但是底层一些民众对信念的执着却很能打动人。
问：这和你的研究方向是否契合？
吴：我研究的是农村问题，但我其实并不关心农村经济怎么发展。你可以说我们的城市生活很现代化，但事实上它也很一元化，单调，模式化，如果你不那样生活，会有人说你落后、边缘，但到农村去你会发现，所谓标准化的生活之外，还有各种生活形态，非常多元。不同生活情境、不同处境下的人们都有自足和相对独立的一面，他们并不觉得苦，反而很充实。
问：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曾经打动过你？
吴：都是很小的事情。比如广东清远的白湾村，地处石灰岩区，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基本温饱都没有解决，但是这个村的70%以上的村民都信仰基督教，他们每周都非常认真地做礼拜，很多年轻人也在申请接受洗礼，和他们聊天，你会感觉他们对生活有着相当独立的看法，他们过着有信仰的充实的生活，他们会说城市人可以对我们做物质上的扶贫，但是你们城市人其实在精神上也应该接受扶贫。村里老牧师说，这个村子里到城市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还时不时写信回来，和他交流。
再比如，我在江西赣州街头看到一个代人写信的老人，写一封信以前四五毛钱，现在1块钱，一个月大概挣20多块钱，老人觉得这是额外收入，加上政府的一点补助，生活也够用了，还能帮人做点事情，挺有意义的。
我们从细微的人和事上可以体会到，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都可以尽到一点责任、做一些贡献。我们在城市里生活，这些念头实际上都很淡漠了。
还有一次去到福建长汀，见到一个祖传雕刻神像的人，手艺高超，订制神像的人很多，他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扩大再生产，到城市里去做啊，他说那样太操劳了，我就这样慢慢雕，慢慢刻，一刀一锤，自得其乐。
当时在白湾听他们唱诗，我很感动，他们这样唱：他的年月如草一样，他发狂如野地的花。你很难想象这是他们在唱。
问：你自己对城市生活是很排斥的，这和你的经历有关吗？
吴：我的家就在福建莆田农村。我读高中以前基本没有离开过这个村，整个农村的生活背景对我来说犹如底版，到今天为止，内心的乡土情结还是比较难解开的。我每年回家乡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一个专题的、小范围的调查，之后我想把它写成一本书。
问：关注农村应该是你近几年才开始的，除了乡土情结外，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
吴：我原来学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我所看到和理解的古代人的精神世界都来自典籍，可以说全部是精英文化，但是现实中的生活状态甚至乡野小说中所描绘的生活和典籍是不尽相同的，这促使我去关注精英文化之外，中国人真正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的。
问：你做农村调查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吴：最早是在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去番禺农村做一个题为“经济发展与农村人文环境变迁”的系列调查，调查报告无意中刊登出来，竟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真正做农村研究是从1998年开始的。
问：农村研究的项目是不是社科院的立项研究？
吴：所有这些农村研究我都没有去拿什么项目，全部是自己在做，也没有向上级单位要过经费。我已经不会去考虑学术界了，有的人做学术研究不排除名利的诱惑，我现在不会，我不会按流行的评价标准和模式去做，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也许有些野路子。
我自己有志于写一本小说体的书，将一个村庄的生活、组织结构、人物活动描绘其中，这要慢慢积累，机缘还没到。如果这本书写成了，就可以有个交代了。这个书是有蓝本的，就是林耀华的《金翼》，正是这本书奠定了林耀华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书中所写的村庄就是林耀华的家乡。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看到这本书，当时只是很喜欢读，读了两三遍。
问：不过今天看来它并不像一本学术专著。
吴：这也是无心插柳，林耀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将来会给他带来什么，当时因为夫人生病，他在照顾她时开始回忆家乡生活，当然他的深厚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背景增强了对家乡生活的理解，所以这本书非常出色。
包括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写的也是自己的家乡。
他们都是在非常无意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所以如果太有意去写，恐怕还写不出来呢。
如果说我还想写一本正儿八经的所谓的学术专著的话，我想写《海陆丰农民运动研究》，我想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的细节上，注重它的可读性。人们对海陆丰农民运动关注很少，但它其实有着典型意义。彭湃的农民运动是开展得最早的，而且方式激进，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很大。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能够通过农民运动走到社会前台上去，是值得总结的。写这本书也有一个参照的蓝本，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孔飞力写的《叫魂》，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说的是1768年时的“叫魂”事件，谣言怎么传播，上面怎么反应，以及皇帝怎么垄断信息等描述得很具体。
问：相对于《叫魂》，《海陆丰农民运动研究》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
吴：一定要问意义，当然是有的啦，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底层是动用哪些方式、通过哪些渠道将分散的人群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他们怎么整合而后逐渐走到社会的舞台上去的。如果将这个案例剖析清楚，对我们理解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会很有帮助。比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都是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
问：除了你自己对农村的兴趣之外，听说你也在做一些政府项目？
吴：做农村研究我想有两个方面，像我写《孙村的路》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个人的兴趣，对社会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再一个呢，做农村研究毕竟有更多的机会和底层的农民接触，可能会获得独特、具体的信息，正好趁这个机会也对农民做些具体的事情。因为农民毕竟是个比较弱势的群体，没什么人去关注他们。城市里的传媒整天炒来炒去有多少事和农民有关系？农民生老病死、痛苦不堪甚至活不下去，根本就没人知道他们，他们差不多处在自生自灭状态。那么你如果有机会了解到什么问题，也应该做一些反映，为他们做一些切实的事情。但是靠个人的力量去帮助别人，首先你个人的力量有限，其次你所能帮助的范围也很有限，我有时下乡也经常下意识地给老人一点钱，但是自己知道这根本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真正去寻求对他们的帮助，还是要靠政府制定政策，这样受益面才广，受益的时间才持久。所以我最近也在做一些比较有现实意义的调查。比如，现在在做一个扶贫调查，主要是深入贫困地区了解一下现状，看现在的许多扶贫策略需要怎样调整。
问：你做过一个关于农村基层选举的调查，据说提出了非常有创意的建议，简单地说就是将村长和村支书合二为一进行选举，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吴：你说的是《关于我省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工作的问题与建议》，我们主要在广东省跑了两个多月，报告出来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现在很多人认为村委会选举是农民的一种广泛的民主参与和民主实践，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农民之间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自我组织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农民是很分散的，大家只关注到个人利益，打工的出去打工了，农事也没人去做，他们相互间的组织意识和组织能力很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生存状态，面对贪官的盘剥基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一个人你怎么去面对一个权力系统中的贪官呀？所以起码我个人认为农民应该提高自我组织的能力，怎么提高呢？那就要允许民间社会的空间大一些，民间组合要允许它存在，包括家族的框架，这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过去民间有代理人叫乡绅，现在这种人没有了，农村中稍微有文化的人都到城市里去了，哪怕发了财的人也都到城镇去生活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待在村里。所以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没有的话，你就是让他自治，他也自治不起来。个人的孤单会影响到民主的绩效，就是说政治参与的效能会很低。我们指着他们说太落后啦、素质太低了，所以他们的民主意识很差，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的。主要还是因为农民太势单力薄了，你叫他怎么去体现民主能力呀？
问：你住在城市边缘，又关注农村，城市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吴：我平时对城市里的热点问题不太关心，你到城市之外的地方去的话，感觉比城市问题更深重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呢，我们为什么不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去关注一下呢？我原来有个比喻，说如果知识分子把太多的精力耗费到对城市话题的无聊争论上的话，我们的知识或者文化就会被糟蹋殆尽，作为废料排泄到城市阴暗肮脏的下水道里。
问：但是中国最热点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体现在城市，你认为人文精神的力量大，还是经济发展带给人的变化大？
吴：那当然是经济的力量大，因为它激发的是人的本能，本能的力量是力大无比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走城市化的道路，还是可以讨论的。
问：你一直称自己是边缘人，边缘指什么？
吴：从我出生的孙村开始，那里没有一户孙姓人家，我的祖上是作为边缘人——流民而暂居孙村的。到了中山大学，我是“北佬”，无法加入粤方言的热闹合唱。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似乎有了一次从边缘突进中心的机会，当时“文化热”兴起，青年知识分子统统加入了一场盛大的思想狂欢，毫无学理根据地把中西文化比较一番，所有现实问题都被归结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的，中国人之间的差异就被搁置起来，那时的我不仅不再是“边缘人”，而且俨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主持讲座、主编刊物，天天“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问：怎么后来又成了“边缘人”？
吴：进入90年代以后，大批知识分子都改弦易辙“下海”去了，我当时忙于写博士论文《儒道互补》，在熙熙攘攘的潮声里潜心读孔孟，过了那段难得的“看海的日子”，又成了边缘人。
问：这种落差你怎么适应的？
吴：大学前后我的心态有明显变化，最初激进、演讲、写文章指点江山的时候，以为社会是靠一篇文章就可以改变的。1991年博士毕业后心态就有所调整，意识到一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社会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当时我就引用我们80年代的一个口号，叫“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你能影响到多少就算多少，你对这个社会有多少促进就算多少，不求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意识到最重要的是行动，后来我们就办了《岭南文化时报》。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看着它慢慢变大。我记得临毕业时有个老师给我说，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动不了手术的，你得有用“沙煲慢火熬中药”的功夫才行。毕业后我慢慢品味到了。
问：《岭南文化时报》是你和流行文化交手的一个阵地？
吴：这也算是边缘人“用沙煲熬中药”吧。我觉得在现代传媒发达的情况下，并没有给人文知识分子留下一块向社会发言的阵地，在商业利益至高无上的氛围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处境就越来越边缘化，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更不用说被收容、整合、改编后放弃立场，或者热衷于自言自语、党同伐异。可以说是基于对处身商业社会的知识分子尴尬情况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在1993年10月，从闹市的中心悄悄走到边缘，创办了《岭南文化时报》。
问：当时的发刊词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想借这块小小的阵地寻觅、团结更多的精神同道，联手对世纪末的庸俗化倾向作顽强的抗击。”后来据说这份报纸在南北的文化人圈中影响很大，当时有人称北有《读书》，南有《岭南文化时报》，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吴：我前两天才刚刚把1999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放在世纪中国网上，叫“风中的火柴”，很详细地回忆了五年的办报历程。那时离停刊的1998年12月30号仅仅过了70来天，却已经感觉如前尘往事一般。办报的过程非常曲折，几次差点关门，中间也停过几期。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都是非常有分量的，还有几个强调自己声音和立场的栏目，比如“本报编辑部”“精英观察”“反调俱乐部”“旧文新刊”“点名批评”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专栏，成功地建立起几乎包括当今中国思想界所有知名人士及部分完全不为人知但确有分量的民间思想者在内的作者网络。
问：你在《抵制一元化的姿态》里讲到你希望所做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这样才能重新建立多元化的精神空间和文化格局。吴：应该说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慢慢复苏，但是我觉得思想界还是保留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他们期待着一篇文章就能产生整体的轰动效应，或者一篇文章就能影响思想界，他们想象某一篇文章会很有害，于是拼命打压。在我看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思想界都需要生态平衡，应该允许多样的声音存在，哪怕是有害的物种，你也应该让它存活嘛，这才是多元的心态、宽容的心态，其实也是现代的心态。古人其实在这上面是很成熟的，有句话叫“万物静观皆自得”，就是说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是恰如其分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一直有一种回报心理，读书人读了这么多年书，花了不少人民的钱，做点实事是个回报，另外我们所接触到的知识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我们平常都是在消耗前人的累积，不应该只当一个消费者，我们应该考虑是不是还能创造些什么出来，哪怕创造不了，也应该尽力把这些知识向你所处的社会、你周围的人传播，这也是回报的意思。
（原刊《赢周刊》200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