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戴逸教授、马汝珩教授研究清代的理藩院及边疆民族政教制度，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3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领域耕耘，从事清代西藏史某些问题的探索。
从2003年开始，我参加了国家清史的编纂工作，先是调研20世纪中国通史中的清史研究情况，后又接受了国家清史编委会和戴逸老师委托的课题“藩部封爵世表”“四大活佛世表”的编撰。这两个课题，进一步开拓了我的清代西藏史研究的视野，本书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此过程中有所心得而写就的。
在研究清代西藏史的过程中，我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曾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参加藏研中心的学术活动；还曾是《中国藏学》杂志汉文版的特约编辑，审阅了许多有关西藏历史的稿件。这期间，我对藏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深深感到献身于这一学术领域是极大的幸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我研究清代西藏史的结晶。它在内容上分为如下几部分。
一是清代西藏的管理机构。清朝时西藏也称唐古特。清朝统治者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理藩院管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此外就是设立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晚清时期，清政府进行改革，理藩院改为理藩部，驻藏大臣建置也有所调整，其职权亦有所削弱。
二是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中的格鲁派亦称黄教，在蒙藏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有清一代，为了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采取利用黄教政策，尊崇其领袖人物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使他们分掌西藏、蒙古地区的黄教事务。这是清代政治、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特征。
三是清代西藏的封爵。清朝统治者以军功、姻亲、归附等不同原因，封西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以各种爵位，并给予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用以加强统治。在《清史稿》《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典籍中，对西藏封爵的记述不但有错误，而且有缺漏。这些，可以通过档案和清实录给予纠正和补充。
四是清末西藏新政。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西藏、西藏形势出现危机、清政府在西藏施政发生困难密切相关。清末西藏新政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清末西藏新政是西藏走向近代化的开端，对维护清政府在西藏主权有重要意义。它的失败，对后人有重要的启示和教训。
五是关于清代西藏的民族政策、金瓶掣签制度、一些重要的典籍和建筑等。清代“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实施，稳定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蒙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拉萨和北京的双忠祠，告诉了人们一个真理，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前代先贤，永远被后人敬仰。“谛巴奏章”档案的披露，揭示了清朝康熙年间那一段隐蔽的历史真相，有助于人们对清代西藏史复杂性的感知。马吉符的《藏牍劫余》以详尽的史实，记述了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侵略，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官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一书的客观存在，再一次使人们认识到研究清代西藏史，一定要经过去伪存真的过程，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清代治藏军事研究》充分展示了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全面行使主权和加强管理的历史原貌。
六是清代西藏史研究的历史回顾。100年来的清代西藏史研究，20世纪通史中的清史研究，清末中央对蒙藏施政研究，像三部长长的纪录片，不仅记述了中国学者研究清代西藏史的历史足迹，而且反映了清代西藏史研究的日益繁荣，反映了国家的日益昌盛。1995年台北“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则是对清代西藏史研究漫长过程中的一个点的聚焦，一个具体场面的扫描，生动而具体。
附录部分，以清实录及有关史料为线索，汇集了清代治理西藏的主要措施及相关事件，希望作为读者的索引，进一步探究有关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其索。”清代西藏史研究是无止境的。希望本书能给人们的学习和研究以借鉴和启发，并发挥清代西藏史研究过程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