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结构性、复杂性，只能走一条新的道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
环境危机如不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世界的环境状况影响着中国，中国的环境同样会给世界带来影响。
第一节 环境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随着美国巨片《2012》的热映，一个玛雅历法被炒作为“世界末日”之预言，玛雅历法说：“时间的终结是2012年12月21日。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人类却是属于地球所有。”于是，2012年刚刚翻开新的一页，人们便忙不迭地总结回顾2011年那些巨大灾难、极端天气：从全球看，澳大利亚水灾、新西兰地震、日本地震、美国龙卷风及冰雹和泰国水灾等重特大自然灾害相继发生，这一年，全球共发生各类巨灾事件253起，造成2450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350亿美元。在中国，宁夏，全区降水异常偏少，遭遇自1961年后50年以来第二降水偏少年；陕西，4月陕北大风沙，夏季高温热浪，7月发生冰雹、雷雨，8月强秋淋，11月底冬打雷；江西，春季出现近60年来最严重干旱，春夏之交出现罕见旱涝急转，入夏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入秋后大雾频发能见度低……
近年来，重大灾害事件、重大污染事件频频发生，中国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10年“环境状况公众满意度调查”显示，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仍是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调查中，有69.1%的城市受访者和58.3%的农村受访者对周边的环境状况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9.8个百分点和10.3个百分点。各类环境要素中，城市受访者满意度最高的是饮用水质量，农村受访者满意度最高的是空气质量，两者表示满意度最低的均为垃圾清理。东北地区城市和农村受访者对综合环境状况的满意度连续两年最高。在对环境状况改善的满意度方面，75.3%的城市受访者对周边环境整体改善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比2009年提高9.8个百分点；60.1%的农村受访者对周边环境整体改善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比2009年提高2.2个百分点。从地区来看，西南地区的城市受访者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度最高，东北地区的农村受访者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度最高，而华北地区城市与农村受访者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度评价均为最低。
环保部曾经多次发出警告，我国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环境形势，一些地方已经触及了环境承载力的底线。同时，环境污染已经给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损害，全国每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发性事件不断增多，环境投诉密集出现，由此造成的社会阵痛越来越剧烈。环境问题不仅成为推进科学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民生之痛、社会之瘤。
环境恶化不断侵蚀着文明大厦的基石，而自然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其实质来说，和谐社会主要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底线要求”，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所在，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基、条件，人与自然失去和谐，人类的一切繁华只是一种暂时的“虚幻”罢了。如果说和谐社会好比一个五官端庄、形体优美、内在美与外在美统一的“美人”，那么，失去人与自然相和谐、徒有外表华丽的美，只不过是一种“虚美”，是那种让人看着揪心的“美”。工业化社会的文明正是这种“虚美”。
人类经历了数千年农业文明时代，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物质欲望空前膨胀，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空前扩大，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空前突出。这是一个进步与灾难、欢乐与痛苦、繁荣与堕落交混的时代。
工业文明伟大成果的出现及其弊端的彻底暴露，说明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人类的发展并不像车辆行驶，每到十字路口，总会有警察来指挥，该停则停，宜行则行，而是需要依靠人类的理性自觉来导航。倘若沿着工业文明路口的纵深线继续前行，人类的物质文明或许仍然在一定阶段可以获得延续甚至达到某种极度繁华，然而，这一线路的极端处标示的是：人类生于繁华也将死于繁华；拐弯于横向的线路或许是人类新生的机会，而新的文明必定是以和谐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在这种文明时代，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将得到拯救和统一，如同恩格斯所说，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99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关于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显然，这就是说：和谐的首要标准是公平与正义，和谐的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由此可见，和谐社会即公正社会，公正社会即和谐社会。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总体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评判标准应当是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因此，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对于公平和公正问题的认识。其中，环境公正既是社会公正的内容，又是社会公正的条件。环境不公正不但直接损害着社会公正，而且必然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
环境公正是指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即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出自然资源公平分配、环境权利平等享有、环境责任公平承担、环境义务平等履行、环保成果公平共享等基本要求，简言之，环境公正即环境利益的分配公正。环境公正主张：任何主体的环境权利都有可靠保障，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活动时，负有防止损害环境的责任并尽力改善环境；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予以及时有效的纠正和处罚；除有法定和约定的情形外，任何主体不能被人强加环境费用和环境负担。由于人类活动已经造成部分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面临超越环境资源承载力极限的危险，环境的不公正（如破坏环境者与其承担的环境责任不统一，享用环境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等）成为现实。在这样一个时期，如果不力图实现环境公正，所谓的和谐社会注定是一种游戏一场梦而已。因此，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价值准则的环境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有力保障。
第二节 当代中国环境公正的基本视域
审视当代中国环境公正问题无外乎从时空交错的对比视角，如纵向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环境公正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阐述，横向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环境公正与国外环境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本书从共时态与历时态的交织角度将环境公正问题区分为种际公正、共时态公正和历时态公正三个向度，并将共时态公正再细分为国际公正、族际公正、域际公正、群际公正、性别公正等五个方面，而历时态公正主要指称时际公正，即代际公正。
一 种际公正
环境公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人类与自然之间实现公正的可能性问题，即种际公正；狭义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所有主体都应拥有平等享用环境资源、清洁环境而不遭受环境限制和不利环境伤害的权利，二是指享用环境权利与承担环境保护义务的统一性，即环境利益上的社会公正。[1]所谓种际公正，即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均衡性与协调性。20世纪的工业文明是财富急剧膨胀、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时代。但是，人类所有的成就无一不是索取自然的结果。正是自然的供给，人类才能建造文明大厦；正是自然的丰裕，人类才能期望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奉献的分离、利用与回报的割裂，使自然对人类的生存承载力严重不足，人类陷入了生存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之中。
种际公正力图反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数千年来，人类沉醉在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当中，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和万物的尺度。但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2]人的生活只有依靠自然界，脱离自然而生存的人是无法想象的。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3]这就是说，自然对人具有制约性、在先性和基础性。人与自然的关联表明，建立和谐社会首先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具有怎样的和谐关系，人类社会就具有怎样的和谐度，“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4]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表征的不是自然自身的问题，恰恰是人自身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因此，“环境公正与当今剥削、不平等及一些集团持有特权的生产机制、福祉关系相关联”。[5]
种际公正力图表达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自然的存在是自在的、自为的和为人的、人为的存在。这就是说，自然不仅具有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具价值，也具有自身的、固有的内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双重价值并没有贬低人的尊严，因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是内在的，自然是人的自然，自然的价值是属人的价值。但是，自然价值的属人性并不意味着“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天然地具有合理性。相反，人类要转变“竭泽而渔”式的战胜自然的生产方式，就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改变自然资源“无主”观念，树立建设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使人类的索取与奉献相结合；改变自然资源“无价”观念，树立以自然为友，为自然尽义务的意识，使人类与自然进行双向价值交换；改变自然资源“无限”观念，树立享用自然首先要保证自然的可享用性的意识，使人类既成为自然的享用者又成为自然的管理者和维护者。
种际公正力图阐明人类对待非人类自然的道德态度。传统伦理把道德关怀局限在人类之间，它所坚执的理由是“唯有人才是目的性的存在”。然而，人类在物质、文化、精神上，与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密切的相互关联性，这种“相互关联性”所揭示的是：人类必须把对非人类存在物纳入道德考量的范围，但允许道德关怀具有程度差异，即人类的福祉是道德关怀的重心，是最高程度的，与此同时，非人类的道德诉求不能因此而被排斥。
二 共时态公正
环境公正体现在共时态上，就是要促进国际环境公正、族际环境公正、域际环境公正、群际环境公正和性别环境公正。
国际环境公正关心的是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和拯救生态危机的义务上的公平性。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是全人类的共同义务。国际环境公正与否，不仅从国际条件和外在氛围来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实现，而且影响和谐世界的实现。
在现实社会中，环境危机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包含着严重的国际环境不公正。我国的环境与世界连为一体，而且，国际上的不公正环境问题正在加剧中国的环境危机。然而，国际上却悄然出现一种所谓“中国环境威胁论”。为此，2007年6月4日上午，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拿出三组数据来驳斥这种谬论。[6]他指出：“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没有人说那些历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弹性系数大的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反而说历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弹性系数小的中国构成了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约18%，消耗掉的能源却占世界总量的一多半，木材占85%，钢材占72%，其人均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9～12倍。他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先耗用了地球资源，也最先污染了生态环境，最先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然而，发达国家一方面在享用着以环境代价换来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美国至今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环境口号是虚伪的，而且也表明了先发国家的一种畸形环境心理——企图更多地享用环境权利而较少地承担环境责任。这种心态的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是：环境权利的享用是一种所谓“能力”的较量——谁有能力谁就有使用地球资源的权利；谁没有摆脱环境污染的能力谁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灾害。因此，环境资源的享用者总是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先发国家，而环境危机的受害者总是那些经济滞后、技术落后的后发国家。
面对全球共同的威胁，国际上的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止步。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继续大量地赤裸裸地剥削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生态资源，压榨和盘剥发展中国家，并把资源消耗之后的“剩余”——垃圾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世界每小时大约产生4000吨电子垃圾。欧洲每年产生的电子废物升幅达3% ～5%，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制造电子废物。发达国家因为“三高”——电子垃圾产生量高、环保标准高、工人工资高，而想方设法把电子垃圾运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绿色和平组织的长篇翻译报告《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废物》中如此介绍：贵屿是中国广东潮汕地区一个面积52平方千米，人口20万左右的小镇，始于1995年的电子垃圾产业，使该镇雇用了十几万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民工，每年处理逾百万吨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电子垃圾。[7]近20年来，因为年均吞电子垃圾300万吨，贵屿成为了“电子垃圾第一镇”。垃圾处理手段极原始，只能通过焚烧、破碎、倾倒、浓酸提取贵重金属、废液直接排放等方法处理，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生态恶果。虽说在某种程度上垃圾也可以弥补资源的不足，特别是诸如铁、铜、铝等关系经济安全的原生矿的奇缺，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健康的损害，以及随着垃圾一同流入的害虫问题和走私问题都日益严重，而出口国对此是漠不关心的。
另一方面，某些发达国家借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以环保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绿色壁垒”就是其中的一柄双刃剑。
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安全的目的，以及由于消费者环境意识提高、全球绿色消费运动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和地区之间出现“绿色壁垒”，它把贸易与环境这两个原本在世界贸易史上互不相干的问题用一条绿色的纽带捆绑在一起。应该看到，“绿色壁垒”在客观上对国际环境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必须承认，“绿色壁垒”是发达国家以环保标准、绿色标志和市场准入条件为借口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其市场，按照绿色环保要求或标准建立具有屏障作用的制度或规则，它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所有的“绿色壁垒”都是双向的，壁垒构造者并不能单纯地阻止不符合绿色标准的产品进入，它既阻止进入，也阻止输出或禁止或不鼓励生产。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绿色壁垒”，提高环境标准，有效地防止发达国家进行污染物转移、环境殖民政策，具体包括污染废弃物的国际贸易、投资污染密集产业、落后技术的转移、臭氧层损耗物的生产和消费转移等等，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场，迫使发达国家花大力气在其内部解决污染物的问题，也促使自身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绿色壁垒”是近年来“绿色浪潮”的产物。“绿色浪潮”是对工业化后果深刻检讨以后而对绿色的、美好的地球环境的强烈渴望。应该说，这是人类理性程度提高的表现。
为此，国际环境公正要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原则，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确保全球各国平等地参与解决国际环境问题的权利，倡导协调和合作，反对生态殖民主义借口环境保护干涉他国内政、阻碍他国发展。维护和平，反对军备竞赛，使各国能够更多地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我们这个“共有的家园”；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我们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村”中，为他人敲响的丧钟，也是为我们自己敲响的丧钟。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应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增强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在共同而有差别的环境责任中同样大有可为，必须结束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开发行为，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可以在一些地区构造“循环经济”“环境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来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族际环境公正、域际环境公正、群际环境公正、性别环境公正关心的是同一国家不同民族、地区、群体、性别在保护环境问题上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先发民族与落后民族、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城市与乡村、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男性与女性在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所交织的环境利益之间的统一和平衡。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既是普遍的，相互作用的，又是有差别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人们获取环境的利益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是不相同的。漠视民族、地区、群体的大小、强弱、发达与否，泛泛地强调“共同责任”，是不现实的，若此，我们就没有“共同的未来”；同样，借口民族、地区、群体的大小、强弱、发达与否，推卸各个民族、地区、群体所应承担的有差别的环境责任也是不现实的，若此，我们同样没有“共同的未来”。环境公正强调人类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基础上的差别共同体，强调族际、域际、群际、性别之间葆有公正，正是为了使人们拥有“共同的未来”——和谐社会。
从我国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环境不公正的现象，有的还触目惊心。
环境不公正现象体现在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域际问题。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但长期以来对森林和矿产的不间断甚至过度的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已经严重影响到作为大江大河源头的生命力。一直以来，西部始终苦“为他人作嫁衣裳”，保护环境的成果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都是发达地区，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没有得到根本落实。由此可见，作为主要资源的提供者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我国的西部地区却是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代名词。在中央和地方、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关系问题上，国家没有建立一个再分配制度来确保环境公正。比方说，长江、黄河的上游流域通过森林保护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就不应该要求他们因为使用自己的资源而付费，社会应当确保让渡自己的自然资源权利的人们得到补偿。但是，一些思路比较好的政策到位之后，如增加保护区数量、退出农田和其他土地恢复自然栖息地等，其实际的实施成本却要由地方来负担。这种要贫困地区就自然保护为富裕地区来掏腰包的举措难道是公正的吗？因而，如果只是通过一次性注入资金去种树，或者给一大笔钱建设自然保护区或保护站等诸如此类的项目去寻求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再分配制度的话，就会因为制度的缺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域际环境公正问题，摆脱不了内在的体制弱点。
最为明显的是城乡之间的环境不公正现象。在我国农村，资源的保有权是保护环境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当前，贫困地区的人们并不拥有他们赖以为生的资源的所有权，因此他们缺乏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这些资源的动力。由于他们只能拥有森林或农业用地的使用权，因此，出现了一种趋势——一旦有机会利用这些资源，他们就尽可能地竭泽而渔。这是当前农村环境破坏的一个原因。
但是，农村的环境污染不仅是农民自身行为的结果，也是城市发展的代价。防治农村的污染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防治污染的资金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对农村环保设施的投入几乎为零。一些城市通过截污来改善城区水质，转二产促三产以提高城区空气质量，靠转移生活垃圾到乡村来美化城市的面貌，这些举措也带来了城市环境的表面好转，赢得了一些所谓“环保模范”的荣誉。然而，在与这些城市毗邻的农村，农民却喝着不干净的水，吸着被附近城市工厂污染的空气，用排污管道汇入的河水灌溉耕地，闻着露天堆放的从城里转来的生活垃圾。
另外，群体差别也造成了所处环境的不公平。富裕人群拥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而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即便是处于比较恶劣的生态环境之中，富裕人群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甚至以“良禽”自居“择木而栖”。但贫困人群却没有这么优越的“待遇”，没有能力像候鸟一样夏北冬南地更改生活住所，更没有办法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
此外，必须注意到不同性别在环境伤害上的差异。女性作为母亲，与自然作为万物的孕育者一样，具有某种可比的隐喻。透过这种隐喻，我们发现，自然的受制与女性的被压迫都受到父权制这一机制的影响。因此，解放自然与解放妇女是一个并行不悖的同一过程。在这方面，生态女性主义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以上种种不公正现象实际上都是通过损害他人的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生存利益来获得自己的不法利益。从现实看，环境不公正因为东西部、城乡、阶层、性别的差别而产生，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往往成为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不同的环境主体具有不一样的环境愿景，关注与人们生活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是他们致力于解决环境危机的现实动机，充分重视环境利益上的差异性是环境保护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
环境公正与社会公正是密切相联系的。如果任凭环境不公正发展下去，社会的不公正将会加剧。环境的差别拉开的不仅是民族、区域、阶层、性别之间的环境层次，更拉远了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恶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表明人的因素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若失去了人与人的关怀、信任、和谐，那么整个社会系统就缺少了和谐的支点，从而失去了稳固的根基与繁荣的未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环境不公正现象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环境公正不仅关系到环境保护事业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实现。正如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所言，中国本来就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我们不能在生态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环境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环境危机既具有社会性特征，又具有自然性特性。“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要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8]
环境公正要求我们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调节手段，深化体制改革，以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营造和保持符合社会经济总体安全要求的宏观环境；同时，经济主体在选择自身活动的内容或方式时应以法律制度为指导，充分注意个别目标与社会目标保持相互衔接的要求，自觉强化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21世纪议程》的参加国与缔约国，中国要逐步取缔高消耗、高污染和高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并将可持续发展模式融入立法者和整个社会民众的普遍法律意识之中，融入环境公正的价值取向中，这将对我国的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腾飞等战略目标的实现，东中西部、南北部的平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 历时态公正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拥有13亿人口对当代中国、对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从容坚定的实践为环境保护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十八大召开前夕，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对此总结道：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重要变化。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投入和能力建设力度明显加大，污染防治和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环境质量逐步呈现稳中向好态势。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大亮点，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成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9]
概括起来，这十年的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力度大、发展快、效果好”，对于环境公正有着深刻全面的影响，首先是因为我们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等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的新理念。国家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把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出台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的政策举措，着力使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环保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政治保证。
具体地说，从实践角度看，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资源能源利用方面：2008年“限塑令”颁布4年来，全国每年减少塑料购物袋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石油480万吨，这约占大庆油田年产量的1/8；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区区3年，5.2亿只节能灯、5000多万台节能空调、460多万辆节能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2002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投资清洁能源力度最大的国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9%。同时，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十一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4.29%，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45%，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2002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而2011年，3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的比例为89.0%。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第五次和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10年间我国森林面积由23.9亿亩增加到29.3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6.55%提高到20.3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逐年缩减，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02年七大水系重点监测断面中，仅有29.1%满足一类水质要求，而2011年提高到61.0%； 2002年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49.7%，而2011年提高到62.8%； 2011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47.16万平方千米。
从经验角度看，在保护环境、促进环境公正方面，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来自中国模式的中国经验。一是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大力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融合，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坚持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必须充分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和诉求，加快解决一批积重难返的环境问题，切实改善环境状况。三是坚持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统筹推进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的环保工作。必须坚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系统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努力促进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转型。四是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让江河湖泊等重要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必须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的作用，采取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给自然以人文关怀，让不堪重负的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五是坚持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环保统一战线。必须充分调动一切因素，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之时，就是我国生态环境全面改善之日。[10]
从理论角度看，在促进环境公正、建设生态文明方面，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消费模式改变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当前，要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节约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气候适应型社会，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生产方式上，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生活方式上，要改变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和享受，大力推进消费方式生态化，使人的生活与自然界相适应；在价值观上，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当然，成绩是骄人的，问题也是尖锐的。
环境绩效评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是环境管理中的重要内容，环境绩效指数不仅表明当代人利用、保护环境资源的状况，也显示出当代人在共享环境保护成果方面的差异，而且还涉及后代人利用环境资源的公平性问题。然而，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推出的“年度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排名”显示，中国排名一路在下滑，2006年第94名，2008年为第105名，2010年只排到第121名。耶鲁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中心主任丹尼尔·埃斯蒂说：“排名靠前的国家重视环境，而美国、中国等国，为了大力发展工业，没有对环境保护投入太多关注。”[11]这表明，当前我国的环境资源状况已经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构，影响到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不仅是空间层面当代人之间的全面公正的社会，也是时间层面代际的持续公正的社会。代际环境公正主张以空间同一性、时间差异性为维度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它的基本要求是，当代人在进行满足自己需要的发展，建构和谐社会时，要维护支持继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以满足后代的需要和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要尊重和保护子孙后代享用自然的平等权利。
但是，在这种利益格局中，人们多数时候只看到当代、自我，后代的需要和利益很少被纳入当代人的视野。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严重威胁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权。2010年10月3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把这天在加里宁格勒出生的婴儿认定为世界上第70亿个居民。人口的急剧膨胀，已使地球不堪重负，而全球的都市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加剧全球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的能源消耗增加了50%，而到2020年，还将增加50%。大量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已严重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
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只有在代际公正的关照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恰当地解决代内公正问题，没有这样的眼光，所谓的和谐社会不过是短时间的平衡和矛盾的暂时消解，无法获得持久的动力和内在的支持；另一方面，代内公正问题的解决，既会化解代际公正问题，创造财富和生态环境等物质基础，又会创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制度条件。
当代人所享用的环境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祖先的“遗产”，同样，后代人也应该享用当代人留给他们的环境“遗产”。一个没有环境“遗产”的社会是不可能具有美好环境想象的社会，注定无法建筑和谐社会大厦。
如果说，人们过去对环境公正的渴求还是潜在的、不自觉的，那么，当生态危机触手可及，当环境困境兵临城下，当生存发展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影响之时，环境公正已经凸现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有能力、有可能，也有必要率先为世界创造一个典范：让环境公正成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当然，如同考察任何公正问题一样，审视当代中国环境公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的视角、辩证的思维：既要从纵向的比较、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环境公正的现实进步，也要从社会的呼唤、未来的要求、国外的经验来发现当代中国环境公正的不足。看不到当代中国社会在环境公正问题上的努力和成就会一叶障目，牢骚满腹，失去前进的方向；看不到当代中国社会在环境公正上的缺憾和问题就会夜郎自大，裹足不前，失去崇善的动力。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必须从现实出发，以和谐为目标，着眼于全球，着力于地区改善和追求环境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