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1]
我和高翔都是198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所以给他的文集写序，也是对这三十多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回顾。
高翔是在东北现当代文学研究耕耘最久的学者，三十余年中，他的东北文学研究见证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文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是高翔三十多年研究始终不离不弃的最重要基石。在狭隘的乃至庸俗的社会学批评还极大制约研究者的时候，他就充分关注文学自身价值在东北文学中的展开，一直寻找着地域性文学中人文关怀的意义和文学建设的价值。早在1984年，他论述萧军的早期新诗，就视诗人自我为诗存在的本体，但这自我要在沟通社会和历史中实现诗人自身的价值，强调诗人发出“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之后他闯入当时被很多人视为“禁区”的伪满洲国文学研究，从王秋萤、袁犀、山丁等伪满时期作家的作品研究做起。那时候做这种研究，弄不好就会被人扣上“为汉奸文学翻案”等帽子，政治压力下学术研究被政治化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而高翔并非凭初生牛犊之气做此类研究，而是坚信文学“属于人、为了人、关于人”，他的作品解读总在揭示复杂环境中文学的力量、人的力量，在那个作品解读还较为单一僵化的年代更显得难能可贵。正是这些富有说服力的作品解读，慢慢驱散了笼罩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阴云。1988年出版的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是最早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其重要突破之一就是借助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成果，单独辟出“沦陷区文学”一章，并在沦陷区文学中介绍台湾文学，将台湾文学与同时期大陆文学的联系予以加强，并且梳理了台湾文学的“开拓期”“发展期”“战争期”等的发展历程，这种编排方式在后来的文学史编撰中被其他文学史家所借鉴，也开启了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努力沟通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努力，所以这一突破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年轻的高翔以其对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扎实成果为这种突破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兴趣、资料、问题，始终是做好文学研究的三个要素。回想1980年代，我们在前辈影响下，都是极为看重第一手文史资料的收集、研读。当时东北三省图书馆很多长期尘封的重要文学资料第一次显露其历史价值，应该说是在高翔和他同代的研究者手中实现的。1990年代中期张毓茂教授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700余万字，是最早的地域性文学大系之一。在这项工程中，高翔是出力最多者。那时候的条件不免艰苦，也无报酬，但珍贵的资料就是在废寝忘食地蹲图书馆中一点一点聚拢来，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资料。这也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这一“不合时宜”而又极有价值的课题能坚持下来的最重要力量。在高翔的这本文集中，我仍可随处读到他费心力回到文学历史现场的印记。例如，1935年创刊于沈阳的《新青年》是东北沦陷时期的重要刊物，但由于其背景、内容的复杂，长期游离于研究者视野之外。高翔的研究不仅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而且以此深化其整个东北文学研究。他充分面对《新青年》“诸多自我内在矛盾”，细细辨析其“政治上附逆及部分文学作品的媚敌与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学”之间“较大的反差”，并将《新青年》的文学作品生产与其展开的东北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考察，在多个层面上揭示《新青年》在伪满洲国政治高压环境中双重的文化选择。他还抓住一些典型的个案深入挖掘，由此展开重要的文学问题的思考。例如，他通过研究当时被称为“鬼才”的艺文志派重要成员爵青193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众多小说，考察《新青年》从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文化刊物转型为文学专业刊物后，其原先具有的服务于殖民统治的鲜明政治倾向有所消解，揭示了文学既受制于政治，又能以自身力量消解政治，这一研究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显然是一种重要的深化，回答了政治高压下文学的命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也富有启发意义。
高翔立足于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阐释，却始终着眼于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例如，十七年文学研究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研究都得到重视，然而，构成1949年后中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内容当是中共进城后展开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包括草明、艾芜、萧军、白朗等著名作家在内创作的“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成为当代东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重镇，却长期被人忽视。高翔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开掘这一资源，细细考察从延安时期小说开始的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教育的创作思路，分析了由延安转入东北的左翼作家所开启的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模式的形成，既揭示了这一小说模式在工人形象、工厂叙事等方面的历史价值，也细致分析了这一模式内部的自我解构。其结论对于十七年文学研究富有建设性。地域性文学研究中，学术拓展力往往决定了其价值。长期以来，高翔以自己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敏锐的学术意识不断提出并开展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所有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都呈现出高翔丰富、开阔的学术拓展力。他最先提出“九一八文学研究”的课题，强调其所内含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特质”，构成对“世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补充”。这种研究视野不仅突破了东北地域性的视野，更是对整个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一种深化。我在做抗战时期文学研究时，就深感抗战时期的文学资源一直未得到很好的开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认识缺乏深刻性。而“九一八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启发人们去思考五四运动至三十年代文学的传统在抗战这一民族认同背景上的延续、丰富，而且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中揭示了抗战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的复杂关系构成最重要的文学史线索，而这在“九一八文学”的思路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梳理。这一研究思路的展开，也确实使得高翔的东北文学研究更趋深入。例如，他研究东北乡土小说，视乡土文学为“乡土想象”中的“现代性解读”，正是将东北乡土文学，尤其是地方割据、异族统治时期的东北乡土文学置于民族的现代性、世界的民族性这一视野中考察，对东北沦陷时期的众多乡土小说及其思潮有了不少新的解读，强调了东北乡土文学的现代性是在人的觉醒与自立的启蒙中完成民族性的建构和现代历史观的艺术展现。这样的文学思考是真正富有学术建设性的。
“九一八文学”研究的开阔视野也自然使得高翔进一步关注“20世纪东北文学研究”，即“寻求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孕育过程，探源东北现代文学的延续性，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格局，系统研究20世纪东北文学的规律性特征”。这种对20世纪地域性文学的关注，必然会丰富、完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因为东北现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它以地域性文学形态指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例如东北沦陷期文学跨越三十年代和抗战时期两个历史阶段，内在沟通了现代文学史中这两个不同时期文学的历史联系；东北解放区文学孕育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形态，原属于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不同文学力量会合纠结，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演变为“当代文学”的丰富启迪。其实，高翔很早就有“打通”的研究思路，1986年，他发表的《“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东北的文艺新军”—— 〈草原〉》翔实研究了东北解放区第一本反映和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学刊物《草原》（1946），充分关注了该刊物的编者是原东北沦陷区极其活跃的作家袁犀和梁山丁，这就接通了东北沦陷时期和光复后这两个重要时期的文学研究。而在1990年代，高翔的很多研究，更是贯穿东北文学的不同时期。例如，他影响广泛的长篇论文《东北现代长篇小说史论》《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史论》等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阔背景中，审视东北文学一个长时期的生存形态及其发展。这种地域性文学的大历史跨越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驾驭能力，在高翔的研究中很自然地转化为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关切。他始终视长篇小说等文学样式为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于其中“真切体味关东人雄强的生命原生态和执着的自由精神”，更切入中国新文学精神的流脉。例如他在考察穆儒丐1919年的长篇小说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确确实实提前了两年时，从当时东北文学批评家“写什么”“怎么写”的主张中揭示现代小说人道主义视点的倡扬，在此背景下，分析穆儒丐在新旧思想交叉而矛盾中，如何使其长篇小说不仅表达了“现代的思想主题”，也具备了“存在方式的现代特征”。这对于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生发展都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而对之后东北长篇小说的考察，无论是在“流亡中铸就辉煌”的东北作家群，或是“枷锁下的民族之舞”的留居东北作家，还是终于“为新世界放歌”的东北解放区作家，高翔都在追寻，文学如何在回应历史、人民、生活中获得不朽的生命。
在20世纪东北文学研究的开阔背景下，高翔的东北文学研究学术气势越发宏大，学术思考越发务实精微。他做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对两个地区的小说创作态势、散文题材类型、诗歌探索形式、社团纠结状态等都有互为参照中的具体入微的分析，整个研究又渗透出作者的民族文学整体意识，在深层次上呈现出沦陷区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学的不可分割性。他做现代传媒与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时代跨度大，探讨1920年至1948年的东北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传媒之间的关系，又紧紧围绕东北重要报刊与重要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展开，洞见力、感悟力将大众传媒、出版文化与东北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得清晰而深入。而他的学术感受力似乎远未发挥尽，于是又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
高翔从1980年代后期就“转向”文艺生态学的研究，原本对我有点意外，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高翔的文学史研究，原本就有较高的要求，那就是他所说的，以“多元的理论参照和文学批评模式的运用”“审视经典意义上的文本”，揭示出东北现代文学“内涵无比丰富和充满创造性”的历史进程。这样一种学术追求，使得他在文学史研究中就注意理论资源的开掘和运用。和一些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果的学者在文学理论研究上也有其兴趣和成果一样，高翔在文学史研究有其理论背景和运用的同时，也会深入某一理论展开探索。他又长期在学术刊物工作，职业关注也会推动他的理论研究。事实上，无论是文学史家，还是文学理论家，二者不偏废者，才是治学之道。而在众多的文艺理论资源中，他独钟情于文艺生态学，仍足见他对研究的人文性和文学性并重的看重。二十多年来，他在这一领域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文艺生态学的思想越发显得重要，而打通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也会显得越发重要。
高翔的文艺生态学研究称得上“致广大，尽精微”。文艺生态学研究要求的人类性视野和世界性意识与高翔的学术追求原本就契合，而他也致力去领悟中外古今的文艺生态学资源。《勃兰兑斯的生态学思想》和《论刘勰的文艺生态学思想》是他最早的两篇论文，大致已让人感受得到他中西、古今互为参照的思路。之后，他的文艺生态学研究纵横交错有致地展开，开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问题意识、宏阔的历史把握和扎实的个案研究持久展开。先秦、魏晋至明代，古希腊、中世纪至现代，一并收入他的研究视野，而且一段段文艺生态学史，都梳理得切中肯綮，让人又感受得到他做文学史研究的深厚功力。他很早就视“欧洲19世纪是继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文艺生态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繁荣期”，这一判断反映出他中西对话思路的深刻，充分关注了中西文学理论在共同课题上对接、互补、互渗等关系。而他又下功夫做好一个个个案研究，例如对19世纪西方文艺生态学，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斯达尔夫人、黑格尔、普列汉诺夫、丹纳、别林斯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研究都在扎实的历史文本研读基础上，将生态视野与人文关怀紧密结合，从历史积累中探寻人、环境与审美的生存，视“生态”为文艺及人类存在的核心，而其中阐发的种种文艺生态观既包含着人类对于自身、审美与环境的深刻反思，也不断内在呼应着高翔所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文艺生态学”的“思想高峰”。中西文化、文学的对话，是关系整个人类命运的最重要问题，而这需要一步步坚实的研究才能展开。高翔二十余年扎扎实实做文艺生态学研究，其心愿也在此吧。
对高翔，我无需说客气话。写上面这些话，确实希望他所经历过的一些学术传统，能延续下去，因为这些不只是高翔的，高翔从前辈学者那里得到了这些学术传统，有了他扎实的学术生命。后来者如果明白这一点，他们的学术生涯也一定能得到更丰硕的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