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出问题
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谋划、发动、实施侵略战争的罪行和由此对国内外应承担在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以及因日本政府未能妥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而拖延至今的相关责任及其认识问题。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尔后，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涉及追究天皇、政府、军部、财阀和文学界、医学界、教育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在发动、执行、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方面的责任，以及原日军官兵的战争暴行责任。因此，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其中既包括日本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战争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日本国民由于战争体验、生活阅历、职业性质、知识结构等因素各异而具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并受到进步派、保守派的战争责任论的影响，且成为这两派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积极争取的主要对象。
战后日本人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往往是站在受害立场上检讨战争责任，相对缺乏加害责任的视角和意识。战败之初的日本政府内部，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检讨战败责任，故抱着“法不责众”的态度，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这一论调既不为部分统治者所赞同，更不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国民所接受。当时，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美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日本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忽视自己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除极个别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外，几乎没有人从战时日本对亚洲邻国民众的加害视角思考战争责任问题。随着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对日本国民的刺激，日本进步派人士逐渐关注和思考二战时期日军的加害责任问题。1972年，以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一书的出版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契机，不少日本进步派人士提高了加害责任意识，并以此作为反省战争责任和开展中日友好活动的基础。
虽有部分日本国民受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论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但大部分日本国民囿于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悲惨经历，脱离自身的“加害”责任而似乎“理直气壮”地追究所谓盟国造成的“受害”责任，其结果自然是“很受伤”。如，1995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准备到美国宇宙航空博物馆展出的计划，由于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而搁浅；2002年原计划在联合国大厦大厅举行的广岛原子弹爆炸展览，也被无限期推迟。为何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悲剧的广岛原子弹爆炸，只有广岛人在纪念，在哭泣，而并未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同情和理解？这一点应该引起日本国民的深思。
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虽由于受害意识的影响，与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论有一定的距离，但亦不同于保守派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历史事实的各种战争责任否认论，且处在一个思想变化的动态环境中。据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的多次舆论调查结果可知，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随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以及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而时有变化。如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范围内要求日本道歉、反省、补偿、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受到一定冲击，使不少日本国民认识到战时日本人的加害责任，以及由此应该承担的战后责任。但是，面对受害国民众的反省和赔偿要求，战后出生的部分日本国民又基于为那场与自己“无关”的侵略战争而反省、赔偿的“受害”意识，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因此，如何认识战后日本国民的受害意识困境，并将他们从片面的受害意识中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从加害与受害的双重视角出发，正确认识自身“受害”的原因和必须承担的“加害”责任，这是东亚各国走向历史“和解”的关键一步。
战后日本人因关注战争责任的角度不同，于是围绕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产生了各种争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二战时期日本对外战争性质的争论。日本进步派大多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但也有人认为应根据战争进程、战争对象等具体分析那场战争的复杂性质；日本保守派大多妄图正当化那场战争，但也有人承认在那场战争中有“侵略行为”；普通国民中则有相当一批人认为那场战争是“迫不得已发动的”。二是围绕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争论。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但也有人主张仅仅承担战争责任而不愿承担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拒绝甚至批评受害国民众的道歉、反省和补偿要求，但也有人认为不排斥日本民间对受害国民众的补偿方式。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三是围绕承认战时日军暴行的争论。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时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反省和补偿。保守派则普遍否认战时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普通国民中，有人对战时日军暴行视而不见，有人则对此难以置信，也有人对日军暴行表示反省和道歉等，各不相同。
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作为战后日本国内思想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日本战败投降至今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而作为本应追究日本人战争责任的受害国，除了东京审判前后昙花一现式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之外，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及其认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才再次关注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造成这一遗憾的原因既有当时美国出于冷战需要而扶植日本的“有利”条件，也有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后积极释放在押战犯、模糊侵略战争性质与责任等方面的主观动机和行为，还有亚洲邻国或进行独立战争，或开打内战，或分裂对峙的国际环境。1965年日韩复交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时，日本政府虽不得不对韩、中两国非常有限地承认“战争责任”，但从总体上说，韩、中两国当时尚欠缺追究日本人战争责任的内部环境。1980年代至今，包括中、韩在内的战时受害国虽再次关注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但往往是针对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和右翼分子的错误言行、战争遗留问题等具体事件，很少关注战后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讨论、分歧和演变，甚至不太了解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基本情况。
亚洲受害国与日本关注战争责任的角度不同，以及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了解不充分，导致一般人很自然地将日本国内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受害国的战争责任认识对立，似乎二者之间无法调和。当受害国民众要求作为全部日本人代表的日本政府，坦白地承认战时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性质和责任，并承担必要的战后补偿和赔偿，保证进行深刻反省和誓不再犯时，往往遭遇日本政府内的部分保守政要和右翼分子的蛮横拒绝与荒谬怪论，即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责任的各种再次“伤害”受害国民众的言行。自然而然，一般人就将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的战争责任否认论，视为战后日本人的“死不认罪”、为侵略战争翻案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谴责日本人欠缺反省战争责任和汲取历史教训的人格品质。毋庸置疑，不要说受害国民众，即使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良知者，都会坚决、彻底地批判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否认论。然而，战后日本各种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为何有的久批而不死，为何有的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再者，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否认论，能否代表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
毫无疑问，我们无法苟同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否认论，那么，是否就完全赞同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呢？其实也不尽然。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论也是各种各样，其中有人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对英美等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说法；有人要求追究战时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这与美国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和中国政府历来坚持的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人民的“两分论”都有明显区别；有些日本和平运动人士还站在受害者立场上，在反战反核运动中提出追究美国投放原子弹的战争责任；有些进步人士虽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却认为昭和天皇无罪，是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受害者”。这些战争责任观恐怕很难全部令受害国民众接受。不过，进步派人士大都能认识到二战时期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和责任，主张向受害国民众表示道歉和反省，并给予必要的赔偿和补偿。这就使之与受害国民众就战争责任问题展开对话具有了所必需的基础和条件。
鉴于此，我们尚不能将受害国与日本国内的战争责任认识完全对立起来，毕竟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为受害国与日本开展历史对话，以及建立“共有”的历史认识，提供了一丝可能的思想基础和必要前提。中日、日韩政府间的历史“共同研究”，以及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之间的“和平论坛”“历史对话”等活动，也为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进行了尝试。这其中就有战后日本进步派人士的一份功劳。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与我们似是而非的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呢？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究竟如何，能否引领未来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方向呢？
二 研究现状
（一）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
近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既给遭受侵略的亚洲各国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也使本国民众深受其害，成为战后日本各界追究战争责任和呼吁和平的重要动力。战败之初，日本因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消耗和破坏，生活、生产资料严重匮乏。遭受轰炸的东京、大阪等重要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广岛、长崎更因原子弹爆炸几乎被夷为平地，不少平民因此丧生或无家可归，在海外被解除武装的日军和移民也陆续返回日本，更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就业困难和生活危机。日本民众在战后初期的经济危机中，只得依靠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各国的救援而勉强生活。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利用“战争特需”逐渐恢复了经济，并于1968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战争遗留给日本国民的伤痛并未消除。一是原子弹爆炸的后遗症继续折磨着当年遭受原子弹爆炸者本人及其后代，不少人因为难以忍受病痛的折磨而自杀。二是战后日本保守派与右翼分子歪曲侵略历史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刺痛了进步派人士和部分国民的忏悔与反省之心。关于战争责任的态度，遂成为日本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更是两者之间长期斗争的焦点之一。三是日本与亚洲邻国在战争责任认识方面的分歧和战争遗留问题，导致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紧张和彼此民众感情的恶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国民遭受战争灾难呢？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是美国、苏联等盟国的责任，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咎由自取？政府、军部、天皇、国民都负有责任吗？如果有，究竟如何区分其战争责任的程度呢？日本虽与周边邻国缔结了结束战争的和平条约，为何今天仍有80多件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件呢？日本领导人虽多次表示反省、道歉，却为何无法得到亚洲邻国民众的理解和信任呢？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有没有战争责任？如果有，该如何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呢？围绕这些问题，日本人追究战争责任的相关讨论和活动，从战败之初持续至今仍未结束。
为追究战争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战后日本人召开学术座谈会，设立战争责任研究机构，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设各种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网站，以引起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战后初期，日本文学界、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知识分子，曾举办过不少检讨战争责任的座谈会，有的已将成果公开发表。如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谦、本多秋五等人，讨论日本文学者战争责任的《文学者的责任》一文，发表于《人间》杂志1946年4月号，表达了他们对日本文学者的战争责任的看法。1983年，日本进步派人士在东京召开追问东京审判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翌年由细谷千博等人整理出版了《追问东京审判的国际讨论会》（讲谈社）论文集。日本国内还有追究日本对亚洲战争责任的民众法庭、追悼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争牺牲者的铭心会、支援亚洲各国受害者赔偿诉讼的民间法律组织等。研究战争责任比较著名的机构，是以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为首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他们出版的机关刊物《季刊·战争责任研究》，自1993年秋季发刊以来，以论文、资料整理、书评等各种形式，发表了不少关于“慰安妇”、南京大屠杀、掠夺劳工、历史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欧美诸国战后处理等具体的战争犯罪或战争责任问题的文章。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本还出现了一些探讨战争责任问题的网站。如日本现代史与战争责任网站、历史观与教科书问题网站等，吸引了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战争责任问题的看法，扩大了各种战争责任认识的传播。当然，日本保守派和右翼也通过网络攻击进步派的观点，歪曲历史事实和美化侵略战争。
据笔者管见，日本学者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其中包括文学界、知识分子、国民、天皇、教育者、宗教界、医学界、媒体的战争责任及其相关讨论。战后日本人真正探讨和追究战争责任问题，某种程度上说是从追究战时文学工作者的战争协作责任开始的。为响应盟军司令部追究战争责任工作和反思文学在战争中的责任，1946年1月，评论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等人在《文学时标》杂志上设立“文学检察专栏”，点名批评协助战争的作家的种种罪状，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同年6月，小田切秀雄在《新日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追问文学的战争责任》一文，指出所谓文学的战争责任，必须从我们自身的自我批判开始，但绝不搞“一亿总忏悔”，而是追究负有重大而直接的责任者。武井昭夫和吉本隆明在1956年出版的《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淡路书房）一书中，批判在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中没有自我批判而直接追究他人战争责任的民主主义文学者的姿态。这也是当时日本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通病”。山田敬三在《文学的蜕变——15年战争与日本的文学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一文中，批判了战时日本职业文学家协助战争的行为。
与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相关的，是日本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鹤见俊辅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中央公论》1956年1月号）、丸山真男的《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丸山真男：《从后卫的位置出发》，未来社，1982）、赤泽史朗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论》（《历史学研究》507号，1982）等文，皆分析了战时日本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态度，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未能发挥阻止侵略战争的应有作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战争的合作者和支持者。丸山真男将因此而悔恨的这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称为“悔恨的共同体”。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新曜社，2003）一书中，介绍了战后日本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认识战争责任的心路历程。
昭和天皇在战后由于受到美国的庇护而免于起诉，且天皇本人也从未公开承认过战争责任，故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显得“扑朔迷离”，成为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大体说来，战后日本人的天皇战争责任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1）战后初期，这个时期主要有昭和天皇的近臣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天皇退位论”、日本共产党提出的天皇战争责任论，以及学者对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探讨。[1]（2）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天皇的战争责任研究又现小高潮。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是严禁谈论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菊禁忌”时期。但是，昭和天皇1971年出访欧洲七国和1975年访问美国，却遭遇欧美各地民众的游行示威和抗议。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再次掀起研究天皇战争责任的热潮。[2]（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国民在关注天皇病情和葬礼的同时，热衷于回顾昭和时代的是非功过、战争的灾难与战后的繁荣，且随着冷战结束和各种历史问题浮出水面，学者围绕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又展开了热烈讨论。[3]鉴于有关昭和天皇的主要史料未能解密，各方围绕其战争责任的探讨和争论仍将持续下去。
至于研究日本民众战争责任的代表性成果，则有西川宏的《最后的喇叭手——战争中的民众》（青木书店，1984）、高桥彦博的《民众方面的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89）、坂井俊树的《中国应注意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7期）等论著。这些成果主要是强调战时日本民众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佐藤明夫在《战争动员与抵抗：战争时期的爱知民众》（同时代社，2000）一书中，以爱知县民众对战争动员的不同反应，具体分析了他们的战争责任。
日本国民尤其是很多青年学生，在战争时期应征出战，参加了罪恶的侵略战争，而教育工作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战后日本社会思考和追究教师与教育的战争责任的成果也不少。如日本战殁学生手记编集委员会编的《听，海神之声》（东大协同组合出版部，1949）一书，是战殁学生的代表性日记，记录了他们对战争的“疑问”和“批判”，吐露了因对战争“正义”的信仰，对祖国的义务和对恋人、家人、师友之爱而被迫分离之苦，[4]呼吁“再也不要因战争而流血，再也不要发生新的战争”。1966年，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编辑了《听，海神之声》第二集（光文社）。冈田裕之认为这两册日本战殁学生的日记，给予了战后日本人追求和平与繁荣的“伦理”和“勇气”。[5]另外，长浜功的《教育的战争责任》（明石书店，1979）、藤泽法暎的《和平教育与战争责任》（《教育学研究》55卷1号，1988）等论著，则分析了教育和战争责任之间的关系，指出和平教育所负有的历史使命。1996年2月，亚洲民众法庭筹备会出版了《教育的战争责任》（树花舍）一书，主要追究日本在殖民地实施皇民化教育的责任。1998年，“教科书的真实与自由”联络会编的《为何现在战争责任成为问题》（教育史料出版会）一书，批评了战后日本教育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不当态度。
大学的战争责任问题也因此受到了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青年左翼学生运动之际，激进的左翼学生认为战时大学发挥了培养侵略战争人才的作用，大学教授则负有协助战争的责任。1997年安川寿之辅出版了《日本的近代化与战争责任》（明石书店）一书，其中重点分析了第八高等学校即后来的名古屋大学的战争责任。2000年夏季号的《季刊·战争责任研究》发行了《特集 大学与战争》，其中小暮修也的《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安川寿之辅的《名古屋大学的战争责任——以学生的精神史为中心》、田口裕史的《围绕学生兵的战争责任——在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上的议论经过与意义》、高崎隆治的《拒绝走向将校之路的学生》等文章，不仅追究大学的战争责任，而且追究学生兵的战争责任，赞扬消极抵抗军国主义教育的学生兵所体现的积极意义。
战后日本打破了神道教一统天下的“国教”地位，基督教、佛教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因而能够较早地开始反省其本身的战争责任问题。1959年，基督教《福音与世界》编辑部举办了“围绕太平洋战争中教会的战争责任座谈会”，并将其内容以《围绕太平洋战争中教会的战争责任座谈会》为题，发表在该杂志1959年11月号上，开启了战后日本基督教会反省本身战争责任的先河。随后，《福音与世界》编辑部在该杂志1961年8月号上发表了《基督教徒与战争责任》一文，在1967年推出《教会的战争责任》特集，1968年又发行《战争体验与战争责任》特集，1971年出版《战责告白带来了什么》特集。另外，1963年，安藤肇出版了《某基督教徒的战争体验》（日本YMCA同盟出版部）一书。1967年3月，日本基督教团发表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基督教团的战争责任告白》。这些反省日本基督教会和教徒战争责任的“告白”文章与著作，在日本宗教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随后，日本基督教学者陆续发表、出版反省战争责任的告白文书。渡边信夫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新教出版社，1972）、笠原芳光与森冈严的《基督教徒的战争责任》（教文馆，1974）、土肥昭夫的《战责告白的历史意义》（《福音与世界》1977年6月号）、大盐清之助的《宽恕的生活——战争责任·告白之路》（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89）等，都是日本基督教会反省战争责任的代表性成果。1995年，作为基督教大学的明治学院大学在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之际，发表了《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告白，引起了日本宗教界关于教会大学战争责任的讨论。竹之下弘久在《日本的基督教会与战争责任——以日本基督教团的“战责告白”为例》（《解放社会学研究》第11号，1997）一文中，以日本基督教团的战争责任告白为例，较为全面地剖析了日本基督教会的战争责任。2008年9月，渡边信夫、安藤肇、山口阳一、高桑照雄、岩崎孝志等编辑出版了《教会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生命之语社）一书，再次对教会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进行反省和总结。这些战责告白、声明和关于教会战争责任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清算了日本基督教的战争责任，使之赢得部分教徒和民众的信赖。
受基督教会告白战争责任的影响，佛教界也开始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1970年，市川白弦出版了《佛教徒的战争责任》（春秋社）一书，批判某些佛教徒是披着“袈裟”的日本战犯。中浓教笃编著的《讲座日本近代与佛教》之第六卷，即是《战争时期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该书在介绍战时日本佛教各派参与侵略战争的事实之后，认为本应“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教徒不仅未能阻止侵略战争，反而在战争中“大开杀戒”，违背了佛教宗旨，引导部分佛教徒开始反省本身的战争责任。户村政博则在日本自民党和右翼势力先后6次向国会提交要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靖国神社法草案》之际，出版了《靖国问题与战争责任》（新教出版社，1973）一书，围绕靖国神社问题所体现出的战争责任认识，表达了反思和批判天皇与国家神道的倾向。1996年1月，亚洲民众法庭筹备会出版了《宗教的战争责任——神社的海外进出与佛教的殖民地布教》（树花舍）一书，主要通过中岛三千男、菱木政晴两人的陈述和相关史料、文献，证实和追究战时日本神道教、佛教的战争责任。
日本医学界逐渐正视战争时期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却参与细菌试验、活人解剖等杀人罪行。高杉晋吾的《日本医疗的原罪——人体试验与战争责任》（亚纪书房，1973）、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部队》（海鸣社，1981）和《医学家们的有组织犯罪》（朝日新闻社，1994），以及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全三卷）（角川书店，1981～1983）等论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用俘虏和平民进行活人试验的日本医生和731部队的血腥罪恶，声讨和追究那些披着人皮的“兽医”的战争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保险医协会组织了多次“思考医生的战争责任”研讨会。2005年，日本全国保险医生团体联合会在大阪举办了“思考医生、医疗人员的战争责任——围绕关东军731部队”国际研讨会，这是日本医生的全国性组织首次从正面提出731部队的划时代事件。2006年7月，日本医学会为检证和反省自己的过去，设立了“战争和医学”展执行委员会，并发行《战争和医疗伦理》小册子。2007年3月，松村高夫、矢野久编著的《审判与历史学——法庭所见的731细菌部队》（现代书馆）一书，从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论入手，根据家永教科书审判、战后补偿审判、细菌战审判与731部队的关系，以及辩护律师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谴责731部队的罪行和追究日本的战后责任。
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媒体的战争责任，尤其是经历战争的媒体人每到东京大空袭的3月和日本战败投降前后的8月，就刊登或亲自撰写反映战争体验、战争记忆，或反省战争责任的文章。如，池田一之作为亲历战争的新闻记者，整理出版了反映自己战争体验的《报纸犯下的战争责任——某战中派记者的证言》（经济往来社，1982）一书。安田将三与石桥孝太郎合著的《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大田出版，1994）一书出版后，更引起日本社会对战时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的关注。1996年2月，亚洲民众法庭筹备会出版的《媒体的战争责任》（树花舍）一书，重点阐述了日军占领区、殖民地的报纸的战争责任。战时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因与日本侵华事端的挑起、战时日本的军事动员、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等密切相关，故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
第二，关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争责任论的综合性研究。（1）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如竹内好在《关于战争责任》（载桥川文三等人编《战争责任》，春秋社，1960）一文中，指出日本人必须通过“自觉”地追究侵华战争责任，方能创造出日本民族主义的主体性。桥川文三等人编著的《战争责任》一书，集中讨论了战后日本人需要采用怎样的方法和视角，以主动地处理战争责任问题。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岩波书店，1985）一书，从战争责任问题的产生入手，分为国际和国内责任两大类型，阐述了日本社会各界包括战后出生的一代应负的战争责任，还提到了美、苏等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粟屋宪太郎在《未决的战争责任》（柏书房，1994）一书中，根据发现的新史料，研究了战争责任问题的出现，以及东京审判、毒气战的实态及其相关责任。吉田裕的《日本人的战争观——战后史中的变迁》（岩波书店，1995）一书，将战败至1990年代分为美军占领时期“太平洋战争史观”的确立、从美军占领到议和时期日本国民认识的障碍、50年代双重标准的形成、高速增长时期战争体验的风化、70年代战争观的变化和80年代双重标准的动摇等6个阶段，阐述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的演变，其中也涉及各个时期的战争责任论。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有一些。如若槻泰雄的《日本的战争责任——来自最后的战争时代》（全二卷，原书房，1995）一书，以质问的口气，阐释了战时日军强悍好战和残忍的原因，指出大众传媒和民众未能反对战争是因为军国主义的压制，谴责了政治家、官僚、学者、评论家协助战争的责任，强调日本战争责任的根源在于近代天皇制，主张为重建“体面”的日本必须废除天皇制。江口圭一的《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人的战争观》（岩波书店，1995）一书，分析了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认识。林博史在《如何把握战后50年——来自战争责任的视角》（《教育》1995年2月号）一文中，分析了战后50年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的问题及其影响。追究日本亚洲战争责任的民众法庭筹备会编写了《战争责任——从过去到未来》（绿风出版，1998）一书，提出了战时日本舆论、教育、司法、宗教、文艺各界及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6]因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日韩关系的“降温”，读卖新闻社组织记者成立了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就战争责任问题进行调查采访，于2006年出版了《检证·战争责任》（中央公论新社）一书。该书通过分析战争责任产生的历史背景，检证具体的战争史实，将战争责任分解至近代日本政府、军部的具体领导者。这种“无构造”的战争责任观，虽忽视了从整体上把握战争责任问题，但毕竟承认了日本负有战争责任，也是一个进步。2007年，斋藤贵男和森达也以原武藏战舰船员的“遗书”为素材，出版了《对谈·日本人与战争责任——原武藏舰船员的“遗书”读后感》（高文研）一书，分析了当时日本军人面对死亡的精神状态和当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态度。
（2）综合性研究战争责任论的成果也不少。如，大沼保昭在《战争责任论序说——“反和平罪”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一书中，从法律角度，阐述了“反和平罪”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荒敬在《东京审判·战争责任论的源流》（《历史评论》408号，1984）一文中，阐释了东京审判与其后各种战争责任论的关系。吉田裕的《占领时期的战争责任论》（《一桥论丛》105卷2号，1991年2月）和古关彰一的《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以占领时期为中心》（《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010年冬季号）两文，主要阐述了美军占领时期，日本国内的各种战争责任观。石田雄在《战争责任论的50年变迁与今日的课题》（《〈年报日本现代史〉第2号 现代史与民主主义》，1996）一文中，从国际上市民运动的连带立场出发，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论进行了整理。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讲谈社，1997）一书，主张优先祭奠日本的战争牺牲者，仅仅强调天皇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高桥哲哉在《战争责任论》（讲谈社，1999）一书中，提出为应对来自国外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和要求，日本人有必须予以“应答”的责任。赤泽史朗的《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论动向》（《立命馆法学》2000年第6号）一文，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论分为4个阶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分析。船桥洋一编著的《怎样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来自历史和解工作的报告》（朝日新闻社，2001）一书，从历史和解的角度和目的出发，思考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些论著多为战争责任论的总结性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战后日本各种战争责任论的发展脉络和动向。
第三，关于日本企业、战后日本年轻人的战争责任，以及某些专题性的战争责任研究。如，研究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的代表性成果有，古庄正编著的《强制连行的企业责任——被征用朝鲜人的诉说》（创史社，1993）及其《强制连行的企业责任》（《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5年春季号）、坂本雅子的《财阀企业的战争责任》（《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5年夏季号）等论著，重点阐述了战时日本企业与军部勾结，强征朝鲜人、占领区民众或以俘虏作为劳工的罪行和责任。
研究战后日本年轻人的战争责任的代表性成果有，泷川裕英的《集体的责任论序说——对战后世代战争责任的视角》（《创文》第359号，1994年10月）、宫崎哲弥的《没有经历战争的一代有战争责任吗？》（宫崎哲弥编《我们的“侵略”战争》，洋泉社，1995）、田口裕史的《围绕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6年秋季号）及其《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树花舍，1996）、西野留美子编的《年轻人们考虑的战争责任》（明石书店，1995）等论著，重点探讨了战后未曾经历战争的年轻人是否应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及其战争责任观。
日本学者在战争责任与战后历史学、战后补偿与战争责任关系等专题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7]另外，大沼保昭的《殖民地国家日本与战争责任》（《朝日新闻》1980年12月18日、19日夕刊）和早川纪代编著《殖民地与战争责任（战争·暴力与女性3）》（吉川弘文馆，2005），都是研究日本殖民地统治及其战争责任的重要论著。岩松繁俊的《反核与战争责任》（三一书房，1982）、冈部牧夫的《战争责任与国民文化》（《世界》1990年8月号）、森平太的《“暗处的战中派”的战争责任》（《历史评论》496号，1991）、吉田裕的《战争责任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载中村政则等编《战后日本 占领与战后改革5》，岩波书店，1995）、油井大三郎的《围绕战争责任日美的分歧》（《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5年春季号）、中野聪的《菲律宾战殁日本人慰灵的经营与战争责任记忆》（《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002年秋季号）等论著，分别从反核运动、国民文化、战中派知识分子、东京审判与战争责任、日美两国关于战争责任的分歧，以及慰灵和战争责任记忆等视角，阐述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及其影响。
第四，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战后责任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渡边信夫早在1972年就出版了反省教会战争责任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一书。此后，高木健一的《从军慰安妇与战后补偿：日本的战后责任》（三一书房，1992）、油井大三郎与小菅信子的《联合国俘虏虐待与战后责任》（岩波书店，1993）、渡边登的《举办731部队展，质问战争、战后责任》（《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3年冬季号）、望田幸男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鸭川出版，1994）、池田浩士编《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社会评论社，1995）、池田惠理子与大越爱子编辑的《加害的精神构造与战后责任》（绿风出版，2000）、有光健的《为了承担战后责任》（《中归联》2002年第22号）、高桥哲哉的《战后责任论》（讲谈社，2005）、大沼保昭的《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东信堂，2007）及其《3·11后的战后责任论》（《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011年冬季号）等论著，分别根据虐待战俘、731部队、“慰安妇”问题、东京审判等具体的加害事实或战争遗留问题，指出日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战后责任。望田幸男的《看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4年冬季号），以及粟屋宪太郎等人合编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日本与德国怎样不同？》（朝日新闻社，1994），皆从日德比较的视角，阐述了两国在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认识上的差异。
第五，从加害与被害两个角度思考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战后初期，面对遭受原子弹爆炸和空袭的残酷现实，多数日本人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美国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和“被骗者”，忽视了本身曾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侵略战争给亚洲邻国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因而其“加害”责任意识非常淡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和反映战时日军在华暴行的《中国之旅》一书的出版为契机，日本国内出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出现了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运动，刺激了日本国民反省战时日本的“加害”责任。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森平太的《被害者意识与加害者意识》（《福音与世界》1965年10月号）、吉田裕的《“被害”与“加害”的连接——被团协的原点》（《被团协》第161号，1992）、姬田光义的《日本人与“对华侵略战争”史观》（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日中战争——日本、中国、美国》研究丛书（10），中央大学出版部，1993）、三浦永光的《战争牺牲者与日本的战争责任》（明石书店，1995）、吉田一人的《广岛、南京与日本的加害责任》（《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8年春季号）、松尾章一的《中国人战争被害者与战后补偿》（岩波书店，1998）、川口惠美子的《战争未亡人——被害与加害的路障》（ドメス，2003）等论著，皆从日本人的加害与被害两个层面阐述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不过，这些相对客观、理性的学术成果，有时反而不如右翼言论那样“哗众取宠”和吸引媒体、民众的“眼球”，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另外，还有学者对战争责任的主体及其免责的缘由进行了分析。战后，昭和天皇没有公开承认战争责任，很多战犯更是矢口否认战争罪行，不少国民也以“受害”或“被骗”模糊自己的战争责任。那么，究竟谁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呢？大熊信行在《国家恶——究竟谁应负战争责任？》（中央公论社，1948）一书中，指出不能因为上级的命令就免除下级执行者的责任，国民应该有反抗国家不正确命令的责任。喜多义人在《作为国际法上免责理由的“上官命令”问题》（《日本大学大学院 法学研究年报》22号，1992）与《战争犯罪人裁判与上官命令的抗辩》（《日本法学》59卷2号，1993）两文中，从国际法免责的原因，分析了下级执行者具有反抗“不当命令”的权利。太田昌克的《“资料”731部队与战犯免责》（《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5年春季号）和吉见义明的《战争犯罪与免责——美国为何中止追究日本的毒气战》（《季刊·战争责任研究》1999年冬季号）两文，分析了美国为获取日本细菌战、毒气战的研究资料和避免今后使用生化武器的尴尬，而中止追究日本细菌战、毒气战的责任。东泽靖的《国际法上日本的国家责任被认定在何处？》（《季刊·战争责任研究》2002年冬季号）一文，从国际法的视角，考察了日本的国家责任和战时各阶层的战争责任。笠原十九司从战后日中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日本得以“免责”的历史性因素。[8]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战争责任及其相关问题的成果，大致可见战后日本学界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研究的以下特点。（1）起步较早。从战后初期盟国追究日本战犯的战争责任之时，日本学者就开始研究和探讨文学者、天皇和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2）内容广泛。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既包括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问题，也包括战中派、战后派等各个时代者的战争责任问题；既包括战前责任、战争责任，也包括战败责任和战后责任；既有女性的战争责任，也有战后遗族的战争责任；既包括日本民众的受害责任，也包括战时日军对亚洲邻国民众的加害责任；既有专题性的战争责任研究，也有综合性的战争责任研究，涉及日本方方面面的战争责任问题。（3）视角多样。如从国际法、历史学、女性学、民众史等各个方面切入战争责任的主体。（4）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日本学者多通过实证研究日军具体罪行的战争责任，如研究细菌战、毒气战、“慰安妇”、强制劳工等问题时，就是通过大量的史料来证实日军的战争责任。因此，不少研究成果中运用了口述史料和调查采访记录，使具体的战争罪行研究非常细致和具有说服力。
日本学者研究战争责任问题虽取得相当成绩，但毕竟受本国视野的局限，尚存不少有待发掘和继续深入探讨的领域。具体说来：一是日本学者虽阐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但对学者本身的战争责任研究进行再认识，并纳入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整体之中的成果较为少见。二是日本学者虽在研究日本人具体的战争责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总体上看，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反思本身的战争责任问题。三是研究具体战争罪行和应负战争责任的个案较多，而综合性研究战争责任认识的成果相对较少，容易陷入“无构造”战争责任观。因此，本书试图弥补日本学者的这些缺憾，尽可能全面、系统地阐述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演变过程，为建立中日两国正确的相互认识积累素材。
（二）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本应最有理由和最有责任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但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真正认真地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这是因为：（1）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打出了“以德报怨”的旗号，遣返了大批日军战俘和侨民，只是通过东京审判和在中国国内的审判，惩处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而没有提出追究天皇和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2）国共内战时期双方忙于战争，无暇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和冷战开始，因美国转变对日赔偿政策，中国本应获得的战争赔偿也戛然而止。（3）美国为扶植日本，组建东亚反共包围圈，在1951年9月主持召开了与日本片面讲和的旧金山会议，并唆使日本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复交”，而日本则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为砝码要挟国民党政府放弃战争赔偿。（4）中国共产党为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继承和坚持了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两分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认为日本国民也是战争受害者。
20世纪50年代以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别在不同场合，重申和强调了两分论观点，表示为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可以不要战争赔偿。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与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决定现在不宜提出战争赔偿和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9]此后直到中日复交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在野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领导人，传达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讯号。其间，中国政府还优待日本战犯，在1956年的审判中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且多人被提前释放回国，创造了成功改造原日本战犯的“抚顺奇迹”。这些原日本战犯回国后，除一人外，基本上都为中日复交和中日友好作出了积极努力。
中日复交前后，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两分论，并向中国民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从而保证了在放弃战争赔偿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晚宴上指出：“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10]为使广大民众接受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级党组织召开会议，宣传周总理关于放弃战争赔偿的主要理由。即，如果要求赔偿则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蒋介石已经放弃了战争赔偿，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更宽广的胸襟；中国人民搞建设要靠自力更生等，在不少民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两分论也因此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政府和民众看待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主流观点。尤其是在宣传中日友好和推动早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国内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两次教科书事件和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导致了中日历史问题日益突出，从而使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以及战后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的问题。其中，日本天皇、政府和民众的战争责任，文艺界、医学界和政界的战争责任观，以及日本右翼否认战争责任的问题尤受关注。当然，也有学者从一些具体的战争犯罪问题入手，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
首先，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昭和天皇的病重和去世，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开始阶段，[11]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发展阶段，[12]三是21世纪初的高潮阶段。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强调昭和天皇在侵华战争中的主动性和应负的战争责任，现阶段研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内容则日益多样化。如，在继续研究昭和天皇具体的战争责任，探讨近代日本天皇制与天皇战争责任之间的关系，分析昭和天皇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战后未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等方面，可以说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3]但是，日本人怎样看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呢？截至目前，仅有邴剑的《日本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认识》（《党史纵横》2006年第8期）一文，简单介绍了日本社会对天皇战争责任的看法。总体上说，日本人如何看待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仍是中国学者研究的薄弱环节。
其次，中国学者从战时日军战争暴行入手，研究日本相应的战争责任。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毛惠玲的《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金子道雄与林代昭的《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不容推卸》（《国际政治研究》1996年第1期）、安平的《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及民间赔偿问题——以制造“花冈惨案”的鹿岛建设公司为例》（《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朱和双的《东南亚国家的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战争责任》（《东南亚》2001年第3期）、王希亮的《追究战争责任 还我历史公道——“花冈事件”诉讼案“和解”的背后》（《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3期）、步平的《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及其《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李运祥与孟国祥的《日本逃避对华战争赔偿责任的历史与现实》（《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朱成山的《东京“百人斩”诉讼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钟山风雨》2004年第6期）、程兆奇的《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一》（《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等论文，重点追究战时日本造成的民间损失、掠夺劳工、强征“慰安妇”、无辜残杀平民和使用被国际法禁止的生化武器等暴行的战争责任和赔偿责任。另外，还有一些成果从国际法视角探讨日本的战争责任，分析日本推卸战争责任或战争责任问题被长期搁置的原因，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14]
再次，中国学者已开始关注战后日本社会各界，主要是日本文学界、教育界、医学界、宗教界、新闻界、政界、民间、右翼的战争责任认识。如，关于战后日本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成果，首推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该书不仅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作家、作品与侵华战争的关系，而且在其第十三章“日本有‘反战文学’吗？”和第十四章“日本战后文坛对侵华战争及其战争责任认识”中，阐述了战后初期日本文学界追究战争责任的大讨论，认为这种讨论在后期“走调”和“半途而废”了，主张战后日本不存在所谓的反战文学，只有个别勇于表现侵略罪恶的作家。刘炳范在《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王向远的观点，认为战后初期所谓文学界战争责任的讨论成了反对战败和相互攻击的手段，而并非真正反省本身的战争责任。林敏的《从〈花之城〉看日本“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一文，主要从《花之城》这部作品分析日本战时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
又如，由于中国坚持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两分论，某种程度忽视了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研究，但随着日本学者战后以来不断强调日本民众负有不同程度地协助或支持战争的责任，所以，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问题。如孟国祥的《关于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一文，打破了探讨日本民众战争责任问题的禁区。王希亮在《日本民间追究战争责任运动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一文中，介绍了日本民众追究战争责任的运动及其影响，为我们了解日本民众关于战争责任的态度提供了条件。但是，中国学者目前研究的重点还是批判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皇国史观、英美同罪史观、司马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等歪曲历史事实或否认战争责任的错误言论。
再如，中国学者已开始研究日本教育界、医学界、宗教界、新闻界、政界的战争责任及其认识。如，涉及日本教育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代表性成果有，步平的《教科书诉讼案和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吴广义的《关于日本学生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等文。研究日本医学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代表性成果，有杜颖的《日本医学界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及其《日本当代医学界反省战争责任的认识及其实践活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等文。研究日本宗教界的战争责任及其认识的代表性成果有，忻平的《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刘炳范的《论日本神道教的变迁及其战争问题认识的影响》（《日本研究》2003年第3期）、徐炳三的《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等文。涉及日本新闻界检讨战争责任的主要成果有，步平的《〈检证·战争责任〉读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诸葛蔚东的《关于“检证战争责任”现象》（《读书》2008年第3期）等文。研究战后日本政界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要成果有，王朝文的《为什么日本政客要否定侵略战争的历史》（《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期）、王希亮的《评“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及其《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这些研究成果多系拓荒之作，为开展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最后，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并开始从整体上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左立平的《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观述评》（《军事历史》1993年第5期）、赵承刚的《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历史“敌国”——试论日本朝野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态度之反复》（《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姜克实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载北石主编《战后日本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藤原彰与步平的《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等，皆从整体上分析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差异及其变化。
在学术著作方面，笔者认为以下4部颇能反映中国学者从整体上研究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观所取得的进步与发展。一是步平和王希亮合著的《良知与冥顽：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在上篇，步平介绍了经“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原日本战犯组织中归联的证言活动，日本和平遗族会的战争责任告白与和平运动、家永教科书诉讼案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中学生与和平运动组织对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战争责任追究等，阐明了战后日本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观的积极变化。在下篇，王希亮重点批判了1995年自民党历史研讨会出版的《大东亚战争之总结》的错误战争观，指出了战后50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的不足和问题，揭露了日本遗族会与靖国神社参拜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历史观的本质目的及其恶劣影响，阐述了战后日本保守派在错误战争观上的“一脉相承”性及其“发扬光大”之处。该书以具体的战争责任观事例，从“左”“右”两个方面介绍了战后50年日本人战争观的变化，颇具说服力。
二是吴广义的《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写近代日本侵华史和侵华战争罪行；中篇主要论述日本战争责任的主体，即日本天皇、政府、军部、财阀、右翼，以及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法律界等具体应负的责任；下篇分析了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特殊性、触发及演变、主要表现、代表理论、推动势力、制约力量、发展态势及症结所在等，从横向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做了细致的剖析，有助于我们了解产生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因果关系和日本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是研究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重要参考书。
三是王希亮的《日本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一书。该书作者长期从事中日历史问题研究，尤其关注战后日本政界、保守派、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观，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了30多篇有关日本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的文章。作者以当代日本社会中保守派的战争责任论为主要内容，从中辑出20篇优秀论文汇集成书。其内容虽说皆已公开发表，但选择性、针对性地将其整理成册，有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当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政界保守派的战争责任认识，颇具现实意义。
四是步平的《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一书。该书从日本战败投降之际的日本人的精神崩溃开始写起，既检证了日本国内各种回避社会反省的所谓“战败责任”论；也认为东京审判对战时日军暴行的揭露，这种从外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行动是“对日本人心灵的一次强烈冲击”；更从日本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认识等方面，阐述了日本社会内部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作者从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运动、中归联组织的证言活动、广岛和平运动等具体事例出发，认为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中日两国民众的战争体验不同、战后生活各异，以及国际环境所致的交流不畅和“语境”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在战争责任认识方面仍存在相当的差异。故而，作者指出日本人应当“从广岛走向南京”，即必须了解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认识到作为加害国国民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同时，呼吁中国人开阔胸襟，“从南京走向广岛”，从而使“感情记忆”跨越国境。该书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为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所作的努力与尝试。
中国学者还分别从历史根源、文化动因、感情因素等各个方面，分析了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意识淡薄的原因和错误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要目的、表现形式、制约因素，以及由此导致的恶劣影响。[15]还有其他学者从日德比较的角度探讨日本人与德国人不同的战争责任观，也有学者积极评价日本进步学者研究战争责任的成果，并介绍日本学者研究战争责任的主要机构及其出版的杂志。[16]这将有助于我们及时地把握战后日本学者研究战争责任问题的动态和认识战争责任的态度与观点。
综上所述，大致可见中国学者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从时间上，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起步较晚。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争取日本、谋求尽早实现中日复交的大政方针，故在坚持日本战争责任两分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日民间交往和贸易往来，终在1972年9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之，中国政府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与美国、日本逐渐接近，并为实现早日缔结含有反霸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因此，在20世纪50～70年代，研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中国学者甚少。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政府默许篡改历史教科书在国际法上的责任。此后，中国国内虽关注日本教科书事件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但从学术角度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则是1989年昭和天皇病逝之后的事情。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责任活动日益猖獗，以及各种战争责任问题浮出水面，故而，在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中国学者迎来了真正研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首次高潮。
第二，从内容上，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主要分为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两大部分。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包括战时日本的战争犯罪和战后遗留问题，如战争中的屠杀平民、虐待战犯、强征劳工、反人道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等，以及战后遗留的民间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残留的生化武器销毁问题等，国内外媒体报道较多，民众关注程度较高，这也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重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如前所述，一些学者从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入手，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第三，研究视角、方法具有多样性。中国学者从国际法、教育、医学、文化、宗教、心理因素等多种视角切入，探讨日本各界人士各个方面的战争责任及其相关认识。在论述过程中，既有比较、分析、归纳等各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有问卷调查、口述采访、具体例证等实证研究法，甚至还有学者以书评形式解构日本学者的战争责任观，可谓多种多样。
中国学者虽在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推进了该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资料线索和思路启发，但由于起步较晚和利用国外的资料局限，仍留有不少值得开拓的学术空间。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有两点缺憾：一是相对于主要研究或批判日本右翼分子歪曲侵略事实、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而言，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关注日本进步派追究战争责任和反省加害责任的研究较少；二是与媒体和学者热衷于报道或研究日军具体的战争罪行与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的“争执”相比，总体上看，中国学者对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相对薄弱，更为缺乏反映战后日本学者研究战争责任认识的综合性成果。第二，在研究时限上，中国学者往往侧重研究战后初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间的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第三，在研究资料上，中国学者在日文史料和日本学者的现有成果利用方面尚显不足。若不了解战后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动态，我们就很难作出关于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正确判断，更无法对其进行评述。
三 本书框架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因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当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不仅从整体上说是“动态”的，即使具体到战后日本某一社会阶层，或同一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和变化。甚至同一个日本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或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所具有的战争责任认识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如何才能相对客观、准确地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呢？本书以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为“经”，以其阶段性为“纬”，分为绪论、4个发展阶段和结语，共计6部分，重点阐述战后至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演变过程，以分析其各种战争责任论的历史根源、表现形式、本质目的和社会影响。
绪论部分是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重点介绍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的学术现状，并根据两国学界研究该问题的既有成果、薄弱环节和空白之处，粗线条地勾勒出本书的框架结构、主要内容和代表观点，以及说明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是战后日本人检讨战争责任的热潮时期，也是各种战争责任论的萌芽阶段（1945年至195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昭和天皇虽未曾公开承认战争责任，但也无法阻止日本各界关于其战争责任的讨论。日本政府为推卸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千方百计地掩盖或暧昧化战争责任。战犯们更是矢口否认自己的战争责任，通过焚烧或掩埋罪证、相互告密、转嫁责任、利用政府辩护等方式，要么推卸战争责任，要么认罚不认罪，死抱着“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不放。在盟军逮捕战犯、东京审判和民主化改造过程中，日本文学者率先开始了追究本领域作家的战争责任，但因追究战争责任的主体的资格问题，又陷入了“一亿总忏悔”论的窠臼之中无力自拔。进步知识分子以未能阻止侵略战争的悔恨心情，开始反省和追究自己与别人的战争责任，结果因不同年龄阶段知识分子的不同战争体验又陷入了长期争论。具有批判精神的日本共产党人掀起了追究日本政府、天皇和战犯们战争责任的行动，却因战时“转向”问题和战后有协助战争的知识分子“入党”而遭到反追究。日本国民基于“被骗”论和“受害”说，冷眼旁观东京审判对战犯的惩处，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自己曾经协助战争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害意识主导下的日本社会，毕竟有个别人提出了日本人的加害责任问题，散发着极其微弱的光芒。
第二章是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急剧分化的时期（1957年至1974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普遍关注的是改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逐渐淡化了战争记忆。昭和天皇更是闭口不谈自己的战争责任，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记忆的淡忘而“风化”本身的战争责任。但是，过着相对富足、安稳生活的日本人中，既有人想留住战争记忆和教育后人，也有人想通过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故而，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开始急剧分化，主要体现在战记读物中传递战争悲剧与美化侵略战争的“此消彼长”，知识分子战争责任认识的分裂，加害意识与受害意识的对立等方面。随着进步知识分子追究加害责任和保守派掀起否认战争责任的逆流，两者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如，保守派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京大屠杀，恢复“八纮一宇”塔，推动靖国神社合祀战犯及其国营化运动等，目的是为侵略战争翻案。进步派则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安保斗争、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反对明治维新百周年活动、发起反对越南战争的越平联运动和进行战争责任告白等，以为侵略战争定性。青年学生还开展了追究战争责任的“过激”行动，掀起了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高潮。日本政府则推行对内尽可能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对外则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的双重标准政策。
第三章是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走向多元化的时期，各种战争责任观陆续抬头、发展（1975年至1990年）。昭和天皇至死也未公开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但进步学者从天皇访美之后再次掀起了讨论和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热潮，并在其逝世前后达到了高潮。日本政府虽秉承战争责任问题的双重标准，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默许保守派篡改历史教科书，以及大臣“失言”现象，从而使日本政治日趋右倾。保守派学者虽不停宣扬新保守主义、有条件投降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否认战争暴行说等，但随着幕僚史观、海军史观、宫中集团史观的抬头，暴露了彼此之间的自相矛盾和复杂的内部斗争；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他们分有多个派别，且即使同一派别的战争责任认识程度也有“量”的差异。进步派则开展了关于细菌战、毒气战和南京大屠杀等战时日军暴行的实证研究，理论性地提出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并通过战争展览、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到中国忏悔和道歉等形式，反省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日本国民对战争性质和加害责任的认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程度、对天皇战争责任及东京审判的看法等，都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与战后初期相比更为复杂，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日趋多元化。
第四章是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因应国际格局变化的时期（1991年至2012年）。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长期遭受压抑的亚洲邻国民众，要求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形成一项国际性的运动，给日本政府造成了一定冲击。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从海部首相的反省演说和宫泽内阁承认“慰安妇”问题，到联合政府的侵略行为论、《不战决议》和村山谈话，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表态上相比此前有了一定进步。自民党重新上台后又开始回调，尤其是小泉首相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日韩关系的“降温”和彼此民众感情的恶化，直至安倍、福田时期才有所改善。现今的民主党政权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度。保守派则针对来自国际范围内的战争责任追究行动，顽固坚持本已自相矛盾或破绽百出的战争责任否定论，诸如否认南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重提“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高叫英美同罪、呼吁优先祭祀本国死者，以及“慰安妇”商业说、赔偿结束论等，强调无须回应亚洲邻国民众的反省、道歉与索赔要求。进步派指出日本人包括战后出生者都应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批驳保守派错误的战争责任观，积极参加或组织反省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搜集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支持中、韩等亚洲邻国的赔偿诉讼，开展多种形式的反省、谢罪活动。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受国际因素影响，一方面产生了逆反心理性的排外情绪，另一方面提高了加害责任意识，反映了国际上追究日本人战争责任运动的双重影响。
结语部分简要概括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管窥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演变趋势，找寻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和分歧，分析影响两国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因素，并根据东亚各国政府、民间为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和尝试，探究中日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本书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视角，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弥补日方学者侧重研究具体战争犯罪事实及其责任和中方学者侧重右翼、政界、天皇的战争责任研究的缺憾，以及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相对薄弱的不足。笔者亦将日本学者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纳入本书的研究对象之中，系统地勾勒出战后日本政府、天皇、保守派、进步派和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演变过程，全面展示战后日本社会纷繁复杂的战争责任观，分析各类战争责任认识的历史背景、代表性观点及其对现代日本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笔者将战后至2012年的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分为4个阶段研究，突破了既有的分期标准和研究框架，也是一次大胆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