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谴责小说概说
晚清[1]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剧烈动荡并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也是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转型的时代[2]。晚清文学，无论是文学观念、文学格局还是文学创作的内容、形式以及文学的传播方式，都呈现出迥异于以往文学的变化，表现出复杂的文化面向。其中以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与小说的联姻，促使小说兴盛并显现出活力，是晚清文学的一大特色，以至1906年有人惊叹：“十年前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3]从以往视小说为“小道”到晚清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到小说创作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晚清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
晚清小说的创作、出版以及阅读蓬勃发展，蔚为大观，而小说一跃成为文学的大宗，更是见证着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不过，晚清小说的品目和数量至今都难以完全准确统计。阿英认为，书目以《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为最多，一共收录翻译小说近400种，创作约120种，至宣统三年（1911年），当时成册的小说在1000种以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4]；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短短70年就有通俗小说662种，而1901～1911年就有创作小说529种，这并不包括翻译小说[5]；根据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统计，中国近代共有创作小说13810种（含再版、重印版、影印版），翻译小说5346种，而这些小说主要创作年代在1898～1919年的二十年间。[6]晚清小说虽有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等类别，但大部分是时事感言和直抒愤激的感慨之作，此类小说往往逞一时口舌之快，“几于人有所作，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7]。这类小说被阿英称为“社会小说”，而后人则往往因为鲁迅的命名而称之为“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的概念，来自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8]鲁迅简要论述了谴责小说的成因，然后从思想内容和审美特征等方面对谴责小说进行了总体的描述与评价。鲁迅“别谓”的谴责小说，是区别于含蓄讽刺、温和滑稽的传统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等而带有贬义的小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局部性的概念，指在清末小说中极为盛行的社会写实小说。虽然鲁迅概括的“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谴责小说，但却在后来的文学认定中逐渐获得了整体性认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几近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王德威对此有异议，认为鲁迅谓其“谴责”，其实是以一老派道学口气，来看待一批末代玩世文人[9]。不过，这一论断虽有新意但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鲁迅论文而非论人，只因该类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并与其推崇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10]相去甚远，故“别谓”之为“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晚清时期以暴露社会黑暗、谴责世间时弊为取材倾向与主题特征的社会写实小说。“谴责小说”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类别，只能是讽刺小说的“变体”[11]。“若按中国小说的传统，《官场现形记》等之‘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或许才是名符其实的讽刺小说的‘正宗’，《儒林外史》反倒是特例。不过，‘谴责’这个词倒是颇能概括清末民初讽刺小说（按新小说家的类型划分，则是社会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故不妨袭用。”[12]谴责小说在文学史上早已有之，比如，清代中后期的《蜃楼志》对洋商生活的揭示，《镜花缘》对父女问题和世风世俗问题的思考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强的批判现实锋芒，可谓是谴责小说的先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虽划归晚清政治小说类别，但其中也因充斥着许多关于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的暴露和批判，而具有晚清谴责小说的先兆[13]。随着李伯元的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发表而引发的“纸贵一时，影响空前”[14]，谴责小说便接踵而至，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晚清形成了强劲的创作风潮。
较有影响的晚清谴责小说，除了人们熟知的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馆，1903～1905年）、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小说》，1903～1906年）、刘鹗的《老残游记》（《绣像小说》，1903～1904年，至14回中断，后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发表）、曾朴的《孽海花》（小说林社，1905～1927年）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绣像小说》，1903～1905年）、《活地狱》（《绣像小说》，1903～1905年）、《中国现在记》（时报，1904年）、《海天鸿雪记》（世界繁华报馆，1904年）；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月月小说》第6～8号，1907年出版单行本）、《瞎骗奇闻》（《绣像小说》，1905年）、《最近社会龌龊史》（广智书局，1910年）；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香港实报馆，1909年）；张春帆的《宦海》（环球社，1909年）、《九尾龟》（点石斋，1906～1910年）；新中国之废物的《刺客谈》（灌文新书社刊，1906年）、《商界鬼蜮记》；忧患余生（连梦青）的《邻女语》（《绣像小说》，1903～1904年）、《哀滇泪》；蘧园（欧阳钜元）的《负曝闲谈》（《绣像小说》，1903～1905年）；八宝王郎的《冷眼观》（小说林社，1907年）；云间天赘生的《商界现形记》；嘿生的《玉佛缘》（商务印书馆，1908年）；姬文的《市声》（《绣像小说》，1905～1906年，未完）；长洲彭养鸥的《黑籍冤魂》（改良小说社，1909年）；壮者的《扫迷帚》（绣像小说，1905年）；遁庐的《当头棒》（乐群版，1906年）；佚名的《哭社会》（申报馆，1905年）、《官场维新记》（又名《新党升官发财记》）；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1907年）；旅生的《痴人说梦记》（《绣像小说》，1904年）等小说。但由于很多谴责小说或为未完之稿，或迄未单行，或模仿痕迹太浓，或艺术成就低下，或历史资料的不可考，或一些报刊的缺失等诸多原因，谴责小说作家与作品的数量迄今不能搜集完全，还有众多谴责小说作家与作品淹没并消匿在历史文学的长河之中。
二 晚清谴责小说研究述评
晚清谴责小说研究一直是近代小说乃至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要对晚清谴责小说进行富有成效而有创新性的研究，首先应对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充分的把握，唯有如此，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创新，实现文学研究的目的。
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主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谴责小说的类型研究；谴责小说的评价研究；谴责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谴责小说的社会文化学研究以及谴责小说作家和作品的考证研究等，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述评：
（一）晚清谴责小说的类型研究概述
谴责小说的类型研究肇始于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第一次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对社会图景进行暴露与批判的小说称为“谴责小说”，这是与同时期的侠义小说、狭邪小说以及传统的讽刺小说相区别的一个文学类型概念。鲁迅概括了谴责小说的艺术特征：一是内容题材的批判性——“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二是谴责小说的话语特征——“词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15]。鲁迅对谴责小说带有贬义性的类型界定，对后来研究者影响巨大。很多研究者如陈子展、刘大杰、郭箴一等，都在其文学研究史著作中基本赞同并沿袭了鲁迅定义的“谴责小说”这一类型概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谴责小说的类型提出质疑。这首先表现在对谴责小说类型概念的认定上。裴效维在《试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盛和演变》中认为，谴责小说并不能完全涵盖整个晚清小说的思想内涵，应将之归类为“资产阶级小说”[16]；杨联芬在《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中对谴责小说的概念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鲁迅批评眼光的准确和语言的善抓特征，都使‘谴责小说’这个概念被广泛接受；而他对于谴责小说的批评，则常常被同时代和后来的批评家引为同调”，以致“我们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和评价，大大受制于‘谴责小说’的概念和鲁迅、胡适等大家无意中设置的藩篱”，“‘谴责小说’中具有鲜明个体特征的作家作品被淹没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共性中”，并成为今天文学研究的窠臼。她还认为，“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17]。其次表现在对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类型区别以及历史承继的思考上。齐裕焜、陈惠琴著的《中国讽刺小说史》、高鑫荣著的《明清讽刺小说研究》等都是将晚清谴责小说归类于近代讽刺小说而展开深入研究的。庄严在《论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爱国题材》一文中认为谴责的艺术是谑化的讽刺，是古代讽刺艺术的一种亚种[18]。当代学者陈平原认为，“‘谴责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类型，只能说是讽刺小说的变体”[19]。
港台及许多国外研究者也对谴责小说的类型极为关注。台湾的孟瑶在《中国小说史》、林瑞明在《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中，基本沿用了鲁迅对谴责小说的类型界定。而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的《晚清小说概观》，则将谴责小说归为与同时期的“政治小说”和“娱乐小说”相区分的文学类型概念，属于“写实主义的社会小说”[20]。韩国学者吴淳邦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和朴捧淳的博士论文《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艺术研究》，都将谴责小说归类为讽刺小说，并对“讽刺”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重新梳理，还将之提升为一种文体。不过，他们仍然简单地将谴责小说与中国传统的讽刺小说相等同，以致没有能够揭示出晚清谴责小说的独特审美意蕴和现实文化精神。
（二）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研究概述
对晚清谴责小说的评价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20世纪20～40年代的评价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儒林外史》为参照，认为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评价较为低下。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中认为谴责小说与《儒林外史》一样是“讽刺小说”，达到了“既能为人，又能有我”的境界，但在1927年写的《〈官场现形记〉序》中，胡适不仅改称为谴责小说，而且评价极低：“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就可以博得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刘鹗《老残游记》之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了。”[21]郑振铎对谴责小说的评价更低，他在《海燕集》中将谴责小说作家称为“为侦探，为轻薄的无赖，为好揭发或造作人的阴私的下流人”，“没有一部伟大的上等的小说是专以揭发人的隐事，人间的黑幕为他的目的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小说家是持冷笑的、嘲骂的态度来叙写他的人物的”，甚或要“先扑除这一类的谴责小说”[22]。不过，他在1953年成稿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中对此进行了修正，认为谴责小说“暴露了没落社会的各种腐败、黑暗以及卑鄙无耻的官僚统治者的丑态，所以对社会的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23]。应该说，此期的多数论者或重复或沿袭鲁迅的论点，只有极少数研究者给予谴责小说较高的评价，比如王璜在《与〈儒林外史〉中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一文中，认为谴责小说将《儒林外史》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发扬光大”[24]。著名评论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鲁迅的评价“虽极中肯，然亦非全面论断。晚清小说诚有此种缺点，然亦自有其发展”，谴责小说有“意识的用小说作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致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25]。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认为，四大谴责小说是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是一种“新的文学”[26]。
2.20世纪50～60年代的论争
本时期受阶级论的影响，围绕谴责小说作家的政治派别及思想评价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表现为：一是派别界限模糊。研究者往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来评价谴责小说，但由于谴责小说的复杂性，使研究观点分歧，问题成堆；二是文学研究往往将政治与阶级挂钩，对整个晚清谴责小说大加批判，如江东阳的《论晚清谴责小说中的揭露与批判》等；三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谴责小说对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制度的态度、对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研究范围狭小而政治化色彩浓烈，如穆欣、简夷之的论述以及当时一些大学的文学史教材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
3.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评价
此期的研究者，有的还沿袭甚至引用鲁迅等大家的论断，但也有研究者能在更宽宏的视野下对晚清谴责小说进行全新的评价，如林岗《官场与民俗——谴责小说研究》，王吉鹏的《鲁迅与谴责小说》、王学钧研究谴责小说的系列论文《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人格与创作的误解》，《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以及孔范今《中国近代四部著名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等，或对谴责小说的内容与思想展开论述，或纠正前人错误的观点，或探讨谴责小说的价值，都试图全面认知、评判谴责小说。虽然说此期的研究者思想创新，表现出纠偏倾向，但该时期的研究论文或者论著大都是个案或局部研究，虽该类研究具有全面、深入的优势，但也存在狭隘孤立的流弊，显得视野不够开阔。
（三）谴责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概述
“笔无藏锋”的讽刺艺术、“短篇连缀”式的结构以及谴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是谴责小说叙事艺术研究的重点。
1.谴责小说的讽刺艺术
研究者对谴责小说的讽刺艺术大致存在贬斥、褒扬与折中三种意见。鲁迅是贬斥意见的代表，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认为谴责小说“过甚其辞”，“近于谩骂”，“失了文艺上底价值”[27]。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将谴责小说称之为“讽骂小说”，认为“无特叙的必要”[28]。后来的多数研究者大都沿袭或者赞同鲁迅先生的评价。持褒扬意见的研究者表现方式不同：有的以不采用“谴责小说”称谓的方式以区别于鲁迅的观点，如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以及台湾学者陶庸生的《国学讲座》等，都或称“讽刺小说”或称“社会小说”等；有的则极力为谴责小说的讽刺艺术辩护，如王璜的《与〈儒林外史〉中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认为谴责小说具有较高的讽刺艺术；还有一些学者对谴责小说的概念提出质疑，比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持折中意见的研究者呈后来居上之势。管林在其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指出：“近代小说所展示的一幅光怪陆离的封建社会末世生活画卷，和我国近代社会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风云变幻，很多时候是运用讽刺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来体现的，使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讽刺艺术在小说领域得到新的发展。但是……作品的讽刺性大多浮于生活的表层上，浮光掠影，辞气浮露，使讽刺艺术陷于概念化、一般化，有的还故意迎合小市民情趣，热衷于堆砌笑料，追求噱头，使讽刺流于庸俗化。”[29]齐裕焜、陈惠琴合著的《中国讽刺小说史》认为“学术界习惯用谴责小说等同近代讽刺小说，我们以为还是用近代讽刺小说这个概念更为准确、恰当”[30]。吴小如为该书做的序言《谈谈中国讽刺小说——代序》，则对谴责小说的讽刺艺术作出这样的评价：“从讽刺小说转化为谴责小说，就艺术手法和作品质量言之，可能是存在着某些倒退的地方；而就社会的需要和作品的效益言之，却是时代风气的这个大气候使然。”[31]这些折中意见，有的虽然还有鲁迅等大家学者的影子，但已表现出创新研究的趋向。
2.谴责小说的结构艺术
胡适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一文中首先论述了谴责小说的结构艺术：“适以为《官场现形记》……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32]又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33]鲁迅也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结构进行过论述，认为“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34]，但是每部小说又有变化。郑振铎认为晚清谴责小说“结构松散”[35]；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就采用“联缀式”结构的原因驳斥胡适，认为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断”，谴责小说采用联缀式结构是新闻事业的发展以及为众多人物以及众多事实所决定的[36]。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对阿英的看法作了补充，认为与作家的创作思想密切相关，作家对故事离奇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小说人物的关注[37]。而王璜认为谴责小说在继承《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上又作了改善，并“能在故事的连贯上比《儒林外史》显得较为紧密”[38]。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则认为该结构不仅各章各节独立成篇，而且又服务一定的主题，同时也符合报刊连载的需要。另外，一些外国学者对谴责小说的结构也进行了别有见地的研究，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维林吉诺娃在《晚清小说中的情节结构类型》一文中认为，看似“缺乏结构”的谴责小说，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并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联缀式情节结构惊人地普遍，显示出作者对面临空前的历史发展之个人命运，兴趣逐渐增浓；较诸传统小说的主角，这些主角现在有较广泛深入的流动性，他们现在可前往中国各处，因而他们（能够）在欺瞒世人的社会规范幕后，揭露出人们的真面目，把外表似是毫无关联的个别事件之间所隐藏的关系暴露出来。”[39]
3.谴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叙事学，注重科学性与系统性，并将文本研究从传统的外部转向了内部研究，以至成为西方文论界解读文本的重要工具。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叙事学引入中国，研究者对谴责小说的叙事研究也获得拓展。国内从叙事学角度对谴责小说进行研究的代表，当属当代学者杨义先生和陈平原先生。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以《孽海花》为例，详细阐释了中国小说的叙述视角理论，认为《孽海花》的叙事角度虽有呈现式的全知视角，但流动性的角色视角却是构成本文呈现式的基础；在论述叙事聚焦问题时，杨义对《老残游记》的一些片断进行了分析，认为老残游千佛山的描写是一种“聚焦于‘有’”的手法，即在聚焦中渗透着叙述者的审美情感和价值趋向，而白妞表演的描写则是“聚焦于‘无’”的描写，即实现了一种充满灵性的幻觉意境，是一种“有意味的空白”[40]。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则集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方面的现代转型特征，理论内涵丰厚，遗憾的是较少涉及谴责小说的文本分析。而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中则具体分析了晚清小说，尤其是谴责小说中旅行者的叙事功能，并分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启悟主题与整体感；补史之阙与限制叙事；引游记入小说和旁观民间疾苦[41]。另外，杨彬、吴燕、单有方等学者也开始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研究谴责小说文本。有的学者，如胡全章和王国伟等，运用叙事学原理对谴责小说的典型个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小说理论的结合，使谴责小说的研究走向深入。一批外国学者也曾利用叙事学理论解读晚清谴责小说，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有捷克学者米列娜主编的《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美国学者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以及捷克普实克的论文《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小说叙述者作用的变化》等。米列娜认为，晚清小说包括谴责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晚清小说的叙事形式、手段和风格的惊人多样性配合了其主题与背景的广阔性”[42]，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虽然西方学者极力阐发谴责小说的叙事内涵，但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大多是将小说作为冷冰冰的客观物象来解析，虽具有科学化、理性化的特征，但也导致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四）谴责小说社会文化学研究概述
受传统文学社会反映论的影响，对晚清谴责小说进行社会文化学研究曾长时期占据国内谴责小说研究的主流。谴责小说社会文化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社会文化方面的分析
最值得注意的是林岗的论文《官场与民俗——谴责小说研究》，认为谴责小说批判的重点是官场与官僚们，其批判的尖锐性已经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化传统，达到了以往传统观念和意识所允许的极限。这篇论文视角独特新颖，指出了谴责小说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但由于没有触及作家的文化心理及文本本身，以致削弱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分析
林瑞明的论著《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43]和论文《谴责小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实质收获》，从作家心理的角度对谴责小说展开研究，认为处在新旧思想激荡和转型期的小说作者，往往用愤激抒情的笔触，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心理，具有进步意义。而孟瑶在《中国小说史》中认为谴责小说作者在国家危机时刻满怀愤激之情，缺少“冷静的距离”，只能是当世的一种谩骂，这使谴责小说思想境界普遍不高。
3.社会文化批评方面的研究
一些学者还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去阐发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内涵与人文精神，从现代性的视野去挖掘谴责小说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当代学者王一川在其专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中指出，《文明小史》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涉及社会政治、精神情感、物质生活等诸多层面，而《老残游记》的伤悲感慨与闲情逸致的矛盾结合，揭示了老残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回瞥式”现代性体验，是《老残游记》的文化精神之一[4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和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则在多篇论文和论著中多次强调晚清小说（包括谴责小说）的现代性精神品格，认为这些作品无论是写作方式、表现内容还是精神理念，都表现出极为丰富的“现代性”特征。国外两位学者的论述观点新颖，表现出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的研究，但也存在理论有些抽象、主观夸饰性成分较多的问题。
（五）谴责小说的作家与作品内容及考证研究概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中论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四家的小说，使“四大谴责小说家”和“四大谴责小说”的名称不胫而走，并成为谴责小说乃至晚清文学的研究重点。胡全章、王国伟对吴趼人及其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武润婷在《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中对谴责小说进行了介绍，而对四大谴责小说内容进行全面深入探究的则是刘春水的博士论文《沉重与恣意的书写：谴责、暴露及其他》。不过，由于四大小说家的生平资料不够完备，以及李伯元和吴趼人等作家的某些作品尚存在真伪问题，虽经不少人考证，依然存在一些空白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学史上著名的谴责四大家尚且如此，那么晚清其他众多谴责小说家及作品更是被忽略，以至有的作家作品研究尚处于资料搜集和考证阶段，很多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处女地，同时对一些作品，比如《九尾龟》等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对谴责小说作家与作品的考证与研究也是当下谴责小说研究的一大热点。
综上所述，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虽有近百年历史并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但仍存有很大的缺憾与局限，以致至今人们对晚清谴责小说的印象仍是一团模糊的图影，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鲁迅关于谴责小说的论断，几乎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而众多文学史袭用鲁迅的论语，更加深了人们对谴责小说的片面认知，成为创新研究的藩篱。第二，谴责小说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单个作家或单个作品的研究上，这种研究固然能够在局部形成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入研究，但也使谴责小说研究在表面繁荣的景象下存在视野不够宏阔、研究具有狭隘性和孤立性的弊端。第三，西方文学理论特别是叙事学的引入，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近代文学进程中丰富的文学现象以及蕴含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无法对谴责小说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第四，对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要么强调社会外部原因，忽略了文本本身；要么注重文本，而没有对谴责小说的外部因素进行动态地、联系地考察，使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结论值得商榷。为此，对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亟待需要从社会外部到文本内部、从文本本身到社会变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量与探询，以进一步探究其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价值和意义。而作为研究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传播学的引入，或许能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创新研究提示一个方向。在传播学的视阈下，谴责小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都能得到动态地、系统的考察，或许，这种考察与探询能够揭开围裹在晚清谴责小说上的那层“迷雾”，还原晚清谴责小说的本来面目，探究到谴责小说存在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传播价值，进而给予谴责小说更为准确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定位。
三 选题因由与研究框架建构
（一）选题因由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门新兴显学，并日益为学界重视和展开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传播学开始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兴起了关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热潮。如果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研究与传播学的联姻似乎是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古代文学研究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由于研究对象的相对固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研究视角的相对局促与单一、新资料新方法的匮乏等，出现了“选题难”的无奈与困惑。虽然当下学术界成果日趋增多，但同质化趋向也日渐严重，甚或出现大量的重复劳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实现质的提高与跨越。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古代文学经过历史上长时间的研究，还有多少空间可以开拓和发展？如何才能获得更为新颖的创新研究成果？或许，向其他学科借鉴或者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是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条较好路径。而20世纪末兴起的关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或许是从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领域对古代文学进行思考、研究与探索的结果。
传播学源于西方，是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信息论、系统论等诸多社会科学脱胎发展而来，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过程性与系统性特征。1948年，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论文中，首次描述出传播的过程：“描述传播行为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拉斯维尔将传播过程进行了动态、序列、过程性的描述，提出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即著名的“五W模式”或“拉斯维尔程式”，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传播不仅体现出过程性，还表现出系统性特征。系统性是指传播过程的各个部分（或过程）构成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执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信息系统的运行不仅受内部结构的制约，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环境保持着互动的关系。不仅如此，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与社会还发生着互动：客观环境导致并形成信息环境，而信息环境的传播又能够影响人们对环境的认知，进而影响人的行为，并对社会施加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对传播的过程性与系统性的把握，有助于人们更系统、更全面地把握信息的运作规律及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古代文学与传播学的结合，使古代文学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研究，而是从传播学原理和研究方法出发，对古代文学作品或文学流派等传播现象的产生、流传、影响的特征及其效果展开探寻与研究。古代文学传播学研究，在牵涉大量相关文本信息的同时，还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主体尤其是创作文人的心态、文学流派、文学观念等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传播环境问题，涉及信息传播方式问题，涉及受众与传播效果等问题，这也决定了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一方面将文学研究与文献整理相结合，以文本的分析、思考以及文献的考证作为文学传播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将文学与外部环境、文化研究、思想研究相结合，总结在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总体规律与嬗变特征。如果仅仅对文本进行分析阐释，只是寻找语言文字、艺术特征、创作风格上的渊源与变异，而没有联系到文本生成的背景与原因，没有分析作家的创作心态和作品或流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则是一叶障目、停留于表面的研究；同样，脱离文本本身，而去论述文学的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以及对社会和受众的影响，则会陷入空谈的境地。因此，文学与传播学的结合，有助于人们以更宽宏的视野对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勾勒其演变发展轨迹的探究，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品或者同一时期不同作品或者流派的传播机制，能够使人们对文学现象或文学活动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谴责小说是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是世纪转折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小说。对转折时期的过渡小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难以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观照，因为脱离社会时代背景、远离文化发展而独立地探究文学成就与艺术特征，则会抹杀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实际上，晚清谴责小说不仅是“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的新小说，社会政治的变迁、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传媒的市场化、传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特别是域外小说的输入等，都使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具有复杂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文学传播大多是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不同的是，谴责小说的传播则属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45]近代大众传播，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而对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叙说方式、传播形式、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与规制，体现出复杂的文学特征。正如西方著名传播文化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他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46]。但由于学科分化的人为阻隔，传媒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对文学的作用被学界长期忽视，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介的一个非常有限的侧面。结果，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释放到媒介影响的一切领域”[47]，以致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能形成对谴责小说全面、准确的认知与评价。不仅如此，传播的市场化，使谴责小说作家在传播自己文化思想与审美认知的同时，还表现出适俗甚或迎俗、媚俗的文学创作倾向，这也使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信息表现出复杂的特性。因此，要深入探讨谴责小说复杂的文学面向，唯有将谴责小说置于传播学的范畴，对谴责小说传播的过程性和系统性进行全景考察、系统探询，才能更为准确、全面地把握晚清谴责小说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二）研究框架建构
文学传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过程。实践证明，借助传播模式对文学传播进行具体考察和描述，是使文学传播不再纷繁无序、而更简便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模式是由符号和使用规则所组成的一种结构，是对某种事物或系统进行抽象描述和说明的一种研究手段[48]，是“对真实世界理论化和简约化的一种表达方式”[49]，能够表明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模式是对传播活动的过程及各要素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规律的直观而简洁的描述，是传播理论的简化形式，具有构造、解释、启发、预测等多种功能，是研究、认识、阐发传播思想的工具。虽然说传播模式简化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但通过过程中具体环节的分析研究，能够展现出文学传播的系统性，同时通过传播过程中各变项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解释和探询到文学现象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众多学者采用过模式研究的方法，并对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征进行过多样的说明。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斯·麦奎尔和他的瑞典助手斯文·温德尔在1981年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集合了众多前人研究的心血与成果，科学系统地梳理了传播模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拉斯维尔模式被誉为开启鸿蒙的经典模式，其图解为：
传播者→信息→通道媒介→接受者（受众）→产生效果
虽然拉斯维尔描述的传播过程具有静态特征，但该传播模式较为准确、系统地概括了传播过程中的几大要素：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表现出传播过程性的特征。该传播模式的缺憾在于忽视了传播过程的动态性以及反馈要素，忽视了传播动机的分析。不过，拉斯维尔模式的这些缺憾为布雷多克等研究者所规避。布雷多克不仅强调传播过程的各个要素和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还在拉斯维尔模式的基础上做了更多考虑，并在其提出的模式中增加了传播行为的两个方面：传递信息的具体环境和传播者发送信息的意图。另一位传播学者、美国的乔治·格伯纳则在拉斯维尔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扩大，于1956年提出了传播的总模式，其中增加了“情景”这个重要元素，另外还将传播的信息分为内容分析、形式研究以及信息处理研究三个方面。
根据拉斯维尔模式以及布雷多克和乔治·格伯纳的传播学研究，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语境、传播主体、传播信息、传播方式、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几个要素，其中，传播信息又可以分为信息内容、信息形式以及信息的处理方式三个方面。基于传播的过程性与系统性的整体理解，“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研究”将从传播的过程性要素出发建构研究框架体系：
1.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环境研究
信息的生成与传播离不开传播环境，通过对晚清社会政治现实、晚清小说的变革、传播媒介的变革等外在传播环境的变化来考量谴责小说滥觞与兴盛的原因，初步还原出晚清谴责小说生成的历史情景。
2.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研究
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发起人，是传播过程中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一个因素。传播学研究先驱、美国传播学家卢因最早把传播者称为“把关人”（gate keeper），说“在信息的孔道之内，有某些地方设有关卡，为把关人所把守，能否成为信息，甚至以何种方式出现，均决定于把关人”。传播主体不但掌握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筛选和取舍，并实现着对信息的加工和制作，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本部分将分析作为个体传播者的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思想以及文化行为，然后再对谴责小说的传播组织进行阐释，试图以超越和推进的学术态度对晚清谴责小说传播主体进行全面、准确的认知。
3.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信息研究
信息是传播的关键，承载着传播主体的思想与意图。晚清谴责小说既是一种信息，也是一种叙事，并在传播中实现着意义。从信息角度而言，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认为，信息是“在某种形式中”，“制作可用的材料”，“传递某种内容”，即信息是由信息形式、信息的处理方式以及信息内容构成；从小说是一种叙事而言，根据著名叙事学家热奈特的观点，叙事由故事、话语、叙述三个层面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乔治·格伯纳和热奈特的论述存在彼此对应的关系：信息内容对应“故事”、信息形式对应“话语”、信息的处理方式对应“叙述”。为此，本文结合乔治·格伯纳和热奈特的论述，将谴责小说的传播信息整合解构为三个层面：信息内容、信息话语、信息叙述，并分别设立专门的章节对其展开研究，从而分析出晚清谴责小说文本“很盛行”的原因以及信息存在的价值。
4.晚清谴责小说传播方式研究
传播方式是运用媒介进行信息传递的方法和途径。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初步体现出大众传播方式的嬗变：报纸、杂志期刊以及印书馆印制的单行本等传播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谴责小说的广告传播、邮局订阅以及代派处等营销方式，极大提升了谴责小说的商业销售和传播空间；而谴责小说文本以及传播载体的图像传播，则具有“吸引眼球”、实现注意力经济的作用。
5.晚清谴责小说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研究
在传播受众上，晚清谴责小说表露出“以合时人嗜好”的特征，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和读者策略。在传播效果上，晚清谴责小说在较以往小说获得广泛传播的同时，还由于其重复传播信息构建起的信息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受众对晚清腐朽没落的信息认知，并通过谴责小说数量多和时间长的传播效应的积聚，具有“舆论场”的效能，或多或少地促发了人们改变现状的行为发生。
在对传播要素进行过程性研究的基础上，在论文结尾处又设“余论”一节，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进行系统性的归结，逐步归纳出谴责小说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传播视野下的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立足于传播理论的运用、叙事学的分析以及文本的细读与资料的整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传播的过程要素出发对晚清谴责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观照，有助于探究出谴责小说的传播规律以及嬗变特征，归演出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实现对晚清谴责小说客观准确的评价与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