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世、童年与少年时代
19世纪上半叶，基罗加的先辈在阿根廷北部定居，当时正值一个新国家诞生。在他的先辈中，有一个人在造就这个新国家的屠杀、破坏、伟业和野蛮行为中获得荣耀和名声，他就是阿根廷历史上的著名大军阀法昆多·基罗加。与此同时，新的枝杈也从基罗加家族的大树上脱颖而出，其中之一便是阿根廷军队的上校迪奥尼西奥·基罗加。此外，还有基罗加的父亲普鲁登西奥·基罗加，他曾担任阿根廷驻乌拉圭东部共和国的副领事。
在基罗加的家族中，涌现过“英雄”和外交官这类名声显赫的角色，但也不乏文人墨客这类文质彬彬的人物。奥拉西奥·基罗加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生活上却很不幸，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
1878年12月31日，基罗加生于乌拉圭萨尔托城，他的全名是奥拉西奥·西尔维斯特雷·基罗加，取此名是因为他出生在圣西尔维斯特雷节。他是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和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的第四个孩子。他父母于1868年4月25日结婚，这对夫妻的爱情结晶是：大女儿帕斯托拉、二女儿玛丽亚、三儿子普鲁登西奥和四儿子奥拉西奥。这对夫妻组成的家庭高贵、富有、生活美满、有文化修养。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是19世纪末乌拉圭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有一颗勇于闯荡的心灵，一开始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能手，在生意场上突飞猛进，控制了许多大企业。这些企业像赌博一样吸引着他，他像一个赌徒一样有输有赢，也像一位贵族一样冷漠无情。在他的眼中，金钱不算什么，可能在骨子里他就蔑视金钱。在花钱方面，他大手大脚，像个公子哥儿，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拥有豪华的车辆，他像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万富翁们一样喜欢度假。此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导致了一场悲剧：普鲁登西奥·基罗加的孩子们患了痉挛性的咳嗽，最小的孩子奥拉西奥·基罗加只有两个月大。当时一家人搬到了位于圣地亚哥·奇科的小庄园居住。那里的小动物非常多。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安排了一次郊游，像往常一样全家人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要出发了。但是奥拉西奥·基罗加旧病复发，母亲不能随父亲去远游，她留在码头上抱着小儿子等待他归来。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打猎归来，他坐的船在水中前行。他眯着双眼，似睡非睡，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船一会儿就要靠岸了。但在他上岸的那一刻，猎枪走火了，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基罗加说，那是一瞬间，只是神秘的一瞬间。在远方，在记忆的深处，死亡留在了那里，一条空荡荡的船留在了那里，那条大河永远不变，永远神秘莫测。
在一个幼儿的生命中，一天、一小时意味着什么？成年人的时间不能作为参考。成年人靠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职责生活，靠他们的生命生活的人很少。幼儿却相反，他们只生活在他们自我中，生活在他们的小“我”中，他们很快就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种味道，一个表情，一种声音，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语言、思想只属于成年人，但是孩子不了解这些，只能感觉手臂的热量和嘴巴在衣服或肌肤上的触及。幼儿是纯洁的，自由的。基罗加是一个英俊的小男孩，母亲的女友们频频地抚摸他，吻他。他很早就表现出让人难以接近的性格，很晚才讲话。他的本能似乎就表现在这些最早的感受中。
这个孩子总愿意独自待在房间里，在镜子里看月亮，听树叶的沙沙声和把杯子放在桌上的声音……不用他做什么，事情就发生、存在或消失……成年人的东西，成年人的生活迅速地进入了孩子的生活，但也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种东西，一种混杂着恐怖的暗中的快乐，是成年人所没有的。奥拉西奥知道这一点，那便是“恐惧”，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感到心跳，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藏在一个角落里，听呼叫他的大人们的声音。奥拉西奥玩“感受恐惧”的游戏，游戏使他快乐也让他感到害怕。此外，大人们不理解恐惧，不知道恐惧。恐惧只属于他，是他的东西。
宗教游行在进行。骨瘦如柴的手举着圣母像。妇女们包着白色的三角头巾，低声地做着祷告。穿着黑衣的男人们响应着妇女们的祷告声。头戴法帽的神甫祝福着每一个人。妇女们跪在路边，让她们的孩子跪在她们身边。游行队伍经过科尔多瓦的街道，这个阿根廷城市嵌在群山间，像坐落在一口充满阳光的井中。基罗加家的人就在人群中（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照看着她的一个女儿），奥拉西奥也在那里，他沉默不语，神情阴郁。游行队伍在前进，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每个人都低着头，队伍肃穆而悲哀。奥拉西奥背对着人群画着十字。是驱邪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帕斯托拉·福尔特莎随意地教育她的孩子们。不教他们做神甫，也不教他们做耶稣教徒，孩子们有选择的自由。不过，这可能吗？孩子们不能选择，不会选择。奥拉西奥认为上帝的世界就是这些穿黑衣服的男人，就是这些低声祈祷的女人。有一次他走进教堂，看见一排排条凳，祭台上摆着花朵，光线从天窗上照射进来，几座雕像（涂着黄色、紫罗兰色和金色）的肋部总是流着血。他又一次感到了恐惧，就像在他的房间和半夜里感到的一样，这是孩子们见到魔鬼时感到的那种恐惧。
帕斯托拉·福尔特莎是那种应该在母权制时代生活的女人，她有原始时代女人的聪明本能。她能够解除一个扒手的武装并开枪把他赶出家门，她能够无泪地承受丈夫的死亡。她是大地，真理，是伟大的孕育者。在她身边谁会感到软弱呢？她身上没有女英雄的影子，她的势力范围只是她应该管理的那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儿子身边翻阅一本西班牙杂志，大孩子们去上学了，这个小儿子感到安全（就像原始时代的孩子在篝火边一样），感到在母亲身边既平静又快乐。世界在外面。但是在这里，在基罗加家的四壁中间只有母亲，没有别人。这便是一切。小儿子望着墙上的影子，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他不想听懂什么，而宁肯感觉迟钝，不声不响地待在那里，待在那种愉快、柔和的气氛中。
模糊不清的词句，难以解释的言语，孩子几乎让人不明白的眼泪或态度，使他感到惶惑和气愤。从他很小的时候起，陌生的东西的幻影就在这里，围绕着他的童年的生灵就在这里。孩子的好奇心停留在了他所演的戏剧的道具和形象上。他需要积极地参加。只有大人们才对环境让步。但是在孩子那里，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为他而发生。奥拉西奥·基罗加精辟地记述过这样的印象，他在《我们的第一支雪茄烟》中说：“但是现在，重大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当我把此事告诉站在街门口观望的第一个男孩时，我的眼睛里已经现出一个戴重孝的孩子第一次从他那些惊呆的、忌妒的小街坊们面前走过时的虚荣心。”对一个孩子（对基罗加笔下的多多少少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来说，葬礼、一位姑妈的死亡是一个稀罕的节日，在节日中他占据首屈一指的位置。“孩子们不幸的是，大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家里”，基罗加在文中写道。后来，他又在文章中详尽地讲述了一件可能具有自传性的事情：小男孩吸着第一支雪茄烟，躲起来假装出了什么事，结果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他的目的（有意或者无意地）达到了。“他”是作品中的人物，“我以一个孩子的全部力气和全部激情吸着烟，我相信，这是第四袋烟。我只记得，最后甘蔗田完全变成了蓝色，并且在我眼两指远的地方舞动起来。两三把槌子在头两侧打击着我，与此同时，升到嘴巴的胃口直接渴望着吸最后几口烟”。
……
“当我被人抱到家里后，我醒过来。尽管我患了可怕的病，仍然觉得在继续睡觉，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
孩子吓唬大人，得到母亲抚爱的奖赏。他还能要求什么呢？此外，他也知道，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只是在玩游戏。孩子在世界上总是嘲弄大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是不可理解的。他的王国是寓言的。对孩子来说，钟表不是计时的器具，而是一种盒子里有音乐的玩具。一切就是这样。幻想是他唯一的、不可能的真理……
年幼的基罗加被送进学校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再也不是一个孤僻的、寡言少语的孩子。他的性格和肉体上，打着好斗的印记。在共济会的帮助下，他进了海拉姆学校，并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他太不听话，太有“个性”了。从童年时代起，基罗加就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同学们都怕他，躲着他。小小的基罗加总是用拳头解决他和同学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一上学就丢掉了许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今天我不去上学了。”他对母亲说。
那一天他就没有去上学。他走遍了陶器作坊、刀剪作坊和木工作坊，他急切地学习手工行业。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对一切东西亲手加工。
后来，他从海拉姆学校进入多学科技术学院。他在学校重演着开始上学时的场景，只不过稍有不同罢了。基罗加不能忍受某一种方法、某一种课程的约束，他只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此外，他的看法不总是和老师的看法一致。所以他喜欢卡塔戈胜于罗马，喜欢埃斯塔帕胜于雅典。这是信念吗？不，这不过是反叛的兆头，不管所有的人怎么说。是的，在他的人格和性格中，已经冒出了与世界抗衡的萌芽。他的确是一个与环境、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将永远是这样的人，甚至在成功的时刻。当他离开多学科技术学院进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不是为了谋个什么职业。他学习历史、化学、哲学……当学生的基罗加的性格和他当作家、做垦荒者的性格一样：他始终是一个实验者，是一个扎不下根的旅行者，总是一个把信念或希望建立在旅行的变化上的人。
“我要去当海员。”
当他母亲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他这样表示他的志愿。于是他办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学习的手续。但是这不过是做做样子。他照样去进行他那些不正规的学习，照样去闲逛，照样去手工艺人的作坊。他可以在一位名叫希奥尔达诺的手工艺人的机器修理作坊里待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去马西亚木工作坊，在那里和木匠师傅的儿子一起编写哲学对话。这是他第一次同有知识的人建立联系，也是他第一次练习写作。但是基罗加喜爱的事情不只这些，他还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的房间的四面墙上贴满了他崇拜的明星照片。他母亲已经丧失了对基罗加这个大学生的希望。他的爱好，他的倾向，表明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没有目标的年轻人。所以毫不奇怪，今天他拿着步枪参加派别斗争，明天又参加国民警备队，身着士兵服装出现。职业、级别，对青少年时代的基罗加来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非常喜欢摄影、化学。一天下午，突然响起一声爆炸声，这是基罗加的最后一次“实验”。但是实际上，最危险的实验不是他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个迷失方向的年轻人的那些变化、那些改变难道不是更危险吗？基罗加总是濒临错误的边缘，距离悬崖只有一步。他的才智被引向了最无希望的方面，他不能脚踏实地。对萨尔托的一个资产阶级青年、一个出身名门的孩子来说，还能够干什么呢？有大学，有生意……但是基罗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那么他能干什么呢？生活需要做出决定。他做不了决定，他缺乏必要的准备，必要的修养。一个人面前的道路既多又陌生，他选择哪条路呢？基罗加走入了迷宫，转来转去，迷失在了里头，“走投无路”。
1891年，帕斯托拉·福尔特莎和阿斯森西奥·巴尔科斯结婚。基罗加明智地接受了母亲的再婚，和继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一对再婚的夫妻的生活并不顺心，并不幸福，因为5年后，基罗加的继父不幸发生脑出血，致使他肢体瘫痪，并患失语症。已经年满18岁的基罗加十分懂事，很爱他的继父，对继父尽心尽力，关怀备至。然而有一天，尽管行动不便，巴尔科斯还是凭借一条腿有限的活动能力，努力爬到放猎枪的地方，把枪口抵着下巴，用脚扣动了扳机。基罗加第一个听到枪声，迅速赶到继父的房间，发现继父已经面目全非，躺在地上死了。基罗加顿时目瞪口呆，悲痛之极。
这个悲惨事件无疑对基罗加的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三年后基罗加写了一篇小说，题为《失眠之夜》。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死亡的恐怖情景、人死后的惨状、流血让人心中产生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痛苦。基罗加的研究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1]在其著作《被流放的人：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引用过基罗加年轻时写的创作笔记中的一页，那一页的题目是《阴影》，内容是：
悲观主义多么痛苦！当我听到我的朋友谈他的未来、谈论荣耀和年轻人的向往时，我就心情激动。我觉得自己不比他差，所以我想，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充满信心和快乐，特别是快乐！那有多么美好！……可是我不能够。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席卷着我，使我没办法离开它。我在自己的痛苦和悲伤中感觉到一种快乐，我渴望再忍受些痛苦，以便在我的怀疑主义深处找到一种强有力的、具有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永恒痛苦的色彩的现实。
他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毫无疑问是指他当时所读的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海涅、贝克尔、雨果、爱伦·坡、达里奥和波德莱尔等作家形成的倾向。尽管他有这种忧伤、痛苦和悲观主义情绪，一些朋友还是把他变成了一个相当乐于交际的人。那个时期，他学会了弹吉他，爱上了意大利歌剧，特别刻苦努力地练习剑术，并且无比喜爱自行车运动。
第二节 叛逆
1893年，15岁的基罗加本应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但是在一张旧照片上我们看到，他的身材是那么瘦小，手臂和双腿倒还结实。他一身自行车运动员的服装：下穿短裤，上着汗衫，汗衫上别着几块奖章。他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俨然一副自行车赛冠军的派头。他这个自行车运动员，脖颈细长，面色健康，头发垂在额头上。看他的样子，好像随时都会跳到自行车上去。是的，他已经把脚踏在脚蹬上，像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那样倾斜着身躯，跨上车子，猛一用力，自行车顿时飞驰起来，吓得正在横穿马路的居民们又是躲又是跑。路旁的树木像走马灯似的迅速闪过。还有房屋、风车、马车等，都一一被他抛在后面。他汗流满面，咬紧牙关，拼命向前，直感到头晕目眩。到了城郊，到了山下，他减慢了车速，不一会儿便下了车，向一幢破房子走去。那是一幢能产生回声的房子。在傍晚谛听那房子发出的一声声重复的回声很有意思，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一层层涟漪，也像观看忽隐忽现的星光。那回声沿着一座座山向远方传去。
后来，那幢破房子变成了“三个火枪手”的藏身之处。奥拉西奥·基罗加、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和何塞·阿斯达组成名为“加伊·萨维尔协会”的文学团体，他们没有斗篷，也没有剑，但是跟三个火枪手一样打打闹闹，十分快活。他们经常去那幢破房，朗诵他们的诗歌习作。他们说：“回声长时间回荡，听来像真正奇特的音乐。”这几个诗人放开声音朗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不难想象这“三个火枪手”在破房子里高声朗诵他们的诗篇的样子。几年后，到了1900年，基罗加去巴黎期间，想不到那幢破房子出现在他的梦幻中。这两种形象——真实的房子和梦中的房子——在基罗加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像摄影师们说的，那是一种“叠印”。梦境出现在乌拉圭海岸边，在那幢破房子旁边。
在西面，在孔科尔迪亚山那么高的空中，有一道奇怪的光芒。我们都恐惧地望着那里，个个毛发直立，面色发黄，表情扭曲，焦急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地平线，那里的土地要下陷了。我们看到，在西面，在闪着紫色光芒的地方，大地还在下沉，还在慢慢地下沉，我们恐惧地观望着大地滑落，同时我们感到十分不安，感到我们的胃正伴随着波动的大海和大地静静地消失。那是一幅凶险的、世界末日般的画面，漆黑一团，我们站在岸上，只在远方有一道迷惑人的光芒，那里的大地还在下沉……[2]
然而，大地并没有下沉。那幢破房子依然站在那里。三个形影不离的火枪手坐在城市某个广场的长凳上，望着漂亮姑娘们走过。大地没有下沉。夜晚，明亮的大厅，一支玛祖卡舞曲，一支华尔兹舞曲，和女人跳舞或谈情说爱的小伙子们……1895、1896、1897……日历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少年诗人的细小的文字聚集在一起。必须教会人们梦想，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的生命在一起，和他们的死亡在一起，他们的岁月千篇一律，他们的日子一天接一天过去，他们的雄心壮志和失败，这一切令人难过。当你还年轻，还生活在一个资产者家庭里时，你可以为人们设想一种幸福，一种理想，哪怕它不能实现，是一个空想，或者你从诗歌里寻求一种巨大的补偿。现实是不能指望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障碍，是把梦想的人同空想隔开的高墙。年轻人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像不幸的人那样写作的快乐孩子，是读《世纪病》的年轻人，是幻想家、诗人和大学生。对长辈的反叛、不满和不敬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革命者（要想成为革命者，他们必须关注现实，关心周围的事情），他们的目标是模糊的，不可能实现的。对他们来说，诗歌不过是一种逃避，是逃避可恨的现实的一条道路。在法国，象征主义用它的形象在浪漫主义者的巴罗克废墟中留下一股凄凉的香气，一种柔和的、软弱无力的、难以平息雨果的响亮声调的声音。按章法写的诗让位于了短小的散文诗，让位于了波德莱尔的低沉、嘶哑的声音。在法国的一个角落，出现了一位大量使用象征的晦涩费解的诗人马拉美。在这里，在新世界诞生、在欧洲流传的诗歌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传统掌握在研究院和“官方文化”的手里。年青的一代反对传统是理所当然的。本土主义[3]是西班牙殖民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和西班牙主义一样危险。年青一代攻击它，或者不承认它，他们要寻求新的营养：爱伦·坡的诗、科学图书、俄国小说家的翻译作品和法国的杂志。入时的打扮就是表现这种叛逆的外部形式。这是一种夸张的装饰艺术，是它的漫画。它回过头来用那种优雅的、既有嘲弄又有指责的贵族态度反对资产阶级。它在诗人和被剥夺的资产阶级手里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奥拉西奥·基罗加就有点像这些青年。他的父母有钱有势。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罗加不了解家中经济方面的困难，不了解那些常常留下难以消除的痕迹的悲惨事件。他自己的矛盾来自他过早地了解了死亡。但是他受到母亲的疼爱，精神上不孤单，他的智商比一般的孩子高，无论动手还是动脑，他都很灵活，可谓心灵手巧。他具有战胜生活的难题所必需的品质。但是随着广泛的阅读和知识的增长，他的不满情绪不断地加强。不难想象，一个孩子吃够了糖，他一定会拒绝再吃。基罗加可能跟兰波[4]一样，对那些甜蜜的东西已经感到厌倦了。但是在这个方面，基罗加和世纪末的那些青年、那些诗人和花花公子们不同。他的反叛立场不仅仅是一种反对可憎的现实的态度，而且是人和世界之间的一种艰苦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原则。他就这样以坚强的意志开始了对人生的求索和对自身命运的探寻。在这方面，他的朋友们不能帮助他，他母亲的疼爱也无济于事。他应该明白，这只能靠自己。
诗歌也许能帮助他。诗歌可以充分表现人的幻想和梦幻，它就像童年一年，是一个喜欢神秘事物的地方。那里有背离家庭传统的人，有不信教的教士，有不对上帝抱希望的预言家。基罗加接近那个地方，他相信科学奇迹，相信科学分析，相信科学实验。但是基罗加缺乏诗人需要的献身精神和完全的信念。对他来说，诗歌不可能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对他来说诗歌也许是一种经验，也许不是。因为经验是一种行为，一种现实（虽然是主观的）和一种许诺。在基罗加同诗歌的密切接触中，这种情形一无所见。他青年时代的那些尝试，那些诗歌习作，可能是他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和对一种正在形成的人格的赞扬。它们表现了他对另一些诗篇的感受，表现了一时使年轻的诗人为之感动的文学性的悲剧和痛苦。对他来说，诗歌是一个藏身之处，而不是居所，对庇护他的生命来说是一个相当脆弱的藏身之处。
也许还有爱情。不，这位年轻的叛逆者并不想享受什么。如果他有什么奇遇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讨女人喜欢的范围内，这不会改变他这个叛逆者的情感世界。任何女人，任何伟大的爱情，都不会破坏他那种执拗的性格，不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有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唱小夜曲，唱得很好，偶尔还用吉他伴奏。社会交际对他来说并非格格不入，他参加某些聚会不用费多大力气。有一次，有一位小姐用钢琴弹奏了肖邦的《即兴曲》，他听得津津有味。在这类活动中，有时还有诗人朗诵诗歌，或者远足、野游。在那些岁月，基罗加的生活需要安定，需要家庭和情感的稳定，需要朋友们的支持。在他的心中，爱情是次要的，强烈的激情必须抑制。
基罗加在1896年5月6日写的《阴影》一文这样写道：
我在读《世纪病》一书，它使我大受伤害。可怜的吉列尔莫！那种崇高的精神，由于他那种悲观情绪的重量而跌落下来。从而断送了本该在他的心中开花的希望和信仰。此外，在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卢卢！我记得，有一天我像艾因哈特那样思考，分析我所认识的一些女人。她们太轻浮了！也太庸俗了！为了她们那种发颤的声音和美丽的衣着，竟然在喝彩声中牺牲她们那朴实而美好的爱情！我深入了解过许多人的心，它们都让我失望。我的疑问跟吉列尔莫一样大一样重：“她们爱我充分对她表露的柔情，我的面貌，我个人的存在，或者所有的人，背叛我的一切人吗？”……
他的自述虽然言过其实，但是无可置疑。无论轻浮的女人们还是他对那些女人不喜欢他的存在的想法，都没有背叛他；背叛他的是群体，是“所有的人”……他那种浪漫的和个人主义的态度与叛逆的心理完全一致。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一种世纪末的悲观主义（这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通病），而且还看到一种几乎被他的那段文字抑制但是在他的最后那个问题中不容置疑的叛逆精神。那些年，基罗加用他的名字的字头署名发表文章，用吉列尔莫·艾因哈特为笔名发表诗作。在1894～1897年间，他在笔记本上写散文和诗歌，然后拿给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和胡利奥·J.哈乌雷切看。这是伟大的小说家基罗加最早的文学作品。和朋友们一起开始文学活动，一起分享文学的乐趣，这种现象很有意思。性格截然不同的一些人通过一种爱好、一种热情结合在一起。多次交谈，没完没了地聊天，仅仅围绕一个难以实现的希望——成为作家，占据了19世纪末期那些年轻作家的夜晚。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对他们的向往来说，他们觉得世界变小了。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和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他们主编萨尔托的杂志《希尔·布拉斯》）加入了他们那个具有叛逆精神、充满热情的团体。他们向何处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成为作家是一种刻不容缓的需要。实际上，基罗加在很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他的未来应该非同一般。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青年时代写的文章中看出来：
请问：悲观主义，那种可怕的心病，没有事先感受到觉醒、放纵和厌倦的后果便可以控制我们吗？看上去并不是这样。然而，确实是这样。我有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几乎是个孩子，是个孩子就成了悲观主义者。他忍受过许多痛苦吗？从受苦的广义上讲，我以为他没有受过什么苦。他谨小慎微，感情十分丰富，几乎没有受过一点苦。他从小就喜欢看书，还不到12岁他就伏在《悲惨世界》上，为这部小说的最后一段，为瓦尔让的黄昏哭泣。我想，他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出生的，他的学校就是他母亲的哭声和给她的孩子的痛苦的吻。他是一个病人，精神紧张得致使神经衰弱。他不常笑。你们理解这个17岁的孩子吗？他比快乐更相信痛苦，他怀疑科学和爱情；他相信自己没有用，没有未来，被孤独地遗弃在他刚开始了解便使他感到可怕的世界上。你们也许认识他。你们也许会说：多么幸福的孩子啊！他什么也不缺乏！的确如此。人们常常看见他出入于社交场所，甚至有时看见他在愉快地散步，听到别人说一句什么傻话便微微一笑。他寻找他缺少的东西：快乐。他很年轻，他想愉快地生活……[5]
是的，尽管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他的描写还是准确的。我们理解，一个17岁的孩子可以怀疑科学和爱情，虽然什么也不缺，虽然看上去在社交聚会上很愉快，但仍然可能忍受着痛苦。基罗加在青年时代有一种对自尊的失望感，有一种资产阶级青年的忧伤情绪。他没有多少人生经验，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痛苦，不曾染指卑劣行径和淫荡行为。绝对没有。相反的，他有一个好家庭，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教育和正派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但是，还是这一点使他这个叛逆青年感到失望。也正是这种“秩序”和这个叛逆青年格格不入。一个他刚开始了解便使他感到恐惧的世界。
18岁那年，基罗加开始崇拜贝克尔[6]、古铁雷斯·纳赫拉[7]、海涅[8]、魏尔兰[9]、达里奥[10]和卢贡内斯[11]。若干年后，他丢开这一切，转而关注在米西翁内斯丛林的经历和同不关心文学的人的密切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他遇到一些充满热情和具有雄心大志的朋友。那是基罗加学艺的时代，培养最早的爱好的时期。事实上，他和当时的某些革新团体，和达里奥在智利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倡导的“形式革命”是息息相通的。在充满热情的年龄段，对立的东西在基罗加身上融合在了一起。不难想象，十八九岁的基罗加是多么喜欢爱伦·坡和左拉。
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两个城市——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文学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在蒙得维的亚，埃雷拉·依·雷伊西格[12]把他的《全景塔》向初步掌握深奥的诗的人开放；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卢贡内斯写了他的《裸体颂》，此作对基罗加影响巨大。在蒙得维的亚，何塞·恩里克·罗多[13]创作着他的抒情哲学寓言故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何塞·因赫涅罗斯[14]发现了卡尔·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15]。在这两个城市里，产生了最早的现代主义诗人。鲁文·达里奥受到拉普拉塔河流域两代作家的模仿。罗贝特·派罗[16]专门写关于阿根廷农村生活的报道，弗洛伦西奥·桑切斯[17]把他的才气用在了表现民众情感的戏剧的创作上。德尔米拉·阿古斯丁[18]开始用爱情和诗歌创作她的悲惨寓言故事。弗雷·莫乔[19]描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俊的疯子”、委员会的帅哥和“士兵”。在蒙得维的亚，巴斯·费雷伊拉[20]开始进行美洲哲学的研究工作。
1900年，美国确立了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南美洲诸国以“文化专制主义”为代价忍受着寡头专制统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人们在读《法国水星》报。1900年代的作家把托尔斯泰、雷南[21]、尼采和叔本华视为自己的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却没有准备。阿根廷在做着庆祝独立百周年的准备工作。这时，1880年一代的作家的名字开始失去光彩。由德国和意大利的破旧印刷所印刷的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小册子出现了。在巴黎，作为世界博览会纪念物的埃菲尔铁塔建成了。1900年，世人普遍崇拜个人主义和表现灵魂的文学。当时的现实——美洲的悲惨现实——和1900年一代作家格格不入。其时，基罗加离米西翁内斯丛林还很远，对人和丛林之间的悲惨对话尚一无所知。那个时候，基罗加一个又一个夜晚泡在咖啡馆里，靠打台球消磨时光。他不惜一切结交朋友，沉溺于谈情说爱。1898年，他认识了玛丽亚·埃斯特尔。他们的恋爱以激动人心的交往开始，却以少女的突然消失告终。玛丽亚·埃斯特尔后来被作为主人公写进了他的小说《爱情的季节》。
1899年，基罗加创办了《萨尔托杂志》。这是他的事业的开端，是他的行动的第一步。《萨尔托杂志》从1899年9月11日出版到1900年2月4日停刊，共出版了20期，基罗加在这20期上发表了30多篇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散文、散文诗、短篇小说、戏剧批评、文学评论和涉及各种题材的随笔。《萨尔托杂志》是乌拉圭第一份现代主义杂志。和他一起办杂志的同仁有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阿尔贝托· J.布里格诺莱、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和费德里科·费兰多。该杂志（跟所有的年轻杂志一样）以战斗的姿态开始，于1900年2月4日结束了它的生命。在最后一期上，刊登了基罗加写的一篇社论。他这样写道：“一个出版物，试图在广泛性和重要性方面做出最微不足道的努力，但是现在垮台了。对它，人们不争论，不赞扬，也不攻击：任凭它像一件不需要的东西一样消失，缓缓地窒息而死。”然而，在它存在的短暂的岁月里，《萨尔托杂志》却创造了一种争鸣的、桀骜不驯的氛围，向萨尔托可爱的资产阶级分子发起了挑战。由于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基罗加的文学修养，所以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本杂志上他发表了他的重要短篇小说《为了失眠之夜》。此作是在爱伦·坡的影响下创作的，文中还有波德莱尔的一篇碑文。在这篇尚不十分成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未来的短篇小说家正在崭露头角。如果说年轻的作家办的杂志是明天的文学的初稿，那么基罗加的初稿就是那几期《萨尔托杂志》。阿尔贝托·J.布里格诺莱、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费德里科·费兰多和何塞·玛丽亚·费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等作家都在《萨尔托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基罗加是这种文学活动的真正的中心。作为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论家的基罗加，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写作技巧的学习坚持不懈。他的求索没有止境，他的文学之路刚刚开始。更何况他是个叛逆者，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经常和朋友们交谈，切磋，不断汲取新的文学营养。那时，社会上的诱惑很多，有女人，有欢闹的夜晚，有比每天的工作计划还诱人的激情。但是这一切对基罗加这个叛逆青年来说毫不重要。什么逛大街，饮酒浇愁，世纪初城市里泛滥的悲观情绪，对他来说都不相干。在爱伦·坡的影响下，他早已习惯了地狱般的恶劣环境。有些时候，幻觉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让他停在一件不重要的东西或行为前。于是事物便呈现出另一副模样。描绘它……表现它……寻找确切的词语形容压迫着他的心灵的恐惧。有时，童年时代的形象突然出现。随后他又看见他的继父用脚趾扣动猎枪的扳机，见他满脸流血。又是一声枪响。形象再次出现，然后消失，像黄道图一样在那个夜晚旋转。他靠在床头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他可能想到了他真正失眠的夜晚。他迷迷糊糊地渴望离开，结束那一切，同时又渴望征服什么，占有什么。一个女人，一个世界。在他的周围，一个个影子在歇息。他母亲也是一个影子，她正在慢慢地离开孩子。他独自一人，嘟哝着他童年时的孤独境遇。他由此联想到，一个可爱的女人的手臂是那么无力。但是他的渴望不能实现，他只好又回到孤独中去，回到他那个失眠的夜晚。隔壁房间的灯亮了。他依然待在他的房间的四壁中间，依然是家庭和爱情的俘虏。动身……离去……只有一个念头在夜晚萦绕在他这个叛逆者的脑海里：忘记学会的一切，像蛇一样蜕皮，为了任何一种未来抛下这一切。这是他的决定吗？不是，他这样想，是出于冲动，是他的情绪左右的结果。他像一个夜游症患者一样走到窗前，把窗扇全打开。夜晚，一些灯光闪烁着，仿佛小小的萤火虫。……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满城的灯火和烟花，如梦如幻。动身、离去。几个女人的名字突然打断了基罗加的想象。玛丽亚·埃斯特尔……莎拉……但是灯火更密集了，像大火燃烧着夜晚。他想起一个孤单的小男孩，那个孩子走来走去寻找着他看见掉在地上的流星。他认出了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他忽然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动身离去而做的尝试。什么也不能阻拦他。母亲……继父……玛丽亚·埃斯特尔……莎拉……杂志……这一切都伴随着一阵敲门声消失了。他也像一个幻影一样消失了。只剩下了那扇敞开的窗子，它像一只空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夜晚。
第三节 巴黎之行
1900年3月21日，是奥拉西奥·基罗加起程前往巴黎的日子。天下着雨。蒙得维的亚码头上，聚集着为亲朋送行的人们。旅客们都已上了船，恋恋不舍地望着前来送别的亲人。汽笛声突然传来，乘客们挥着手或摇着手帕，有的人还流下难过的泪水。
基罗加站在蒙得维的亚号客轮的甲板上，通过灰蒙蒙的雾气望着蒙得维的亚。大海开始翻滚，波浪拍打着船舷。基罗加在码头上的人群中看见了母亲，她在静静地哭泣。他听见母亲对他说：“上帝保佑你，我的儿子！”这时，一阵凉风吹来，基罗加不由自主地竖起大衣的翻领。又一阵笛声响起，客轮开始移动了。码头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城市、房屋、码头……也变得越来越远，模糊不清，最后消失在他的视野中。这仿佛在梦里，梦中的景象交织在一起，远去了，消失了。
基罗加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在朋友们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恋恋不舍的目光。那目光从岸上投来，仿佛这是见我最后一面似的。”
客轮向远方驶去，开始了它的冒险航行。它颠簸着，奋力地前进。天上堆积着乌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基罗加走遍了全船。对他那双习惯长途跋涉的灵活的腿脚来说，它似乎太小了，太窄了。他走进了餐厅，那里有几张桌子，几条长凳。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架钢琴。他觉得那里的环境太寒酸了。他不由得点上一支烟，在他的旅行日记里信手写道：“我甚至相信，站满了码头的人那么全神贯注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命定升天的人。”在遥远的地方，在另一条道路上，安德烈·纪德[22]正构思送别和旅行的颂歌：“我希望在你心中唤醒起程的渴望，奔向何方并不重要；起程，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庭，你的卧室。”基罗加似乎听到了这些话，这些话燃烧着热情的年轻人的心。他离开了城市，把一个女人的照片丢在一个房间里，离开了他的家——那个发生过一个个悲剧的地方。他躲进了船舱，想到了巴黎。
船上的生活是单调的，令人厌倦的。他只能望着大海，听着螺旋桨拨动海水的哗啦声，或者哼唱那支忧伤的华尔兹乐曲，这使他回想起一个女人，她在她的房间里孤独而恐惧地为我们哭泣。一个夜晚，他谈到了雷伊莱斯[23]的《外来人》。他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写道：“总之，这是一个好作品，不多见。”在一个雾蒙蒙的日子，船上出现了骚动，因为船只发生了什么情况。船长对他的工作人员下了命令，旅客们集合在甲板上。有那么一会儿，基罗加似乎享受到了遇见意外事件的快感。但是船只顺利穿过了海雾，又平稳地前进了，又恢复了那种始终如一的行驶节奏。但是，巴黎，他向往的巴黎，还在远方。在旅途上，基罗加遇到几个要好的伙伴：一个英国青年，一个说话带意大利口音的智利人，一个德国小伙子，还有一位画家。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是旅行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很持重、精力旺盛、自命不凡。”当然也有临时的女友，和他跳华尔兹、玛祖卡和波尔卡的姑娘。跳完舞后，基罗加走到船尾甲板上，观看波光闪闪的海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头脑中产生了对一个浪头、一个火红的浪头的幻觉。它变成了一团在水面上闪光的萤火虫，它们在螺旋桨的疯狂拨击下死去，落在了水面。”他望了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一次觉得一种异样的目光在注视他。他心里想，有人在注意他的活动。一个无形的旁观者在专注地望着这个命定升天的人……他要离去……成为强者……忘记一切……永远不回来……
在船尾甲板上，基罗加向着陌生的地方，把目光投向黑夜和大海。
和我在一张桌上吃饭的共10个人，看上去他们的境遇很不幸。他们全是或胖或瘦的热那亚人，个个食不果腹，一副卖油或卖菜人的模样。他们一定和这样的人相差不远。有一个女人长得很胖，身着黑衣，肤色偏黑，她斜眼望着别人正在吃的饭。当服务员给她送来饭菜的时候，她急着要吃，在开始吃之前先斜眼望了望周围。后来，有一位斜眼的、45岁金发大妈打赌说，她是卖菜的，她有一个16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非常纯真、胆怯，几乎时不时地受惊吓，完全缺乏教养。这两个妇人的音色因其低沉而尖细，特别引人注意，就像被包在棉花里的声音发出的振动声……
……昨天，我终于读完了《繁殖》。我认为这是左拉最完美的作品。他舍弃了许多没完没了的描写（并非都优美），并以语言表达取胜。多么美的表达方式啊！尽管他已习惯语言的推动作用，但是你总是对他那种能言善辩的本领感到惊讶。这一点在此作中比在其他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有力，千百倍的有力。作品中的形象和语句，是不可超越的。
九点半，我们到甲板上去跳舞。寒冷的夜晚硬是让我患了严重的哮喘。一共有九对舞伴。一位妇人跟我跳舞时对我说：抱紧我，跳快一点，这样我可以继续跳……
四月二十日。过去的这些天，我一直患哮喘，可恨的哮喘，残忍的哮喘！
基罗加在船舱里写他旅行的印象。他用的是一个小记事本，用他那小小的文字把它写满。在他描述朋友们的文字旁边（这些描述不乏幽默的笔调），他还写了在横渡大西洋时读的作品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热心、专注、不满足、能够进行尖锐批评或热情赞美的读者。在小记事本里，基罗加描写了两个很长的梦境。一个梦可以概括为当他看到地陷时的恐惧心情；另一个梦讲述了他对未婚妻的堕落行为的担心。这两个梦给旅行中的基罗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轮船驶过达喀尔、特纳利夫岛、圣维森特……向旧大陆、向以其远方的光芒吸引着新大陆的青年的大都市前进……驶过拉斯帕尔马斯……驶过在海边的斜坡上建造的一幢幢白房子。基罗加对伸展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沙地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用铅笔描绘了那幅景致的轮廓。他还在海面上看见一个人的形象。热带的夕阳坠向大海。在五颜六色的风景中，出现了一座约200米高的山峰。山上有一条路，基罗加把它比作一条没有血色的细蛇。在郁闷、思乡和哮喘严重的时候，他阅读萨福[24]和普雷沃斯特[25]的作品。雪山、橄榄树、村镇……乘船旅行感到疲惫的基罗加，遥望着等待他到来的海岸。一种既害怕陌生的地方又渴望到达的复杂心情占据着这个站在甲板上的瘦弱的人的思想。意大利、热那亚到了。跳板铺好了。基罗加夹在旅客中间下船。他这个年轻人的妄自尊大，他那身摩登的公子哥儿的衣着，赋予他一定的信心，同时也赋予他一种自命不凡的男子汉的外表。人声嘈杂……办手续……过海关……然后……街道，城市，基罗加渴望征服的新世界。
热那亚。在这个城市，基罗加骑着自行车逛了逛，记下了他的印象。他喜欢这个建在海上的城市。他停在一幢房子前，房子周围有花园、热带花卉、被折断的洋常春藤、西洋丁香。“给人一种特别懒散和诗的感觉”，他自语道。他看到一些车辆和一些头上插着黑羽毛的马匹，他顶着有利于健康的烈日经过一条又一条大街……他感到很愉快，在巴尔比大街一家餐厅吃了饭。然后，他便动身去巴黎。到了边境上的一个现代化车站，他上了火车。二等车厢，十分拥挤，他感到沮丧、厌烦……阿尔卑斯山……一座座雪山……火车使他渐渐接近巴黎，火车把他带向爱情和诗歌之都，一个让他热切盼望到达的地方。巴黎。人们还在筹备世界博览会——那个世纪的伟大成就和艺术的展览会。
1900年。巴黎将一切文明国家的冒险家、诗人和间谍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策划着阴谋诡计、文学运动、殖民战争……他们崇拜着某些词语：进步、未来、能量、科学……
1900年……鲁文·达里奥像一个外来的黑发上帝一样，受到一群发现了现代主义的诗人的赞赏。巴黎竖起了又打倒了它的神灵。不久前，魏尔兰还是文学聚会上的核心人物，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他用他那行贿者的传说和他那习惯撒谎的大嘴巴讲述故事和诗歌。巴黎，一个既美丽又残忍的城市，它是患病的魏尔兰的敌人，它是受监禁的王尔德的控告者……火车在前进……矩形的、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土地……一座座昏暗的城市、一块块农田、一幢幢房子……机车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啸：巴黎到了！
比利安宅第，恩特雷波特街13号。基罗加留下了他的名片。他要找的人不在家。他跑了几家客栈，在一家客栈要了一个房间。他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进入了巴黎的夜晚。他在一条条大街上行走，街上布满了灯光、奔跑的人、交谈的人、土耳其人、自行车，令人眼花缭乱。巴黎向他展示着它的欢乐、市民的混乱不堪和各种群魔乱舞般的活动。这就是世界会议的中心。他在世界博览会上徜徉，参观了瑞典馆、匈牙利馆、德国馆。他在埃菲尔铁塔下写作……巴黎和女人们……有一个女人管他叫“阿拉伯小帅哥儿”……巴黎和拉丁区的文学茶会……鲁文·达里奥（身体很胖，戴着草帽）问他是否认识罗多。在巴黎的夜晚，基罗加既高兴又厌倦。他厌恶巴黎的诗人、巴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巴黎的妓女。他梦中的天堂显露着它的裂痕和它的糜烂。但是并非一切都完蛋了，还可以参观卢浮宫或观看自行车赛……
奥德翁广场旅馆，基罗加的新寓所。基罗加考虑问题依然带着悲观情绪。晚上，他上街闲逛：蒙得马特雷街、意大利街、旱金莲街、玛德雷纳街，他都逛过。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参观了卢浮宫，观看画家们、复制大师们的作品，停在海景画展部分欣赏。他在巴黎街头漫步，游荡，观察行人。“戴礼帽的人多得数不胜数，从游手好闲的人到大人物。”他在旅馆里做笔记，三个留辫子、穿东方服装的中国人走进来。据基罗加说，那是一个晴天，美洲的一天……他等待着去王子公园的时刻，那里将举行一次大型自行车赛。几天前他去过布洛涅林园，那里飘荡着军乐队的奏乐声。基罗加穿着他那件萨尔托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汗衫观看了自行车赛……“此时此刻，有来自各阶层的七八千人。我这件印着CCS[26]的汗衫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这是在巴黎啊！”基罗加记录着自行车运动员们的时间，进行着对三轮摩托车的赞美和若干关于泰勒、博赫斯、鲍格和沃尔特斯的富有诗意的运动姿势的描写。另一天，他参观了圣母院。巴黎的纪念性建筑物以墙壁的又暗又脏的色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巴黎回国后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巴黎的房子都是黑色的。”在圣母院里，基罗加看到滴水嘴兽[27]、稀有动物颈状的水落管[28]时，惊讶不已。他再次参观卢浮宫，再一次光顾王子公园，观看自行车赛。他在记事本里记下了自行车运动员们的时间。在笔记中间有一首诗——《米洛的维纳斯》。
在西拉诺咖啡馆里，一些作家在那里聚会。基罗加去了这家咖啡馆，但是他对那种像法国人的拉丁美洲人的聚会感到厌恶，漠然置之。他给亲朋好友写的信中说：“我觉得在所有那些人中，除了达里奥有影响和相当富有外，其他的人都太自命不凡了。”西拉诺是一家下等咖啡馆，位于克利奇大街蒙特玛特莱广场上。他与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约[29]、鲁文·达里奥、曼努埃尔·马查多[30]和1900年他在巴黎时的诗人、纪实作家、翻译家和审美家们在那里相遇。基罗加对咖啡馆里的某些老主顾感到并表现得反感。这位蒙得维的亚的颓废诗人在巴黎觉得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流亡者和斗士。一天晚上，他问卡里约：
“卡里约，请告诉我，你讲瓜拉尼语吗？”
“什么？”
“我问你，你是不是讲瓜拉尼语。”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
“它是什么？”卡里约问他。
“是美洲的瓜拉尼语呗！”
过了一会儿，基罗加问另一位客人：
“蒙特阿莱格雷，那你讲瓜拉尼语吗？”
“什么瓜拉尼语！”卡里约叫道。“这个人准是……”他指着自己的脑袋。
“你讲英语吗？”他问基罗加。
“不。”
“德语呢？”
“也不讲。”
“那么你为什么要蒙特阿莱格雷讲瓜拉尼语呢？美洲人是相当荒唐的，他们老是记着那里的东西。”卡里约说。
基罗加气愤地回答他说：
“我问蒙特阿莱格雷是否讲瓜拉尼语，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存在一种叫做瓜拉尼的美洲语言。”
“我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卡里约回答。
西拉诺咖啡馆的那些夜晚，让我们看到一个言谈粗暴、不善交际、厌恶谎言和咖啡馆里的诗人的语言游戏的基罗加。他们像激怒一匹阿拉伯马一样激怒他。他不能忍受那些被巴黎弄得头晕目眩的拉丁美洲人的“闪耀着光彩的交谈”、卖弄学问和愚蠢言行。他的本能（几年后把他导向了米西翁地区的真正悲剧）使他拒绝了巴黎的那种荣耀、围绕文学进行的活动。巴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艺术上的麦加城，对年轻的艺术家们来说是一处圣地。对基罗加来说却不然。他的精神需要比“西拉诺”里的交谈提供更为强有力的营养。离开，变得坚强，动身……不过，该去何方？仅仅离开家庭、离开住所、丢开直到昨天还支撑着他的人生的原则是不够的。所有的青年都需要选择一条路，基罗加也不例外。他的选择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西拉诺”的文学茶会。巴黎是世界之都，是一切高贵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象征。音乐家、画家、文学家、金融家、企业家、赌徒和强盗在巴黎这座地狱和天堂里都有他们的位置。但是基罗加有吗？对他来说，巴黎没有他的位置。不过，他可以躲在植物园里写诗。当然，只有在饥饿不来敲一个不幸的青年的门的时候，他才能这么做。
“我都快饿死了。”在巴黎逗留期间，基罗加常说这句话。这句话就像一个难以摆脱的念头，铭刻在他的心中，和他的唾沫与仇恨交织在一起。“我都快饿死了。”汇款没有到，电报没有打到，什么都让基罗加不顺心，都和他作对。巴黎让他过不下去了。他把自行车送进了当铺。如今他在街头看到了巴黎的真面目：工人、失业者、生意代理商、穷人、乞丐、流浪汉……饥饿让他觉得什么都变了样儿。当他感到肚子饿时，什么漂亮的词句都失去了意义。他想去加涅那里当校对。“我都快饿死了……我都快饿死了”，这是基罗加面临的唯一现实。他的几个朋友临时接济他一点食宿费，不过几个法郎。他花完了。然后他去“西拉诺”找他的朋友们，看看他们能否给他找一份工作。朋友们都不在那里。他的旅行记事本里记满了各种事情，比如他写道：“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回顾起来，这不是什么未来，而只是短短的一刻。为了能够保证三天有饭吃，竟把荣誉牺牲了！”到了星期天，他觉得钟声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有一个内心的声音像轮船的汽笛声一样让他回忆起过去。有一天他又写道：“我的心情平静，但是我没有东西吃，希望我下楼的时候有人能给我点吃的，今天下午我要去世界博览会。不仅是为了去看看，还为了打发这个饿死人的下午。”
巴黎，1900年。基罗加在这里干什么？这里没有他的位置。巴黎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另一个乌拉圭的伊西多罗·杜卡斯[31]几年前死在了基罗加走过的一条街上。也许罗特雷亚蒙伯爵兄弟般的影子正陪伴着年轻诗人基罗加走在这条带来新痛苦的街上。也许他的《马尔多洛之歌》中的怪物正在制造新的悲剧。但是要让基罗加接受或理解自己的命运，还不是时候。
“我在艺术桥对面、法兰西学院旁边的马拉卡站台上避雨，雨刚开始下。我连一个法郎也没有，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然后我要去——我想是去植物园。我要在那里消遣一会儿，尽管看到那些从来不缺食物的动物们的平静生活我会感到些许不快……”
“难道这就是生活吗？我遭受过几次痛苦了，因为爱情，因为情绪悲观，甚至因为缺钱；但是，悲观心情无论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缺钱无论多么让人不能去消遣，失去的爱情无论多么不容易被人忘记，难道能够和这种既缺钱又没有爱情因而遭受着巨大痛苦的生活相比吗？这种生活，没有一分钟的微笑，羞于进饭店，羞于每天像个傻瓜似的必须按时站在一个地方（我知道总有一个好人从那里过）等待别人给我吃的东西。”
他在旅行记事本里继续记录着他的抱怨、债务、对汇款的盼望……在最后几页上他说他要买一个一角钱一本的笔记本，继续他的记事。这个笔记本一直下落不明。不过，有他记的这些篇章，是可以重现或想象他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了。基罗加没有夸大他遭受的痛苦。他受的打击是无情的，决定性的。打击准确地落在了他的肩上，打得他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受到打击的还有他那种自命不凡的傲气。所以，他觉得朋友们的帮助是施舍；所以，他回忆过去，向往有秩序的家庭生活，向往生活的美好和幸福。显然，他的巴黎之行是失败的。除了见识了那时巴黎的花花世界，见识了巴黎世博会的盛况，见识了巴黎的文化氛围，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苦倒是吃了不少。的确，他从没有过过那么清苦的日子，从没有经受过那种孑然一身的孤独的煎熬。到了这步境地，除了回国他没有别的出路。回国是不可避免的。
1900年7月12日，基罗加怀着厌倦巴黎、还是祖国好的心情回到蒙得维的亚。他是坐三等舱回来的。人们见他穿着一条破长裤、一件翻领高高竖起的外套，一副落魄的样子。但是他会潦倒下去吗？我们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不是呆子。吃一堑，长一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一个作为非凡的青年，一个成功的青年。
第四节 美洲：世界的郊区
摩登的公子哥儿回来了！奥拉西奥·基罗加又出现在“加伊·萨维尔协会”。只见他头发随意地垂在额端，下巴和两鬓的胡须（一定是一位手艺高超的理发师的杰作）构成一个三角形，使他的面孔显得越发瘦削了。那一副火枪手的髭，髭尖高高地翘起。仿佛是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一个风流倜傥的名士。他穿着黑色的长礼服，花格子长裤。是在1901年。难道这是那个在巴黎挨饿的基罗加吗？他什么也没有改变吗？巴黎之行的失败还不够吗？还不能让他这个浪子老老实实地回头吗？是的，基罗加又成了个“颓废派”，又成了个现代主义诗人，又成了卢贡内斯的崇拜者……他是个真正的诗人吗？两年前，《萨尔托杂志》发表过一首诗，那些诗句让我们联想到达里奥，就是说，它具有达里奥的风格，但是它又具有基罗加的强烈气势，具有波德莱尔和卢贡内斯共有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冲动。那首诗的题目叫《爱情的夜晚》[32]。是这样写的：
爱情的夜晚，笼罩着同谋的阴影
纯真的欲念。在树林中
生活的动机正在犯罪
像一场早熟的故事的梦境，
皮肤上有灼热的汗水；
动脉里有无声的萌芽；
未加工的曲线上有抗议；
在你勇敢的眼睛里有直率的诺言。
完美事物染上了鲜红色
像苍白的百合显露羞容；
在敞开的、被弄脏的床上
躺着热恋的对象。
拱形的夜晚
它的错误的巨大同谋；
它的性的百合折叠着，
我的笨拙的、不幸的食指
指着你的颤抖的肉体。
我的干渴的口唇啊，
它的吻增强了我们周围的企图！
你的口唇上的唇膏啊，
在你的臀部的光辉照耀下，
你的口唇显得苍白无色！
把你的肉体给我吧。
我作为男性的宽恕
将为你的贞洁之死守夜，
像一尊强大的农牧之神
坐在一个倒地的希腊雕像上沉思。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局限于那种像演说似的节奏和有点过时的词语的颓废派青年，而且也看到一位具有自由的创造精神的年轻诗人。在象征手法运用方面，基罗加显得十分熟练，他使用的语言也说明他富有想象力。这个南美洲的诗人学会了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开始的革命游戏：他以公子哥儿的小聪明玩象征游戏，就像人们玩纸牌。他有一个偶像——卢贡内斯，一个按照他的想象锻造的偶像。确实有一些幸运的形象使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尽管基罗加对自己的诗篇不满意（他的诗作在其全部作品中并不很重要），尽管他的诗（像他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是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的软弱的果实，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他的诗对他的传记作者和试图通过其作品寻找一个人的形象的人们没有价值。每一首诗都反映一种人生态度，它就像是诗人的想象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首诗都代表作者的寓言故事的一个阶段，都是一件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作品。任何一首诗都不会重复，都以不同的语调、气氛和词语把它的作者和诗连接在一起，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的反映。
1901年，基罗加的第一本书《珊瑚礁》出版，这是一部诗集，其中的诗和散文诗具有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它是在乌拉圭大地上出现的第一部象征主义诗集。那时候，那一代最重要的诗人埃雷拉·依·雷伊西格还没有出版作品，只有达里奥的《亵渎的散文》的模仿之作和个别诗人的一般贡献。这样，基罗加就成了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代表和代言人。
当时基罗加22岁。他经常和朋友们在“加伊·萨维尔协会”聚会。他不谈论巴黎，但是巴黎的种种形象依然活在这个叛逆者的记忆中。如今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对他却不然，他高兴不起来，他感到很不满意。他在这部诗集中杀死了诗的偶像。他认为必须改变信仰，用另一种信仰来取代。或者说，必须头脑清醒地面对现实。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要求一个人既要有决心也要有意志力。而这些，基罗加还不具备。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聚会，他斜靠在椅子上，听着朋友们说话，朗诵诗歌，交谈……一位朋友说：
“我们依然生活在世界的城郊区……”
的确如此。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广阔的郊区，未开垦的土地，它和城墙、和隐藏在南美洲政治运动中的残酷性混杂在一起。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影响着世纪末的个体，也影响着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文化自我中心论。但是在世界的郊区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游荡在欧洲的幽灵”也来到了南美洲的海岸。社会斗争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革命阶段，它滋养了克鲁泡特金和巴库宁的文学。正值无政府社会主义时代，依然充满着浪漫主义精神，人们的行为还是相当天真和理想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尚鲜为人知，只有在宣传小册子和传单上才见得到。与此同时，“伟大的北方邻国”已经对古巴实行了军事占领，并在巴拿马海峡捍卫它的“权利”。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是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文化的发展深受种种外国文化倾向的影响：尼采和活力论，阿纳托尔·法朗士[33]和嘲讽，奥斯卡·王尔德[34]和为艺术而艺术，高尔基和社会文学，叔本华和哲学悲观主义，爱默生[35]和英雄主义态度。还有诗歌：学得不好的波德莱尔和达里奥的美学王国。基罗加的那些年轻的朋友们交谈着、议论着，提出疑问，探讨着问题……基罗加在那里，在“加伊·萨维尔协会”，在世界郊区的一个角落，他在想什么？要让他接受托尔斯泰的信仰，他太高贵了；要他走王尔德的道路，他又太粗俗了。他坐在那里仅仅在倾听朋友们交谈、议论，有时露出一些笑容。他似乎依然人在途中，方向不明。他想再次离去吗？但是欧洲对他已无吸引力；再说，根据他的直觉，那也不是他的去处，即使去那里也会再次沮丧地归来。那么，哪儿是他的去处呢？基罗加在什么地方都是个流亡者。很难想象他能坐在大学教室里听教授讲课做笔记，也不可能在走廊里和同学们聊天。基罗加要学的东西不在大学的书本里。对他来说，放弃那种由资产阶级家庭支付的自由生活，那种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为了一种不可能的、危险的未来而离开祖国（有他的朋友、他的各种关系和家庭），并非易事。动身……离去……这不是对流亡者的惩罚吗？
他的朋友们继续交谈着，议论着：
“世界的郊区……”
“将来……”
他们离开聚会的场所。基罗加跟着他们走出来。天色已经昏暗。大家一起顺街前行。基罗加脸上早就没有了笑容，他把双手插在衣兜里走路，眼睛望着地面……“离去”——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个萌芽状态的念头，它随着主人的前行在增长——“离去”。
那么，基罗加在蒙得维的亚究竟在做什么呢？他有时和朋友们——哈乌雷切、布里格诺莱和费兰多——在“莎兰迪咖啡馆”聚集。他在那里看书、学习、写作，或者作为一个过得去的球员打台球。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在他们那个团体内，只有他和诗人费兰多没有进过大学校门。基罗加把他的作品寄给一些杂志发表。最初，基罗加和哈乌雷切一起住在一所公寓里。后来，他和这个朋友还有阿斯德鲁瓦尔·E.德尔加多住在塞里托街一座大杂院里，“加伊·萨维尔协会”就设立在那里。一天，卢贡内斯来了，和他们待了几天。协会的诗人带来三盘磁带，上面录制了卢贡内斯朗诵的十四行诗。基罗加出版了一本书，一本“颓废”的书，此书受到蒙得维的亚的“严肃”杂志的攻击。随后他去了巴黎，在那里挨过饿，认识了几个女人，谈过恋爱。在1898年的狂欢节上，他认识了玛丽亚·埃斯特尔（《爱情的季节》的女主人公），和她的分手（因为她突然消失）使他第一次感受了别离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后来他又认识了莎拉，由于他出国，也导致二人分手。如今他认识了另一些女人，试图在她们那里找到爱情、安慰和快乐。
基罗加丝毫没有改变吗？没有。他仍然“蠢蠢欲动”，还想前往异国他乡。萨尔托……巴黎……蒙得维的亚……不过是他旅行的前几个阶段。
对基罗加来说，只有死亡在周期性地、顽固地重复。他最先失去的亲人是姐姐帕斯托拉和哥哥普鲁登西奥。他自己也不情愿地造成了另一个人的死亡：他的朋友费兰多准备参加决斗，为此他买了两把手枪，请基罗加教他使用。在费兰多家里，二人面对面坐着。基罗加以为枪里没有子弹，便扣扳机试枪。结果一粒子弹飞出来，钻进了费兰多的口腔，致使他当即死亡。基罗加呆呆地站在那里，枪口还在冒烟。费兰多的亲人们伤心地大哭。此事又一次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此时此刻，他那身花花公子的衣着简直是一种讽刺。由于误杀了人，他被抓起来。他受到审问，他供认不讳，受到监禁。他失去了自由，不可能再去旅行了，更不可能出国了。对他来说，那段日子失去了意义，他甚至失去了笑的权力。后来他得到赦免，重获自由。
1903年3月，24岁的基罗加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住在他姐姐玛丽亚家中，当时他姐姐已经和堂爱德华多·D.福尔特萨结婚。在那种家庭环境中，他病了。折磨他的病并不是肉体上的什么疾患，而是精神上的，这是被无数次证明了的。在那个时期，作为颓废诗人的基罗加成了一位西班牙语名誉教授。他先是代他姐夫上课，后来被任命为英国学院的正式教授。但是任职时间不长。有一次基罗加登门拜访卢贡内斯，在他家得知考察耶稣帝国废墟一事。公共教育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卢贡内斯，基罗加最后也作为摄影师参加了。一次探险活动就要开始。他必须详细地讲述它，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基罗加同那里的异乎寻常的自然景观的密切关系。对这个24岁的青年来说，米西翁内斯废墟之行不仅能让他见识到那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还会使他那颗年轻的心灵受到触动。进入那一处废墟所在的丛林地区，就等于进入“世界的郊区”，进入那片对他这个来自上流社会、有时遭受不幸的青年来讲依然是个未解之谜的土地。作为一名考察队成员，他除了会有的好奇心外，还要有冒险精神。就像他的巴黎之行一样，也要拿他的命运来冒险。
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不知道征服那个地方需要什么武器。站在他的考察队同事们面前的是一个怪诞的年轻人：骨瘦如柴，胡须剪成三角形，身着运动服，戴着麻布帽，脚穿一双高达腹股沟的毛毡长筒靴，带着对付哮喘的药烟。旅行十分单调，基罗加没有耐心。有时在丛林深处，为了走捷径，他不要向导，“独辟蹊径”，害得他的同事们四处去找他。在倾盆大雨中，他的哮喘病猛烈发作。他必须换衣服。换了衣服后才像个考察队队员。不一会儿，他又脱掉他那双高雅的毛毡靴，换上了另一种军用靴，摘掉麻布帽，换上了带麻线帽带的骑手帽。他习惯了这种穿戴。他试着喝鹦鹉肉汤，用砍刀和斧子在丛林里开始前进。就像他经常遇到的那样：意料不到的事情吸引着他的注意力。比如，他谛听大自然深处的巨大的声音。美洲不只是一个名词，它还是一种野蛮的、宏伟的现实。丛林、巴拉那河、世界的那个角落的人类和野兽，都开始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也将成为他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次考察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回来后，他的精神，甚至他的外表，都和远方那片丛林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此以后，基罗加的外表都和丛林有关，许多照片都像文献一样被保存下来。他的胡须像草丛一样，密密麻麻地环绕着他的嘴巴。他从父亲名下继承的遗产已所剩无几。他靠着仅有的7000比索前往查科地区，到那里种棉花，碰运气。查科的生活造就了一个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焕然一新的基罗加：他起得很早，只吃腊肉和大米，盖自己住的房子（既像茅屋又像信号塔），移植棕榈树，把树种在他的房子周围。他雇了一名印第安妇女为他干活。但是他不像雇主那样使唤她。作为垦殖者，他是失败的。雇主们往往欺骗工人，少付给他们工钱。印第安人常常在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印第安雇工经常偷他的东西。偷盗成了他们的习惯。基罗加不能容忍他们这么干。
“这些无赖。”他对自己说。
基罗加不会当雇主，他必须回城市。付清了土地租金后，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本想通过种棉花赚些钱，最后却赔了6000比索。他的首次经营活动以失败告终。
后来，他在一篇小说里讲述了他的这次失败的经历。不可思议的是，失败竟成了他的成功之母。他开始写作，讲述人们在“世界的郊区”的活动和行为，讲述人们征服那个地区的情景，讲述工头对工人的剥削，讲述那里的人们的痛苦。
1905年，基罗加在爱伦·坡的影响下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别人的罪行》。事实上，《别人的罪行》和这位美国作家的一些短篇小说有着直接的联系。基罗加本人在他讲述的创作经验中曾坦言所受爱伦·坡的影响：“在那个时期，爱伦·坡是我阅读的唯一作家。那个该死的疯子完全控制了我，在我的桌上没有一本书不是他的。我的整个头脑里都是坡。”《别人的罪行》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它充分说明：作为小说家的他，虽然掌握了一种风格，但是尚未掌握一种主题，尚未掌握能够抓住读者的趣闻逸事。不久，基罗加又出版了《受迫害的人们》。这是一篇中篇小说，或长篇故事。小说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手法已臻成熟。作者采用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法是把众所周知的真实事件同另一些纯粹想象的事件结合在一起。基罗加是小说的人物之一，他在卢贡内斯家中认识了一位名叫卢卡斯·迪亚斯·贝莱斯的先生，此人是一个患跟踪狂的精神病人。基罗加对他产生了兴趣，无形中陷入了这个狂人的游戏。小说中有一个场景颇为精彩和典型。它描述的是基罗加在大街上跟踪精神病患者贝莱斯的情景：
“迪亚斯·贝莱斯继续在街上走，我跟踪着他，突然离他只有两步远了。再走一步就能触到他了。但是看到这样：不太可能意识到我离他那么近，尽管他患有跟踪狂和心理失常，我还是调整了步伐，步调和他完全一致。跟踪他，好极了！……我仔细地关注他的头，他的臂肘，他的拳头，长裤膝窝处比较明显的折痕，忽隐忽现的鞋后跟。我晕晕乎乎地觉得，以前，千百万年以前，我曾干过这种事：在街上遇见迪亚斯·贝莱斯，跟踪他，赶上他……”
跟踪在继续。但是不再是以走路的形式，而是以基罗加和迪亚斯·贝莱斯对话的形式。疯癫，像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浸入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和他们的每个细小的动作。经过一次发作之后，迪亚斯·贝莱斯终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随后，基罗加和卢贡内斯便前往米西翁内斯丛林地区考察。后来，基罗加去医院探望了他的朋友。二人的交谈十分投机，也相当“理智”。但是在故事结束时，一句话、一个表情，又使跟踪者露出了原形。
跟任何一位作家一样，基罗加的小说创作和他的生活及人生经历也是密不可分的。1905年前后，是基罗加文学创作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基罗加具有二重性：他既是一名颓废派诗人，又是一个对现实感到惊奇的人。一方面，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离他还很近；另一方面，吉卜林和康拉德对他还没有产生影响。但是查科和米西翁内斯这两个地区的形象却深刻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基罗加经常参加卢贡内斯的文学茶会。人们看见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翻来覆去地构思他的新故事，编织他的新梦想，对未来满怀着希望。有时，他和他的朋友布里格诺莱在“巴西女郎”咖啡馆小聚，谈论文坛新事，交换文坛信息。其他作家，比如何塞·帕尔多、索伊萨·雷伊里、罗贝尔托·帕伊罗、佛洛伦西奥·桑切斯等人也不时光顾。他们都是基罗加的朋友或相识。他们认为基罗加是一个“有趣的”作家。但是他还不是一位米西翁内斯史诗的杰出讲述者和歌颂者。他还没有机会，还缺乏必需的推动力。
1906年，基罗加接受了师范学校文学教师的任命。那个时期，阿根廷政府发布了在米西翁内斯地区购买土地的优惠政策，基罗加在米西翁内斯的圣伊格纳西奥市郊买了185公顷土地。到了假期他这个新业主就去见识他的土地。他在那里发现了令他赞叹的自然景色：高大的树木、汹涌的大河、山间的小路、红色的土地、耀眼的太阳，都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他还不认识那里的人，那里的月工和被放逐的人。然而，他已充分感受到了那里的生活环境。他曾在课堂上说：“每当艺术丧失了它本来的概念，我就坚持在艺术上回到生活中去的需要。”回到生活中去——这是基罗加的特征之一，是指引他的人物的唯一指南针。
在圣伊格纳西奥，基罗加开始伐木，锯木头，盖房子，耕耘土地。此外，他还盖了一间有游廊的平房，用砍刀开辟了一条小路，杀死了一条蛇。他的手臂变得灵活了，健壮有力了。他瘦弱的身体变得像树木的纤维那么坚忍强壮了。当时他27岁。他恋爱了。他的一个女学生安娜·玛丽亚如今取代了其他女人的位置。但是安娜·玛丽亚是现实，不是梦境，就像那些树木、那些土地和那些牛虻的嗡嗡声一样，是真实的。两个工人帮他打地基、盖房子。他们立起了柱子，用丛林的材料和颜色造房子。这是为安娜·玛丽亚盖的平房。基罗加第一次这么高兴，这么欣喜若狂。基罗加这个“流亡者”终于找到了他的目标、他生活的理由。基罗加这个男子汉有了女人，有了一个能够减轻他孤独感的女伴。萨尔托……蒙得维的亚……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基罗加人生旅程的前几个阶段被抛在了后边，成了历史。波萨达斯……圣伊格纳西奥……亚维比里……将是基罗加的新港湾，生活的新环境。在某个黄昏，在巴拉那河畔，基罗加很可能会思念已过世的女人，回想刚刚被抛在后面的生活。但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给安娜·玛丽亚住的房子。
莫非这就是世界的郊区？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他的爱情、他的家庭、他的坟墓。
第五节 无辜的好色者
有一个时期，乌拉圭文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奥拉西奥·基罗加沉溺于低级趣味，迷恋于女色、性爱。他的敌人们自然如获至宝，不遗余力地四处散布这种流言。如果认为《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的作者、描绘过贝伦尼斯的性感肖像的基罗加对性暴力和性激情漠然置之，是天真的；但是，如果认为仅仅一次性经历就使他对性爱无所不知、对爱情问题一清二楚，就更天真了。我们宁肯相信，从这种常常是悲剧性的经历开始，基罗加逐渐陷入了孤独，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理解了一个男人的经验的价值及其局限性。唯一重要的是，那种爱情与生活的游戏已经化为创作者的精神。
1908年，奥拉西奥·基罗加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混浊的爱情故事》。尽管作品的结构并不成功，罗汉对伊利莎尔德姐妹的爱情故事也欠完美，但是对这个女性的心理描写却挽救了这部小说。他关于其中的一个女人写道：“她的神经正在要她的命。还是一个女孩时她曾梦见一只鸟儿在啄食的双手。如果不回想昔日的痛苦，如果把她的双手藏起来，她就不会想起那个噩梦。”
作品的故事情节可以概括如下：罗汉和梅塞德斯忍受着一种爱情关系。对这种关系，他们谁也不忠诚，但也不完全后悔。罗汉去欧洲旅行，回来后爱上了梅塞德斯的妹妹艾格莱。他去欧洲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三角恋爱关系。
艾格莱告诉他，两年前她爱上了一个男人，但是被拒绝了。从此，罗汉就着魔似的记着那个人。
“是，是……那个场面几乎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关于那个人，他什么也看不见：任何特征也看不清，但是他觉得那是个男人，是个男人，燃着欲望的男人，他正在袭击……艾格莱！……他感觉到一种野蛮的仇恨，一种那么强烈的、兽性发作般的仇恨，这使他不由得盯着一个穿黑衣服的、背对着他的行人，如果他是那个人，他完全相信一定会杀死他。”
在罗汉和两姐妹不可避免的幻觉和回忆的双重左右下，那种三角恋爱关系终于被打破了。
《混浊的爱情故事》是基罗加最不正规的小说之一。内容涉及当时文学界某些违禁的问题。很可能是这部作品造成了人们对作者的名声的误解。
在《混浊的爱情故事》出版时，阿根廷小说家曼努埃尔·加尔维斯曾对它的作者基罗加表示，他不喜欢“主人公的确不是出于可憎的亲热而在他的怀里感受到他未来的小姨子的味道那一页”。
“你没有干过这种事吗？”他问我。看到我表示不满并回答说没有时，他既不觉得恬不知耻也不大惊小怪地简单说：
“我干过。”
在20世纪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规矩和“官方文化”严禁提及的事情，人们是不轻易谈论的。在那个时期，人们还在议论左拉的有伤风化的创作倾向，对莫泊桑作品的精华尚无人知晓。莫泊桑也许是对基罗加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自然是在爱伦·坡之后和吉卜林之前，至少是在他移居阿根廷北部丛林地区居住期间，莫泊桑教会了他如何处理一直被禁止涉及的题材。莫泊桑的影响很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日落》、《美女与野兽》和《三封信和一个结尾》中。
在《日落》中，一个老人和一个17岁的女孩有了某种关系。下面是这一对不般配的男女之间的一段对话：
“告诉我，佩拉。”
“什么？”
“告诉我，佩拉。你管我叫卢西拉。告诉我，佩拉。”
在没有喝完的冷饮和空水杯之间，老人的大手放在了女孩的手上。
“佩拉。”他微微一笑。
女孩脸上那副准备与之争斗的紧张表情松弛了。她愉快地把手撤回来。
“现在好了”，她说，“我们将永远做朋友了”。
在老人的记忆里，出现了另一个和这个女孩很像的女人。当他从女孩的口中听到25年前他从她母亲口中听到的这句一样的话时，他的记忆变得非常鲜活：
“真奇怪！我好像没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过……”
奥拉西奥·基罗加承认，他是借作品中的人物讲述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在漫长的、耐心地成熟之前就准备付出他的激情的作家。不，基罗加要把趣闻逸事和往事留作以后创作他的短篇小说的素材。就像塑造泥人形象的雕塑家一样，需要怀着激情工作，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创造出完全的作品。基罗加笔下的人物也是这样，他们出自他的泥土，出自他的构思，出自他的忠实。他这种忠实，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而且是他的才能的体现。
在《西尔维娜与蒙特》这篇非常感人的小说中，他似乎在描绘自己的形象，而且不加任何修饰或润色以美化自己。蒙特（或基罗加）是一个40岁的中年人，他爱上了一位姑娘。“他整整四十岁，有一副年轻力壮的体魄，但是头发稀少，皮肤被北方的太阳晒得黝黑。”他不想欺骗自己，这种形象加上他的热情，使他注视那个姑娘、那个不属于他的青春少女的样子变得更无情了。“但是现在，由于在农村生活多年，又穿着乡下人的衣服，他显得苍老。他吃力地用他那一双长着老茧的僵硬的手压着她那一双极为优美的手。”在整个故事中，基罗加（或蒙特）多次望着他的手，仿佛它们是岁月的唯一见证。“对我来说它的变化太大了”，他望着他放在沙发上的一只手对自己说。“那只手已经干裂，青筋突露，再也不能完全伸开使用工具。”他是一个疲惫不堪、过早衰老的男人，他又重新恋爱了。蒙特乘火车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可以从蒙特的举止中看到基罗加的影子。
“他在卧铺上整理他的东西，打开车窗，却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在洗脸池前抬起头来照镜子，仔细地照着：不错，皮肤裂了，额头裸露得太多了，而且布满了很深的皱折，长鸡爪似的鱼尾纹被太阳晒黑，一直伸向太阳穴，这个历尽沧桑的人表情特别平静，这一切毫不宽容地告诉这个四十岁的人，他应该回头正视已经不可挽回的青春之梦。太早了……太晚了……”他对自己说，“他提到西尔维娜时这样表达着他心中的巨大痛苦”。
也许这也是作者、无情地描绘他个人的面容的人的痛苦。“太早了……太晚了……”基罗加有其爱情经历，有时会犯错误，为了那些像他的故事中的转瞬即逝的影子一样在他整个一生中出现的女孩遭受痛苦。一位了解他的作家曾说：
“基罗加不该结婚……也决不该恋爱。对他来说，连爱情也是一种痛苦。”
但是随后他又补充说：
“……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对爱情的感受是很深切的。”
在表现性爱题材的作家中——从莫泊桑到劳伦斯——奥拉西奥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混浊的爱情故事》展示了作者在题材表现上的聪明处理。他不怕流于庸俗，不怕音乐剧式的情节，不怕对场景的直接描述。他的一个特点是从来不把性爱或爱情问题知识化。他善意地描写他的想象或他的经验在某个瞬间启示于他的东西。他好像为那些他所描写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感到苦恼。他不是一位伦理学者。跟劳伦斯一样，他也不能把性爱升华为一种充满活力的信仰。他对贝伦尼塞或雷亚·西尔维亚（那些把性过早地耗尽以致绝望的女孩）的描绘使我们产生一种令人心碎的同情心，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奥拉西奥·基罗加通过《激情》向我们展现了他的一篇篇幅不长的杰作。作品用第一人称写成。一位音乐家讲述了一个10岁女孩的故事。
“随着我的乐谱的前进、发展和结束，她的眼睛一直不离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多次不离开她的目光；她一动不动，我的手也一分一秒不离开她的手。我虽然由于发烧而神志不清，但是我还是清楚地看到贝伦尼塞的眼睛里燃烧着我创作乐谱时同样充满我内心的激情。我在我的手臂上感觉到了她那柔嫩的腰肢的热力，我看到在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她那女孩心灵的痕迹一点儿也没有了。充满狂风般激情的那二十分钟终于把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放射着青春光辉、眼睛被疲惫的痴呆阴影所笼罩的女人。”
“但是乐谱一直在前进；她那种激动得发狂的叫喊痛苦地刺激着我自己的神经——皮肤表层的一切神经——，回荡在越来越快的、发出野蛮号叫的疯狂爱情的奔驰中。我觉得贝伦尼塞的肉体在不停地颤抖；我看见她眼睛里的阴影从眼帘上落下来，变成了皱折的网纱，我觉得她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二十岁的、在一刻钟的令人眩晕的激情中燃烧的女人的痕迹。”
“我看到那个皱折的网纱布满她的整个面孔，她的额头十分憔悴，我突然发现她连四十岁女人的痕迹也没有了，她已经被一生的激情耗尽，在二十分钟里被结束乐谱的野蛮号叫的爆发所烧焦。”
讲述故事的不是别人，而是理查德·瓦格纳。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小女孩就在他眼前变老了。她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达的火焰中被烧焦，这个乐谱的生命和死亡一瞬间化为了物质。
应该说，这个故事描绘了一个无辜的好色之徒的全部粗暴面目。作为戏剧性情节开端的音乐，在几乎淫荡地对一颗心灵的破坏中久久地跳动着的火焰的形象，把读者危险地引向基罗加的深渊。
基罗加对雷亚·西尔维亚的形象描绘得也很出色。尽管有某些危险的场面，但这位非凡的短篇小说家还是成功地处理了棘手的冲突。一个13岁的少女非常喜欢她姐姐的未婚夫。她病倒了，在即将死亡之际，她请求那个男人像吻她姐姐那样吻她，像吻一位未婚妻那样真诚地吻她。在打着疾病和不理智印记的古怪接吻的过程中，有一会儿两个人竟忘记了现实，深切地感受着这种违禁的快乐。但是，时间太短了。后来，她姐姐和那个男人结了婚。雷亚·西尔维亚也奇迹般地痊愈了。读到这里，读者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无所担心了。然而，在最后几页，基罗加留下一个疑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似乎在拿三个人物的命运开玩笑。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尽管基罗加喜欢从病理学的角度描写爱情，喜欢离奇的、靠近边缘的世界，但是他还是能够以十分简洁的手法描述夫妻生活的某些方面，描述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发生的几乎微不足道的矛盾冲突。这些微不足道的矛盾冲突，一经他描写，就变得不可小视了。在《为新婚夫妻写的故事》中，全部故事情节可以概括为：一个小男孩不让父母亲睡觉。他们在不能入睡的时间里一直争吵，互相指责。“归根结底，这一切是什么呢？一种小小的家庭幸福。”基罗加用这个细节作为探察这一对男女的心理状态的基础和理由。正是在这类短篇小说中，基罗加表现出了他作为作家的全部才识。细节，许多细节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之着迷，不惜笔墨描写。而基罗加，为写一个短篇，一个细节就够了。在《范妮》中，一个少女有多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母亲斥责她，想惩罚她一下。终于有一位这个家庭的朋友和这个少女开始了一种“热恋”。少女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男人。她母亲不断为他们的幽会提供方便。经过一段时间后，她妈妈却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一种嘲弄，是对她的轻佻态度的一种“儆戒”。这个家庭的朋友微微一笑。范妮的心灵第一次受到这种无情的侮辱和伤害。小说只有一个细节：母亲和家庭的朋友设计了一场游戏。在基罗加笔下的细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之间，可以隐约看到某种联系。毫无疑问，基罗加的某些短篇小说是属于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范畴的。比如基罗加的《艾斯特法尼娅》。缪勒先生为女儿的生活操劳。他是个鳏夫，家徒四壁，也许还是一个精神贫乏的人。他什么也不值得人们特别注意，人们对他几乎不屑一顾。他有的只是他的贫苦生活……和他的女儿。他女儿充满热情，和他截然不同。他女儿爱上了一个男人，但是非常痛苦。缪勒先生漠视着这一切，因为缪勒先生对女儿所受的屈辱毫无察觉。所以当女儿对他说：“爸爸……我要是死了，你会很难过吗？”时，缪勒先生只是微微地一笑。那个夜晚，他的女儿——这个不幸的父亲生活的唯一理由——自杀了。
作品结尾很简单：缪勒去警察局报了案。办手续，接受讯问，最后他被拘留。他的“谨小慎微”受到同牢房犯人的憎恨。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打他。“第二天天亮时，他不幸死去。”基罗加确实和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的是同一条路。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继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作家借助人物的活动讲述自己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说，奥拉西奥·基罗加是在超验、几乎在宗教的高度上体验爱情……我们完全可以把兰波的愿望通过他的嘴说出来：爱情应该重新创造。同样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位无辜的好色者，一个这样的着魔者：把性爱升华到伟大的爱情，用他的感情来了解将爱情、罪孽和暴力在心灵中熔为一炉的那个时刻。
第六节 罗伯逊和他的大家庭
砍刀的砍击声。毒蛇扭曲着身子，盘作一团。砍刀砍进它的头部。一个人抓着死蛇举起来，像用鞭子抽一匹马那样在空中甩动着。黑色的长蛇落在草丛中，在死寂的丛林里慢慢腐烂。他回了家，胸部赤裸，眼睛盯着地面。高靿儿皮鞋以征服者的坚定、激动的步伐踏击着地板。透过丛林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听到野兽的吼声……在稍远的土场里，另一些工人在干活，在吃力地踏着地面走路。有一个工人双手捂着肚子倒下去，一个工头则戴上软木头盔，把手枪装进枪套里。在一条路的拐弯处，许多条毒蛇聚在一起乘凉，直立起来拼命地舞动，一点儿也不怕在附近经过的人。这个移民，为了好好地睡一觉，他喝了很多烈性酒。他总有一个女人供他发火出气。在那片丛林中，人们开辟了一条小路，然后在路两旁造房子。树木伐倒了，木料在巴拉那河里漂着，像一口口棺材。但是丛林仍在，树木砍了会再生。羊群会聚在一起。在城市里一句话也不肯说的人会在这里聚在一块儿，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河流从山上泻下，流向城市、海洋和平静的河口三角洲。河水拖带着杂草，在暴风雨到来时卷走人和牲口。但是也有风平浪静的日子，也有河流缓慢流动的时候。一个人在寻找他的独木舟。一只鸟儿飞走，看上去不过是一个慢慢移动的黑点。划船人的身材不像月工，骨瘦如柴。一个瘦弱的人硬装成一个硬汉子。他是谁？他是奥拉西奥·基罗加。
在小平房里，一个女人在等他。她叫安娜·玛丽亚，他们于1909年9月30日结婚。他给她的父母写信，要他们相信，他们的女儿没有被监禁在丛林里，她在他这个“野蛮人”身边很幸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一个小镇上，母亲和姐姐思念着她。父亲堂巴勃罗·西雷斯计算着，在他的记事本里填满了数字。他打算卖掉他家的房子，前往米西翁内斯地区，好住得离女儿近些。那么，此时此刻，在丛林里，在基罗加的小平房里发生了什么呢？安娜·玛丽亚在等待她的丈夫归来。他在外面奔波，已经许多个小时不在家了。她几乎总是带着他们的孩子。安娜·玛丽亚想起她第一次分娩的情景，当时没有大夫接生。基罗加认为生孩子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让接生婆来帮忙。这样，艾格莱便于1911年1月29日出世。一年后，她又生了达里奥。安娜·玛丽亚已经习惯了。她可以一个人待在小平房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等着“罗伯逊”回家。但是，她仍然为自己的孩子担心。如今，圣伊格纳西奥的居民们依然记得那个人的样子：骨瘦如柴，留着大胡子，领着他的两个孩子钻进丛林。那么，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什么事呢？堂巴勃罗·西雷斯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他让妻子和女儿搭船前往圣伊格纳西奥。而他自己已经年迈，体力不支，一个人随便在某个旅馆里过夜，忧郁、不安，思念着他的女儿。他的心脏已经衰竭。结果在一天夜里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旅店里。在远方的小平房里，安娜·玛丽亚为父亲的不幸去世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与此同时，基罗加仍在忙他的工作。人们见他拿着斧头或砍刀，在工棚里干活或者钻进丛林。生活的窘迫和现实迫使他不顾一切做这干那。他已经辞去了学校的职务，决心在丛林里生活下去，直至寿终。他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前进，不能止步。
安娜·玛丽亚耳际依然回荡着基罗加对她说的话：
“东西不多，但它是我的和你的。安娜·玛丽亚，当每根木材、每棵树木打着我们自己的手的烙印的时候，你知道的能这么说意味着什么吗？”
安娜·玛丽亚当然明白。但是他的抗争，他的奋斗，没有消耗他的爱心，消耗的是他生活的力量。她知道，基罗加是那些工作、那些活动和他用爱与艰苦劳动创造的世界中心。那是一种困难而危险的游戏。结局如何，很难预料。
这就是基罗加面临的现实吗？是的，他的现实就是那些树木，那片红土地，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他有苦也有甜，也不乏信心。他确信，一定会有一个好前景。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命运不允许他忘记，他不能忘记他的童年时代，不能忘记他作为年轻叛逆的那些困惑岁月，更不能忘记在巴黎忍受过的饥饿……他挥动砍刀在茅草地里开路，砍刀单调却有力的砍击声震撼着他的心灵……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切离他都那么遥远……那么，安娜·玛丽亚呢？她就像他用无情的砍刀砍倒的杂草那么瘦小、那么脆弱。但是他爱她，她是他唯一的港湾。基罗加在烈日下赶路，他那双长筒皮鞋踏着红土地。他若有所思，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在那些夜晚，如果他表现得温柔一些，做爱也许更容易，更愉快。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难道像他有时供认的那样他是个无情的、自私的人吗？他为他们的爱情有所付出吗？她是那么瘦小、脆弱。基罗加继续挥动砍刀开路，踏着红土地向小平房前进。
“我们如果能重新开始就好了。”
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对他已经丧失信心，她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也许她不会清楚地把这一切告诉他。炽热的太阳烘烤着米西翁内斯的大地。
“如果能重新开始就好了。”
但是基罗加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往前走着，一直走着，不知疲倦。安娜·玛丽亚在小平房里等他。她虽然年轻，但是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清楚地记得，她曾和丈夫度过特别温馨的日子。那些幸福的时光已成为过去。如今她觉得心灰意冷，没有勇气活下去了。
基罗加远远地望见了他的房舍的轮廓，房子随着他的走近变得越来越大。他在小平房周围种植的西印度竹林也出现了。这就是他的现实吗？是的，那些树木，那些木料，那片竹林，还有房间里女人的气息。安娜·玛丽亚微微一笑。她那副笑容似乎在说：“我都等得不耐烦了。”基罗加拥抱了她。他知道，已经晚了。桌上放着一只氢化物空杯子。
“请你原谅。”她说。
那是1915年12月14日。
濛濛细雨不停地洒在丛林上。此刻，大自然改变了，失去它那副凶恶面目。瓜伊拉河是一个灰蒙蒙的庞然大物，它流过时，只听得见旋涡发出的翻滚声，这是那片景色的唯一音调，是生命的唯一声音。河两岸是一座座黑色的庞然大物。在这个地区，一个人很容易丧失现实感，从而出现种种幻觉，特别是在雨水绵绵的日子，当大雨总是一成不变地、无情地倾泻下来的时候，更是如此。基罗加熟悉这样的天气，熟悉这样的大雨。每当外面不停地下雨的时候，他就在屋里写他的故事。他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记忆能够达到难以达到的深度。他讲述的已不是生活，不是日常的现实。有时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永远年轻的讲述者。他笔下的蛇已经不是一般的蛇，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非现实的毒蛇。它们在地板上乱爬，或者盘在他写作的房间的梁上。他可以讲述发生在费尔南多·波岛上的一次奇遇，不惜笔墨详细描述西蒙风在撒哈拉给两个幸存的官员带来的灾难。在基罗加的生活中，这些人物，这些非现实的幻觉也构成了一个家庭。基罗加熟悉他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道分享他神奇的命运。也许因此在下雨的日子，他的眼睛才发出奇异的光芒。我们不知道，当自然景色在落雨中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些多么古怪的形象。
一条船在巴拉那河里逆流而上。圣伊格纳西奥的落日余晖和初露的星光交织在一起。一个男人把他的独木舟的桨放下，在岸边观察着夜色。没有一点动静，只有螺旋桨拍击河水的声响，涡轮在巴拉那河里滚动。一阵凉风吹打着他的面孔和赤裸的胸膛。远处传来一头野兽悄悄走动的声音和一只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在更远的地方，孩子们待在小平房里。他为孩子们想出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是南美浣熊的两个幼崽和一个人的两个幼儿。他要在孩子们睡觉前讲给他们听。达里奥和艾格莱会睁着惊奇的眼睛，跟随着从爸爸口中跑出来的那些形象。他还要给他们讲巨龟的奇遇，用“佛兰德们的祙子”或俘获一只老虎的“秃鹦鹉”逗得他们大笑。如果他们还没有入睡，基罗加就给他们讲述鳄鱼的战争或瞎鹿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艾格莱特别喜欢）。是的，基罗加非常乐意为孩子们编织故事，这些故事逗得他们大笑，惹得他们大哭，他们不由得为动物们鼓起掌来。此刻，基罗加在巴拉那河边斜躺着，一想起他编的那些故事便微微一笑……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位为孩子们写故事的作家。这位描述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的悲剧作家，这个受到挫折打击的人，把他满怀的柔情的见证留在了那里。他为孩子们写故事，讲故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孩子，也是一个孤儿。黑夜的母亲——瓜拉尼的月亮正在从最高的树冠上升上天空。
“浣熊的幼崽……人的幼儿……”
人人都需要关爱，每个人都需要，他也一样。他站起身，摸索着寻找回家的路。圣伊格纳西奥的灯光稀疏而胆怯地在远方闪烁。那条船开走了，只留下了白色的闪闪发光的航迹，这是这条丛林之河的唯一光亮。
基罗加只身进入了山林。不知为什么他哼起一支小曲。然后又用口哨吹起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1811～1886）第二狂想曲的旋律。他一曲又一曲地吹着。他吹着口哨走到一个陌生人面前。两人的相遇是奇特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保尔·德尼斯。”
“奥拉西奥·基罗加。”
两个人紧紧地握了手。他们是用口哨吹奏李斯特的狂想曲时相遇的……他们是两个离乡背井的人，两个丛林中的人。保尔·德尼斯60岁，是比利时人，工程师。他相当富有，死的时候，把财产留给了利埃哈的一些妓女……有一个时期，基罗加常去看他。基罗加也常和维森特·贡萨洛、伊西多罗·埃斯卡莱拉和画家、他的故事的插图作者卡洛斯·希亚姆比亚希小聚。希亚姆比亚希的插图工作是在基罗加和达里奥与艾格莱一道搞雕塑的时候开始的。他们用泥巴捏了许多奇特的形象和器皿，用它们来美化小平房。当基罗加的心情没有被囚禁在严重的孤独和他的朋友和孩子们都不能打破的沉默中的时候，他才会这么做。
是介绍朋友们的时候了。每个朋友都能够成为一个故事中的人物。维森特·贡萨洛是基罗加在著名的马黛茶开发公司“亚维比里”的合伙人，他是一名乌拉圭药剂师，在公司里当经理，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冒险家。基罗加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就像基罗加经营的所有生意一样，这个公司也关门了。另一个人物伊西多罗·埃斯卡莱拉是跟基罗加一块经商的好邻居。第三个人物是画家卡洛斯·希亚姆比亚希。1914年他准备去巴黎，那里有一间法尔西尼的画室，他要去巴黎和法尔西尼一起工作。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只好改变旅行目的地。他想逃离城市的文明——他后来说。于是就躲进了丛林。1942年，赫尔曼·德·拉费里埃在米西翁内斯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希亚姆比亚希在此文中讲述了他同基罗加一起进行的几次冒险：
“有一次，奥拉西奥·基罗加提出一笔大生意：制作便于移植马黛茶苗的易腐花盆。其时还是人们疯狂种植马黛茶的时代。用这种花盆种马黛茶，移植时不会使茶苗受到伤害。因为直接把花盆搬走就行了。此外，这种花盆一旦腐烂，它就成了马黛茶的上等肥料。这种花盆，我们制作了很多……”
自然，他们一个花盆也没卖掉。基罗加和他的朋友经营的生意，似乎命中注定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没有泄气。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制作甜橙酒。后来他们又用花生和蜂蜜配制了一种名叫“亚特伊”的甜食……甚至还发明了一种消灭蚂蚁的机器……
“那是一个竹筒，里面装满了火药、硫黄、柏油等的混合物——希亚姆比亚希讲述说——，把它放在蚂蚁窝口上，筒里的东西会慢慢燃烧，放出一股有毒的浓烟，钻进蚂蚁洞，把蚂蚁消灭。我们在圣伊格纳西奥进行了公开演示，我们还以为成功了呢，不料‘嘭’的一声巨响，竹筒爆炸了。基罗加的胡子几乎被炸光，我也落得满脸漆黑。后来，当我们提起竹筒的功效时，谁也不想听了。”
这两个孩子似的成年人的奇闻逸事、古怪的生意和冒险活动仍然不断，但是他们只能在世界的某个偏僻角落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在离他们很远的欧洲，世界戏剧的第一幕在上演。1914年的世界大战，俄国的革命、罢工运动、失业和饥饿，为20世纪的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那个时期，美洲也有戏剧演出，离他们很近，近在咫尺。
在很久以前，西班牙征服者来到了美洲。他们走路时，身上的盔甲叮当乱响。他们这些人瘦骨嶙峋，孱弱不堪，腰间的佩剑敲击着双腿，蓄着乱麻似的大胡子。后来是传教士，他们也是征服者，他们带来的是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方法，但目的是一个。最后到来的是“先锋队”，他们身材高大，留着金发；还有来自法国的，跟他们一样健壮的大力士。现在他们带来的是步枪和手枪。他们还带来了“民主”、“自由竞争”这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所有的道路都能顺畅地到达丛林，他们到那里去征服印第安人，残酷地剥削他们。此刻，在上巴拉那河的几个港口被监工杀害的月工们的尸体和海寿草一起顺河漂流着。到丛林来的，不仅仅是征服者，还有穷人、缺吃少穿的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也一无所失。他们将在丛林里死去，在草地里腐烂。有一些人没有证件，浪迹天涯。一位德国医生、一位音乐家、一个在本国学化学的瑞典人。这个瑞典人如今已穷困潦倒，在小酒馆里打发夜晚。来到这儿的还有一个巴西人、一个幻想家、一个俄罗斯军官。这位军官依然值得尊敬。他用他的军功章换一点马黛茶或雪茄。有一个犹太人弄错了移民的路线，对旅行感到厌倦，便留在了这里。基罗加认识了他们，经常跟他交往、聊天，甚至跟那些人办某种古怪的企业。这样就出现了甜橙榨汁厂、稀奇的公司和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店铺。那是一个离乡背井的人的世界，没有任何目标的世界，绝望的贫困世界。德国人、比利时人、巴西人，忘记了他们的旗帜、他们的街道和他们的女人，他们来到这里，是由于某种偶然性，由于船只走错了航线，由于某种诈骗行为，或由于犯罪。
有一个人进了小酒馆，请求一个当过医生的人开药方治他的病。医生动手在一张破布似的纸上开方子。但是他的手又硬又沉。于是把纸揉成一团，叫道：
“不行，我开不了！”
说完，便发疯似的大笑起来。若干年前，他应巴拉圭的召唤从一个欧洲城市来到这里；几年前，他从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学者变成了这个穿着巴拉圭士兵的灯笼裤、只穿便鞋、不穿祙子的人，他经常喝醉酒，变得很粗俗……人们管他叫埃尔塞医生……里维特博士……如今已经听不见征服者们的声音，只听得见这些离开家乡的人发出的粗野而悲惨的呻吟声。但是他们也是基罗加大家庭的一部分。也许是他最亲的儿子，是最像他的人，最需要他同情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个叫胡安·布朗的人，他曾是攻读工程学的大学生，经常带着手枪，留着旧时演说家的发型，此刻他还在和一个混血人玩纸牌。
“你又舞弊了，重新出牌。”
那人镇定自若，重新出牌。又耍花招。
“你又捣鬼了，重新出牌。”
一个夜晚，胡安·布朗的手枪掉在地上，走了火儿。酒馆的老主顾顿时慌作一团，好像每个人都被子弹击中了似的。胡安·布朗却很镇静，照样下他的象棋。直到下完了棋，大家才知道布朗本人的一条腿受了伤。他是何许人？一个大学生，过去的钢琴演奏者，基罗加大家庭的众多亲戚之一，一个伙伴，也许是一个兄弟。他对里维特先生、对他过去的酒友和夜晚的伙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狗屎不如的外国佬……”
这是胡安·布朗的悼词，这是他的性格。范·霍坦也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他来自比利时，根据人们对他的不幸所做的一切评论，他最满意的事是发泄。他们都有同样的特征，同样的家庭姿态。他们冷酷、粗野，同时又有男子汉那种慷慨的、也许徒劳的温柔。这些人，这些丛林的低贱的客人沿着征服者、士兵和耶稣会教徒走过的道路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在这里扎根。他们的生活早在米西翁内斯“建功立业”的时代就结束了。他们是边界上的人，是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的旅行者，他们停留在那里，直到死去。基罗加理解他们，用最好的文笔描写他们。连这些久别家乡的人也有他们的诗人。是的，他们遇到了自己的歌颂者。这就是那个在床前给孩子讲故事，把砍刀砍入一条毒蛇腹中、打开心脏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的人。
在丛林里，没有公道，没有法律。月工只有用来对付野兽和坏人的刀子或砍刀。而工头手里却有手枪。在这种地方，调解员能起什么作用呢？男人和女人不需要向户籍管理所汇报他们的行为，父亲和儿子住在一起，女孩子12岁就懂得男女的事了。在这种环境中，设立官员是一件无用的事情，是国家的一种排场。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对基罗加被委任为调解员和户籍管理所的官员、职责行使得不好，不感到奇怪。他把一些案情记在几张便条上，放在了一个饼干盒里。读者可以借基罗加短篇小说的人物辨认出有关案例。
“你干得好极了！你没有每年费力改变你的两个见证人的年龄。他们四年来总是老样子，文书也总是24本。一个总是24岁，另一个总是36岁。”
基罗加必须继续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和杂志写作。一篇小说30比索的稿酬，基罗加这位丛林官员总是能顺利收到。
调解员此刻在做什么呢？他在骑着摩托车赶路。他有时下车和某个妇女交谈，有时和一位波兰移民聊天。有人看见基罗加在炽热的阳光下一动不动地盯着一条毒蛇吞一只两栖爬虫。他不用刻意寻找短篇小说的主题。一个个主题就在他身边，唾手可得。有时，当他巡视归来，或者在平房里望着孩子们睡觉的时候，主题也会产生。
基罗加在人世间并不孤独，他像一位奇怪的罗伯逊一样生活在丛林里。他属于一个被社会斗争支解了的大家庭。这个家庭被分为两半，两个不可调和的派别。一方面是剥削者，另一方面是被剥削者。他生活的社会是这样，他所在的丛林也是这样。丛林中的分界线十分明确：一边是大公司、资本家和对其老板忠心耿耿的监工；另一边是工人、忍受饥饿的平民百姓和成千上万对压迫者怀着深仇大恨的人。而基罗加，不管怎么说，他是站在被剥削者一边的，他是和被剥削者在一起的。之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个小老板，雇人为他干活。他还有病态的个人主义，为了适应新的现实曾进行复杂的思想斗争。但是他又是一位对工人深怀同情心、自己也热爱劳动的人。有一天，他干活的时候，一个工人对他说：“老板，这些活儿，你让工人去干吧……”还有一天，一些工人冲他喊道：“老板，你不需要人帮忙吗？”
基罗加听到这句话很生气，对工人们的讽刺口吻感到不快。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他，为什么不把他当成他们的伙伴。“一定是因为我抢了他们的活计”，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没有权力干活。他们那么愚蠢，不把我看作一位兄弟，反觉得我抢了他们什么”。波德莱尔也生过这样的气，因为他那些革命同志不承认他是他们的同志，而把他看作一个用红围巾伪装的花花公子。公社社员和工人们有理由要求波德莱尔和基罗加原谅，因为他们怎么能够承认这两个不愿与人为伍的人是自己的同志呢？基罗加本人就自称是“一个孤单的、勇敢的无政府主义者”。基罗加尊重劳动、喜欢劳动，他也要求工人们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不管怎么说”，基罗加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的。有三件事情把他和他们联结在一起：一是对不公平的反叛；二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三是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世界从童年时代就被打碎了，他同资产阶级生活的决裂（一个孤单的、勇敢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叛逆。
基罗加理解他的雇工，他会讲他们的语言，讲穷人的语言。在《先驱们》中，一个雇工讲述了工人运动的勇敢斗争，讲述了起义的第一步：“喂，老板，现在我是半个文人，我同底下的工友们谈过很多，我了解许多有关事业的话语，我听得懂西班牙语。但是我们这些学讲瓜拉尼语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你是怎样立刻看到他的。”
雇工们——工人运动的老卫士——在外国人范·斯威滕的小酒馆里集会。此人是一位能够迅速抽出砍刀和斧头的先驱，他常同无产阶级的短工们谈权益和权利，以及“今天年轻人还记得的其他许多事情”。
……
“正像我对你讲的那样，我们庆祝‘五一’。自15天前我们就每天晚上在酒馆里集合，一块唱国际歌。”
“老板，你问歌词？我们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不难办到。塔鲁什和铁匠马拉里亚抄在小记账本上了。我们这些识字的人很容易就记住了。”
游行的队伍冒着雨前进……外国人范·斯威滕骑着马、打着红旗走在最前面。第二天早晨，有人给茶园送来一份讲和的文件，但被拒绝了。大家一致同意进行抵制。众人团结在一起，举行罢工。但是有一天……
……
“罢工时间不长。茶园的一个监工中弹跌下马死了，不知是谁把他杀死的。村里来了许多法官、警察和军人。12个雇工被抓走，另有12个雇工遭鞭打。”
……
雇工们一个接一个回到住地。“我们在茶园里干活比以前更苦更累了。”有一些同志被监禁在波萨达斯城。外国人范·斯威滕把自己关在棚屋里，“拿着手枪等待着，随时准备把第一个来敲门的人杀死”。他终于等得不耐烦了，竟开枪自毙了。“我认为范·斯威滕一直就半疯半傻的。他好像一直想找一个工作，他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致力于恢复雇工们的权益。这一次他又大错特错了。”
“不过，他是一个善良而热情的外国人。没有他，没有他举着红旗走在雇工们前头，我们就学不会今天所知道的东西，跟你说话的人也不会对你讲述这些故事，我的老板。”
其实，基罗加也很像范·斯威滕。他参加了一种并非属于他的事业，有时也弄错。但是他致力的是一种先驱性的事业。他不是一个“社会”作家。对他来说，用一种出色的文笔描述雇工们的痛苦也足够了。他不夸大。他以手工艺人的细致性描述现实的每一次打击。他的作品不是辩护词，没有强有力的雄辩性。是关于米西翁内斯地区人剥削人现象最野蛮、最清楚的见证。想寻找英雄人物是徒劳的，有的只是普通人，不完美的人，遭受贫穷和不幸打击的人。
工场主科内尔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在《流星》中，他持雇工船票沿巴拉那河上行，他刚刚用皮鞭平息了一场工人暴乱。最不服管教的雇工被绑在主桅杆上。
“是你啊！”科内尔对他说，“在这条路上我总是遇到你！我曾禁止你到这个工场里来。现在你又来了……朋友！”
雇工好像没听见他的话，面带淡淡的笑容继续望着他。科内尔气坏了，左右开弓给了他两个耳光。
“你是活该！……朋友！……必须这样对待像你这样的人！”雇工面色青紫，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科内尔听见他说：
“总有一天……”
两年过去了，这个雇工在好几个工场干过活，但是不能靠近普罗丰迪达德港，不能接近科内尔的地盘。有时，他一连几个月留在波萨达斯城，泡在酒馆里，找女人过夜，去舞厅跳舞，五分钱跳一次。又过去了三年。有一天，他去为科内尔主管的公司租用几乎位于瓜伊拉瀑布下的加布林瓦码头。他顶着烈日从河岸边的悬崖上把一根根大梁推到河里去。然后拖着木料抖动手臂向前游。“四五个小时后，他爬上木排，直立上面，确切地说，他已被冻僵。”他喝了一杯甘蔗酒，又下水了。直到天亮。
有一天，他和三个工人赶着一群骡子在发红的道路上走。天气炎热，没有一丝凉风。工人们停下来休息，喝马黛茶，这时他们看见科内尔“头戴龙舌兰纤维大头盔，骑着马走过来”。
“喂，你！在这儿干吗？！”科内尔愤怒地冲一个人喊道。印第安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看来你还不懂得向人问好。”印第安人回答，同时向他的老板走过去。
科内尔拔出手枪，开了一枪。子弹即刻射出，而且疯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把砍刀飞了过去，把科内尔的手枪连同他扣扳机的食指一起抛向天空。
雇工随即向科内尔扑过去。二人倒在地上。大家都注视着那个场面，但是都不上去劝架。只听得见牛虻的嗡嗡声。
“你们继续赶路去吧！”雇工冲他们喊道。
马队渐渐消失在小路远方。
雇工手里握着他老板的鹿皮鞭子。
“快起来！”他对老板喊着。
科内尔站起来。他浑身是血，骂骂咧咧，试图反扑。但是鞭子那么猛烈地落在他的脸上，把他打倒在地。
“起来！”雇工又喊道。
科内尔又站起来。
“现在往前走。”
由于科内尔气得失去了理智，皮鞭又一次劈劈啪啪地落在他的背上。
“快走！”
科内尔垂头丧气地向前走，脸上流着血，嘴里骂着娘；但是雇工听不见。
“快走！”雇工一面喊一面敲着他的后脑勺。两个人默默地顺着小路往前走去。
偶尔听见皮鞭落在科内尔后背上的声音。
“快走！”
在后来的五个小时里，两个人走了一公里又一公里。没有说一句话。只有皮鞭的劈啪声和雇工所重复的“快走，快走”的喊声。
科内尔一下趴在了地上，双手抱着头。两个人上了木排。
雇工走近科内尔。
“现在”，他终于又讲话了，“这一鞭子叫你懂得向人问好……这一鞭子叫你也尝尝挨打的滋味……”
皮鞭单调而猛烈地抽在科内尔的头上和后颈上，一缕缕带血的头发飞落下来。科内尔不再动弹了。
雇工随后爬上独木舟，割断捆木排的绳索，调转船头向巴西划去，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旗帜要失去了。”雇工喃喃地说。“但是那个坏蛋再也不能鞭打任何人了，那个该死的洋鬼子！”
这便是基罗加的大家庭：雇工、短工、壮工、月工、缺吃少穿的人，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家庭。他们还不是一个社会阶层，更不是一个有觉悟的阶级。他们是无产者，是潜在的、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力量。在基罗加的住所附近，有一个工农联合会。巴拉圭的青年、科连特斯人、米西翁内斯地区的人、查科人，都是受迫害的人、受欺骗的人，有时是茶园里被杀害的人。猎捕人的行为仍然在米西翁内斯、科连特斯和恩特雷里约斯继续。征服活动在继续。当四个世纪以前身披盔甲、骨瘦如柴、穷凶极恶的白人、那些疯狂信奉上帝的人从西班牙来到这儿的时候，征服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基罗加察看过耶稣会的废墟……他们是罪人吗？但是基罗加只看到了无情的阴暗的丛林。基罗加不知道过去，至少他没看到过过去，他——空想的罗伯逊！——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征服在继续……但是在那里，在圣伊格纳西奥，在基罗加的住所附近，只剩下了米西翁内斯废墟，沉默的石头，罪行的徒劳见证。难道他理解它们吗？基罗加不能看得更远，但是眼前的一切足以使他睁开眼睛。在他附近，有茶园，有短工，有月工，有像科内尔那样几百个打印第安人耳光的人，有米西翁内斯所有的青年。圣安娜……坎德拉里亚……科尔普斯……科拉山……圣伊格纳西奥……波萨达斯……猎捕人的行为仍在城市、乡村、山上继续。总有几个预支的比索让他们去喝甘蔗酒和找妓女。然后喝得似醉非醉，爬到船上沿巴拉那河逆流而上，几个小时后在工场里醒来。“舞蹈结束了，现实开始了。”基罗加后来写道。
第七节 城市中的丛林
在咖啡桌旁，在缭绕的香烟雾中，大家谈论着文学。总有一位同仁（今天不在场）被人说三道四，总有一部作品未读完即被丢下，总有一些关于记者、女诗人和文学家的闲话。大家到这里来发泄对编辑部的厌倦、憎恨，对没有获得最近一届城市文学奖的坏心情和对一位“写得并不十分差”的同仁之死伤感。总有一位古怪的诗人在一位贵妇人耳边低声说下流话，这位妇人“很想在近处看着那些作家”；总有一位有才能的人不再相信文学，但仍然生活在文人中间；总有一位雕塑家嘲笑罗丹。他们中间有些人认识基罗加。其中一个人说，他像一个经营估衣的人。也有人嘲笑说，他在丛林里祼着胸脯拍照。“他的外貌不适合干这个。”有些人则低声议论这个野蛮人干的某件蠢事……不过，他们真的了解他吗？是的，他们读过他的书。闲谈在继续。新近创办了几份杂志，开办了几所学校……这些文人墨客聚集在几十张、几百张咖啡桌边。布宜诺斯艾利斯（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城市，大墓地）带着幻想家们列队行进。他们当中可能谁也不怀疑丛林会和基罗加一起进入城市吧？不错，这个瘦小的男子也出入咖啡馆，这个祼着胸脯在丛林里拍照的“估衣经营者”是美洲最伟大的小说家，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像威廉姆·布莱克[36]说的，他是“一个迷恋时间的人”。丛林进入了城市，挤压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壁和路面，在这个坐在咖啡桌边的瘦小男子的梦幻般的魔法中生长。
1916年，基罗加住在卡宁街164号一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有两个设备简陋的房间和一间当餐室用的厨房。有一个地方胡乱堆放着器皿、工具、盘子和蛇皮。报纸杂志接受着这个曾在丛林里生活的人的稿件。他的文章涉及农业、同毒蛇的斗争和煤的开采。他写短篇小说。但是他的经济状况远远没有改善，反倒每况愈下。1917年，他被任命为乌拉圭驻阿根廷总领事馆账房秘书。在那段时间，他在地下室里造了一条名叫“海鸥”的平底船。这样，他就临时成了一名海军工程师，由鲁道尔弗·伊雷内奥·罗梅罗和他侄子伊斯马埃尔·福尔特萨协助工作。杰出的造船师是在一次不乏女性和红酒的庆祝会上为他的船命名“海鸥”的。庆祝会的举办者是女作家艾尔莎·耶路撒冷，她刚刚出版了《神圣的金龟子》一书，她因此而获赠一只天然的金龟子。那一年，基罗加的地下室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有作家、女诗人和不写诗却有其他爱好的女性。那一年，基罗加的短篇小说集《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出版。基罗加被认为是美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家。但是，对他来说，荣誉和成就并不重要。对于几乎40岁的基罗加来说，写作成了他的命运。成功已经毫无意义或意义不大。
这本书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合作出版社出版的，该出版社1916年由阿根廷小说家曼努埃尔·加尔维斯创办。这本书是加尔维斯建议基罗加将他的短篇小说汇集起来以书的形式出版的。基罗加同意了，但是当编辑指出清样中的一些错误的时候，他却不允许哪怕是最小的改动。
据加尔维斯说，基罗加跟编辑的对话不十分“和谐”。[37]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描述了一个被这三种超出文学的力量控制的灵魂的心灵三部曲。爱情、疯狂和死亡在基罗加那里找到了它们的讲述者和牺牲品。这部作品，除了是对其全部短篇小说的忠实记述外，它还留给了我们一种包括现实与魔幻的气氛和空间。病理学的人物把他们的幻觉同工人们或打捞木料的人顽强的艰苦工作交织在一起。丛林和城市在基罗加的个人风景画中交叉在一起。在此，用经验一词最客观的含义来谈论经验是不可能的；谈论虚构也不可以，因为现实的事物和想象的东西持久地结合在了一起。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谈论不同的动机，谈论通过一种气氛联结起来的不同的讲述阶段。比如《爱情的季节》，是关于基罗加对玛丽亚·埃斯特尔的爱情的真实的、几乎是照相式的描述。故事时起时伏，最后以情节剧形式告终。人物的慢慢堕落，最纯洁的人的那种变坏，需要一种表现，需要一种超越他们的语言。这是基罗加的成功所在：他找到了那种表现。在《钻石饰针》中，基罗加不乱用“效果”，结尾出人意料。在《脑膜炎和它的影子》中，作者从头几页开始就呈现出出人意料的结局。他就这样运用了一位完美的短篇小说家的一切有效的手法。当矛盾冲突，人类的奇闻逸事要求不加掩饰的笔触时，他便采用别的手法。但是，如果仅凭这部作品就把基罗加局限于某个流派、某种文学体系是困难的。同样，对他的每一篇小说的孤立的批评，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丛林进入了城市，和基罗加这个古怪的人，米西翁内斯“最后一位巫师”进入了城市。一个异乎寻常的世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常现实共存，和这个城市共存。而这个城市，跟丛林一样吸引着人们参与一种困难的生活，参与一种没有人或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逃脱的节奏。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扩大，它侵入了大平原，它周围是大工厂和冷藏库，它们则成了城乡的边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汽车、电台和影院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树起了现代城市的形象。报纸——“第四种权力的营垒”——成为城市政治齿轮的组成部分。有一些诗人歌颂好汉、歌颂城郊的英雄们的事迹。探戈彻底离开了郊区，进入了“上流社会”的沙龙，随着加尔德尔[38]的形象到了欧洲。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关注欧洲的变化和斗争的大城市。
在20世纪头20年间，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欧战结束、俄国革命、殖民地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正在学习按照时代的节奏生活的城市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第一批超现实主义宣言和诗歌，第一批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布拉克[39]、马蒂斯[40]和毕加索[41]的绘画复制品也传播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具有“新感觉”的诗人们在报纸的编辑部里聚在一起，崇拜新思想的文学与艺术杂志应运而生。
这期间奥拉西奥·基罗加在做什么呢？人们可以在大使馆的办公室里或《民族报》的编辑部里遇见他，或许他在观赏一部电影。有时可以看见他走进一间报告厅，坐在最偏僻的地方。报告一结束，他就悄悄地离开了。基罗加留在城市里的足迹转瞬即逝。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作家或自认为是他们的学生的人，很难限制基罗加只对某个团体或文学茶会感兴趣。
和罗伯托·阿尔特一样，基罗加本能地避开了对一些团体或时兴的倾向承担的义务。今天仍有一些人怀着些许怀念之情回忆起“佛罗里达”和“博爱多”之间的斗争。当时，这两个文学团体代表着对文学与艺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时博尔赫把博爱多们称为具有工人的坏脾气的诗人。而这些诗人，为了进行回击，便指责马丁·菲耶罗们[42]输掉了游戏而追求形式。基罗加远离这些斗争，不是因为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投身于自己的求索和战斗。他的作品虽然愈来愈复杂，但是已进入了成熟期。
作为流亡者的基罗加，在任何地方都是孑然一身，只身一人。他的朋友们记得他这种典型的姿势：低着头，好像在咕哝着什么，双手撑着墙壁，身体稍稍向前倾。他以这种姿势可以独自待一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有时他到他的某个朋友工作的心理诊所去（他的好奇心是病态的），或者去参观一个画展，或者去听一场音乐会，欣赏瓦格纳的乐曲。有时他和某一个作家在街头散步。但他不会在书店里停留。
“等一下。”他说。
他走进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扁铲、几根铁钉、一把钳子、一只锥子、一把勺子。然后离开商店，在一个书报亭翻阅一本农业手册。
“你读过荷马吗？”他问他的作家朋友。
听到朋友的肯定回答后，他又问：
“你读过但丁吗？”
“读过莎士比亚吗？”
“读过塞万提斯吗？”
“读过弥尔顿吗？”
“我不能读他们”，基罗加说，“他们让我喘不过气来”。
一天下午，埃利亚斯·卡斯特尔努奥沃[43]在一个展览会遇到基罗加。他读过基罗加的作品，想认识他。他看见他离开人群躲在一个角落里，搓着胡子。
“你是奥拉西奥·基罗加？”他对他说。
基罗加没有肯定地回答他，却反问道：
“那你是谁？”
卡斯特尔努奥沃作了自我介绍，基罗加微微一笑。他慢慢地改变了他的敌视态度和皱着眉头的表情。他那副微笑的样子很像孩子，一点也不像装出来的。卡斯特尔努奥沃知道这一点。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和基罗加密切交往，一起进行了几次交谈和阅读。卡斯特尔努奥沃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喜欢散步……基罗加也喜欢散步。一天下午，基罗加在家里读一本电影故事，做计划，幻想着成功，要求卡斯特尔努奥沃参加他的电影计划。
“今天放映一部好电影，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看吗？”
两个人慢悠悠地顺着城市的街道往前走。城市里没有大草原，也没有丛林。两个人在怀有敌意的城市中游荡，进行着一次几个小时里打破基罗加的固执的自言自语的交谈。
在电影院里，基罗加跟随着放映机投射出来的光束，望着银幕上的形象，想象着种种古怪的故事。对他来说，电影具有某种魔幻色彩和迷惑人的东西。如果发生什么障碍而导致一个场景、一次亲吻、一个神奇的瞬间停下来，该有多么可怕啊！难道不能通过若干神秘的光线把那些虚构的人物变成真的吗？如果能这样，那么每天到电影院来看他们喜欢的电影明星的观众，就能在空荡的座位上看见他们，拥抱他们了。基罗加在开时间的玩笑，现实的玩笑。《清教徒》、《幽灵》便是一个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幽灵和虚幻的人物的世界的古怪观众的危险经验的展现。
1918年，基罗加为孩子们写的故事《大森林的故事》出版了。在这部作品中，基罗加抛开了光怪陆离的题材，用孩子们的语言（或者说，为了更准确而再现了孩子们的语言）讲述人类和动物的生活，讲述充满爱心的小故事。这些故事是基罗加为他的两个孩子达里奥和艾格莱编写的。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这些故事才具有那种交谈的口吻，才具有一位父亲同他的孩子们对话的语调，以及有一个不眠之夜在床边讲述的一切故事所有的奇特的魔幻色彩。《懒惰的小蜜蜂》、《巨龟》和《鳄鱼的战争》是这本故事集中用托尔斯泰所赞赏的古老民间故事采用的那种朴实而简洁的文笔写的美丽故事。在基罗加的生活中，这部作品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对他来说意义特别重大：一是让他重新找回了他自己天真烂漫的童年；二是表现他对他的孩子和他的作品的小读者的爱心，这种爱心他曾多次隐藏在他那种寡言少语的侧影后面。
1920年，基罗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野蛮人》。其中的作品《一记耳光》、《移民》和《捕鼠人》是丛林题材，但不再是他那种单纯的故事，而是现实中的戏剧性的人物。同样，他还描述了非教会的十字路口和四个宗教题材的寓言故事。基罗加在这里展示了他的微型画家的艺术，一种同大自然不十分和谐的艺术。在这些作品中，最成功的是以版画家康拉德·韦伯为主要人物的那一篇。此人由于在天主经中多点了一个逗号而被宗教法庭处以极刑。《野蛮人》是一部成熟之作，像《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一书一样，其中的故事也具有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叙述技巧。这时的基罗加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位短篇小说大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尝试：进行戏剧创作。
1921年2月17日，安赫拉·特萨达剧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波罗剧院公演了基罗加的四幕话剧《做出牺牲的女人们》。一般认为，这部剧作有两三个场面缺乏强有力的戏剧性。而专门研究基罗加作品的约翰·A.克罗教授还认为，编写此剧所依据的中篇小说《爱情的季节》就很平庸。实际上，对一位戏剧家来说，《爱情的季节》中有许多可利用的戏剧性情节。《做出牺牲的女人们》一剧的问题在于缺乏戏剧语言，采用的技巧欠缺，而不在于作品的题材。几年后，基罗加在一封信里写道：“戏剧不是我之所爱，也不是我的强项。我偶然写一个东西，也许并不坏，但是缺乏内容，而它所依据的历史更有价值。我不断想到一些戏剧情节，但是我最后把它们写成了故事。”[44]这些自我批评的话充分说明了基罗加在戏剧创作上的局限性。
1921年，基罗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阿纳孔达》。和基罗加的其他小说集一样，这也是一本题材不同、手法不一的小说集。其中，《在夜晚》、《西蒙风》和《热带的格洛丽亚》以其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如诗如画的人物描写吸引读者；而《疯狂的滑车》和《我的妻子多萝西·菲利普斯》则向读者展示了一位古怪的幽默家。显然，基罗加的幽默总是伴随着某种冲突或某种戏剧性情节。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想象，一个人哭的时候还能微笑。
《大森林的故事》、《野蛮人》和《阿纳孔达》三本小说集标志着基罗加的文学创作已经到达了成熟期，或者说已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他把丛林带进了城市。他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和他的心灵适应的环境中。他的面貌，他的家庭构成了他的故事所描写的那种气候和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那处位于阿古埃罗街上的楼房套间（他在那住到1925年），是他在丛林里盖的那座平房的复制品。房间里的蛇皮、盆盆罐罐、雕塑、砍刀和斧头，无一不使他回忆起他在丛林里生活的情景和那里的景象。
这期间，基罗加在大使馆他的办公室里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把稿子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社和杂志社去。稿酬总是意想不到地寄到这位外交官的手里。写电影评论……撰写电影故事梗概……创建阿根廷电影研究院……都是这位把丛林带进城市的人当时所做的工作。如今他已不是他所描写的那个世界的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写作更冷静了，总是把他经历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提炼出来。他耐心地构筑他的戏剧性的故事舞台，写出了像《铁丝网》和《日晒》这样完美的短篇小说。可以认为，这个时期对基罗加来说，是作家和人完全融为一体的时期。1922年，他作为一个外交使团的成员去巴西，履行一项议定书要求的条款。但是时间很短。他无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前往蒙得维的亚做短期旅行，头脑里都带着丛林的形象。这是他唯一的自然景观和唯一的现实。有时——仿佛想改变他的命运——他寻找新的工作，比如他曾带着一项秘密使命前往乌拉圭，在一个兵营里住了几天，检阅军官们为欢迎他而训练的队伍……据他的传记作者们讲，基罗加的任务不过是带着一个神秘的手提箱进入山林，向军官们提几个关于地形或地貌的问题。基罗加三番五次要求离开丛林。但是无论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蒙得维的亚，都不给他肯定的答复。
1924年，基罗加的短篇小说集《荒漠》出版了，这是基罗加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其中的第一篇小说，即取为书名的《荒漠》，是这位伟大的叙事作家最美丽的自传性的作品之一。他和他的孩子是小说的真正人物。作品写的是基罗加鳏居的故事，是三个无依无靠的人的微型戏剧。“那件事情很残酷，非常残酷……但是现在，他和两个孩子一起笑，他们和他形成了一个人。”苏维尔卡苏斯（戴着面具的基罗加）有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边过得很幸福。他以比较粗暴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缺乏一个孤单的男人对孩子的爱心和柔情。“他们什么也不怕，就怕他们的父亲拿可怕的东西吓唬他们，首先自然是毒蛇。他们虽然自由自在，身体健康，总是以快乐的孩子的一双大眼睛注视着一切，但是他们不知道，当父亲有一刻不在身边的时候该怎么办。”整个故事围绕这个不变的想法展开，也许这个想法——把孩子孤零零地抛下，自己死去——是使基罗加着魔的念头之一。也许不是由于这一点，小说的结尾——苏维尔卡苏斯临死前对他的孩子们讲了那些永别的话——才那么感动人。像基罗加在《荒漠》中做的那样，一位作家能够成功地把一个想象的事件同他的生平融合在一起，达到如此感人的效果，是不容易做到的。由此可见，对基罗加来说，梦幻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现实。像基罗加的一切短篇小说集一样，《荒漠》中既有虚幻的故事，也有现实的故事，既有鬼怪世界的生灵，也有丛林中的人和动物。
1925年，基罗加47岁。他又一次返回丛林。这一次他不仅作为征服丛林的人返回，而且作为回头的浪子归来。也许他怀念丛林的条条大路和小路，也许他忘不了安娜·玛丽亚。安娜·玛丽亚本是他的女学生，婚后搬到圣伊格纳西奥定居。1915年安娜·玛丽亚自杀未遂，不久去世。这次基罗加回丛林，认识了一个也叫安娜·玛丽亚的女孩，她年仅17岁。虽然女方父母反对，他们还是结为伉俪。这是基罗加爱情生活的一个新篇章。这段婚恋被他写进了长篇小说《过去的爱情》。安娜·玛丽亚的双亲不赞成女儿和基罗加来往，因为他们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和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结婚太荒唐了，更何况基罗加的性格又是那么古怪。他们是了解他的。所以，女方的父母不准他们约会，把女儿关了起来，藏了起来。基罗加只得想别的办法跟他所爱的女孩联系：给他写密码信和情书，把书信藏在小木管里传给她。这一次他又成了一个热恋的青年。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如愿以偿，结为夫妻。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们的婚姻就被女方的父母破坏。安娜·玛丽亚消失了，化为基罗加这个46岁的男人和著名作家魂牵梦绕的可爱幻影。后来，他在小说《过去的爱情》中写道：“他曾千百次地祈求命运，像祈求不可战胜的神灵一样。今后他可能很平静：因为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不可改变。”
一年后，基罗加出现在维森特·洛佩斯的别墅里，朋友们坐在他周围。这里“阿纳孔达”文学团体的成员们在聚会，基罗加是他们的导师。自基罗加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荒漠》出版后，已过去了两年。他这部作品受到广泛赞赏。他有新作品吗？在他们的大写字台上，堆放着他的一部新作的手稿。在花园里，一只南美浣熊，一只小鹿，使他想起了丛林。但是，他孤单一人。他的儿子达里奥和女儿艾格莱已经不是孩子。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必须离开他去生活。他理解他们吗？他们受的教育既相当原始、粗暴又相当娇柔。他教育他们要成为自由的人，独立自主的人。但是他那种粗暴的脾气盖过了他的柔情。现在，他也许明白了他的过错，但是迟了。
那是基罗加享受兄弟般友谊的日子。他经常和罗伯托·帕伊罗、吉列尔莫·埃斯特拉达，阿尔贝托·赫尔丘诺夫、阿尔图罗·S.莫姆[45]等友人、同仁聚会。“西巴利斯”酒吧的夜晚，为基罗加的生活带来快乐。
基罗加对罗伯托·帕伊罗怀着深厚的感情。他尊称他为老师。在《民族报》编辑部的宴会上，在遇到帕伊罗的任何地方，基罗加都会走到他面前去，倾听老师的亲切话语。两个人如此投缘，彼此有什么共同点呢？帕伊罗说，他总是快乐地工作和写作。但是基罗加却是为了命运而写作。两个人有其不同的世界，那么帕伊罗的《胡安·英雷拉的孙子的有趣的冒险》和基罗加的《被放逐的人们》怎么会异曲同工呢？原来，是类同的性格、背叛精神和比作品的风格更有力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基罗加坐火车旅行，像往常那样，他躲在车厢一个角落里，低着头。卡斯特尔努奥沃偶然看到他。基罗加突然对他说：
“你知道发生的事吗？帕伊罗死了！”
卡斯特尔努奥沃听了不禁一惊。后来他写道：“我不知道我当时失口说了什么，因为我也很喜欢帕伊罗，跟基罗加一样敬佩他。但是我不能忘记的是，基罗加当时突然显出一副不友善的表情，立刻把话题转向自然风景。他这样做的时候很坚决。他谈起了铁路两旁的景色，皱起了眉头，好像说：‘如果你评论帕伊罗的死亡，我就下车，把你丢在这儿。你该明白！’”
有一天，基罗加带到城里来的一只小鹿被一枪打死了。他在一篇小说里追忆了他这个丛林伙伴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他拎起这只体温还热乎乎的小鹿的尸体的心情。随后他像一位不信教的祭司一样祭奠了这个大城市的无名死者。
第八节 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
在帕莱尔莫丛林里，奥拉西奥·基罗加趴在一棵树下，在他的小小的笔记本上记述着关于一篇小说的两三个构想。后来，他又用他那种小小的字体写满了六七页稿纸，作为“初稿”，甚至一篇故事的定稿。常常是，一篇在米西翁内斯开始构思的小说直到他“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在帕莱尔莫丛林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男女骑手中间散步时才能成形成个样儿。无论在米西翁内斯他的家里，还是在乌拉圭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他的办公室的打字机前，甚至当他骑着摩托车在贝尔格拉诺兜风，基罗加都在履行他的作家使命。就是说：他在创造一种生活。在任何情况下，他的作家职责都能战胜困难，激励他创造一种双重的生活，创造一个现实中的寓言世界。人们往往怀疑基罗加的工作方式是夸张的或过分的，认为他把一件真实的，几乎微不足道的事情说成一件巨大的了不起的事情。人们把他想象成美国作家麦尔维尔（1819～1891）笔下的一名海员，他的小说《白鲸》中的捕鲸人，他追踪着一个遥远的、不可企及的目标，其结果是永恒或死亡。基罗加笔下的丛林本身是一个象征，它是一片但丁所描述的那种黑暗森林……他笔下的人物则是来自一个遥远的、残酷而陌生的世界的人群。当然，他的描写在不只一方面是虚假的（基罗加的许多小说描绘了现实的本来面貌），但是他却本能地表现了一部分现实。胡利奥·E.帕伊罗评论过基罗加是怎样创作了他的两篇最优秀的小说的。基罗加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早晨醒来发现枕头上有一颗蒺藜。这样他就写了他的名篇《羽毛枕》。这篇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让人不禁想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在《羽毛枕》中，蒺藜变成了一只只生活在枕头里的吸血虫，它们不断吸食人血，最后杀死了小说的女主人公。他的另一篇优秀小说《儿子》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构思的。儿子离开家三四十分钟了，还没有回来。父亲对儿子短时间不在家的情况已经习惯。他是以某种粗暴和野蛮的方式教育儿子的。在他周围，照例有一片丛林。父亲突然想到一桩悲惨事件。他立刻出门去找，一路上幻觉连连，好像儿子在向他走来。他终于发现儿子被挂在铁丝网上，死去了。
所幸的是，悲剧仅仅发生在他的小说里。但是有一刻，生活和寓言却通过秘密协定连接在一起。其实，二者一回事，同一回事。能够发生的一切都和基罗加的人生联系在一起。现实和所谓神秘的东西之间的某种联系，也许以一种模糊的、难以解释的方式存在着，而所谓神秘的事物，归根结底不过是现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基罗加的现实主义。他的短篇小说包括他生命的一切岁月，所走的一条悲惨的道路。在基罗加的痛苦和他的小说的生命之间，在他的生平和从他的生平产生的文学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基罗加和他的一儿一女——达里奥和艾格莱——的矛盾冲突，他妻子的过早去世，肯定在他周围产生了一种悲痛和孤独的气氛。失去妻子后的那些岁月，基罗加的感觉无疑是无依无靠。所以我们便在《荒漠》（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中遇到了另一种象征。《荒漠》让我们接近荒野、荒芜、不毛之地等概念。在小说中，苏维卡苏斯的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死去，读者也不忍心地看着他痛苦挣扎。奄奄一息的父亲对孩子们说：“孩子们，好好听我说，我的孩子们，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了，能够懂得一切事情了……我要死了，孩子们。”一位心理学家说基罗加写这篇小说是在这种恐惧心情的驱使下写的：他害怕自己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只能谈论生活与寓言的关系。他是一位短篇小说家，命中注定要讲故事，就像某些人一样，生活决定了他们从事某种少有的职业。基罗加在任何地方都是“讲述故事的人”，虚构生活的人。阿根廷作家埃塞基埃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写道：“友谊使他回到了这样的世界，他带着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的纯真，在这里受到人们的抚爱。关爱湿润了他那双天使般的、天蓝色的和温顺的眼睛；在他那织物纤维般的胡须和又嫩又薄的口唇之间，逸事和往事像水花一样噗噗冒出来。”
在其生命的漫长岁月中，基罗加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他自己作品的批评者。他能以很难做到的平静心情分辨他的工作、他的真理和他的过错的最强大和最薄弱的方面。这种态度——对基罗加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人来说，几乎是反常的——对他这个创作者当然有好处。
《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在法庭上》、他关于吉列尔莫·恩里克·赫德森的文章和关于《本国短篇小说的危机》的笔记，证明他是一位有才华的、对其作家职业和责任有明确认识的批评家。研读这几篇不长的随笔可以帮助基罗加小说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他那种才智。那种才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严格性控制着这位著名短篇小说家的激情和情感。
基罗加曾两次尝试写长篇小说，两次都未能达到他的短篇小说那种罕见的完美程度。在他的批评者们指出这一点之前，他自己就意识到了。他说：
那种才能的界限是那么明确，谁也不能自豪地超越它。无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康拉德，还是任何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在短篇小说方面都没有超凡的才能。同样，无论莫泊桑、吉卜林，还是契诃夫、布雷特·哈特，在长篇小说方面都不如在短篇小说方面表现得突出。
只有很少的作家像基罗加那样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和能力。在小说创作方面，基罗加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又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作家。
凡是翻阅过早年出版的《面孔与面具》的人常常会惊奇地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巴雷特[46]或基罗加的一篇小说的字数几乎一样多，所使用的页数包括插图在内刚好容纳下小说的全部文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面孔与面具》的主编路易斯·帕尔多对他的撰稿人有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的短篇小说不超过1250个字，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基罗加认为这样规定的篇幅简直如同“一座小小的铁牢”，但是他还是说，帕尔多的这个办法有利于培养年轻作家。基罗加并不把这种规定视为一个准则，他断言：一篇小说3500字，是可以充分讲述它的故事了。另一方面，他的全部作品也充分证明他对他的短篇小说表现出的综述能力。常常是在结束前三言两语就把小说的全部含义表述出来。而最后一段，总是有力地说明它是整篇小说发展的必然而合理的结局。或者，他仅用寥寥一两页就再现了小说人物的悲惨故事：比如《在夜晚》中，女主人在巴拉那河里划着小船，带着奄奄一息的丈夫去治病。“女人疲惫不堪，双手使船桨沾满了鲜血；河流、黑夜和困苦支配着船只。”但是基罗加依然让小船前进，他忠实地记述着旅途上发生的一切波折。当小船到达岸边时，默默见证了这场悲剧的读者明白，小说该结束了。是的，他不过用了几页纸。作为一位完美的短篇小说家，他必须这样做：简洁明快，言简意赅，最大限度地节约笔墨。
当基罗加苦苦寻求一篇小说的完美性的时候，现实中的人物却在痛苦而沮丧地鱼贯而过。一长串被杀害的月工和基罗加梦中的虚幻人物正在沿巴拉那河下行。寓言和现实又融合在一起。基罗加的人物总是来自生活的梦幻，一切都在他的笔下融为一体。他的思想的某种冲动，或者血液的某种冲击，能把难以置信的东西变成现实。《野蛮》的奇异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小说中，一个男人吃了一些有毒的蜜，就瘫痪了，千军万马般的蚁群把他吞噬了。而在《漂流》中，一个男人被毒蛇咬伤，在筏子上顺流而下，去向朋友寻求救助。在《胡安·达里恩》中，一只长得像人的老虎受到人们的无情折磨。小说结局十分悲惨：老虎恢复了它的野兽形体，对折磨它的人进行了报复。在这里，野兽和人在基罗加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寓言中结合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浓缩和综合，这就是基罗加短篇小说的格式或特点。他仅用两三页就勾画出《移民》中表面的悲剧：一对波兰夫妇穿越丛林的不幸遭遇。在《死者》中，他用令人赞叹的技巧描述了一个人的最后时刻：此人通过周围的风物和围绕其处境（他摔倒时砍刀刺进了他的躯体）的种种细节，知道他不可避免地要告别人世了。他听见有人在吹口哨，听见了马蹄声，看见了矮矮的绊根草和锥状的蚂蚁窝。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是，他就要死了。“他浑身寒冷，命中注定、不可避免地要死了。”这是这篇小说的全部故事情节。基罗加凭借这样的情节，创作了一篇小小的杰作。他所涉及的主题几乎总是从爱伦·坡的作品中获得灵感，朱姆·费尔德[47]称之为“第四维”，一个魔幻、现实和疯狂的地区。《来世》、《白色晕厥》和《他的离去》写的都是陌生事物对人的侵犯及其导致的不幸。爱情和死亡总是在基罗加的作品和生活中周期性出现的旅行中彼此相伴。
既是嬉戏又颇严肃，基罗加好几次写过《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秘诀》。最后终于在《家庭》杂志1927年某一期上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一文。其中每一诫都包含着他在艰苦的和坚忍不拔的学艺中体验到的真理。这是一种十分朴实的教诲，也是令人信服的、不能遵循的教诲。学习和实践《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年青一代的作家会信服地觉得基罗加是他们的一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具有真知灼见和丰富的实际经验的导师，并且会把这份文学和人生的宝贵财富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当然不仅如此，《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对任何一位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都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指南。
《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
一、要相信大师——爱伦·坡、莫泊桑、吉卜林、契诃夫——如同相信上帝一样。
二、要相信，你的艺术是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山。不要梦想你能登上山顶。只要你想做，你就能达到目的，你自己事先并不清楚。
三、你要拒绝能够模仿的东西，但是，倘若影响非常强大，你还得模仿。人格的成长需要长久的耐心，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四、不要盲目相信你获得成功的能力，而要相信你渴望成功的热情。要热爱你的艺术，就像钟爱你全心全意付出的未婚妻一样。
五、当你从第一句话起不知向何处发展的时候，就不要开始写作。在一篇小说中，头三行几乎和最后三行一样重要。
六、如果你想准确地描写这副景象：“从河上吹来一股凉风”，除了有针对性的词语外，人类语言中没有别的词语。一旦掌握了词语，你就不用费心去考虑它是押韵还是协韵。
七、不需要时不要使用形容词。附加在一个软弱的名词上的尾巴是没有用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唯一的名词，它会具有无与伦比的色彩。但是必须找到它。
八、要用手领着人物，牢牢地把他们带到最后，除了你划定的路线外不要关注别的东西。当你看到他们看不到或看到对他们不重要的东西时，你切勿分散注意力。不要去寻找读者。一篇小说是一部清除了废物后的长篇小说。要把这一点视为一条绝对真理，即使它不是。
九、不要在激动的情绪支配下写作。让你的激情消失，事后再回忆它。那时倘若你能原原本本地复活它，你在艺术上就成功了一半。
十、写作时不要想到你的朋友们，也不考虑你的故事给人的印象。讲述时，仿佛故事只对人物的小环境有意义，你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人物。小说的活力只用这种方式即可获得。
那么，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存在吗？当然存在。但是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是许多作家的总和，是许多类似的，被人忽视的文学的总和，也许是一部无名的作品，是汇入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的千百个故事。并非基罗加的所有短篇小说都称得上尽善尽美。他那两部不成功的长篇小说和几十篇不规范的短篇小说是他为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付出的代价。其中有数百页是不能和《儿子》与《日晒》相比的。这两篇作品才是一位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的故事。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到对趣闻逸事的“快速摄影”，基罗加显示了他的全部表现手法和全部精致的色彩。《恐怖》是用极其简洁而朴实的风格写成的。小说结束后，读者依然被笼罩在基罗加式的宿命论的气氛中。《被砍头的母鸡》中的那几个丑陋的男孩儿，那几个白痴，他们掐着妹妹的脖子，像拔鸡毛似的揪着她的发卷，既那么纯真又那么可恶，他们是一个混乱世界的象征，是基罗加生活的那个混乱世界的讽喻。他们比丛林中的人和野兽还残忍、还纯洁，这符合他们的本性和基罗加驾驭的黑暗力量。把基罗加称为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是把他的作品同现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的相比。作为爱伦·坡、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吉卜林、契诃夫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弟子，基罗加从他们那里“拿来”了模式、方式方法、叙述故事的职责和兴趣。他像一切创作者一样，跟他的导师们学习了美学课程，掌握了他们的技巧。当必要时，当他心中的动机要求他使用自己的，不可回避的语言时，他可以忘记它们。他从爱伦·坡那里“拿来”了非凡的学识和朱姆·费尔德称之为“第四维”的病态视觉。他从莫泊桑那里“拿来”了精确的现实主义（莫泊桑是从福楼拜那里学来的）和基罗加作品中特别重要的，对女性心理的表现。他从契诃夫那里拿来了对人物的描绘方法。他从约瑟夫·康拉德那里“拿来”了表现海洋、岛屿上的人生经历的诗化小说技巧，并把它移植到丛林环境中来。他从吉卜林那里“拿来”了想象的严格性和描写景物的方法。要确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罗加创作的影响也许更困难一些。必须稍微离开一下他的艺术问题，简单思考一下基罗加这个人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的激动心情。面对那些用粗麻布作封面的书，面对被岁月和潮气毁坏的书页，你会想到米西翁内斯的这位古怪的读者，在炎热的伊维拉罗米的黄昏，他在和基里廖夫和阿廖莎交谈。你会想象此人从丛林归来；他这个观众忍受不了瓦格纳的乐曲，一听到瓦格纳的乐曲他的神经就紧张；此人拿着锄头或镐头，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错误的陌生道路上跟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陪伴着《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理解着《群魔》和《白痴》，辨认着那些人物。基罗加的整个人生，他的人格的全部悲剧方面，都在那里找到了反映和证明。当你将基罗加的自愿流亡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某个女人游戏或某种慈悲的关系中消耗的岁月对比时，当你在两个伟大作家的青春之间画等号或者比较他们关于爱情和友谊的概念时，你会找到一种超出他们的文学界限的相似处。基罗加可能是为了找到同别人交谈、同别人交流而备感苦恼的作家之一。他的人品，他那种古怪的性格，妨碍了这种联系。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感情注入了他的作品。比如在《月工》中，基罗加让我们了解了卑贱的、地位低下的、过着受压迫的生活的人们的痛苦和不幸。此作可以说是对不公平社会表示的一种抗议，和对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表达的一种深切同情。他们具有反叛的性格和行动，但是他们遭受的不幸、痛苦、欺骗、贫困和挫折太多了。即便如此，他们还得回工地、回工场、回林场干活，为老板卖命。尽管他们能够挣到一点工钱，高兴地过一个节日，为自己的女人买一点廉价香水和其他化妆品，尽管他们能够进酒馆喝得酩酊大醉以排解他们的绝望心情，但是最终还得回林场、工场去干活。此作中的工人卡耶和帕德莱伊命中注定遭受着这种命运，基罗加亲眼目睹过他们忍受着怎样的痛苦。他像古代的某个禁欲主义者那样展示伤口，不表现他感到多么疼痛，也不谈论他是多么难受。他只是想和他们一起死去。这种态度，这种在戏剧中表现的严肃性，充分证明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易卜生。作为一个富有激情的人，一个许多方面酷似陀思妥耶夫基的人，他很少在激情的支配下写作。他说，“让激情消失，事后再回忆它”。所以，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是那些冷静地描述一种可怕的行为的小说。它们以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表现了一位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的才华。
第九节 最后的岁月
一
奥拉西奥·基罗加生前的最后几年——预示着他的疾病和死亡的那几年——毫无遮拦地展示了他心灵的伟大之处。在其生命旺盛的1926年，他出版了《被放逐的人们》一书。这部作品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此之前，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他曾当棉花种植者、土地垦殖者、驻外领事和民事调解员；在此之后，他却日趋颓废，自暴自弃。
在《被放逐的人们》中，基罗加的写作技巧达到了空前娴熟的水平，他采用直率而朴实的话来描写丛林的人物和景色。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大多都在丛林里生活过。比如比利时人范·奥滕，就是一个极好的代表。“他来自弗兰德地区，有时被称为范·奥滕家族的遗老遗少”。他是一个肉体和心灵残缺的人，是众多边境人物之一。基罗加和他一道构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为此，他只要以照相般的现实主义讲述一个有生命力的怪物的死亡就够了。“我觉得这个实干家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像作家一样的重要地位”——基罗加在一封信中写道。所以在《被放逐的人们》中，实干家是告别丛林、沿着巴拉那河上行的人。
1927年7月16日，奥拉西奥·基罗加和名叫玛丽亚·艾莱娜·布拉沃的少女结婚。当时基罗加已经49岁。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已成熟。他在米西翁内斯的经验、他对爱情的了解、他同若干朋友的友谊，是他在世界上生存的资本和依靠。结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在当时的乌拉圭和拉丁美洲，基罗加已被公认为一位大作家。与此同时，关于他也流行着这样的说法，说他是一个残忍的人，是一个缺乏感情的、厌恶人类的人。十年后他的亲密朋友埃塞基埃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这样勾画他的真实形象：“富有同情心的大自然为他塑造了一副可怖的面目，以维护他脆弱的内心。对杰出的人，只能从内向外看。那是一种凄楚的、童稚的柔情，而不是残忍的。无论他的面貌还是他的残忍，都不属于他。”[48]
另一方面，只要翻阅一下基罗加的来信就可以看到他对伦理问题的关注。这一点在他生前的那些岁月表现得很明显。
“现在，我们来谈谈死亡吧。在我的青年时代和成年时期，我曾经是或者我觉得自己是创作者，我几乎特别害怕死亡，它会不会提前到来。我想写我的作品。家庭的感情不能满足我那种渴望的四分之一。那时我就知道，现在仍然知道，对一个女人或孩子的未来而言，丈夫的存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这样，就没有人不肯解脱。当死亡夺去一个人的青春时，唯一不肯解脱的人就是作家。当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创作时——就是说，我付出了我最强有力的一切——我便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死亡。有一些痛苦、忘恩负义的行为和教训，强化了这一观点。朋友，今天我不害怕死亡了，因为它意味着安息。”[49]在基罗加最后的岁月里，有一些作家陪伴着他。他们就是曾在坎宁街地下室里和基罗加聚会的人，就是作为崇拜者去他在维森特·洛佩斯的家拜访他的人，就是在咖啡馆里围着桌子聊天的人。他们也是孤独的人。其中有的发现了乔伊斯，认为文明是不长久的；有的选择了政治信仰，谈论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值社会处于危机和不安定时期，欺骗、暴力、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致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欧洲，帝国主义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颓废诗人”时代和基罗加求学的岁月早已过去。1900年的那个“摩登的公子哥儿”已毫无踪影。他那写满了痛苦的面孔，使他那阴暗的侧影更加明显。他的胡须更加稠密，他的嘴角显露着一丝苦笑。人们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他出门旅行的愿望。
1932年的一天，埃利亚斯·卡斯特尔努奥沃和阿尔瓦罗·荣克与基罗加交谈。
荣克说：
“你别去米西翁内斯，你去苏联吧。你需要振作精神，不可再消沉了。米西翁内斯会把你杀死的。苏联却能够让你获得新生。”
种种新问题震撼着世界。但是基罗已经厌倦了斗争。
“我可以像纪德一样假装左派。”基罗加说，“但是我憎恨一切伪装。我并没有那种感觉。再说我也没有准备好。我宁肯放弃写作”。
放弃写作——这就是他最后的表示，他最后的放弃行为。他已经沉默了10年，其间他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过去的爱情》，1929）和短篇小说集《更远吧》（1935）。基罗加沉默着，他学会了不言不语。偶尔用他那神经质的文字给他的某位朋友写几行字：“我们有什么权利以别人还能写一首诗来让我们高兴为借口要求对一个死者或沉默的人进行无名的折磨呢？我指的是那些已经完成了作品的人们：比如24岁的海涅。他可以即刻死去——你不相信吗？——而艺术不一定哭泣。在那种活动中，同时死亡和沉默是一份上天的赠品。”[50]
基罗加走向他自己的生命尽头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清楚的意识预示着与世长辞的时刻。他了解死亡。死亡曾伴随着他，死亡是他的短篇小说的主题，是他生活的动机之一。他还能害怕什么呢？放弃写作是基罗加为达到全面放弃而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最艰难的一步，他必须放弃写作，必须忘记像他自己的面孔的阴影一样投射在镜子上的幻影。他在那些幻影上看到了自己的死亡。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少有的时刻：一个人放弃了他最喜爱的东西，放弃了他自己的一部分，最宝贵的一部分，最难舍弃的一部分。他独自一人面对缓缓流动的河流，面对有一天他想征服的生命。在他背后是丛林，是世界，它们在用深沉的、沉重的、突然被命运打碎的声音歌唱。谁能评说他呢？在他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刻哪一只友好的手能伸向他呢？只有他的影子跟随他去旅行。
基罗加知道，他必须出现在众人面前，必须走上被告席。也许为此他才写了《在法庭上》一文。它就像一份遗书以判决书的形式留给未来的人们。他的言语一次又一次在法官们面前响起。“我不相信审判我的法庭对我的作品一无所知。”他在开始他想象的辩护时说。法官们确实了解他的作品，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不严厉地对待被判决的犯人。“尊敬的法庭，我坚持认为”，基罗加继续说，“每当短篇小说暂时失去其概念时，我坚持艺术回到生活的必要性。每当触及激情的纤细经纬，就会建立起占压倒地位的理论。最后我还想证明，就如生活不是游戏一样，当人们对生活有深刻理解的时候，艺术表现也不是一种游戏。这种以智力活动取代激情缺乏的努力，这种在艺术称为想象的创造力的全部丧失，这一切，我为之奋斗了25年之久。直到今天，由于这种无休止的奋斗而疲惫地、流着鲜血站在该法庭面前，法庭应该为了我的名字而向未来敞开大门，或者彻底关闭”。
大门关闭了，基罗加不能想象另一种结局。大门对一个一生都在想象一个比他自己的不朽业绩还伟大的真理的人关闭了。大门关闭了，永远关闭了。我应该放弃有一天曾置于我的创作的一切幻想。但是基罗加并没有完全绝望，“尊敬的法庭这样做了判决，我被判决压弯了腰，我迈着缓慢的步伐离开了法庭。一个念头，一个希望，一个稍纵即逝的思想突然以其亲切的微风吹凉了我的额头。这些法官……啊，不难预料这些将昨天一笔勾销的青年们即将来临的衰老，在另外三十年里——也许更短些——他们准会出现在判决他们许多错误的另一个法庭上。因此，如果允许我回顾一下过去……我便会略带好奇心地看到，这些青年的什么作品能在时间的甜蜜而自然的遗忘中幸存”。
是把目光转向身后，看看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了。并非一切都是徒劳。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摩登的公子哥儿，不是罗宾逊，而是摘去了一切面具的人。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自己表演的戏内戏外，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理解了自己。193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翻阅我的文学档案发现，及至《更远些》，我写过108篇故事，另有67篇未出版，一共170多篇，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可观的。再加上两倍的多多少少都具有文学性的文章，你应该赞成我有权利拒绝再写作了。”同辈或后辈同仁们，应该尊重他的沉默。因为沉默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最困难的一部分，并且也许是最伟大的一部分。
那个时期他写的一切书信，都无一例外地涉及他的放弃的态度。一想到采取这种消极态度的是拉丁美洲一位取得非凡成就的作家就让人感到意外，感到遗憾，心情不能平静。他的作品被译成了许多种文字，在世界众多国家流传，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基罗加坦率地说，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因为急需钱而写的。据他讲，自29岁或30岁起，他就在经济拮据的激励下写作。他曾怀着痛苦的自嘲在一封信里写道：“有的人为了发泄而写作，有的人为了虚荣心而写作，我却为了低级的动机写作，这是显而易见的。”正是为了他们所谓的低级动机——并且为了别的更深刻、更痛苦的动机，为了一系列的完美——基罗加才创作出了《被放逐的人们》和《阿纳孔达》，才构筑了《甜橙过滤器》或《儿子》这类完美的故事。而在《野蛮人》中，可以看到他在描写大自然方面感到的一种健康的快乐和对写小说的真正的乐趣。他任何时候也不曾被不幸的事情所折服。他的父亲、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岳父和他的朋友的悲惨死亡，他女儿艾格莱婚姻的失败，都是对他的性格和品格的巨大考验。但是在这些考验之前和之后，他却被自己的痛苦和不可抗拒的命运压倒。他的巨大痛苦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已走到了尽头。他自暴自弃的根源就在于此。当他只剩下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便停止了写作，等待死神的降临。他的沉默也许是他为离去所做的巧妙而重要的准备。
二
1937年2月19日，奥拉西奥·基罗加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逝世。一个真真正正、异乎寻常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护士把一条床单盖在了他的遗体上，盖在了让人联想到他的面孔的面具上。这个护士是最后一个向他告别的女人。他的人生之旅结束了。他患病的最后的日子是可怕的。护士必须站在基罗加病榻前，挡住在走廊里踱步的病人们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他那令人不堪入目的病体。人们不知道那位护士的名字，但是看得出她对基罗加满怀着怜悯。
同年2月18日下午，基罗加曾离开医院，准备去米西翁内斯旅行。这一天，他跟他的女儿谈了话，还去拜访了一位朋友。19日黎明，一切就结束了。那天早晨，他本来有几个钟头的时间用来写一篇故事或一篇小说。但是死神来得太突然、太无情了，竟没能让他写一个字。那些稿纸空荡荡地摆在那儿，时光在表针上流逝，医院的病房空无一人，一片黑暗。一个人曾在那里生活，而如今，已是“人去楼空”。
救护车来到剧院。两个男人把奥拉西奥·基罗加的遗体抬下来。看见有人死了，街上众多好奇的人聚在一起，孩子们总是对此感到惊奇。在大城市里举行的小仪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剧院演出的小剧目，在1937年的生活中不过是一瞬间。在公海上同法西斯作斗争的阿根廷作家知道了这个消息。“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人们举起了旗帜，垒起了街垒。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在世界上，不少人死去，幸存者要求工作，渴望灾难过去。但是基罗加已经离开了人世。对他来说，旅行已经结束。
基罗加已经长眠。一些作家在剧院里为他守灵。雕刻家斯特凡·埃尔西亚为他雕刻了骨灰盒。他休息了。他那永远合上的嘴唇不再需要吻，不再需要祷告。结束了，这便是一切。他的面具——石膏的或大理石的——属于大地。但是他的尾声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黑盒子，也不是放在他胸前的一双骨瘦如柴的手。
传说有一个人——可能是个女人——想起一个男人，他为了寻求真理而坠入深渊。她不想拦他……也没有这么想。如果看见一颗星坠落，她会认为那就是他，他们在下落……
奥拉西奥·基罗加走了，永远走了。阿根廷现代主义诗人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莫雷诺（1886～1950）用这些诗句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这位不朽的短篇小说巨匠表示最后的敬意：
啊，萨尔托，你儿子的遗骸
放在你的怀里，
他从这块土地出走，自然应该返回这里，
树魂已经成了他永久的庇护，
再不怕森林的寂寥、阴影和恐惧。[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