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中国60周年系列

中学西学60年

傅佩荣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2008年被浙江大学聘为讲座教授。著作有《傅佩荣解读易经》、《傅佩荣解读孔子》、《傅佩荣解读老子》、《傅佩荣解读庄子》、《傅佩荣解读孟子》等。其作品曾获台湾最高文化奖、最高文艺奖。

文化的特色

文化有四个特色，第一，异于自然。自然界有固定的规律，人类的文化就从自然改造出来，配合人的需要而生，文化的第一个特色是表现出人类生活一种特别的地方。第二，它会形成传统。比如说每一群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会慢慢形成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这是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的，但是别的民族也有他们的节庆，比如犹太人的安息日。第三，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一个民族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中心，而是边缘，这个民族的存在就有困难了。原始部落都认为他们的祖先和天地最高神明有某种联系，所以尽管人少还愿意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在原始部落，就要受到教育，让你相信你所在的国家有它特殊的价值。

譬如说在欧洲奥地利跟德国同门同种，希特勒本来就是从奥国出来的，最后成为德国的领导。但是奥国人为什么都没有跑到德国去呢？虽然德国比奥国强盛多了。因为奥地利的电视台，有一段时间长期每天晚上节目结束的时候喊一个口号，没有奥国就没有欧洲，没有欧洲就没有世界，它把这种思想传递给他们的民众，尤其是小孩。

还有犹太人，人口非常少，但是民族性内聚力很强，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两千年饱经忧患，到1948年才建国成以色列，两千年到处迁徙流浪，经过多种灾难，二次大战被希特勒消灭了600万，这个民族为什么还能活下去？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传统。他们到任何地方都要带他们的圣经和法典。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倾向，要肯定自己在天地之间生存的价值。

第四，它有生命周期。文化有兴、盛、衰、亡四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人类曾经发展出来的文明有二三十种，每一种都经历过兴、盛、衰、亡，只有一种很特别，叫做中国文明，兴、盛、衰。汤恩比只看到我们衰没看到我们重新又兴盛。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的文化有特别强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只有朝代，异族入侵，最后都被我们的文化同化。用南京的话说“我们是大染缸，任何人来都把你一起染成我们的颜色”，其实不只是这么简单，一定是我们的文化有一些优秀的成分，才有办法让其他民族进来，愿意接受，因为它符合人性的要求。

文化的内涵

文化到底有什么内涵，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文化是生活的全部”。但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显示一种各方面都在发展的气象，而另外一群人，恐怕他们的文明永远是在底层，影响不了别人，也不值得被提出来讨论。这个世界上，值得提出来讨论、开国际会议的文化并不多，但我们中国文化始终是一项。不过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最强势的并不是我们的文化，而是以欧美为主的首先现代化的“先进国家”。

文化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做器物层次。比如，我今天早上坐飞机到深圳，如果在古代我恐怕坐马车要坐三个月，这就叫做器物。好的器物发明，能让人的生活更便利。科技的进展、经济的繁荣，是人类进步的明显指标。目前世界上，看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就看国民年均所得，有了钱之后可以改善具体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一部分重点而已，而不是真正的重点。

第二个叫做制度层次。什么叫制度？从生活的风俗习惯开始到法律、各种规章都属于制度。一个社会需要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社会就乱了，但是不要忘记，制度没有一开始就是好的，它需要慢慢演变。社会上各种明确的制度在古代和现代差别很大。

我在美国念书时，有一天我和一个日本同学一道去上课，一路上聊天，后来来了个美国女生。她聊了几句就指着日本人骂：“你们日本人恶名昭彰，对女性太歧视了。”日本人说：“不要怪我们日本人，我们是孔子害的。”他其实讲的是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很多人就认为，这句话不是对女性的歧视吗？这不叫对女性歧视，为什么？一个人说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第二种表述个人特定的主张。孔子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代表女子跟小人很难相处，对他们好他们骄傲，不对他们好他们抱怨。孔子这样讲的时候，女子是女生，小人一定是男生。古代女子没有受教育机会，所以不能怪女生，这是孔子的意思。一个人不受教育就不能开发潜能，没有专长，不能在社会上工作，经济不能独立，人格很难挺立，这个是古代的社会情况。孔子是妈妈一手带大的，他三岁爸爸就过世了，孔子怎么可能对女性有歧视呢。所以说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一种制度或规范。如果今天孔子在世，他就会重讲一遍，“子曰：唯小人难养也”，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后边加个注解，“此小人女子也包括在内”，这样就可以了解孔子在说什么。这个世界没有普遍美满和完善的制度，制度是人群通过生活习惯慢慢协调，通过教育、媒体宣传才慢慢进入理想制度的。

中国古代是专治，但是中国的专治跟西方的专治不一样。中国古代以来就有监察官（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有一种所谓叫御史大夫，可以对皇权有适当的节制。

第三，理念层次。从器物到制度到理念，理念就是，一个群体的文化到底以什么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里面有一些理念，比如做人要讲道义、重感情。理念在各国不太一样。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科学不够发达，英国的生化专家李约瑟先生，到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他出版了《中国科技文明史》，得到一个结论，“在公元1500年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领先全世界”。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呢？因为使中国领先的理由，也是使中国落后的理由，因为是帝国，科技可以延续发展，但是就因为帝国，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发展不上去，而西方的科学能够发展。根据怀特海的研究有三个理由，“第一希腊的悲剧，第二罗马的法律，第三中世纪的信仰”，这三个跟科技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悲剧让你慢慢去了解，命运主导一切，个人的意愿和情感无足轻重，这个长期下来，使很多人相信自然界有它的规律。罗马时代它的法律是一套完美的演绎法，使得西方人不求侥幸心理，犯了法就受罚吧，不会去希望法外施恩。中世纪所信仰的上帝有个特色，所有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中。有悲剧是文学，有法律是社会制度，有信仰是宗教，三个合起来，经过2000多年的努力，使得15、16、17世纪的西方人有一种科学心态，简单说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不求侥幸，不要有个人的情感和太多的欲望”。

西方的科学是在近代出现，它前面有悲剧、法律、信仰而熏陶成的，而我们中国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单纯，总需要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所以中国的科学要生根不容易，我只是从这来分析，我们领先1500多年，再过几百年就落后了，知道为什么落后了现在才有可能迎头赶上。我们现在谈《易经》，很多人就说，“电脑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易经》里面有电脑来源，这句话完全错误，因为在清朝初年，我们的《易经》翻译成拉丁文传到了西方，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叫莱布尼茨，他念到拉丁文翻译的《易经》，非常佩服，说完全符合二元对数原则，一条线中间分一半叫做邻，两条线就分成四块，莱布尼茨发明了计算机，计算机再演变成电脑。

我们的科学不是相当落后的，我们的老祖先尽了责任，只是在近400、500年我们稍微落后了，缺乏科学心态。中国人的理念到底有什么特色？这是我们要谈的重点。在400多年前，那时候还是明朝，天主教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给罗马教廷写信说，“我来到中国，这里有很多读书人，他们并没有相信我们的上帝，却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在西方，中世纪1000多年，都是天主教在掌握西方人的思想，有道德是需要以有宗教信仰作为基础的。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就不会有道德。西方人不敢做坏事，是因为上帝知道了会审判，所以做坏事就要忏悔，否则死了以后要下地狱。西方人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使得他们认为，我做好事上帝会给我善报，做坏事上帝就会惩罚我。

西方世界现在什么有问题？宗教慢慢瓦解了，西方社会变成后现代社会。什么叫后现代社会？这就更复杂了，一般来讲，现代社会是以理性为基础建造合理生活方式，所以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理性，理性两个字可靠吗？有理性的人会做出很多非理性的事情，打仗就是非理性的事情，打半天最后还是要和平，很多人都被冤枉死了。后现代社会说理性不可靠，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其实一分析都没有道理，都是权力的运作而已，这样一来在西方出现了虚无主义，后现代社会有一个口号，“所有我接受的，都要重新加以置疑”，昨天听到这句话很有道理，今天就要怀疑，我小时候听父母老师说的话很有道理，我长大了要怀疑，这就是后现代社会，并不是把所有的价值都摧毁，一片平地让你为所欲为。有一句话可作代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都是后现代社会的特色。西方有西方的困难，我们今天中国人走到这个地方，将来要往哪里走，为什么我这几年经常来大陆，是因为中国终于走上正确的路了。奥运开幕式很令人感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全部出自《论语》的话，这是光明大道。所以，我们在谈到国学是什么，它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理念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国家都要回答，西方的回答是“活在世界上，因为上帝的安排，所以好好信上帝，好好修德将来升天堂”，如果他们不信上帝，就变成替自我着想，所以很多西方的哲学家讨论到伦理学的时候，比较偏向效益主义。

比如，有一个老师告诉学生：“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旁边有个乞丐喊得很大声，很凄厉：“可怜我吧，给我钱吧。”这个老师居然掏出5美元给他，一个学生就立刻跑上来说：“老师，你不是主张利己嘛，怎么你刚刚给乞丐钱，不是变成利他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老师说：“我还是利己啊，我走在路上，他叫得太难听，让我听了很难过，我为了让他闭嘴，我只好给他钱叫他闭嘴，花5元买一个耳根清净。”这说明什么？因为西方的社会，我做一件事情，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这样也会对我好，我对各位好，各位也对我好，到最后还是有自己的利益，这样计算起来，到最后都很难算得清楚。西方社会走到这个地步，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很难成为伟大的国家。

十几年前，美国有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当时美国已经进军伊拉克，她在美国做演讲说，“美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我听了很难过，如果她换一个词就对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伟大绝不能用强大来替代的。强大叫做称霸，以力服人者；王，以德服人者。这个国家就分得很清楚，我前两天心情还不错，因为听到胡总书记说“中国绝不称霸”，这话讲得合乎中国人的“王道精神”。儒家的思想是提倡王道，要施仁政的，不管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至少你这个国家公开宣誓，就代表一种文化的向往，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要求一个社会立刻变好，没有这种事，《论语》里，“天下有道”是说天下走向有道，“天下无道”是天下走向无道。如果有道、无道一刀切，一边黑一边白，哪有这种世界。人生是不断变化的，重要的是你往哪里走，中国今天的责任是什么？从强大走向伟大。

儒家《人性论》

要从强大走向伟大，必须立足于国学，必须要有理念，什么样的理念呢？两种理念最重要，第一是儒家的《人性论》，儒家对人性的看法，我研究哲学40年，古今中外的哲学多少都有涉猎，讲人性讲得最好的就是儒家。

很多人让自己的小孩念《三字经》，自己也念。我小时候也念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后面6个字是孔子说的，出于《论语》第二章“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每一个人的本性都差不多，但是后天的习惯与环境，让他们变得不一样，这话是对的，无懈可击，但是“人之初，性本善”就有问题了。这话是宋朝学者朱熹说的，但《三字经》是元朝学者编的。800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念这些，以为孔子、孟子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可是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

如果你说“人之初，性本善”，天下没有人会接受，为什么？因为在电视、报纸、网络上，我们每天都看到有人杀人放火。我们都是人，我常常自我反省，我性本善吗？我随时有坏的念头，我随时都可能做坏事，我不是本善的。西方2600多年的哲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性本善”呢！基本上你不要幻想人性本善，为什么？因为善恶是一种对行为的判断，你还没有行为表现的时候没有善恶问题。如果说我现在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等于没讲，我说每一个人都是善的，既然没有人是恶的，你说善有什么用呢？“每个人都很美”这句话也没有意义，既然每个人都美没有丑，说美还有什么意思呢。

千万不要在人性这方面加上任何善和恶，人性本身就是人生下来基本的条件，我现在改一个字就对了，“人性向善”。我研究哲学40年，我可以公开地说，“人性向善”才是孔孟思想。万物之中，只有人类才有善恶问题，所以善恶与人性一定有某种关联，但是它又不等于人性是善或是恶，所以只能说人性是向善的。第二，作为一个人他可能不真诚，他如果真诚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有真诚就有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做该做的事。

我读中学时，每天坐公交去上学，同学都跟我一样，上学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抢位子，抢到位子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下一站糟糕了，上来一个老太太，同学们的反应很有趣，有人立刻假装睡着，有人把书拿出来看，有人把脸转向窗外，大家就不愿意看到老太太站着这个事实。车继续开，突然一个急刹车老太太摔了一跤，同学们统统都站起来了。为什么？不能忍受良心的煎熬。也就是说，老太太摔跤的时候，同学们人性真诚的这一面就出现了。但是前面为什么不让，因为前面计较利害，他为什么不让，他不让我为什么要让。这就是儒家，我说的儒家“人性向善”是根据《论语》、《孟子》来加以说明的。

譬如，《论语》中说：“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孔子很保守，他说，人有身体、有本能、有欲望、有冲动，叫做血气，年轻的时候血气还不稳定，小心别好色；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别好斗；老的时候血气都衰了，不要贪得无厌。讲得多么切合实际生活。

但是真正的人生是同一阶段同时具有三个毛病，譬如战国时齐宣王。齐宣王看到孟子讲话很有道理，就说，寡人有疾，三大毛病，寡人好色、好勇、好货。孟子说，你好色吗？让天下人都好色，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好吗。你好勇吗？勇有小勇和大勇，小勇就是在路边看到有人瞪我，立刻拔刀，这属于流氓黑社会。而像周武王，一拍桌子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大勇，老百姓还怕你没有大勇。第三个好货，你爱钱财吗？要藏富于民，让老百姓都发财，国家自然就有钱。只不过你是领导者，不要一个人垄断这些，要替别人设想，叫做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都是孟子的话。

儒家讲人性的时候，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讲人性向善。真诚是第一个原则，你只要有真诚力量由内而发，做该做的事，你没做到会心里不安、心里不忍，会责怪自己。第二步比较难，你怎么样去做善呢？做到善、怎么去判断呢？一个人选择什么是善，要考虑三点：第一个，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受到真诚；第二个，对方对我的期许与要求要与对方沟通好；第三个，社会规范我要遵守。很简单，把三点掌握好这辈子做人处事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因为你很真诚，没有蓄意欺骗，君子坦荡荡很好；第二个，别人对你的要求都沟通了，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别人就降低标准；第三个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要守法要重理，这是一个原则。

百善孝为先，如果真的要行善，就要从孝顺开始，怎么样做叫孝顺呢？我记得小学有个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孝顺父母，听久了同学就跟老师请教：“老师，怎么样做才算孝顺？”老师说，听父母的话，做到父母的要求就是孝顺。于是同学们就回家请教父母，到学校大家一交流才发现，原来每个父母说的话都差不多，大概就是“给我好好念书考前十名”，怎么办呢？全班50个人，全班作弊也只有10个人考前十名。同学就说：“老师，你要我们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做到父母的要求，我们的父母都叫我们考前十名，班上只有10个人可以孝顺，别人怎么办呢？”小学老师吓一跳，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就发一本书给我们念。什么书呢？24孝的故事。打开一看“卧冰求鲤”，台湾比深圳还热，一到夏天的时候把冰都吃掉了，还要卧冰吗？24孝的故事变成24个笑话。到现在快60岁了，我还不知道怎样孝顺，一种哲学不管说得再好，如果没有方法让别人做的话，只是空谈而已。还好我研究儒家有点心得掌握三点，我也简单说一下我跟父母怎么相处。

我母亲50岁的时候，颈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从此半身不遂30年，我从美国念完书回到台湾，我母亲已经躺了12年了。我就跟她说：“我现在念完书了，你要我怎么做你才会开心呢？”我说：“我现在收入稳定了，以后给你生活费每月增加台币3000元，你会不会比较快乐？”因为我们家以前很穷，结果我妈妈说：“你给我钱没有用，因为我现在瘫痪了，我不能吃很多东西，也不用买那么多衣服。”怎么办呢？我想到古代有一句话“扬名声、显父母”，这也算孝顺，我跟我妈妈说：“我现在回来到处演讲，名声还不错，你做妈妈的应该开心吧？”她说：“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呢？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我就很烦恼：“那你要我怎么做呢？”她想了想说：“你让我快乐只有一个办法，陪我打麻将。”我就学打麻将，星期六回家陪父母打麻将，打牌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真的很快乐，她坐轮椅上了牌桌，完全忘记了生病，比健康人还要有活力。

后来，我妈妈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你每星期不是只有八节课吗，为什么不每天跟我打牌呢。这时候有两个选择，说好或者不好。说好的话，从此以后每天打牌昏天黑地，哪有时间念国学，我跟她说不行，想都没想就说了两个理由：第一，我们做子女的陪父母打麻将，我自己也很快乐，这种快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呢，我有7个兄弟姐妹。第二个理由，我除了是你儿子以外，我另外还有六个角色要扮演，我结了婚是做先生的、有小孩是做爸爸的、在学校是做老师的、在社会上是公民、自己有很多朋友、也是兄弟姐妹之一，加起来正好7个角色，一个星期有7天，你生了7个小孩，我有7个角色扮演，所以，我每个星期陪你一天不是正好吗，讲完那一刹那，我自己都觉得无懈可击！

这就是儒家，一定要真诚，你跟别人沟通，再遵守社会规范，做不到就说做不到，不要勉强，勉强就会有后遗症，这就是儒家给我们带来做人处事的道理。它第一个可以带来自信，因为我很真诚，能做就做，不能做就说做不到，心中坦荡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侥幸；第二是很容易快乐，儒家里讲快乐，以孟子讲得最深刻。

孟子说，有三种快乐比当国家领导还要快乐。

第一个“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爸爸妈妈都还活着，兄弟姐妹都没有犯什么事故，就很快乐。孟子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了解的是人性的开展需要自然的阶梯，比如说我父母还在，我出门，看到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的老人家，就会关怀他们；在外面工作，看到同学、同事年纪跟我兄弟姐妹差不多，就会互相友爱。

第二个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活在世界上，抬头看天不觉得惭愧，低头看人也不觉得惭愧。“低头看人我没有什么惭愧”，我没有骗人钱，没有做什么坏事，所以这叫做心中坦然。什么叫做抬头看天不觉惭愧呢？这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思想是人文主义，没错，但它不只是一种人文主义，孔子50岁出来做官，做了5年，从县长做到国家代理总理，55岁觉得没希望推展理想，就辞职不干，周游列国，被人家嘲笑说是丧家狗。他就是在50岁知道天命，一路发展，到60岁的时候他在顺天命，周游列国，总共13年多，他如果没有在各地颠沛流离，他的哲学就没有生命力，孔子思想的伟大，在于50岁是分水岭，52是天命。而孟子更直接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讲天的时候，跟孔子讲的天是一样的意思，整个儒家思想一定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叫做“天”，人不能是万物的主宰，人只是万物之一，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他有身、有心，往上跟天相通，这个天在古代是信仰的对象，所以把帝王称为天子，但是，天子不好没关系，天还是一样。儒家对人性的说法是最完善的，它不谈生前也不谈死后，就谈人生这段，从真诚开始，从内在的良知，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人生的快乐由内而发。

第三种快乐是什么？“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儒家讲人才，一定是有心向上、真诚面对自己的人。

道家“凡物皆有可观”

另外一个理念是道家。道家的思想和儒家不一样，它境界更开阔，野心似乎更大。儒家只希望安顿人的社会，道家希望安顿整个万物的存在。有一个古代寓言，楚国的国君带把宝弓去打猎，打完猎回来宝弓交给部下保管，不见了，怎么办呢？找。找了没找到，楚王就说，不要找了，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弓还在我们楚国人手上就好了。孔子听到这就说，何必说楚呢，应该说：王失弓，人得之。齐国人、鲁国人、吴国人，哪一国人不能捡到呢？因为儒家是人文主义，只要在人手上就好了。老子是道家，听到这就说，何必说人呢，失弓得之就好了，猴子也能捡去。从这个故事就知道道家的境界突破了人类中心的观念。

道家思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儒家讲善讲得特别好，人性向善，什么叫善呢？善就是我们跟他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道家讲的是真与美，万物都来自于道，万物都有它的真实性，道无所不在，所以从任何东西那都可以看到道。因此，如果我们有了这种对道的觉悟，天下没有东西不美，正像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无一不美。苏东坡有一句话说得好，“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任何东西都值得欣赏，只要能欣赏，就能让我快乐，不必非得找奇奇怪怪的东西。

苏东坡很受庄子影响，他的诗词表现出一种境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你一定认为珠宝、古董才好，那你永远不能平静，相反如果你把一切都当作存在之物皆来自于道，道无处不在，那么到处都是欣赏的对象，活着就会很快乐，这是道家的思想。苏东坡就是从曲与琴、道与儒，最后到庄子的逍遥游境界。

文化与自然界不一样，它本身携承传统，认为自己是中心，它有生命周期。那如何才能让文化兴盛不要衰亡呢？这就要分析器物、制度、理念。发展经济与科技是器物层次；制度慢慢演变，使它越来越合理，保障人权，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则是理念，这个理念千古以来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人性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要正确地理解。所有圣贤说的话都类似，你要把握的是自己内在的生命，儒家让你产生自信，道家让你活得自在。

中国文化60年

高占祥

高占祥诗人、书法家。曾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名人工委主席、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名誉会长。

我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九个字：文化力、精神力、道德力，简称“三力”。我们国家现在正蓬勃向前发展，经济发展得很快，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有文化力的支撑，需要有精神力的支撑，需要有道德力的支撑。如果文化力、精神力、道德力进一步提升，不仅可以使我们的国家更强盛，而且可以使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下面我分别讲一下这“三力”。

一 文化力

文化力是一个新的理念，是一个正在为人们所认知、探索、研究的文化理念。在我做文化工作的30年中，我在不断地思考、实践和积累这一方面的知识。到2007年9月，我出了一本书——《文化力》，这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写了什么是文化力，以及文化力的发展趋势等。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有的朋友问：请您说说什么叫文化力？文化力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文化力？我写了36万字，简单地说，文化力就是文化的力量。但是文化和文化力，这两个词还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说文化是一种客观的潜在力量，只有当文化变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的行动力量的时候，才叫文化力。比如说，咱们家里有四书五经，有马列主义读本……放在书橱里，它是一种文化，而不能产生文化力，只有我们学习、认识、掌握了它，并用它去指导生活和工作时，它才变为文化力。又比如说，文化资源，我们国家很丰富，但是文化资源只有转化成文化产业的时候，才能变成文化力。

前年我到美国的时候，跟朋友一起讨论文化力和文化产业的问题。美国的朋友讲：美国是文化产业大国，具有强大的文化力。我就跟他讲：美国是一个文化产业大国，但是我们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有朝一日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文化力就要比美国强得多。

但是现实呢？我们的文化力比不过人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也跟他们讲：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美国才二百多年，但是从现实的文化力来讲，我们这五千年比不过你们这二百年。为什么呢？人家在资源转化、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比我们强。我们说成小功靠朋友，成大功靠对手，我们要看到竞争对手，从那里吸纳可取的东西。

还有朋友问：您提这文化力，您怎么样给它定位？或者，文化力在软实力中到底占一个什么位置？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2007年6月在北京大学软实力研究班上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理念：文化力是软实力的核心。这个理念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

因为这些年来，大家都在谈论软实力问题，但是软实力的内涵是什么？软实力的核心是什么？有时候一时说不清楚。因此我在讲课前与国内外的朋友及社会名流交谈、讨论，经过思考和归纳，我认为软实力的主要内涵就是五种力：社会文化力、民众精神力、政治导航力、制度约束力和外交决策力。这“五力”构成了软实力的主要内容。

在这五种力量中，哪一种力量最大，哪一种力量起核心作用？我认为文化力影响最大，可以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力是核心，在软实力中起主导作用，在硬实力中能起先导作用。

我思考文化力的问题，可以说有30年左右的时间。我记得1986年9月我来到深圳研究特区文化。后来，我在深圳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区文化应该特起来》。我说，特区如果不注重文化发展，光注重经济发展，有一天，文化要拉经济的后腿。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片非议。有的报纸点名批评我：特区文化怎么能够特起来呢？那是经济特区，你怎么到经济特区里面讲文化呢？谁让你上那儿搞文化特区去？我说我不是搞文化特区，我哪有那胆子，我是说特区的文化应该跟特区的经济一起腾飞，一起发展。虽然受到了批评，但是我没有后悔，仍然坚持。

回去以后，我在文化部的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文化先导力。就是说文化不仅对经济有主导性，而且有先导性，日本和美国就注重文化艺术先导性，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发展也是从文化开始，这就是文化先导力。这一讲，又招起了一片热议和非议，有人说，中央和小平同志都讲了，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占祥提出了一个文化先导力，这跟中央的精神相符吗？有的说值得怀疑，有的说高占祥这个讲话不要向下传达。当时只有钱学森和钱伟长两位老师同意我的意见，支持我的观点。这个观点我坚持了20年，直到去年才出了一本书——《文化先导力》。这也反映了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地解放，认识在不断地提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否则能够出得来吗？出不来。

《文化先导力》这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召开了研讨会，在国外也有一些反响。比如澳大利亚马上就组织了研讨会，研究文化力对澳大利亚、对当今社会、对当今世界的作用和意义。美国人见到这本书之后，看了一下就说：要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并邀请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演说文化力。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我一进门，就见到桌上摆着32本书，都是我写的。他们说：这些书都是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的，可能这么多年我搞文化有很多数字、情况，被他们作为资料来研究。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的题目是《用文化力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讲完之后，有人说：您的演讲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政府官员的看法，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敢讲、这么有前瞻性见解的官员。也有人说：这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他离退岗位之后才能讲出这水平。我赶紧补充了一句：你们说得不完全对，本人讲的文化先导力，那是20年以前就开始讲的。

美国的朋友以及新闻记者问：你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量来写文化力呢？我跟他们讲，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是一个中国的文化工作者，研究文化力、发展文化力、提升文化力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职责。当我看到外国人一本一本研究文化的书出版之时，当我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的软实力之时，我心里不平衡。我们中国是最有文化底蕴的，在当今社会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五千年文化不断层？没有。可是我们有关文化管理学的研究滞后，因此我就拉着一帮朋友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

第二，经过对当今人类困境的思考，感到应该克服瘸腿病，防止这种瘸腿病的流行。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人类社会在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物质力量的同时，却忽视了具有先导作用的文化力和精神力。世界闪烁着科技文明的光辉，然而人们的道德信念却暗淡无光。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就像是一位物质的巨人裹挟着一个精神的侏儒茫然前行。现在是清醒、理智地认识这个病症的时候了。正如我们中国有一位大学者叫任继愈，在一次演说中所说：近代，特别是近百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头发展，互不照应。自然科学一日千里，一天的生产力，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人文科学与两千年前相比进步不大。自然科学这条腿太长，人文科学这条腿太短，以致知识结构出现了跛足现象，这种病象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成了全世界的流行病。如果我们不注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就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发展，影响人类文明的进步，影响我们人民群众健康快乐的生活。

从我们国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这方面的成就可以说举世瞩目，相比之下，文化建设就成了短腿。文化发展滞后，这就与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相适应。国际上有的朋友把中国比作一个发展中的巨人，然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巨人是站不稳、走不快、跑不远的。如果我们硬要跑，跑到中途必定要摔跟头，必定要出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失衡现象的严重后果。现在党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大发展、大繁荣、掀起新高潮的口号。

第三个原因，从我的自身感受来说，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有个情结，文化力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应该积极地倡导文化力，让文化力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上不起学，九岁就背井离乡去石景山钢铁厂做童工，夜以继日地干活，吃的都是混合面儿，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吃上一个净面的窝窝头。那时候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工头还抽鞭子，我在做工的时候，写了一首童谣：火车一冒烟儿，到了石景山儿；鞋也掉了底儿，袜子耍了圈儿；吃了花子饭儿，住了花子店儿；爱吃不吃，仨月俩月不开支；爱干不干，一天三顿混合面。爱活不活，挨打受气没有辙。

日本投降之后，我上了五年小学，15岁就参加工作了，去了印刷厂做排字工人，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但是我的文化程度太低，在检字的时候经常检错。三点水跟言字旁分不清，“蔡廷锴在主席台上讲话”，我给检了个“蔡延错在主席台上洲活”，人家说，高占祥是改名大王，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草书的“天”字跟“夫”字我也分不清楚，五几年排《婚姻法》，我把“夫”字检成“天”字了。打出样来之后，校对的王孝文老师也没看出来，之后就印出来了。后来我师兄说坏了，你出错了。我说什么错？到那儿一看，傻眼了，《婚姻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我给检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一天一妻制”。那时候正在“三反”，正反着呢，吓得我腿直哆嗦，我就找工段长说我出错了，工段长一听就站起来了，我说我错了我检讨。后来工段长说：今天下了班全体工人都不能走，每人拿着小毛笔在“天”字上面加一笔，变成“夫”字。一次一次的检错字之后，我下决心要学草字，买了草字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我那时候还是认字，还不是练字。

后来我到了团中央工作，做团中央书记，管文化。有一天，我到少年宫去看孩子们，看见他们在练书法，就鼓励孩子们好好向王羲之学习，他染一池水，我们染三池水，下大工夫。然后我即兴送给小朋友一首诗：墨染三池水，笔下能生花。一勤抵万难，苦练出英华。我念一句让他们跟着我喊一句。老师问：好不好？孩子们说好。那请高伯伯把这几句诗写出来好不好？孩子们说：好。那是书法学习班，纸笔都在那儿摆着。我这字不行，纸笔拿出来蘸点墨、蘸点水，在宣纸上拉不开栓，再蘸点水，一下蘸多了，一写洇一片，孩子们在那儿咯咯地乐，我就想：我还说让学生一勤抵万难，苦练出英华，墨染三池水，笔下能生花，你生的什么花？你生的是黑疙瘩，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文化和文化力，还在那儿喊。我羞得不行，于是想了个办法逃脱，说：同学们，我还有个会，我得去开会，开完会以后，我把它写好了，给你们送过来，好不好？小孩们说好，我总算逃脱了。

从那以后，我就白天黑夜地练，出国也练，出差也练。后来泰国国王让我给他写一个佛字，别的国家献礼的时候，都给国王跪下，只有我端着一个大“佛”字给国王的时候，国王冲我一鞠躬，新闻记者都惊异了，说怎么对中国的使节那么尊重？我说不是尊重我，我写的是“佛”字，他向“佛”鞠躬。日本的池田大作、基辛格、卡特、老布什接到我的书法集之后，都给我来信，老布什还将我的书法集存到美国总统图书馆，我搞了20多次书法展，出了很多集，然后写了长卷的《和平颂》上太空，去年又为神七写了《航天颂》。我现在有了书法方面的文化力，就组织了一个书法艺术委员会，发挥力量。那就是说，你得先提高你自身的文化力，才能够提高别人的文化力。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种心虚感、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底子是小学五年级，因此我就拼命地学，没年没节没周末地学，业余艺校学了六年，把初中、高中的功课拿了下来，大学中文系也是业余的，四年坚持到毕业。连结婚那天晚上，闹洞房的时候找新郎，找不到。哪儿去了？我上大学去了。然后是俄语系、日语系，我就这样一个文凭一个文凭地拿，因为我觉得没有文化的力量是不行的。

后来我到文化部做常务副部长，一到文化部，看到的都是大学问家，名校的博士、博士后，接触的都是大画家、大诗人、大作家。人家说怎么调来一个童工当部长，行吗？他们说：他来，是不是标志着中国文化界没人了？我听了之后，心里特别难受。

为什么没年没节的，就是因为有危机感、紧迫感。在文化部，戏剧理论大家在那儿讨论戏剧，我一去，人家说给部长汇报汇报，汇报完了说请部长给我们讲一讲。下面一鼓掌，你连一点准备都没法做。第一次讲戏剧，我讲了三个半小时，他们听了之后，说你原来是一个戏剧大行家啊，我说我从1964年开始搞戏剧评论。

有一次，我去大画家吴作人家，家里人不让进。我说我看他生病了，来看望一下。见面以后，一谈美术，谈到冷色、热色、进色、退色、类比色、对比色、中间色、三原色等等，然后吴老师就坐起来了，然后大画册就给我了。

这一次一次的考验，你说没有文化力怎么弄？那些大学高才生写的报告，写出来的初稿，我说不行，得改。第二遍来了，我说不行还得改，教他们怎么改。到第三遍的时候，拿给我说，高部长，我们就这水平了，这会也快开了，今天您写我们给您抄。我说那好。然后我从晚上一直写到第二天天亮，然后他们抄。

就这样经过一次次的考验，才被他们所认可。“要想人前显贵，必定背后受罪”。到文化部之后，搞艺术，说你书法行不行，绘画行不行。我那时候是半天画画，半天搞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就“遁入空门”，从早晨一直画到半夜，画国画、油画、岩彩画、梦幻画。

摄影家跟我谈摄影，我就苦练摄影。为了摄影，我从岛上掉到河里，在圆明园掉到冰窟里，从山上摔下来过，摔得腿也破了，眼镜也坏了。学习任何艺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文化力不是像体力似的，喝点鸡汤，吃点鸡肉马上就有力了，那不行，它得靠长期的努力。所以，后来我得了金奖、银奖，得了华人百年经典奖，那真是有一股子精神力，精神力支持我去攀登文化力。

由于我不断地用文化来提高自己，所以才能够在团中央搞文化工作，到河北省委搞文化工作，到文化部、到中国文联搞文化工作。如果我没有文化力，我改变不了自己。当然我的进步、成长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所以我有句口头禅：童工当部长，想都不敢想，全靠党和人民来培养。党培养了我的文化力，培养了我的精神力，培养了我的道德力，这“三力”改变了我的命运，因此我有责任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于是我发起了朝霞工程，支持老少边山穷的2000个孩子上学，到处去化缘；搞“十座大山”——革命摇篮井冈山、革命圣地宝塔山、出红嫂的沂蒙山、出将军的大别山、出元帅的大巴山、出五壮士的狼牙山、出红色娘子军的五指山、出英雄儿女的太行山、出抗日联军的长白山、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大青山，这十座大山就是中国革命的史诗，要让大山里的孩子能够走进大学，我为孩子们去募捐，用我的书法弄一点钱来支持孩子们。要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是要用文化力，去搞文化扶贫。

这是我讲的文化力。我想只要有了文化力，咱们干哪一行，都可以干得像样。

二 精神力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力量的时候，都谈物质力、经济力、军事力，很少谈到精神力，因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注意有形的物质力，而忽视了无形的精神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光注重物质力，而忽视精神力，那都是很危险、很可怕的。物质力与精神力失衡，就会导致偏颇，导致翻车，导致失败。

现在我们都在学习科学发展观，我觉得，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不断调整物质力与精神力的平衡，使得个人、国家和社会都能均衡、和谐、稳步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深思、反思，总结得失，悟出真理或道理来。写完《文化力》这本书后，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叫《精神力》，写精神力的探源、地位、结构、色彩、反思和解放等。

在《精神力》的写作过程中，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思考问题之一，就是精神力的内涵。要懂得什么是精神力，首先得知道什么叫“精神”。精神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道德、智慧、欲望的融合体。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关键的时候，这一融合体所发出的力量，就是精神力。精神和精神力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是一种时时刻刻都在发挥作用的潜在力量、驱动力量和行为力量。精神力的构成是多元的，但是总体来讲，精神力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精神力，一类是负精神力，或者叫反精神力。正精神力，就是前进的力量，反精神力就是倒退的力量。人类社会就是在正精神力与反精神力的不断较量中前进的。我们都知道，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世界。比如说，正与反，进与退，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等，种种对立的现象时有所见。怎么办呢？要么以正压邪，用正义的力量去抑制和摧毁邪恶的力量；要么以德化人，用感情的力量化对立为统一，化消极为积极，化阻力为助力，化敌意为友谊。所以说正精神力和反精神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

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常常有正精神力和反精神力。比如说，真善美与假丑恶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身上，此时、此地、此事可能表现的是真善美，彼时、彼地、彼事可能就是假恶丑，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用真善美去战胜假恶丑，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思考问题之二，就是精神力的定位。宇宙间万物纷呈，但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物质力和精神力。物质力通常能够用数字标识，而精神力则往往难以用数字来表达。由于精神力太奥妙、太广博、太神奇了，它来无影去无踪，数字无法表现，因此我们应该从精神力在国家、民族、集体、个人四个层面中的作用来评说精神力的地位。

看一个国家或民族有没有发展前途，首先要看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看一个企业有没有发展前途，首先要看这个企业有没有竞争精神；看一个人能不能创大业，首先要看这个人有没有奋发向上的精神。

从历史的兴衰和现实的成败中，可以评判出精神力的巨大作用和伟大力量，可以说精神力是综合国力第一力，是民族事业兴败的决定力，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力，是个人成功的驱动力。一个国家、民族、企业或个人，有了精神力，就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贫为富、转弱为强。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精神力的过程。民众精神力的解放与提升，使中国渡过了汶川大地震这样罕见的大灾大难。只要我们能够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中华儿女不仅可以克服困难，而且能够不断地自我超越，使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繁荣昌盛的一流强国。这是精神力的地位。

思考问题之三，是严防精神力的两极分化。当今世界虽说是多极化发展，但总体上来讲，特别是在经济上，是朝着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在今天，发达的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发展中的国家仅占14%和18%，也就是说80%以上的经济利益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在全世界的人口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调查数据显示，全球每天有8亿人吃不上饭，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挨饿，每年大体上有1.8亿人死于饥饿及相关的疾病。全球每年死亡的一千多万五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是跟饥饿、营养不良有关。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日益明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贫困人口的数量在逐步地减少，但是根据统计数据，我国还有两千多万贫困户，绝对数量还是不少。今年4月15日，北京新闻报道栏目中发表了一份财富报告，报告讲道：全国现在有千万富豪825000人，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全国有亿万富豪51000人，平均年龄大概在43岁。其中，北京有千万富豪143000人，广东有137000人。在全国14个城市的调查中，千万富豪排在前五名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

国际、国内物质财富的两极分化，以及这种分化的趋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是，我们要警惕并防止精神上的两极分化，物质上的两极分化容易导致精神上的两极分化，富人容易产生霸气，穷人容易产生怨气，穷人跟富人在心理上是有矛盾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穷人的眼睛里，至少有40%以上的富人形象不好，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物质上的两极分化容易导致精神上的两极分化，实际上群体闹事也是一种两极分化，导致了精神上的对立。

二是，权益上的不公，思想上的对立，也容易导致精神上的两极分化。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叫亨廷顿，他称这种现象叫“国家精神分裂症”。我们不妨借用一下他的说法：一个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可以导致人格分裂；一个家庭患了精神分裂症，可以导致家破人亡；一个民族患了精神分裂症，可以导致内战不停；一个国家患了精神分裂症，将会发生社会动乱。我们放眼看看，当今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可见，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上的贫困更惨痛，精神上的两极分化比物质上的两极分化更可怕。因此我们要避免这种两极分化，防止产生精神分裂症。国家精神分裂症是可以避免的，可以用和谐观来调解人际关系和信赖失衡，用发展观来调解物质力和精神力的失衡，用荣辱观来调解良知与道德的失衡。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就可以调整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民捐款捐物，全国捐赠了760亿元，表现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美德。虽然如此，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家跟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首先是理念上的差距，比如，美国富豪有一种理念，人要死的时候，把财富带走是可耻的。他们有专门的语录：人死富有，死而蒙羞。美国有80万个慈善机构，近几年来，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都在3000亿美元左右，其中捐款1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有50多位。在比尔·盖茨捐赠了全部财产之后，巴菲特又捐赠了370亿美元。其次，美国的税收政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开征50%的遗产税，有些人觉得你开征50%，还有一些别的税收，不如我把它全交了，这样我还名利双收。诸如此类的事业，都可以防止和避免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三 道德力

道德是行为的规范准则。只有当道德化为行动，才能称为道德力。可以说，我们的祖先是提倡道德力的先行者，他们不仅重视道德，而且重视道德力。比如，《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就把道德的兴衰与国家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开发人们的心力资源，以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光辉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人们守护着精神的家园，使人们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相依，使人格逐渐地完善起来。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现在经济上去了，道德下来了。现在社会别的都不缺，就是有点缺德。刚开始我听得不太舒服，感觉有点损人、挖苦人、骂人的味道，后来一细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有着道德文明的悠久历史，但随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美德的摧残，又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在淡漠，传统美德在流失，已经流失得够戗了。中国古代提的仁义礼智信，多好啊，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现在却丢了。我们当代提的“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多好啊，多么精辟啊，现在也被人们淡忘了。“仁义礼智信”和“为人民服务”这两句话很深刻、很精辟、很经典，但是现在淡化了，现在社会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信，社会上缺少诚信已经成为一个大的灾难。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在资本的支持下，一些人拼命地追求功名利禄，乃至失去自身的道德修养，导致了民德的下滑、下降。当今社会，官德、民德、商德、艺德、文德下滑的现象都存在，细细观察，有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有盗窃国库的盗贼，有为富不仁的奸商，有贪污腐败的官吏，有虐待父母的不孝之子，有持刀杀老师的学生，实在令人担忧。毒奶粉、黑心棉、苏丹红的鸭蛋等事件和行为，不仅仅已经冲破了道德的底线，甚至陷入了犯罪的深渊。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应该用道德力去扫除邪恶的力量，还我人间以净土，建我精神之家园。

提升道德力的关键是提升官德。当官的、当干部的品德不上来，能够带得好这拨队伍吗？去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显示，县长、处长以上的干部犯罪的有增无减，去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判处的犯罪人中，原来的县、处一级的公务人员有4525人，同比上升了77.52%。从2003年至2008年，五年来全国法院严惩贪污、受贿、渎职等犯罪12万多人。今年审计署的第一号审计令披露，有9家银行机构被查出问题，涉案资金141亿，涉嫌责任人144人，已有30人被逮捕，有11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党的反腐败的力度和成果，也可以看出干部腐败的严重性。

我在上海做民意调查时，问青年：你们道德下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80%以上的青年回答，都是你们成年人造成的，家长、老师、领导干部成天在那里唧唧咕咕的，还以为我们听不到，听不懂，都是你们感染的，你们好了我们就好了。所以说，抓德育、抓道德力，抓民德，不如先抓干部的官德。从娃娃抓起，不如从家长抓起。从学生抓起，不如从老师抓起。

今天同大家讲了“三力”——文化力、精神力、道德力，这“三力”构成一个完整和谐、充满活力的统一体。提升文化力，可以医治人类社会的瘸腿病；提升精神力，可以防止“国家精神分裂症”；提升道德力，可以医治国民道德匮乏症。这样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更健康、更完美、更科学地发展。祝愿人人都具有文化力、精神力和道德力，愿这“三力”成为我们人生的支柱，成为我们生活的伴侣。不妥之处请在座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中国经济60年

海闻

海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兼），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兼），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60年，肯定是要讲历史，但不是简单地讲历史，而是通过回顾60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历程，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因为很多东西是在不断地重复，或者老问题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如果我们对历史比较了解的话，经常回过头去看看，可能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回顾、分析新中国60年走过的道路，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未来面临的任务是什么。

一 60年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我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年，属于计划经济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1958～1978年，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我们尝试的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就开始进行改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3年，基本上还是想坚持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面提高效率，进行的是“体制内的改革”，即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从1993年开始，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彻底地对体制进行改革。

所以，60年也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主要是希望通过计划经济解决发展问题。后30年，希望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进一步解决在计划经济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

1949～1957年：计划经济的准备阶段（恢复和建立公有制）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一页的翻开非常不容易，因为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战争，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步就是要恢复经济，但不是像欧洲和日本那样通过外国政府的资助，如“马歇尔计划”等，恢复因战争而受损的经济。我们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一个私有的、落后的经济，到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体制上的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最初的3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当时的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全部无偿分给农民。3年时间的恢复，尤其是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到1952年，中国经济已基本恢复了。

然后进入建立公有制的阶段，当时就想走得更快一些，提出要进入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出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需要有社会主义这个体制。当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还非常贫困，基本没有工业，还根本谈不上社会化大生产。但是，从1952年开始，在理念、政策方面就开始加快实现当时的理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根据当时的理论，社会主义有三条基本原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当时的计划是跟苏联学的，叫“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开始的，希望加快发展重工业，以使我国很快成为一个工业发达国家。同时，要计划就要公有制，于是体制改革也加快了。原来是把地分给农民，这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私有制，只不过是从地主的集中拥有，变成了一家一户的农民拥有，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理念。于是1953年以后，开始对土地所有制加快改造，具体体现在农业的合作化。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民刚分到土地很高兴，可是没多久又要搞土地合作化，农民当时并不是很情愿。我们就通过很多宣传工作，如“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是铁桥，风吹浪打不动摇”等，以说服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同时，在城市里对手工业和工商业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这样，到1957年基本建立公有制，实现了对于社会资源的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步。

1958～1978年：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可分成几个小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为什么要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这和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关。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有冒进的思想，他提出苏联15年可以超过美国。苏联是我们的学习对象，我们知道后也很激动，就提出了一个“赶英超美”的战略发展思想。怎么“赶英超美”呢？中国当时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希望通过“大跃进”实现工业化，二是通过搞人民公社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5月，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就开始搞“大跃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冒进的战略步骤。“大跃进”的时候，整个社会非常浮躁。当时有一些政策，比方说人民公社想实现“十包”、“十五包”，就是人民的生老病死婚，衣食住行用，政府全包了，大家都不用操心，不用花钱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理想！这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当时全国上下热情高涨。有一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大炼钢铁，要求家家捐铁，我们家没有废铁，我表姐就把她的小自行车给捐了。因为自行车上面有铁，所以把自行车捐了去回炉炼钢铁去了。

可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好景”不长，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衰退，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金融风暴，因为那是实体经济的整体衰退。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000亿斤，到1959年，粮食总产量降为1700亿斤，1960年只有1400亿斤。经过3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增加，而且低于1951年的生产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人民公社的食堂是大锅饭，人们吃饭不用花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完全免费的时候，它的需求是无穷大的。反正不要钱，大家都去使劲吃使劲浪费，粮食不够吃，就把种子也吃掉了。而当不努力也可以吃到饭的时候，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去努力种粮食了。供不应求就是必然结果。

那次经济衰退可以说是60年当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当时，粮食极其匮乏，而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另外，三年“大跃进”，国有企业职工从2451万增加到5969万，都是捧“铁饭碗”的。所以，对这三年，原来的提法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当时既是天灾也有人祸，我们实行了一个非常过激的、不符合中国当时发展阶段的一种经济制度。到1961年，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饿死了很多人，中央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1961年以后，我们又重新退回来。人民公社撤销了大食堂，粮食分到每家每户。生产决策不在公社进行了，而是退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工业方面也缩短了基本建设，重工业砍掉了59%，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国有企业精简了1800万名职工，退回到农村。这样又经过了3年的调整，到1965年中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情况。那个时候我正在上中学，我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政府非常骄傲地宣布，中国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成为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当时我们都非常地振奋，好不容易我们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成为了一个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可是，好景又不长，经济刚好一点，政治经济体制又开始激进，“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经济体制的又一次冒进。在人民公社当中没有实现的理想，“文化大革命”时又想尝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公有和计划的经济体制。“文化大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消灭私有、消灭差别。“文化大革命”前，我国还有很多私有经济，还有很多所谓的个体户，农村还有很多的自留地，“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的私有经济都消灭掉了，在农村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许多地方把自留地都收走了。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集权、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最大程度的实践，结果是使得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可以这么说，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30年中，我们始终是朝着公有制、计划经济努力，而且是越推越厉害。推到极端以后，大家就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产经营又退回到50年代初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包产到户”的状况。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78～1993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78～1993年的改革又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村改革，第二个阶段是城市改革。农村改革始于对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认可。从1979年到1984年，大概5年的时间，几乎99%的人民公社都解体了，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产到户的政策。这是“大跃进”后的又一次调整，但这次调整更为彻底，实际上已经在寻求一种新的体制了。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意识到计划经济可能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就提出来要搞商品经济。因为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很成功，所以当时迷信“一包就灵”，就决定把工厂也包出去试试，搞了一些企业改革。最早是实行承包制，把工厂承包给厂长。后来马上出现的问题：承包得好的时候，利益全归承包者了；一旦承包出现亏损，烂摊子就还给了国家，而国家又不得不收拾这个烂摊子，因为很多工人发不了工资，国家不能不管。然后第二步就实行股份制改造，从原来全是国家的变成了国家拥有股份，但并不完全是国有的这么一种企业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还是这种股份制的形式。

宏观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价格双轨制，一方面是坚持原来计划经济下的价格控制；另一方面又允许体制外的，或者计划外的市场调节。当时许多商品就有两种价格，甚至是两种货币，一种是人民币、一种是外汇券，外汇券买的东西要比人民币买的多。

这种价格双轨制弊病很多，1988年就想放开价格管制，被称为“价格闯关”。在计划经济里，价格受控制，但要实行商品经济，价格必须是灵活的。从受控制的价格体系，变成灵活的、由市场控制的价格体系，这个改革风险很大，就像运行中的汽车的水箱盖，你长期捂住，猛然在它很热的时候揭开，热水就会喷发出来，这是很危险的。1988年，全国上下经济建设热情很高，这时闯价格关，结果必然是价格疯长、出现高通货膨胀，由此又造成了1989年的经济不稳定。1989年后又进行了调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才又出现新的高潮。

1978～1992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不动基本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小修补，增加积极性、灵活性、自主权。但是这样的改革问题也很多，所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至少在理论上宣布放弃实行了很多年的计划经济，开始改变体制。

1993～2009年：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

1993年以后又可分成两段：第一阶段是中国自己的改革，要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则是融入国际市场，开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改革。

1993年中国正处在“复关”，即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关键时候。关贸总协定也好、世贸组织也好，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俱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本没法参与关贸总协定，因为关贸总协定提倡自由贸易，而我们是计划经济，贸易是不能自由的，贸易一自由，中央就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力了，所以中国就退出了关贸总协定。后来在“复关”和“入世”的过程中，别的国家问：“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解释，人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认同，不能认同你的市场经济有很多国有企业，有很多政府控制行为，但是又不能不让中国进来，因为中国太大、太重要，所以经过16年的谈判，中国最后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

为什么加入世贸组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中国政府承诺要按照WTO的体制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尽管还在改革的过程中，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把自己国内的改革变成了一种国际承诺了。原来的改革是自己的事情，现在的改革变成了对世界的一个承诺。

中国“入世”不仅意味着中国可以更自由地向其他WTO成员国出口商品，也意味着中国更全面彻底地开放。“入世”对中国的最大机遇是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必须加速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有利于我们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也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事实也证明：入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又经历了一个GDP年增长率超过10%和出口年增长超过20%的高潮。

30多年来，我们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到如今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开放。以1992年“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探索与实践中，我国在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鼓励和促进了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注重政府对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调节分配和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形成了转型时期一套独特的经济体制。1993年以后，我国经济不但在总量上快速提升，在结构和质量上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各国都不得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9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感到震撼。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方方面面：GDP每年平均增长9.8%，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15倍，经济总量排名从全球的第10位跃到第4位；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7%，从全球第32位上升到第3位；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7%，农村居民的是7.1%。这样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们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迈入工业化时代，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与苏联和东欧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自下而上。很多改革措施，最初都是从下开始实践的，比方说农业的包产到户、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有基础的。第二，先干后说。国外的一些朋友曾经跟我说，你们中国的改革不如俄罗斯彻底。我说你不要光看文字上的东西，你到中国来看看，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改革是先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成为一种经验和法规，这和苏联、东欧的改革顺序正好是相反的。第三，循序渐进。不是一下子铺开，而是先做试点，包括经济特区等，取得经验以后再推广。这样做的好处是尽量减少改革可能出现的震荡，降低风险，保持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第四，开放改革。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是边改革边向发达国家学习，边开放引进别国发展的经验边改革自己不适应先进生产力的体制。回顾改革开放30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开放仍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改革开放，在未来的历程中尤其要坚持这一点。

二 60年经济发展的启示

过去60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起伏？会出现这么多波动？这与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有关。中国始终在追求“平均”和“富裕”这两个目标，甚至把它们放在一起叫“均富”。“均”和“富”都是很好的目标，但它们又是相互矛盾或相互冲突的。富裕和平均当然都很重要，但是究竟是在追求富裕中尽可能保持一个较小的收入差别，还是在保持平均的条件下去追求尽可能的富裕，这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在寻求怎么能够让这个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又始终在强调“平均”的问题。前30年是一种努力，很多“共产主义”措施的出台和实践，体现“平均”的目标；后30年又是一种努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又希望能够实现“富裕”的目标。

既希望富裕，又希望平均。要平均，你要采取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要富裕，你又要相信市场的机制，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当致富成为一个主要目标时，或者国家经济非常糟糕时，我们就会强调发展，重视激励机制，运用市场调节。而当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分配的平均问题，就会强调计划和控制。纵观过去60年的历史，我们老是在这两个目标里面徘徊，一会儿会强调市场，一会儿会强调控制。只不过前30年是以控制为主，偶尔会强调市场，后30年是以市场为主，偶尔会强调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据，看看6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大的波动。从1959年到1961年，GDP 下降了20%左右，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时GDP也只不过下降20%多；“文革”期间，GDP也是负增长，到1976年已经到了崩溃边缘。60年来最大的两次经济倒退：一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时候经济增长，什么时候经济衰退？当我们强调计划、强调跃进、过分强调公平的时候，带来的恰恰是经济的衰退。

60年来，我们始终在公平和效益、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徘徊前进，虽然理想是均富，但事实是：很难达到均富，非常困难。“均”和“富”是有矛盾的，鼓励发展经济，就会拉大收入差别；通过控制市场来实现平均，就会打击致富的动力，最终出现的不是均富而是均贫。为什么我们始终在“均”和“富”这两个目标中挣扎呢？这里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体制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平均的思想是非常强烈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比如，在我国，家庭财产的继承一般是平均分配，“诸子均分”。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均贫富”之类，可见平均主义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理念。西方国家强调的是“长子继承”，他们想的是怎样把财产有效地继承下去，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平均的理念较为淡薄。

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住房、教育、医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一个近乎本能的办法就是控制价格和加强管制，但这样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很多事情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前面提到，人民公社时期有“十包”，现在大家可能也希望“十包”，可是“十包”有没有可能实现？政府承诺“十包”的结果是什么？还有“低价”，政府对价格的控制也是要实现“均”的理念，因为有些商品穷人买不起，觉得价格太高了，希望降低价格使大家都能买得起。

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都能实现，要知道控制价格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买不起”变成了“买不到”，因为价格太低的话就没人愿意生产。改革开放以前的房子就很便宜，但是没有房子。事实上，解决价格高的问题应该是增加供给，放松对行业准入的管制，或在教育、医疗、住房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上对穷人进行适当的补贴，而不是简单地回到用行政控制的手段。通过回顾历史，我们要知道，简单地回到政府控制和计划经济是不能真正实现均富目标的。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要用一种新的理念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纵观6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正在逐渐学会如何运用市场和政府在“富”和“均”之间保持一种平衡，那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来致富，用好政府力量来扶贫。既要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又要不断消除贫困，保证社会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至社会不出现两极分化。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实现“均富”的核心是消除贫困而不是抑制富裕。

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不满，其中之一是认为贫富差别在扩大。这些问题看上去是“均”的问题，而实际上真正需要解决的仍是“贫”的问题，只不过不同时期要解决的“贫”不同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当时粮食衣服是主要的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老百姓目前关心的是自己何时能够住得上房，孩子如何能够上得了学，全家怎样能够看得起病。于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成为新的重要的民生问题。

近年来，各级政府除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外，开始关注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就业等方面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低收入人群基本民生的政策措施。但是，真正解决这些基本民生问题，还是要发展经济，要通过发展市场鼓励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政府必须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通过对穷人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补贴，或通过直接提供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通过过度干预市场牺牲效率来解决“贫”和“均”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考虑与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6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会对“富”和“均”这两方面处理得越来越好。

三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至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我想强调几点。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城市化、工业化。为什么呢？

我先讲一下工业化的必要性。美国有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人类有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最早的传统经济是追求生存的阶段；然后经济起飞，就出现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消费阶段；最后是追求生活的质量阶段。中国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呢？经济起飞阶段。我们从90年代开始，才真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现在经常有人说我们要刺激消费，我觉得中国现在还不到真正大消费的时候，因为社会有个发展过程，现在要想让大家多消费，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然，沿海一些大城市，比方说深圳、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满足物质生活和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

现在中国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城市化的问题。这个城市化和“大跃进”不一样，“大跃进”是政府指导下的群众运动，而现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什么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呢？从理论上我简单讲几个观点。

一是农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的比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不重要，而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提高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生产，粮食也够用。还有就是其他行业的发展远远要超过农业的发展。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农业产品的特性有关。工业产品有个发展的空间，比方说手表，可以颜色、功能、形状各不相同，可以去发明创造。而农业产品的基本功能是吃饱肚子，这一特性决定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

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发展的空间。从产业的生产角度来讲，工业和服务业的发明创造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因为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聚集性。有人在讲，如果农民聚集到城里的话，工作怎么办？其实聚集本身会产生很多的产业。比方说，10万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很难有电影院、餐馆等服务体系，但是这10万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就会有很多新的产业自然地产生，新的工业、产业机会也就会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讲过，经济发展就是要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吸收农业的过剩劳动力，从而达到消除经济中的工农业之间及其内部所存在的各种结构失衡的目的。所以要真正消灭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能通过以前的办法，而是要探索新的办法，即通过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消灭差别。

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的比重是比较大的，随着经济的增长，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会逐步增加。美国农业很发达的，但是美国服务业的比重占到GDP近80%。下面是各个国家服务业的比重，中国服务业占到40%，美国是78.5%，日本是72%，印度将近53%，韩国57.6%。同时，从历史来看，每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都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农村人口会急剧下降。现在美国的农民大概占2%，日本的农民不到3%，韩国的农民6.4%，台湾地区的农民也不到6%。所以说城市化是一个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民收入怎么解决？这个过程主要靠移民，本来是100个人种100亩地，我们假定一亩地收入1块钱。好！那现在走掉了一半，100个农民现在只剩下50个，这50个人，不需要提高亩产量，不需要提高粮食价格，收入就增加了一倍。农民会继续往外走，走到只剩10个农民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是原来10倍。再继续走，走到只剩5个农民，农民的收入起码是原来的20倍。这个过程就是农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假设进城的人比待在农村好。所以说，城乡差别在最初是不得不存在的一个差别，如果没有差别农民就不进城了。

所以说，这个阶段解决“三农”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农民逐渐地不当农民。这个过程比较长，我刚才讲从100个农民变成10个农民，可能要经过30～50年的时间。所以今年十七大就提出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现在中国8亿农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如果靠农民现在土地上的收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农民收入能真正地提高是靠未来二三十年城市化的进程。

什么时候需要补贴农民？什么时候该有新农村建设呢？当农民只占50%的时候，我们需要补贴了。为什么到那时补贴才能真正起作用？现在的补贴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通常一个社会是多数人补少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去补多数人。如果我们有70%～80%农民时，对农民补贴是不可能的。以前对农民是一种征税政策，通过“剪刀差”来发展城市。现在是不是到了城市完全支持农村的时候呢？还不到，要等到农民成为少数人的时候，这时候城里人对农民的补贴就是实质性的补贴，一定是多数人补少数人。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每个城里人拿出一块钱，98个人就是98块钱，两个农民分的话一个人能拿到45块钱。而我们现在每个农民拿40～50块钱的话，意味着每个非农民要拿出40～50块钱，因为我们现在是对半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三农问题呢？加快城市化的建设。怎样才能够拉动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建设。一旦城市化建设成为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核心，内需就会被真正拉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仅相当于英国200年前的状况，相当于美国1870年的状况，相当于韩国1970年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滞后的。

未来20～30年中国政府要做什么？就是新城市的建设。为什么叫新城市建设？它不光是盖房子，首先是消除歧视，然后农村里面要进行某些土地制度上的改革，让农民能把农村的资源转换为在城里谋业的资源，当然这需要有一个城市规划，而不是自由地在那发展。最后要投资，这个投资包括对城市新进移民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基本保证，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我们前面讲的均和富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还是走城市化、走工业化道路。

中国外交60年

吴建民

吴建民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亚欧科学院院士、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驻法国大使。第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届政协第三、四、五次和第十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交流学十四讲》、《在法国的外交生涯》等。

今天的演讲主题：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外交。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世界的变化，如果我们对世界的变化不了解，就不能够很好地应对世界的变化。那么，如何来认识世界的变化？

一 时代变了

非常高兴今天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一讲时代，你们可能有印象。1959年我大学毕业，当时周恩来总理认为搞外交，好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从一些大学里面挑选了一些学生，那时还没有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再学三年，进一步深造，然后到外交部去从事翻译工作。当时的名称叫外交部高级翻译班，一个班只有五六个人，本人有幸被挑中了。那时候花了很大的本钱，请外国人来教，就是想培养好的人才。周总理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他看问题看得很远。

1960年，我们跟苏联吵架了，当时没有点苏联的名，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明白。跟苏联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时代变了没有。当时赫鲁晓夫说时代变了，中国人说没变，你说变就是修正主义。中国人坚持的是列宁同志在1916年提出的看法，就是我们处在战争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提法对不对？根据我们党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世纪是大波动、大厮杀的时代，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战后一系列国家爆发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列宁同志这个提法实际上是给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理论上的指导。在革命的时代，中国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想改良都不行，都失败了，最后只有革命了。

我在法国工作过五年，跟法国人谈经济合作有很多共同语言，谈文化交流也有很多共同语言，但讲到民主、人权就要吵架了。他们批评我们这个，批评我们那个，我就说，你们知道吗？从1840年到1919年，在这79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是向西方学习。我们承认自己落后，要向你们学习。但是转折点是什么？

转折点是1919年巴黎的凡尔赛和会。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人宣布中立。但是法、英国经过两年的残酷战争，死了很多人，劳动力严重匮乏，于是都来找中国人帮忙：你们不参战，不派军队，你们派点劳工去吧，如果战胜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就可以恢复了。于是中国派出17万劳工到欧洲。这些人到欧洲之后，干的都是苦事，最后死了2万人。现在法国还有专门的华工墓。

2002年，我作为中国驻法大使第一次去扫墓。为什么以前的中国大使不去扫墓？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概念，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持了法国的战争，帮助法国、英国打赢了战争。凡尔赛和会上，中国代表之一顾维钧提出，德国打败了，应该把胶东半岛归还中国。他说，山东半岛（别名胶东半岛）是孔子、孟子的故乡，相当于西方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圣地，当然要回归。但是1919年4月29号，美、英、法三巨头商量，胶东半岛不给中国，给日本。消息传来，全中国人愤怒了！这样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两年之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就这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什么认识时代如此重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把战争当做主要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战争始终是影响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到80年代，意识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邓小平说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直白、简明易懂、言简意赅。但是我们长期搞外交的人一听，觉得不简单。

给大家讲个小故事。1965年我从总部设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回到了外交部。当时中国和印度打了一仗，中苏关系紧张，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等，中国的外交处境是非常险恶的。6月25日，陈毅副总理在政协礼堂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革命成功后，毛主席就不见媒体了，这一次中央决定让陈毅副总理参加记者会）。会上，记者问了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陈毅元帅非常有气势地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印度从西边来，蒋介石从东边来，你们都来，我们头发都等白了。当时我26岁，听得热血沸腾。

到70年代，毛主席就讲，燕子低飞了，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全国到处在深挖洞、广积粮。当时做这样的估计，对形势判断是过于严厉，但是也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1969年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然后5～7月在新疆又有些小规模的冲突。那个时候苏联的领导层认为中国不听话，自己还在那里弄出了核武器，想找方法把中国消灭掉。当时卫星已经很发达了，他们可以找到中国的核武器所在地，如果想整中国他们可以办到，但是这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就算美国不同意，默认也可以。苏联很有手段，但也不能劝说美国同意。美国人摇头了，他就不好动手，不好动手就要谈。当年苏联领导人柯西金要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但那时候中国领导人不习惯打电话，又加上在搞“文化大革命”，柯西金的电话打到北京的接线台，就被接线员骂回去了。当时尽管有使馆，但是没办法联系。

1969年9月3日，越南宣布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恩来总理立即亲自到河内去吊唁。举行葬礼的时候，中国决定派李先念副总理前去参加葬礼，我作为翻译随行。苏联出席葬礼的是柯西金。这段时间是外交上最糟糕的时候，当时中国代表团有条纪律：见到苏联人不要理。

柯西金是有话对李先念讲的，但是李先念不理他。他就通过越南的同志捎话给李先念：他能不能回国的时候，停经北京机场，跟周恩来会晤一下。李先念把此事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同意了。这一招非常漂亮，从此以后，美国、中国、苏联的三角关系活起来了。当时中美之间除了两国大使级的会谈，没有其他联系。但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把会谈的事情放到一边去了，美国想跟中国接触也没人理。

中国外交的转折，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是立了大功的。1969年准备打仗，毛主席让四位元帅议论世界大势。议论后，他们得出两条结论：第一，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第二，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沿着这两条往下想，大家就觉得中美关系可以松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考虑战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没有讲战争问题，也没有阐述时代问题，而是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其中包含一个大的判断。从1978年到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有两三百亿美元，现在是达到了一万亿，可以说大部分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引进来的。

1989年之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当时有一个说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行。当时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如果按照战争时代的方针，西方世界在第一轮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要关闭大门。但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更开了。1992年至今已17年了，事实证明小平的判断是英明的。他的判断也说明时代变了，没有这个大的判断，没有这个大的背景，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所以我们说，时代变了。

什么因素推动时代变了呢？有五个：

第一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惨痛教训。有人类就有战争。有人说人类历史上打过12500场战争，但最惨烈的无疑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大约一亿人。当时世界人口只有20亿左右，很多家庭都因为战争破碎了。二战之后成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这是人类良知的反映，中国的国共两党都签字了，代表国民党的是顾维钧，代表共产党的是董必武。

第二是核武器的出现。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起到了制约的作用。一战和二战之间隔得很短，一战是1914年到1918年，二战是1939到1944年，这中间只隔了21年，可是二战结束至今有64年没有打仗了。这里面核武器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战争是为了占领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取得对方的资源。由于当年疯狂的军备竞赛，双方制造了大量的核武器，而这些核武器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因此反而对战争有了制约作用。

第三是全球化。全球化之后就不能自己打自己啊。

第四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冲击下，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改良。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曾问过某部长，法国拿出多少钱来进行第二次分配。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他给出的数字吓我一跳——占法国GDP的46%。这意味着法国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疾病保险，还有生孩子补贴。几年前，法国大城市的郊区发生了骚乱，有记者跑来问我，会不会发生革命？我说不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想想，活不下去才革命，革命是要掉脑袋的。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贫富差距在拉大。联合国统计，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的大概有11亿人，占世界1/6的人口。他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每年饿死的儿童数量吓人。这五大因素推动了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今天的中国人看世界，可能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代变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也要变了，这方面小平同志给我们做了榜样。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三次全会上讲：“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小平同志一连用三个“新”，每个新都有自己的含义。“新情况”是时代变了；“新问题”，1984年距离香港、澳门回归的时间近了；“新办法”，就是我们要一国两制。

“我要回归的香港、澳门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这话讲得很好，如果回来是回来了，但是外资全撤走了，老百姓的生活大幅度下降，那样的“回归”不是小平同志想要的“回归”。现在香港回归12年了，澳门回归快10年了，依然保持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好在什么地方？第一，考虑到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第二，考虑了外国人在港澳的利益。双方都照顾了，实现了共赢的局面。

在同一篇讲话里，小平同志讲到了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别小看这八个字，在历史上领土问题都是打仗解决的。可是今天，小平同志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考虑到世界的变化，提出来我们不争论，大家共同来投资开发，商量一个分成比例。我认为，这个思想很新，也很英明。包括南海诸岛最后的解决办法也是这样的，这个办法对大家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思想，不能停留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国内现在有很多争论，说到底，是有些人看世界还是用阶级斗争的观念。

二 过渡时期

世界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我们要认识这个时期的特点。“过渡时期”是什么意思？旧的格局——两极格局解体了。关于解体的时间，国际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还有一种是1991年11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宣布他作为苏联国家主席的使命结束时。我个人倾向于后者，此后世界走向了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有何根据？我有三条理由：

第一是以史为鉴。一战之后出现了新格局，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格局，这两次变化都反映了战争的结果。二战结束之后，花了10年时间才稳定下来，稳定的标志是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对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成立，所以走向新格局的时间必定会比较长。

第二是格局本身的定义决定。什么叫格局？格局就是国际关系中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各方利益取得了相对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旧格局打破了，旧的利益平衡打破了，走向新格局的过程，就是要走向新的平衡，就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既然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这个过程必定充满了较量，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较量，甚至不排除一定程度的军事较量，所以时间会很长。

第三是邓小平的讲话。在南方谈话前不久，金日成要见邓小平，当时小平同志说年事已高，不接见了。但是金日成说我们是老朋友，不见是不行的。后来邓小平还是见了，只是没在《人民日报》发稿。他们见面谈了很多大事情，讲到世界格局，他说这个时间需要几十年。小平同志说，冷战时期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国。现在苏联垮掉了，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跟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个意愿跟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个特点是，在很长的过渡期里，国际关系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国际关系没有定局，大国关系也没有定下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可以对国家形势发表意见，经常听到有些人讲得慷慨激昂，说中国同某某大国必有一战。有何根据？

几年前我不在外交一线的时候，有个会议讨论中国同另外一个大国的关系，请我参加。会上有同志说，这个大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对中国的态度还不错，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大国对中国“定盘子”了。这话很严峻，如果真是这样，就会引出一个很清晰的政策。好在现在言论自由。我奉劝大家，如果有人在这里讲必有一战，你们不要相信。定盘子和不定盘子的差别巨大，定了之后，就要面对这个形势。

给大家举个例子。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外交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百万雄师过大江，苏联大使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广州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下来了。毛主席派黄华到南京当特使，因为他是司徒雷登的学生。他们在南京进行了若干次的谈判。这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定盘子，一方面有人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还有一派认为共产党要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司徒雷登本人是倾向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当时想，能不能去北京，能不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黄华请示之后，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1949年下半年，司徒雷登接到国务院的指示：你务必在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因为美国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就是这样的背景。

你把对方当成敌人，你就是敌人。我跟美国人说，你们应当记住历史，中美之间不是没有较量过，朝鲜战争是中国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和你们打了一个平手。越南战争，在本质上也是中美之间较量，最后美国人走了。如果把中国当成敌人，那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今日中国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了，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如果你把别人当敌人，别人也把你当敌人。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差不多的，我们要认清世界处在变化之中，我们要考虑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外交的出发点。

过渡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国际关系尽管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有一条主线，即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较量。苏联垮掉后，美国一超独强，它独霸世界的欲望就膨胀了。1991年，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GDP是6万亿美元，现在差不多15万亿美元了。上升的结果就是，他跟世界上各方面都有冲撞。

举一个例子，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是在2003年3月20日，在这之前，全世界的外交官都在考虑是否反对的问题。法国反对打，德国也反对，中国是坚决反对。但是法国、德国是会反到底，还是反到一半？我们不知道，外交部部长召开会议讨论，两种观点都有。当时我在法国，觉得这问题不简单。我就给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布置任务，让他们出去考察。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是：看来法国有可能反到底。看了这个结论，我不大满意，一个“看来”、一个“有可能”，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多年的外交实战经验告诉我：要面对面接触，要找他们的高层。但驻法国的大使有200多个，不是你想见就能见。

我当时就在琢磨，找什么理由见希拉克？就在这时候，法国总统府来了一张请帖，总统府要召集华人、华侨庆祝春节。那年是马年，中法建交35年。第一次在法国总统府过新年，大家都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希拉克来了，他讲话讲得很好，中国人很爱听，在人群中走，谁找他照相都可以。

后来他把我叫到一边，问我：“美国要打伊拉克，需要安理会的决议，如果有决议打伊拉克就是合法的了。法国和中国都是常任理事国，这个票我们给不给他？”当时我就把这个问题还给他：总统先生您说呢？他找我谈，是要把他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的最高层。他斩钉截铁地说：“吴大使，这个东西不能给，给了之后，世界未来20年是美国的。”我想想，觉得他们肯定是要顶到底了。

美国一定要打，大家不赞成，但是没有人愿意跑到第一线反对，都希望别人跑到第一线去。但最终走到第一线的，一定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所以美国要搞单边主义，中国不愿意，其他国家更不愿意。中国从一个弱国慢慢强盛起来，我们的领导人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可是这些国家知道美国要搞单边主义，让他们靠边站，这种愤怒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最后是硬到底。这是世界各国关系变化的一种反映。

认识世界，第一是时代变了，第二是存在一个过渡时期，第三就是金融危机。

三 金融危机

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我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到处都听到大家在讨论金融危机。听了这么多，我听出了三个共同点和三个不同点。

先说共同点。第一，危机都是由西向东蔓延。1929年的大萧条也是在美国爆发的，股市崩盘，慢慢向欧洲蔓延。这次也是这样，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慢慢向世界蔓延。第二，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不是局部的。第三，危机会改变世界。这场危机尘埃落定之后，21世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逐步显现出来。大家可不要小看这场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改变了世界，这场危机也会改变世界。

还有三个不同点。第一，1929年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办；而这次相对反应比较迅速。第二，1929年的大萧条没有国际协调，各国保护主义盛行，都是以邻为壑，互相争夺，最后把世界推向了战争；而这次国际协调，是比较及时的。去年11月15日到今年4月1日，20国集团两次会议都说明这一点。第三，那次的大萧条，世界走向了战争；这次的大危机则不会。危机应对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胡锦涛主席提出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这是考虑到大萧条的教训，考虑到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这个方针非常好。

我想补充一点金融危机的原因，直接原因是金融衍生产品越来越复杂，金融监管失控，信用评级机构失职，有毒资产在全世界蔓延。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我想可能还有几个原因，不过国外讲得很少。第一，经济发展长周期的结束。如果把二战以来到现在算一个长周期的话，长周期结束是经济规律决定的。第二，冷战结束前后到现在，美国一共打过四场战争：两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这些战争使得美国的内囊空虚了，所以这次出现大危机的时候，他的囊中羞涩就会比较困难。第三，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意识形态泡沫。西方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变得得意忘形，认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还记得在1991年1月1日，当时我是中国驻欧共体使团的二把手，大使走了，我在那里代办。那时欧共体的处长一级的官员都很瞧不起我们。有一次，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副主席接见亚洲国家的使节，算是开恩，让我当代办去参加了。参加之后，大家都要握手，我跟欧共体的副主席握手时，感觉他不太愿意跟我握手。后来，我跟他们的办公室秘书聊天，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我觉得他对中国比较感兴趣，就说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在一起吃个饭，具体聊一聊。他当时把我一瞪，说：“我不知道贵国政府在三个月以后还会不会存在。”当时我很愤怒，我说：欧洲有一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咱们走着瞧！

中华民族是非常顽强的，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中国人怕头脑发昏。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摔大跟头都是头脑发昏。胡主席讲“不折腾”，是非常正确的。面对这个危机，我想中国人是可以应对的。

前不久我到西方参加了一个会议，当时都是一些大腕，他们就在感叹，美国搞经济的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他们头脑怎么会发昏到这样。一般人都知道，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他们就是头脑发昏、得意忘形，利令智昏才搞成这样的。

和大萧条相比较，各国如何应对至关重要。如何应对，将决定这个国家在21世纪的地位。上次大萧条应对最好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苏联。有一段历史，过去讲得很少。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乃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是开放的。它利用西方大萧条的机会，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设备、人才，甚至一部分资金。

中国外交比较简单。外交60年，从小外交走向大外交，从小舞台走向大舞台。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才十来个国家跟中国建交，到1971年有64个国家跟中国建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之前，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13个，现在达到174个。中国的外交舞台从亚非走向了全世界。中国外交舞台的扩大，对中国的老百姓至关重要。原来我们很难走出去。1961年我到布达佩斯工作，年底有一个会议要求中国派代表参加，但是在法国签证，人家不给签。

今天中国人的舞台，不仅是中国、亚洲，而是全世界，这个太有利了。1949～1978年，29年间出国的人数加起来是28万人，平均每年不到一万，现在我们每年出去4000多万。这个4000多万，若干年之后来看，或许还是一个小数目。

中国人活动的舞台大大扩大了，这就是中国外交给中国公民提供的空间。由小外交走向大外交，从原来的政治外交发展到现在的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包括深圳的大运会也是外交，很多人将通过深圳市民的表现来了解中国。任何人认识另外一个国家，都是靠具体的事情，不是抽象的。他到深圳来，看一看深圳人的表现，感觉良好，他不会说深圳人讲礼貌，他会感觉中国人讲礼貌。我夫人在卢森堡当大使的时候，卢森堡有个大使就跟我夫人讲，中国人很好。他儿子夏天来中国旅游，一个人坐硬座车来，晚上袜子也没洗，鞋一脱放在边上，起来之后，发现袜子不见了，原来旁边一个老妈妈给他把袜子洗干净放在那里了。他回去跟爸妈讲，中国人非常好。所以说，大运会是深圳代表中国展现自己的契机。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的外交方针有两条：第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绝不重蹈过去征服殖民地的道路；还有一条就是始终不渝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冷战结束之后，大国都想让别人听自己的，如果不听就揍你，但是伊拉克战争使美国陷入了自越战之后最深的泥潭。中国人希望天下太平，不希望天下乱。跟其他国家一比较，中国的方针是好的。到国际上开会，对中国外交的赞扬也在增多。中国这样的政策，为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人家的利益得到了照顾。这是唯一一条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大家一同分享。

中国军队60年

徐焰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曾获“全军优秀教师”和两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称号。主要从事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撰写出版过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抗美援朝、东南沿海作战、中印边界反击战、近现代人物、世界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际战略形势等方面的十几部专著，其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曾获全军科研一等奖，《最后的秋日》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获解放军图书奖。多部专著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出版，如《抗日战争史录》、《金门之战》等。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历程。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起飞期、市场经济成熟期、人力资本积累期和创新期，总之是一个机遇期，抓住机遇就能迎来民族的强盛期。回顾中国军队的发展历程，是强国的重要一环，也是今天讲座的中心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我国国防发展始终面临着两个大难题：一个是怎么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即扩大利益与防御手段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增强防御的迫切性和外部制约的矛盾。

怎么理解这两个矛盾呢？第一个，防御手段应该提高。举个例子，我国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石油，差不多一半要进口，航道很长，但海军部队没有能力掩护。最近为什么到索马里护航呢？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利益，以免屡受破坏屡受攻击。第二个，增强防御的迫切性，我们需要增强国防实力，但是外部制约很大，有些国家害怕中国崛起，进行多方制约。

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心矛盾是怎么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或者说国防投入和经济建设投入的关系。安全投入多了，会影响发展；但安全投入少了，又不能保证发展的安全，所以这两个方面要处理好，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军事上就是要做到富国与强兵的统一。国富军不强，像科威特也是世界富豪之一，但是军队很弱，一天之内就被伊拉克给灭了。反之，像苏联那样，军事力量很强，国家经济跟不上，最后也要被拖垮。所以，二者要做到统一，就要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主要是军事威胁；开放之后，面临着多样化的威胁，比如金融危机、能源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民族分裂主义、恐怖势力袭击等。对这些威胁要多方应对，但是核心还是要加强国防力量。

中国军队60年的发展历程，我想分三个阶段来讲：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49年到60年代中期，凯歌行进期；二是60年代中期以后，在曲折动乱中艰难地发展；三是改革开放30年，凯歌行进中的大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凯歌行进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凯歌行进期，是一个黄金时代。新中国是在一个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晚清70年是屈辱落后挨打的70年，真是国将不国、山河破碎。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才开始建立新式陆军，效仿德国和日本，但是徒弟总是挨欺负的，学人家技术挨别人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但是美国把权利让给了日本。作为战胜国，还被其他战胜国拿去做交易，真是丧权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还是战胜国，又被胜利者当成交易，在《雅尔塔协定》上中国外蒙古要独立，中国东北一部分权利交给苏联。作为战胜国遭受这种待遇，因为其他战胜者根本不把你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直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才成为世界承认的军事强国。所以，大国的地位是靠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撑起来的。

新中国的成立，给我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契机。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解决了头顶上的问题，没有解决脚底下的问题”。三座大山被推翻了，头顶上问题解决了；但脚下的基础太弱了，太穷太落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讲，首先要干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队，二是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看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基本情况：当时文盲占人口的80%，1949年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只有1.3%，军队干部里四分之一以上还是文盲；国内的军工基础，别说造机械化装备，连迫击炮都造不好。

1950年工业实力对比：中国的钢产量在60万吨，美国是8000万吨；1945年中国45亿度电，美国3000多亿度电，而发电量是国家工业化的标志，电气化就是现代化。当时苏联的工业水平与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军力差不多。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强调朝苏联“一边倒”，因为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当然要一边倒向苏联。

新中国成立2个月以后，毛主席访问苏联，跟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确实帮中国建立了工业化基础，但是双方的关系存在不平等，举个简单的例子，毛主席身高1.80米，斯大林1.71米，斯大林穿着高跟鞋也比毛泽东矮，但是当年苏联画的宣传画，全是斯大林比毛泽东高，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觉得受了屈辱。因为当年有求于人，只好隐忍不发。

新中国成立之后，想搞和平建设。但是朝鲜打起来了，出不出兵？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的两次决策之一，另一次是1946年打国民党，搞得毛主席睡不着觉，一个月没下床。大多数人不主张出兵，但毛泽东说应当参战，不然的话，美国打到鸭绿江边，和平建设就不可能了，因为当时工业中心在东北。想来想去，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高明的。美军进入鸭绿江边，我们参战有理；突然发起反击，军事上有利；用志愿者的名义，跟政府没关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就是中国政府跟美国宣战了，不但跟美国宣战，是跟16个国家宣战了。其实谁都明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这个行动有理、有利、有节，不让中美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美国也明白，但是他也不想跟中国打仗。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边打边建，学会了打现代化战争，掌握机械化装备。刚入朝的时候，一个班的武器口径都不统一，有的是79式，有的是65式，一边打一边换，最后只好全部换苏联的。经过抗美援朝战争，跟苏联半价赊购武器，装备了100多个陆军师和23个空军师。当时苏联说，武器我始终给你，你就订货吧。毛泽东说不行，你把工厂设备给我，我自己造。

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说是一个大学校和大演习，全军大部分部队以志愿者的名义，到朝鲜轮流作战一圈，跟世界最强国打，学会了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实力悬殊，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战略指导最高明之处，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整体劣势为局部的相对均势。当时达到四个平衡：国际战略平衡，跟苏联结盟，帮助亚非拉解放运动，牵制美国主要力量；作战时间平衡，白天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那时候夜视系统还不发达，红外线看不清楚；作战空间平衡，他有海空优势，咱有地下优势；战略平衡，他打技术优势，我有精神优势。

为什么能打成平局？就因为有这四个平衡。这在当时已经不简单了，因为抗美援朝意义太重大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丢失的民族自尊心，这一仗才真正恢复起来。抗日战争不是你自己打赢的，是美国和苏联帮你打赢的；抗美援朝是真正靠自己打赢的，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

抗美援朝的时候，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对的。他讲“战争地方化”，打不大，不会扩大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抗美援朝打了一年，毛泽东下决心军队减一半，600多万人减到300多万人。他明白国际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仗打不大，最后还是靠谈判解决。这个判断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战略几经变化。1949年确定“南重北轻”。朝鲜战争一爆发，重点就变了，东北为死守区，北、华东为坚守区，华南为机动防御区。1960年的广州会议概括为“北顶南放”，以中沙群岛为界，中沙群岛以北顶住他，中沙群岛以南诱敌深入。1964年十三陵水库会议确定“应付四面八方”。1964年跟苏联打，战略重点又变了，建设中心转到大西南。1969年又跟苏联发生冲突，以“三北”为重点，东北、华北、西北一条线，共同对付苏联。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想搞建设，但是周围的事不断。首先是越南跟法国作战，出于国际主义义务，援越抗法，但是毛泽东作出决策，不能出兵入越作战。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英明的，因为越南的情况跟朝鲜不一样。

接着又面临解放西藏问题。当时中央的决策也是英明的，根据西藏的社会制度、人民的觉悟条件，以17条协定来解决西藏问题，“保证原来社会制度不变，但是军队进去，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西藏发生叛乱，把17条协定撕毁了，那我们就不得不变了，那就得实行社会改革。叛乱发生时，达赖也跑了。毛主席说，“他们逃走的时候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当时很多老百姓都迷信，跑了不是减少障碍吗？在西藏打了5年，彻底平息了叛乱，确保了我国领土的完整。

1962年又是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仗确实是不想打，但印度东边占着便宜西边又要进来，实在不能容忍。毛主席决定：我打一下，接近传统习惯线时，又马上撤回来，而且把武器装备擦干净还给他，让他打着白旗来领。印度人还真拿白旗来领，真是人穷志短啊。当时确实是想缓和对印度的关系。毛泽东讲，对印反击战是一场军事仗，以求得十年边界安宁为目标。现在看是超额完成任务，40多年来边境一直是安宁的。当年总结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西藏军区有四句话周总理很欣赏，“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不能和，打过头影响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外军事斗争的真谛。我们要和平发展建设，不能无休止打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在东海沿海打起来了，两次炮击金门，但雷声大雨点小。毛泽东称，这个仗是“四仗”的结合：政治仗、军事仗、外交仗、宣传仗。当时毛泽东强调，查清没有美国飞机、军舰才能进攻，不要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后来美国撤走了，澎湖群岛解放了。

1958年毛主席下令炮击金门封锁金门，但是封锁金门的时候，美国掩护国民党的船队来了，毛泽东下令开火，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美舰向我射击不得还击，不要跟美国打起来。美国人一看，掩护国民党的军队也马上撤走了。毛泽东干脆不要金门岛了，留着当作绞索套住你，需要时拉紧点，平时松一点，这样保证与台湾的接触渠道。然后宣布，我开始停止炮击。

但是美国想永远停火、放弃武力，我又不能放弃使用武力怎么办呢？毛泽东想出一个办法：单日打、双日不打。美国叫我永久停火，我就不停火；单日打，说明中国力量还存在；双日不打，是对台湾有诚意。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称之为“滑稽的歌剧式战争”。

50年代后期，毛主席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英明的思想：中国要独立，第一要和美国斗，第二要和苏联斗；中国要发展，第一要和苏联搞好关系，第二要同美国搞好关系。新中国成立60年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从1949年到1958年，毛主席发出一系列号召，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掌握先进的技术。这是我国国防发展黄金时期，当时156项重点工程，其中44项是军工。另外，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我国国防建设加大了援助。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给中国援助最多的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给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旧的；赫鲁晓夫给的是现役装备。50年代我国军队有两次质的飞跃，1954年阅兵用的是苏联二战的装备，1959年就是苏军现役装备。

但是毛泽东强调：我们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不能光买，自己要学习，要“正规化、现代化、系统学文化”，要搞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要两条腿走路，洋的、土的要结合。中国是个大国，都搞洋的搞不起，还要搞群众性的民兵武装。这是一贯思想。

当年我国还在搞产业机械化，人家外国早就进入核子化时代了。美国1945年就已经扔了两个原子弹到日本去了，原子武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武器爆炸力达到物理极限，将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武器能比氢弹威力更大呢？没有了。因为氢弹可以造成无限大的爆炸威力。

核武器产业的基础是核工业。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毛主席讲“核武器能不能帮我一下”，赫鲁晓夫大吃一惊：你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电都不够，只能帮你培养留学生。第二年钱学森回来，毛泽东问他：“我们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钱学森说，完全可以搞，主要困难是材料，如果苏联能帮我们解决材料问题，就可以大大提前了。

这时候苏联出事了，1956年波匈事件，1957年莫洛托夫要推翻赫鲁晓夫，内部乱得一团糟，需要中国的支持，赫鲁晓夫就派米高扬到中国来寻求支持。这时候聂荣臻提出一个重要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提出核援助要求。这次苏联的反应空前迅速，7月18日向苏联提出，20日苏联就同意，现在看来是抓住了历史机遇。如果不是苏联提供核援助，我国的核计划起步至少得拖到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越往后拖越不好办。

当时，聂荣臻到苏联谈判，赫鲁晓夫说“原子弹、导弹，我们都会给，希望毛泽东同志来捧捧场”。毛主席说，签了条约我就去。于是两国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毛泽东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出国到苏联，当时参加“十月革命节”，受到了最高的礼遇。当时毛泽东威信很高，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的支持。

现在俄罗斯档案已经解密，其实当时苏联军方坚决反对给中国原子弹。但是赫鲁晓夫出于政治需要同意，带着很大的勉强性。苏联同意援助我们搞尖端武器，有人说先搞飞机，有人说先搞导弹。钱学森向毛泽东建议：“还是先搞导弹。飞机主要是经验问题，人家是靠几十年经验积累，你完全没有经验；导弹和原子弹主要是理论问题，理论好解决，而且西方也刚起步”。毛泽东接受了钱学森的意见，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到现在，我国核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最小。

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9年原子弹不给了，1960年撤专家，1962年所有武器都停止供应。但是我们已经自主掌握了常规技术，自己把两弹搞出来了。1964年我国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就两弹结合，1967年爆炸氢弹，1970年发射人造卫星，一共也不过花了100亿人民币，十几年的时间，从世界范围来讲，是花费最少时间最短的。在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的薄弱基础上，十几年完成两弹一星，这确实是跨越式发展。如何实现跨越性发展？我想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开始就瞄准世界最先进水平；第二条，集中力量于重点领域，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是大国，主要是靠三个支柱来支撑：第一，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第二，军事上有两弹一星；第三，经济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和新兴市场。所以，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但是两弹也不能搞太多，搞多了是个负担，那东西过期就要销毁，销毁搞不好还会造成核污染。

二 曲折动乱中艰难发展

应该说，在50年代，毛泽东在战略转变方面作了宝贵的探索。但是，60年代以后，思想倒退了。1964年全面发展逆转的指导思想，政治上反修为纲，军事上大打核战争，经济上改变吃、穿、用方针，以战略为中心，大力地不切实际地援助世界革命，当时加起来花300多亿美元。援助的是什么人？国际上形象很坏的人，因此恶化了和很多国家的关系。

实际上，当时形势并没那么严峻，有的是自己吓唬自己。据毛主席的老秘书、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分析，左的错误都是发生在封闭的状况下，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心态的体现，以为全世界都要扼杀中国这块仅有的革命圣地。“大跃进”受挫之后，毛主席觉得在经济上很难赶上发达国家，就寄托于世界革命。

对苏联的斗争，是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失误。时任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最近发表文章讲，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判断都有错误，双方都是为对方的进攻而备战。但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任何一方制定过进攻对方的计划。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意识形态问题。苏联要推翻毛泽东集团，中国要推翻苏修叛徒集团。把对方领导人定性为叛徒集团，这关系怎么改善呢？双方都以打倒对方领导人为改善关系的前提，使国家关系陷入最坏的死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同意苏联总理柯西金路过北京，达成协议，双方停止边界冲突。但是军事对峙持续十几年，现在看来也是一大悲剧。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科研十年停滞，除了尖端武器之外，其他的项目进展缓慢。那时的安全问题定位错误，首先是防止内外修正主义勾结，造成安全工作重点转移。军队建设也受到很大干扰，整天搞“三支两军”，搞政治运动，造成军事素质严重下降。很多政治文化措施都取消了，正规化的军衔制也去掉了，出现了很多可悲的倒退。

按照国际上很多军事专家意见，我国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时候是1964年。当时我们的常规武器并不落后，核武器也搞出来了，但是1964年以后差距越拉越大。为什么呢？在于常规装备在仿苏联的基础上，长期没有质的突破。

六七十年代我们也搞了不少装备，但没有一种能搞出来，为什么呢？违反科学发展观，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族的科学素质提高，有序科学发展。这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失误。他一方面希望增强国防力量，把武器装备搞好；一方面担心搞现代化、机械化出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影响他纯洁的理想主义蓝图。总的来讲，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27年间，尽管有种种曲折，但也是我国国防取得重大进步和跨越性发展的辉煌阶段，这个伟大的成就还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三 改革开放迎来大发展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历史发展重大的转折点，开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对内对外政策都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真正实行长久的和平共处，军事指导方面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应该说，从70年代后期到1980年底，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端正了国防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三中全会后，国防建设迈入了全新阶段，军队在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道路上再次高歌前进，进入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在战略思维上实现了一个大的转变。世界形势也开始变了，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旋律是革命与战争，这是列宁当年提出的，毛泽东1973年还坚持这个观点，邓小平担任中央领导核心之后，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1985年全军战略性转变：以和平建设为中心。这个转变对我国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打开国门，与西方有过“蜜月期”的合作。利用“抗苏”这个有利条件，军队领导人和国防科研部门，纷纷走出国门开阔眼界，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愿意卖武器给我们。当时有些单位出现了“洋冒进”，想全部引进外国装备、设备。军队有些部门也想买西方的武器实现全面的换装，陆军想引进德国的坦克，空军引进英国的鹞式、法国的幻影，海军引进英国的42驱逐舰。

后来一算要好几百亿美元，而咱们80年全国外汇储备才20亿美元。而且，买武器跟买别的不一样，买了人家的枪就得买人家的子弹。英国、德国和当年斯大林、赫鲁晓夫不一样，他只卖给你成品不给你技术，而且要价高。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元帅说，中国是大国，不可能买来国防现代化。只能去学人家的技术。最后到法国买海军舰炮，问买多少，说买一门吧，其实已经很明白了，就是拿回去研究。

从技术上，我们立足于自身的科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战斗力。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行863计划，军队费用减少了，因为当时不打仗，所以多研制少生产，只生产少量给军队试用，主要目的是提高科技水平。

钱学森讲，人类有两种战争形态：靠体力搏斗的冷兵器战争，靠化学能和机械驱动的热兵器战争。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第三种形态：核威慑下信息化战争。什么叫信息化战争？远程精确制导武器。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类迈入信息化战争时代，远程精确制导打击成为主要方式，过去叫歼灭战，现在叫点穴战。美国发射导弹，好几百公里可以指定从哪个窗户打进去，一点误差都没有。为什么？电子计算机输入地形匹配系统，导弹由电脑操纵，炮弹长眼睛不再是一种夸张。人类信息化战争序幕就此揭开，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警示。海湾战争就是典型。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一共才阵亡150人，打死打伤伊拉克军队10万人，因为伊拉克是机械化装备，不具备信息化能力。

应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我国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90年代以后，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国防事业也得到长足进步，特别是1999年美国炸了我国使馆之后，也激发了我们把国防搞上去的积极性。

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军队建设必须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数量规模性，向质量效能性转变；第二，人类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核心就是，提高战斗力要依靠科技进步。

冷兵器时代发展骑兵，热兵器时代发展火器，机械化时代发展机械化装备，核子时代发展核武器。现在面对信息化的到来，国防建设面临着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历史任务，要实行新一代信息化装备建设，需要产业技术基础的升级，以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制导的科技基础是什么？微电子、光电、新材料技术，加上原有的航空航天技术。空间站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空间一体打击手段，现在只有美国有，所以他们能称霸全球。

要向信息化迈进，就要解决产业基础的升级问题。从工业上讲，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缺陷，微电子光电新材料航空工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所以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掌握高端技术。有了高端技术，才能真正实现信息化。

当前我国又处于什么形势呢？西部安全威胁增大了，东部台海形势有所缓和，陆地的争端减少了，海洋的争端加大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这对国防建设、国家安全都有新的思考。比如说南海问题，严格讲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中国画地图就画了九段线，把南海列岛都列入我国的版图，但是那时候中国软弱无能，没有能力控制这个地方，到现在争端都没解决。

另外，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分化中国。“藏独”和“台独”，是最大的两个威胁。为什么讲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涉及我国和平利益？如果你允许“藏独”，就没有理由反对“台独”了，接着新疆、内蒙古也完了。国际用两个T相连，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西藏（Tibet），在台湾和西藏两个方向给你施加压力。1995年以后，我们搞了一系列军事演习，有效遏制了“台独”势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但是我们争取和平解决。

现在台海形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台独”势力还很猖獗，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仍然阻挠中国统一，军事斗争的准备还不能放弃，加强国防建设是真正实现统一。另外，西藏也成为美国和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打压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和西藏是什么关系？核心还是经济效益问题。西方七国相当一个富国俱乐部，中国GDP增长与西方的对比：1950年，我国产值才100亿美元，只占全球份额的1.6%，而西方七国4500亿美元，占72%；1978年我国产值在全球占2.8%，到去年我们已经占到了7.2%。人民币的汇率，世界银行估算已经到11%了。世界蛋糕你越切越多，人家越切越少，当然要遏制你，嚷嚷“中国威胁论”。

2004年，着眼于党的历史任务，胡锦涛向军队提出“新时期新使命”。什么新时期新使命呢？关键是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证，首先是服从党的指挥，保证执政党的地位，另外就是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公共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金融危机，面对国家经济调整，以及其他新形势，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必须同步发展，哪个滞后都不行。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目标是，对外和平崛起，对内和谐社会。从军事上讲，打破西方军事打压，大力发展国防力量，最后实现信息化，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

国庆60周年：激越的《复兴之路》

张继钢

张继钢国家一级导演。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少将军衔。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北京残奥会开闭幕式执行总导演。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舞蹈界唯一“世纪之星”称号获得者。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早在2年前就做出了重要的部署，要创作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这是我们国家继《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之后的第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于1964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国革命之歌》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在我们新中国6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们隆重推出了《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是这次我们国家国庆系列活动之一，其中还有《复兴之路》大型展览，还有大阅兵，10月1日晚上的联欢焰火晚会。

作为一个重要的项目，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我在2008年8月24日奥运会闭幕式结束后，和几位导演去贵宾室见中央领导，当天晚上中央领导对我说，明年新中国成立60年，我们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张继钢你要担任总导演。我当时特别激动，想着一定要为我们祖国做好这次隆重的艺术盛典。但是当时我不能多想，因为还有残奥会开幕式和残奥会闭幕式这样的艰巨任务压在我的肩头。

我在奥运会期间的具体工作是主要负责奥运会开幕式的上半场，也就是灿烂的古代文明篇章，击缶而歌、梦幻五环、倒计时、文字、活字模、戏曲、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中华礼乐，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残奥会开幕式、闭幕式。直至去年10月15日，我筹备了核心创意组进行创作。《复兴之路》采取领导小组和总指挥领导下的总导演负责制，这种总导演负责制在我国的前两部音乐舞蹈史诗中从来没有过。

《复兴之路》创新的艺术理念

当我第一次开会构思《复兴之路》的时候，我给大家提出了几个理念：第一，始终盯着《东方红》，盯着《东方红》是为了竭尽全力区别于《东方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创造，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神圣的使命呼唤着你需要神圣的激情。第二，盯着世界上当前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我会想，如果他们要庆祝他们国家的生日将会怎么做，我们要怎样做到用最高的科技和最新的艺术理念塑造我们的中国形象。那时中央给我们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做到让人民满意、中央满意，赢得国际各界的好评。

创作音乐舞蹈史诗的难度很大，简单地说：第一，历史跨度大。在中国，还没有一台音乐舞蹈史诗，或者一台晚会能够表现如此宏阔的历史，从1840年到2009年，共有169年的历史。第二，我们已经有《东方红》这座艺术高峰，我们不谈超越，只谈区别于《东方红》。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峰，我们能不能再树立一个新的高峰？中华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第三个难题，我们国家的晚会很多，打开电视你就会看到，在我看来，艺术上差不多，前面一人唱歌，后面一群人跳舞，今天这套衣服，明天那套衣服，几十个女孩子跳完了，几十个男孩再跑上来接着跳，很雷同，而我们必须是崭新的。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三个难题。

创作一个崭新的音乐舞蹈史诗必须具有崭新的艺术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以广场艺术和舞台艺术的高度融合，从而达到当代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与169年历史穿越时空的对话。如果这个理念实现，这将在全世界都是崭新的。

“广场”有广场的象征和特色。在人民大会堂《复兴之路》演出之前，观众一进剧场，礼仪小姐就会在观众的胸前佩戴一个出席证，上面写着“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出席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要佩戴。在佩戴出席证的那一刻起，观众就会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自豪，还有这种场合产生的庄严感。观众进场后，再往里走，就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中庭，中庭的对面是由大理石构成的一个纪念碑，最底下的石头刻着1840年，接着是1841年、1842年、1843年……每一年一个石头，一直到2009年，这个纪念碑做得很漂亮，很多人都在那里留影。

在中庭的右侧是我们的国旗，有1949年10月1日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还有在珠穆朗玛峰上飘扬过的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过的五星红旗、在四川汶川地震乡镇政府门前飘扬过的五星红旗等等，还有在朝鲜战场上，那些战士用血迹签署了自己名字的国旗。当很多观众看到这些国旗时就已经含着眼泪了。在会堂的左侧是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夕，由朱德、郭沫若、萧淑芳分别设计的国旗图案，那时的国旗图案还不是现在的一个大五角星、四个小五角星围绕着，有的中间还有两个杠，一杠代表黄河，一杠代表长江。

一进人民大会堂，观众就仿佛游走在共和国的广场上一样。再往里走，观众看到人民大会堂没有大幕，没有侧幕，没有顶幕，完全是敞开的，整个人民大会堂的舞台由低到高，有71级很大的台阶顶着天。台阶上站着一位少女，怀里抱着一大束红色的玫瑰，看着观众。在这个少女的脚底下，有很多和平鸽簇拥着她。这就是广场因素。在大会堂的舞台上看不到地板，整个舞台就像山峦大地一样，那是几百名战士排列而成的，他们不能动，动一个手指都能看得见。直到演出的时候，山峦起伏突然变化出来，观众一阵惊呼，不由鼓掌，这就是广场艺术的特点。

观众席两侧是大理石的墙面，观众完全置身在一个全景式的表演中。第一个钟声响起，字幕上出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第二个钟声响起，再出现一行字幕“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著名的两句诗，然后是序《我的家园》。从天到地，整个人民大会堂环形展示，都是漂亮壮丽的山川大地。这种全景、环形的情景引得观众再次热烈鼓掌。

接着，舞台上的少女捧着鲜花飞起来了，许许多多的和平鸽嘴里衔着五星红旗，从天空飞过，这位少女显然是要把鲜花献给祖国。然后几百名合唱队员拾阶而上，非常庄严，在整个台阶上站满了，象征着中华儿女的正气。刚才还是大理石的墙面，忽然间出现了众多中华儿女的影像，合唱开始了，观众又一次热烈鼓掌。

第一次演出彩排结束之后，我夫人就跟我说，你们这次运用了很出色的高科技，我以为两边站的是真人，后来才知道是影像。后来我女儿站在她背后说，妈妈，你看错了，那就是真人。我夫人说，不对，明明是大理石怎么能是真人。事实上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人还是影像，其实那是真的演员。演员从观众席的最后一排一直到舞台上，然后到那面的最后一排，合唱队的人在里面隐藏着一动不动，前面让你看到的是大理石，紧接着灯光一亮，你就看到里边是中华儿女，是我们的合唱。刚才发现整个山川大地一动不动，这时候发现他们在缓缓地移动，起起伏伏。这个制作很省钱，大地是牛皮纸构成的，把牛皮纸抓在一起，里面垫上塑料布，几百名战士埋藏在里面一动不动。你不埋藏得一动不动，山峦起伏的时候，那种视觉奇观就出现不了，第一个节目就是《我的家园》。除了环形的台阶之外，中间的舞台上要叙述169年的变化，这就是当代中华儿女和169年穿越时空的对话。

在去年10月15日，我提出了两句话，就是两个拒绝：第一，拒绝常见的歌舞晚会形式，就是不和别的晚会雷同，不重复过去，也不重复别人，必须创造和寻找崭新的艺术陈述语言，形成崭新的艺术风格；第二，拒绝肤浅和光怪陆离，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舞台上的亮片，穿的衣服、裙子，一天比一天磨得光，但事实上表达的思想内涵很肤浅，所以我们说肤浅光怪陆离的也要拒绝。当我们召开第一次创作会议的时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是什么？我们头脑里对它的概念或许还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们不能是什么风格，不能做成什么风格，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这就是本质，要落实中央的指示，同时要给当代创造出一种文化艺术的严肃态度。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东方红》，好多人都知道《东方红》，实际上对于它，很多人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东方红》第一个节目是什么？《东方红》最后一个节目是什么？我估计在座的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答得上来。但大家知道，《东方红》第一句话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它歌颂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歌颂的是祖国，歌颂的是我们的党，从歌颂一个人到歌颂党、歌颂祖国，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东方红》在艺术上的历史功绩是开了音乐舞蹈史诗的先河，这一点永远不可抹杀，极其了不起，而且影响了《东方红》之后的绝大多数的歌舞晚会，如歌伴舞、舞伴歌，《东方红》早就有了。而且在《东方红》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节目，比如《大刀进行曲》，比如《飞夺泸定桥》，比如歌曲《东方红》，比如歌曲《国际歌》等等。为什么《东方红》第一个节目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什么《复兴之路》第一个节目是《我的家园》？就是因为国庆。而且我们也不能简单直白地歌颂党，我们要让历史和人民去说，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思想，而不是让一个人简单地、概念化地去表现。从1840年一步一步走过来，漫长的169年，历史证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能给中国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新是非常困难的，就像奥运会开幕式一样。在创作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时常记着几句话，一句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句是“有特色，高水平”。事实上创作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也是要做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做到巨大的、崭新的激动。

关于史诗中1840年鸦片战争的内容，《中国革命之歌》是延续了《东方红》。舞台上表现的是在广州口岸，英国的坚船利炮，很多人从船上背下来一箱箱的鸦片，还有很多人背上去一箱箱中国的赔款白银。

《复兴之路》要从1840年说起，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从选材就很难。我们没有把背景放在广州，而把它放在了北京，观众没有看到英国的船，而让他们看到了北京圆明园。1860～1900年在中国的首都两次火烧圆明园。从1840年以后，中国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署了300多个不平等条约，大量的赔款，这叫真正意义上的丧权辱国。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上海的法租界、英租界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在中国人的地盘上写着这样的话！那时候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不仅那么小的国家过来入侵，还几个国家联合起来。靠着我们的赔款，有些国家发展起他们的军工产业，然后生产出武器，再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来打中国，这就是我们那段屈辱的历史，这段历史，中华民族不会忘记。

在舞台上，1840年这样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没有表现广州的口岸，而是表现了北京的圆明园，在极度奢华地上演着昆曲《游园惊梦》，舞台上一面巨大的镜子，这个镜子的图案是中国的一幅名画《江山万里图》。一声炮响，把这个绘着《江山万里图》的镜子炸得粉碎，国破的感觉，然后就看到了熊熊大火。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都很紧张，因为这样的熊熊大火一燃烧，观众都鼓掌。事实上从情感上不允许鼓掌，但是从视觉的震撼上讲，就仿佛整个大会堂的舞台被烧了一样，由低到高。然后由上至下有几个人滚动推出《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等，使“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复兴之路》一共分五个篇章，第一章是《山河祭》，表现的是1840～1921年；第二章是《热血赋》，表现的是1921～1949年；第三章是《创业图》，表现的是1949～1978年；第四章是《大潮曲》，表现的是1978～2008年；第五章是《中华颂》，表现的是2009年。

接下来我还想让大家看另外一段，叫做《曙色》，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有很多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新生而奔走呼号，当然包括孙中山先生，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对于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重大历史意义？1911年之前和1911年之后，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辛亥革命剪掉了男人的辫子。没有这样一次革命，中国的男人还得梳辫子。那时候男人为什么不敢剪辫子，因为剪辫子要冒着杀头的危险，中国的男人是通过一次革命而把辫子剪掉的，不是审美时尚，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辛亥革命使全体中国人由臣民变为了公民。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由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所以说辛亥革命是非常了不起的。辛亥革命之后，一时没有了皇帝。中国有皇帝的历史是兴盛过的，曾经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了不起的国家，所以才形成了中国皇帝的皇权思想是以我为中心，形成了天圆地方的一种思想。我们的汉、唐、清朝的康雍乾统治期间，是当时世界上的盛世，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清王朝后期就越来越腐败无能，当然本质上是皇权制度的问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有甲午战争，但我们失败了；有各种维新、变法，也失败了；各种救国救民的，包括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历史和人民呼唤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片段中，我们有一个节目《曙色》，一点点花开花落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在最水深火热之中为之呐喊、为之抗争。这个节目在文艺舞台上很少见到，六七百人组成一堵斜坡的墙，形成史诗般的大型雕塑群，一个巨大的绘画，就如同火山爆发以后的滚滚岩浆一样，表现出中华民族再也不可忍受的状态，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的状态。

大家要是在现场看，那就非常生动了，这里的效果只有现场的40%，将来大家看电影吧！在明年的1月将会在全国的院线上映，这是一个电视的纪录片，电影片已经拍摄完成，现在正在制作，将向全国发行，也是在那个时候，DVD也将在全国发行，而且中央还决定，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在国家大剧院长年保留上演，在2010年的1月到3月要演出10周。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北京，也可以去观看。每次演出，现场的观众多半的人都有掉眼泪，甚至哭出声音。整场演出2个半小时。

何叔衡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员。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南陈北李”，“南陈”就是上海的陈独秀，“北李”就是北京大学的李大钊，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先有陈独秀的《新青年》，再往后有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再往后有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曙色》这一章重点描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景象。

《复兴之路》的美学贡献

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表现了169年的历史，我们要在文化艺术上做出什么贡献，我想大致有4句话可以描述：更深沉的情感表达，更概括的历史陈诉，更丰富的视象呈现，更诗化的美学意味。

首先，“更深沉的情感表达”。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对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仰视的，我不仅热爱《东方红》这样的音乐舞蹈史诗，而且我对创造《东方红》那一辈艺术家抱有极大的尊重和崇敬，因为那一代艺术家大多是从延安来的，饱学诗书，才高八斗。《东方红》从艺术美学上讲，更重要的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再现了生活，再现了场景。为什么说是再现现实主义？在《东方红》里面，它表现的一般都是和生活差不多的景象，洋人要举鞭子抽船工，举鞭子的那个造型和生活中是一样的，紧跟着那个人反抗压迫，然后就抓住鞭子，不让抽，都是基本的生活造型，形成了《东方红》的艺术理念。大家也知道“霹雳一声震天响”等等。所以说我们提出《复兴之路》要有更深沉的情感表达。因为毕竟是新中国走过了辉煌的60年历程，对于历史有更深沉的思考，艺术美学有了这个时代的艺术鉴赏的推动更成熟了。

“更概括的历史陈诉”。在《东方红》里面就表现《长征》这段历史来说，整整有一场叫“万水千山”，一共有9个节目表现，这里面包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遵义会议、刘伯承小叶丹见面、爬雪山、过草地等等。大家想想可不可能在音乐舞蹈史诗中用9个节目表现长征？不可能，它必须是4～5分钟，一个节目就要表现两万五千里，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说是更概括的历史陈诉。怎么能更概括、更抽象地表达呢？我们觉得毛泽东的一些诗始终在我们的心里面荡漾着，大家熟知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还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把毛泽东的诗再升华再概括，然后展示一种境界，就可能形成我们的概括。旗帜是少不了的，旗帜就是党的领导、革命的信念，所以我们说“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整个的舞蹈形象就像飞翔一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这样的概括和表达。

再比如2005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叫做《为了正义与和平》，我任总导演。那是用一个大型的歌舞晚会来表现抗战的。但是抗日战争在《复兴之路》也只能是3～5分钟的一个节目，那怎么概括抗日战争？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就以一位中国母亲站在一大片血海之中，同时有八路军的出征誓言“生当其时，不能愧对子孙”，一定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去，同时我们的舞台上还要有八路军、新四军，还要有国民党的军人，还有老百姓、敌后武装，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只能是一个节目。每次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观众也是流着热泪，特别是当母亲从缴获的一支日本的枪（这个枪的刺刀上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旗）上抓住旗，从枪上把它撕下来，然后在手里团成团，扔到地下，搂着自己的儿女，这时候很多观众都哭了。这就叫做“更概括的历史陈诉”。

“更丰富的视象呈现”，意即整个演出由天到地，由左到右，信息量很大，要集中力量说明一个主题。

“更诗化的美学意味”，刚才大家看到第一首歌“我的家园”里有一句歌词我非常喜欢，“一年又一年，又见妈妈脸上皱纹添，这是我的家园”。像这样的歌词，再过100年，它也不落后，像这样的歌词，中国人可以唱，外国人也能唱，谁没有自己的家园？谁没有母亲？谁不是一辈一辈地这样传下来？

我们能不能创造经典，今天来做结论为时过早。经典必须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人民大众的考验才成就的。但是作为艺术家，我们知道经典的构成要素，这指导着我们努力朝着经典奔跑、创造经典。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打过长江去》，就要到《建立新中国》了。《建立新中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说1949年，咱们大家要创作，我们要表现1949年10月1日建立新中国，怎么表现？肯定会想到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然后在上面说：“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这不独特。因为别人已经这样展现了。但在艺术上要做到正确、准确、独特、精彩，这几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标准、这套要求把我们所有人难倒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此时此刻有一支南下部队正在战斗。在战斗中，命令传来，一边是炮火声，一边是报话机，观众听到这样的声音：“今天是开国大典，首都：北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代），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达到每个战士，一个人不能少，一个字不能丢。”

接着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五星红旗要出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从1949年开始的。在舞台上出现国旗，你知道有多难吗？就这一个细节，把我折腾了15天。几乎折磨到我快绝望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真的是绝望了，我觉得我才疏学浅，而且开了那么多次的会议，我都觉得不得要领。一般来说，在舞台上出现国旗，一个大红布，上面有五颗金星，从地面慢慢拉起来，能表现吗？能表现。精彩吗？不精彩，能想象到。大家知道我有电视大屏幕，我在电视大屏幕上出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正确，也准确，精彩吗？不精彩。只要是电视大屏幕上出现的五星红旗，人们就不觉得有创意。怎么办？让全体观众手里摇着五星红旗？让所有演员手里摇着五星红旗？我还有什么办法？这是不是让人很绝望？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代表个人在发表作品，我们是代表国家，它有国家的尊严，国家的标准。有一天我跟大家开会，我说我想通了，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了，我就用电视大屏幕，但是有两个理念是观众想不到的。一个理念是刚才讲的，“传达到每个战士，一个字不能少，一个人也不能丢”的这个表演的情节，我让大屏幕延续过来继续说话。第二个理念，中国是一个拥有飞天的民族，一个战士头上蒙着绷带，流着血迹，抓着自己的国旗，飞扬在自己的天空和大地之间，这一下就解决问题了，我就给他们说去哪儿找飞人，怎么弄红布，怎么拍摄，反正最后是做得很好。大家可以从《打过长江去》，一直看到“新中国诞生”。

最后一个节目《致祖国》中，抗日战争的母亲捧着鲜花在致祖国，1840年以来的那些仁人志士也在致祖国，抗日战争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打过长江去的人民解放军，抗洪的解放军，以及各族儿女怎样捧着鲜花致祖国。为什么在《致祖国》那样的歌曲里，再次重复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最后一首歌曲非常重要，《走向复兴》等。

我看国庆60周年大阅兵

尹卓

尹卓现任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少将军衔，研究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特邀研究员。曾参加与主持过国家、军队、海军重大现实课题研究。中央七台《军情连连看》嘉宾主持。

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世界各国的阅兵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13次阅兵的概况；第三部分，对今年60周年大阅兵进行解读。前两部分是引子，今年的大阅兵是重点。

一 世界各国阅兵的目的和意义

世界各国阅兵主要有四个类型，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形式。

第一，庆典阅兵，是纯粹礼仪性质的庆典阅兵。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印度、比利时的阅兵，印度是从英国沿袭的传统。

第二，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

第三，军事演习以后的阅兵。

第四，综合性的阅兵，展示国防实力，像我国、俄罗斯的阅兵。

中国在国庆节期间的阅兵也是综合性阅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59年的11次，加上35周年一次，50周年一次。这是我国的13次大阅兵。

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13次阅兵

从装备角度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的发展。这个发展从阅兵里看得非常清楚。

人数，这几次国庆庆典阅兵人数基本在1万多人，最多的是1949年，是19000多人参加阅兵，其他的几次国庆阅兵都在11000人左右，60周年也差不多是11000人左右的人数规模。

飞机差不多是150架。1949年比较少，只有17架，当时有反复飞行。别人看到以为是26架，其实只有17架飞机，有9架飞机重复通过天安门广场。我们的航空工业建设起来以后基本保持在150架左右。

坦克、装甲车有几百辆，1959年的时候有近千辆，以后就没有这么多车辆，基本上是在200～300辆范围内。从35周年开始展示导弹，受阅军队导弹化。

1949年，我们的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正规化很初步。我们的徒步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只有齐步走没有正步走，大家还没有经过正步训练。

比较正规的正步训练是从1952年开始。1952年的军官方队是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方队，叫将校方队，这个方队里面的干部都是军、师、团三级干部，有很多后来授衔是将军。

我们看1949年的装备。

坦克，1949年的坦克是缴获的日本的坦克，一部分是在华北战场缴获的，当时和平解放华北。还有一部分是在东北的攻城坦克，都是日本的97式坦克。我们没有自己的坦克厂。炮，大部分是日本的炮，少部分是美国炮，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炮。

枪，所有参加阅兵的枪都进行了调换，当时阅兵的枪都不一致，有日本的枪，有美国的枪，还有国民党的枪、地方部队的老枪、79式步枪等。

炮，有各种各样的炮，有车拉的炮，大部分是马拉的炮，有野炮、山炮。

海军的成立。检阅的时候有海军的两个排通过，只是徒步方队，没有任何装备展示。

飞机。当时空军没有成立，驾驶员是从航校选的，驾驶的飞机也多种多样，有 P51 -野马、美国战斗机（是我们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运输机、教练机等等各种飞机，共凑成17架从天安门广场飞过。前面的P51-野马战斗机是带弹飞行的，它受阅之后要担负北京城区、通州、大兴的防空任务。

当时的装备都是缴获得来的装备，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研制的。真正由我们自研的装备成批量地出现是1954年、1955年这两年。1954年、1955年是什么状况？我们因为要打朝鲜战争就批量地从苏联买一大批装备。我们所有的陆军装备，步枪全部换成了三角枪刺的步齐枪，后坐力很大，射程也可以。换了冲锋枪，在朝鲜战争的影片里都有，是50式冲锋枪。我们当时的轻武器是统一的，轻机枪换成转盘机枪，还有捷克式机枪。我们还有一批飞机，当时苏联把图纸给我们，我们用散件在国内组装成一批飞机，也算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这些飞机的元器件和大部件都是从苏联成批运过来组装的。我们有一批飞机、舰艇、坦克装甲车。当时的坦克是T-34，在二战的战场上驰骋的坦克，T -34的性能很不错，是二战期间非常好的坦克。T-34是苏联允许我们制造，我们在国内组装起来的坦克。

从1955年开始，我们的陆军已经全部制式化，坦克是统一的T-34。火炮也是成批从苏联买的，或者是我们拿苏联的组件在国内组装起来的。海军当时也买了四条驱逐舰，买了一批小型舰艇，当时我们自己可以制造鱼雷艇。另外还有一部分炮艇是用苏联的组件组装的。我们在1955年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正规化的装备体系，这个装备体系不是以我们的工业体系为基础的，主要是买苏联的散件组装。

人员。1955年有一个现象，1955年第一次授衔，所有的军事学院方队全部变成将校方队，有很多授予了将军军衔和校尉军衔。

从1957年开始，国产装备逐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比较典型的是，1959年是最齐全的大亮相。空军，第一个是歼-5飞机，是我们第一型的超音速的歼击机，相当于米格-17。第二个是轰-5，这也是仿制苏联的，在苏联叫E -28，在我国叫轰-5。另外还有其他型号的飞机。

步兵装备。坦克已经换成59式坦克，不是1955年的T-34，全部是59式坦克，59式坦克是在苏联特 -54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研制的。装甲车也是成批量生产。所有的大口径火炮我们基本已经全有了，152加榴炮、112自榴炮、100加榴炮、120采集炮等等全系列的炮弹我们都能够生产。

汽车，是我们长春汽车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1959年阅兵的汽车都是长春的解放牌汽车。1959年之前很多是苏联的汽车，有吉斯、达斯这类汽车。1959年往前是缴获美国GMC的卡车，或者是美国的道吉，还有一批国民党的老汽车。其中还有一部分拖拉机拉炮的炮车。重型炮就用拖拉机牵引，当时我们还没有重型牵引车。之后我们在洛阳东方红汽车厂建立了自己的炮车，我们在拖拉机的底盘上生产炮车。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在1959年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就是所有展示的装备都是国产的，但也都是仿制苏联的，是在人家的允许下我们来进行生产。

1959年以后毛主席决定不再进行阅兵，到1959年共11次阅兵。

1984年华北大阅兵之后，小平同志检阅部队，觉得部队的精神风貌比较好，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但部队的战斗力已经恢复，正规化建设、文化建设、现代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就决定在1984年国庆节的时候搞一次35周年国庆。当时准备10年一大庆，5年一小庆，因为当时等不到那个时间，因为大庆要到1989年，所以就在1984年进行阅兵。

1984年的阅兵中，我们的武器装备基本是国产化，这些国产化就是，有很多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歼 -8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强-5是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飞机。当时还有其他的飞机，歼-7、轰 -6还是仿制的。坦克，当时坦克已经有了新的进展，但基本还离不开苏联的影子。1984年展示的最振奋人心的一部分就是导弹，在装备展示里面的导弹装备是我们向世人展示国防建设的重大突破，各型的导弹，其中有战略导弹、海军战略导弹。海军刚刚在80年代初潜射战略导弹成功。1984年的大阅兵中，红蓝白相间的导弹颜色就是海军导弹，就是我们的“巨浪”。还有第二炮兵的战略导弹。鹰击8系列的反舰导弹也是第一次展示，中国的“飞鱼”是鹰击8系列。防空导弹，红-2导弹当时都进行过展示。这说明我们当时的部队建设已经从火炮型发展到导弹型。

80年代的海军装备没有进行充分展示，不过“海鹰”、“上游”有展示，这些导弹都完全装备到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上。1984年的时候，051号驱逐舰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设计的，053号护卫舰也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设计的，我们当时也有自己的潜艇，33型潜艇还是以仿制为主。我们的水面舰艇是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制造的，这说明整个部队建设上了大台阶，从完全仿制苏联到自己研制装备。这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代装备，051号驱逐舰、053号护卫舰、歼-8飞机都是我们具有知识产权的第一代装备，不是我们的全部装备都是自主研制的。

1999年的展示就是全面的展示，当时有很多新的装备，这些新的装备充分展示了具有知识产权的国产装备已经占据整个国家军工产品的主流，我们的主流已经不是仿制，全部是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歼-8飞机已经成为我们的主战飞机，其他的飞机，歼-5、歼-6都是淘汰系列，歼-7还保留一部分。

1999年已经有了二代驱逐舰，经常外访的“哈尔滨舰”，112号驱逐舰、113号驱逐舰是第二代驱逐舰。第二代舰艇是信息化程度大大提高的舰艇，这些舰艇要求舰的容积比较大，人性化设计要提高，就是每个舰员的人均住舱比例大大增加，自动化程度提高，人数减少，每个人的舱位要求更大。

陆军装备。三代坦克1999年就已经展示了，数量很少，只有几辆，三代坦克当时刚研制出来，就拿了几辆在前面走。后面主要是96A坦克。这些坦克的信息化程度非常高。

轻武器，轻武器大部分是制式的，和驻港部队一样的5.8枪族，是完全新式的冲锋枪。现在的5.8枪族威力大，枪小，弹径小了之后子弹也轻了，为后勤保障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从整体来看，1999年的轻武器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已经取消了搬运机枪、连用机枪的界限，搬运机枪和连用机枪合一，机枪有一个折叠架，这个折叠架还可以取掉。

另外是导弹，1999年的导弹展示了东风系列的战略导弹，除了刚才讲的以外，还有东风-31。1999年整个国防建设有了新的发展。曾经我们军队有十几年的时间，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是不成比例的，经济建设发展非常快，但是国防建设在好几年是负增长。在1999年之前我们就开始改革，经过逐步发展，到了60周年，再经过一个10年，我们看到国防装备和1999年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三 60周年的装备转变

第一，军队的精神风貌。这批入伍的战士独生子女多、文化水平高，但同时能吃苦。从这一点看我们军队的精神风貌，现在的80后、90后完全能靠得住。这种精神就是今后打仗时整齐划一的基础、一个自我牺牲的基础。

第二，协调精神。飞机飞行是分秒不差，徒步方队、机械化方队也是分秒不差，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些控制技术用在战场上就是信息化成果，是作战的生命保障。无论从部队的进场、空军不同机种的编队，还是摩托化部队的相互配合，以及阅兵后的疏散，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我们的组织协调这么好，整个阅兵组织协调非常严密。

第三，现代化装备。

陆军装备。陆军装备有几个特点：1.合成化。2.立体化。3.信息化。

1.合成化。我们的陆军部队合成的程度已经到了营，陆军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现代化标准的合成军。

2.立体化。我们的陆军航空兵已经大量配属。现在陆航部队建设的力度会加大，随着国产化军队装备越来越多，力度会加大。随着陆航的发展，整个陆军的立体化会越来越快地发展，除了地面优势，我们会取得超低空、低空的优势。整个空中，高空、中空、低空都有火力掩护。

3.信息化。一个导弹要形成实战作战能力，要有一套信息化设备来保障它，要探索到目标，打击完目标之后要探测打击的效果，确定是不是要再次打击，再次覆盖。这些都要用信息化手段来保证的，有时候要靠无人机进行探测。现在整个陆军是向合成化、立体化、信息化发展。

陆军装备中，装甲部队首先是坦克。现在新型的99改坦克是一个典型的三代坦克，不比世界上其他的三代坦克差。坦克最主要的是火力、防护、机动能力、信息力四种能力。首先是火力，火炮是125毫米滑膛炮，出速非常大，穿甲能力非常强。125毫米在坦克炮里是最大口径之一，西方基本是在120口径，还有115口径，我们是125毫米的滑膛炮。它发的弹种是尾翼稳定的脱壳穿甲弹、破甲弹等弹种。99改坦克的防护能力，主要是由被动式的反应装甲在被击中时把弹药射流切断，使射流分散，不能把里面的军制钢甲穿透，另外还有红外、激光，侦查、压制设备。机动能力是采取了涡轮增压的中冷柴油发动机，具有动力大、车轻、适应性好等优点。99改坦克是现代信息化的车辆，整个通信设备非常好，还有定位系统“北斗”，可以用“北斗”、GPS，实现战场动态可视化。

火炮，我们的火炮全部系列化。现在大口径的牵引火炮正在淘汰，都换成自行火炮，火炮自己有动力。另一种是自走炮，这次展示的第一排列中，有155毫米加榴炮，52倍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55毫米火炮之一：一是火力非常强，可发射弹类多，打击距离远，操作全自动化。二是可以集火射击，完全是自动化行进，车距是动态掌握，可以靠完全的自动化计算和自动定位系统集火射击。

加榴炮和坦克可以相互配合，打击不同的目标，并在冲锋时压制敌人的炮群。

还有120迫榴炮，既能当迫击炮用，又能当榴弹炮用，这种炮是非常先进的炮，可能看着不起眼，只是一个简单的炮管，一个自动化推进底盘。虽然这种炮的射程不大，但是可以打曲射，可以打死目标。另外，它的弹射速低，可以搞制导炮弹，现在的120迫榴炮就搞制导化，精度是以米计算，比一般的加榴炮范围小。迫榴炮是目前陆军伴随火器里非常重要的武器。我们现在的迫榴炮的射程、射速、射击精度、弹头都已经超过俄罗斯的炮，比俄罗斯现有的迫榴炮的质量要好。

另外有远程的360火箭炮，是集速式的，使用信息化弹头，弹头上加上制导。子弹打出去以后加上末敏弹药，可以在子弹末端进行制导。子弹一落地可以分散出很多子弹药，这些子弹药可以红外制导。

装甲战车。这次展示了3种装甲战车，加上武警的防爆车就不止3种。一般的装甲战车顶上都带有基站。还有两栖型的装甲战车，两栖型的装甲战车和陆战队的装甲战车是一个型号，我们的航行速度已经赶上了美国的AVV8高速登陆车，我们的速度基本上和它一样。装甲车上面还有V-30炮塔，速度非常快，还有7.62毫米机枪。

另外，装甲车的底盘，装甲车一下水，整个履带和轮可以收起来，整个底就是一个平行的船底，在水中的行进速度非常快。装甲车到了沙滩以后可以把轮子放下来，直接抢滩登陆。这些是靠自动化液压控制，带有助力。

野战防空。我们的红-9、红-12导弹、红-7导弹，红鹰弹炮合一的有很多种，有四门25炮加2枚防空导弹，这就是弹炮合一的野战防空，我们整个野战防空能力非常强。

坦克导弹已经系列化，已经全部编到步兵的连队里面，导弹车辆是加固，还有专用的导弹发射车，是红箭-9，红箭-9是重型的反坦克导弹，破甲的深度能到1200毫米，一般的坦克防护最长在800毫米左右，红箭-9是1200毫米，相当于1200毫米的军事装甲破甲深度。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是我们第三代反坦克导弹。我们的装甲战车也进行加固，装甲战车碰到坦克，它的防护能力比坦克弱，就靠反坦克导弹打坦克，如果没有反坦克导弹自己就很危险，装甲车一般是带2枚到4枚反坦克导弹，这次的展示中都有。

陆航直升机刚才已经讲过，现在不再介绍。

特种作战，我们这次有特种兵方队，过去是没有的。陆地信息化有通信车、机动雷达车、机动通信车。最后有大的雷达阵面，还有电子站的阵面，说明信息化建设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展示，过去完全没有展示过机动雷达车、机动通信车、电子战车。这一次全都有。

陆军的轻武器。各个方队拿的轻武器不一样，但都比以前轻了不少，并且充分满足各兵种的特殊作战需求。这说明我们的轻武器已经研制到非常精准的地步，各种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枪支配备。

陆军的建设在飞速发展，陆军装备是在大踏步前进。

空军装备。合成化、信息化、远程化是最大的特点。第一次展示预警机、电子作战飞机、歼击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加油机。运输机没有展示，但是大家看到伊尔-76和运-8两型预警机的平台就是运输机平台。任何一个现代化空军应该有的机种，我们的机种都有了。

第一个亮点是预警机。我们的预警机空军-2000，雷达是一个亮点，虽然同样是一个“大蘑菇”，但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蘑菇”不一样，我们是靠电扫描的“蘑菇”，是靠相位扫描的相控阵雷达。人家原来是机械扫描，我们是相控制扫描，这样整个“蘑菇”会很轻，而且扫描的速度非常快，可以边扫描，边跟踪，边制导，对飞机进行引导，这非常好。我们的制导方式和数据链的通信是都是一套的，非常完整。

歼击机这次也是亮点，一个是歼-10，一个是歼-11B，歼-10大家都看过一个介绍，带着一个小鸭式翼，三角机翼再加上一个鸭式翼，歼 -10飞机是非常优秀的飞机，具备了所有三代飞机的特点，动力强劲，空击动力性能非常好，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格斗动作。因为它带着鸭式翼可以短距离起飞、短距离降落。它加上鸭式翼后升力加大，不光是靠翼面的升力，主要气流通过以后可以形成涡流提高升力。歼 -10飞机现在是数字化，是三轴四余度的数字化飞空系统，完全是电子化操作，由电控制操作控制界面。

另外数字化除了飞空系统以外，还有航电系统，有彩色的宽屏显示屏，雷达也非常强劲，完全可以保证飞机的中距、远射、格斗，还有一定的电子战斗能力。

歼-11B除了外形以外，里面整个“心脏”全换了，完全不一样，它们是一个机械化飞机，歼-11B是大部分信息化的飞机，虽然达不到信息化的程度，但是数字化程度已经很高。在雷达和座舱显示等某些控制上都是全新的，都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完全是具有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飞机。歼-11B这次是重型歼击机的重点，今后是重型歼击机的主战飞机。

加油机。加油机用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展示，1999年展示了一次。轰油-6，今后“大运”搞出来了，会在“大运”的基础上改进下一代的加油机，加油量比现在还大。有了加油机，歼 -10飞机、歼-11B飞机航程能延长50%～100%。现在有很多南海方向，台湾以东方向、钓鱼岛方向仅靠现在的歼击机控制起来比较困难，今后随着加油机的装备，近海防御范围、空军控制范围会更大。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队。

这次有导弹攻击机，轰-6H，现在的轰 -6和老轰-6不一样，现在的发动机已经换成全新发动机，不是原来的轰-6的发动机，它的作战航程、带弹量、雷达的数字化程度比原来的轰 -6高，外壳、外形设计都差不多，里面都已经换成新的了。导弹机带着各型导弹，对地精确攻击和对陆精确打击，带精确制导炸弹。

大家看到空降兵的战车。一个小的七吨半战车，为什么这么小呢？因为它是伞头的，后面带着三个大伞包。俄罗斯专家曾经来看过，对空降兵战车大加赞赏，这个空降兵战车性能很好。在空投的时候它的底盘可以全部收上来，轮子和履带可以全部收进去，着陆之后再放出来，这些是全部自动化。这是非常好的战车，他们在现场给我演示过，火力非常强。

现在空降兵着陆后不再是只拿到轻武器“任人宰割”，空降兵过去最大的弱点一是在空中没有反抗能力，二是落地以后是轻武器，没有反击能力。现在空降兵不光有轻武器，还有无线电信标，所有部队围绕空降兵战车，空降兵一落地，所有人根据无线电信标向空降车集中，就马上上车机械化行进。这对于空降兵来说，作战能力、防护能力都有加强，他现在是机械化行进，和过去的徒步行进不一样。

海军装备。以170号、171号驱逐舰为例，我们的驱逐舰是信息化程度很高的驱逐舰，相控阵雷达的四个板阵，有时候称它为“中华神盾”。再加上红-9区域防空弹，区域防空能力已经控制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空域。中程的红 -16，“海红”7是近程防空弹。所有的火炮射击都是自动化，是无人火炮，都是在操作室进行。所有的舰炮，131毫米、100毫米、75炮、37炮、57炮等等全部是自动化。舰艇打仗的时候舰面是无人的，舰员都在舱里，“大运”驱逐舰是非常现代化的舰艇。另外，530号护卫舰也参加这次受阅，进行展示。

这次也展示了126号导弹艇，导弹射程很大，台湾海峡两端的控制能力非常强，突击能力非常强。它的速度很快，它是双体船，航行起来速度非常快。它捕捉战机，看到敌人有目标可以马上出击打下来，它和空中预警机都有数据线相连，空中预警机、警戒机用数据链给它指出目标，它马上就可以用导弹打出去，是完全自动化射击。

核潜艇、常规潜艇。核潜艇是首次展示，核潜艇从70年代到现在已经搞了二代，水平越来越高，吨位越来越大，带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原来的攻击性核潜艇是以鱼雷攻击为主，现在的核潜艇全部是导弹攻击为主，鱼雷是一种自卫武器和扩大战果武器，现在是以导弹为主。

战略核潜艇。它是可以洲际打击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有人就怕这个武器，因为它在水下长期潜行，你的第一次打击打不到核潜艇，我就可以有效地进行核反击。为什么我们敢说“我们不对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为什么能做出这两个承诺？因为我们有可靠的海上核攻击能力。你打击我之后，我可以反击你，也能够报复你，这样你就不敢进行第一次打击。我们是防御性的核战略，但是防御性核战略的手段必须生存能力比较强，才能保证我们两个“不”的政治承诺，既能保护国防安全，同时也能威慑敌人。

二炮的装备大家都看到了，东11甲、东15乙、东31和长剑、长剑-10，这次介绍了5种导弹，东11甲、东15乙主要是短程的对地导弹，这次的展示比1999年有改进，第一是弹头大，弹头大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威力增大。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弹头末极带了4个十字布置的小尾翼，带尾翼就说明它可以末端制导，过去没有尾翼不可以制导。东11甲、东15乙都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打出去以后会事先计算落点，可以打固定目标，但如果碰到风等外围因素会影响弹道导弹的精度，就需要它在弹头释放之后制导，这就需要有一套制导程序、一套制导机构保证它的精度，这个时候带4个尾翼说明它是制导的。如果不用制导就不用4个尾翼，就和原来的弹头一样落到目标地点就行了。所以，现在我们展示的都带末端制导，弹头释放了以后，不管是用什么方式都可以进行制导。

导弹射程比原来加大，弹头末端可以带其他的子母弹头、反跑道弹头，甚至还可以带末敏弹药，它打出去的子母弹头能够制导，子弹一放出去就可以制导。末敏弹药能够寻地。反跑道弹头，反跑道弹头打到跑道附近，有一个小的火箭发动机对弹头继续加速，可以穿透跑道。因为空军的跑道一般在甲级机场，在3500米左右，3500米跑道厚度大概有一米深，如果把它钻透，从下面爆炸以后把地皮翻起来，修补就比较困难。如果光打到混凝土上，打一个坑作用不大，人家用块干水泥、钢板很快就能修复。钻地弹有钻地能力，反跑道弹可以钻进去，在混凝土下面爆炸，把混凝土整个切断以后翻起来，这个作用就很大。这说明弹头加粗后，它的作战能力大大加强。

东风-21、东风 -21C 的射程比原来展示的射程大，东风 -21过去是半拖挂式，前面一个拖车，后面一个弹车，它不是一体式的。现在是整体导弹车，竖起以后冷发射，东风-21C是冷发射。射程比过去大，可以覆盖从关岛以西的二岛链，这是没有问题的。作战能力，所有东风-21的弹头都可以用，它的弹头比东风-21还多，作战能力比它的效果高。

战略式导弹，原来是东风-31，现在是东风-31A，具体的改进需要保密。但是10年之间，搞导弹的专家都不是吃闲饭的，10年中他们会做很多工作。从导弹的发射速度、反应速度、突防能力、打击精度等等会做很多工作，弹头的数目也不一样。大家可以相信导弹专家会给我们提供一种非常可信的核反击能力。

长剑-10是第一次展示的巡航导弹，巡航导弹是一种战略性武器，我们打敌人纵深的战略战役目标，可以打战役战术目标，也可以打战略性目标，像美国第一批巡航导弹在伊拉克战争时打的是国防部大楼、政府办公大楼、警察厅、通信中枢，为什么能打这些楼？因为它的精度非常高，它的精度一般在10米以内。我们这个巡航导弹不亚于它这个弹。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展示巡航导弹，而且这些巡航导弹不只是陆基，还有其他的运载方式，其他的军种都可以装备这种巡航弹，使今后巡航弹的使用有更多选择。

这次介绍的装备大概就是这么多，可能有的地方大家觉得不是很“解渴”，但是由于机密所限，我不能讲太多。

漫话新中国60年与新闻事业

李彬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传播学引论》、《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第二版）及译著《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获得“吴玉章新闻奖”提名、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称号，主持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

今天讲的题目，涉及今年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即新中国60年。所谓“漫话”，是说内容广博、庞杂，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只能蜻蜓点水、提纲挈领地勾勒一幅草图，谈谈个人的一点粗浅想法。

今天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60年的历史脉络的简单梳理；后一部分通过60年的一些新闻经典及其涉及的人物、事件、历史背景等，具体透视一下60年的社会变迁。

一 新中国60年的历史脉络

新中国60年，是今年的热门话题。关于60年的历史，目前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判断：第一种称为割裂对立说，即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三中全会为界的这两个时期不仅是割裂的，而且是对立的；第二种称为继承发展说，即认为新中国60年虽然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30年，但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不管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在追求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割裂对立说，如今比比皆是，在一些影视作品、新闻报道中，常会看到诸如此类的叙事，新中国的前30年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一片漆黑，仿佛只剩“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些刺眼标签，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进入光辉灿烂的新时期。这种割裂、对立的意识或潜意识，在许多情况下仿佛成为一种共识。

针对这种情况，有位新华社记者曾经批评说：把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30年的历史否定前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生存权、发展权，换来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之列。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种封锁禁运所做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割裂对立说似乎另类，而实际上影响很大，相反，继承发展说俨然主流，而实际上又往往处于边缘，不被理解。关于继承发展说，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说得辩证而实在：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

刘国光说的后30年问题，大家也都感同身受，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信仰缺失等。昨天与学生还谈到这个问题，如果反思近30年的问题，那么有两点最值得关注：一是自然层面的环境生态问题，一是社会层面的精神信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远的生存与发展。从自然层面讲，资源枯竭了，环境破坏了，水变成臭水，地变成盐碱，子孙后代还怎么繁衍生息？从社会层面上讲，信仰的缺失、精神的颓败更要命。一个社会，尤其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没有支撑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信仰，日子就算过得再好，腰包里的钱再多，但却“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又有什么意思呢？

从继承发展这个角度来讲，改革开放前30年的努力，为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或者说前30年发展的存量，构成近30年改革增量的前提。美国有位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里，提供了一组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前30年，工业总产值增加38倍，重工业增加90倍，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均11.3%的速度递增，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六大工业国之列。同时，中国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5万人，增长到了1979年的500万，增加了近100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差不多翻了一倍。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许多事情，像两弹一星的成功，从根本上解除了国家安全问题；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实验和推广，大幅度缓解了吃饭问题；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打破了国际上被孤立的局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消除了敌对的国际环境；还有以赤脚医生为标志，并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的公共医疗卫生体制等，都是新中国前30年取得的重大成果。

当然，前30年存在许多严重的失误和挫折，如频繁的政治运动，从辩证的角度讲，这些挫折恰恰构成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大功，给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契机。”胡锦涛在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说了一句大白话——不折腾，也是经验之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能再折腾，翻烧饼式地大起大落，而得稳稳当当地、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当然，前后30年，虽然有承继发展的关系，但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而这种区别，归根到底还在于整个时代背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前30年，整个世界处在冷战的阴影之下，生存与安全始终是新中国的首要问题。冷战爆发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禁运、制裁等，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非常严峻，生存问题、安全问题异常突出，所以，毛泽东说“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后30年，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世界迎来了所谓全球化浪潮，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题目，自然就有不同的答案。套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毛泽东时代主要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主要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我们吃饱了，生活好了，接下来30年，就要解决挨骂问题。什么是挨骂的问题？比如，2008年的奥运圣火传递，今年的7·5事件等，明明是你有理，结果在西方世界却处处被人攻击。挨骂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新闻事业，以及以新闻事业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建设、软实力等。

关于新中国60年的情况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就用一些经典的新闻片断，来回顾和透视一下这60年的社会变迁。

二 新中国60年的经典新闻片段

新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很多大家、名家都对新闻和历史的关系做过论述。比如，蔡元培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李大钊说：“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文汇报》老报人徐铸成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香港报人董桥说得更形象：“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总之，新闻和历史的关系是剪不断，理更清。

下面就从新闻的角度，对新中国60年的历史作个简要回顾。

第一个经典片段，是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实况转播”这个词，就是为开国大典而发明的。当时广播方面的负责人梅益、温济泽等按照中央指令，组织开国大典的报道，他们就想，用什么来概括这次意义重大的新闻报道活动呢？后来灵机一动，想到了“实况转播”，从此汉语里就增添了一个新词汇。历史上第一次实况转播，由著名的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共同主持。丁一岚是一代新闻大家邓拓的夫人，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部主任。齐越是共和国的头牌播音员，播音风格大气磅礴、正气凛然、慷慨激昂，新中国的许多重量级的报道和社论都是由他担纲的。那时候没有电视，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就是广播，所以齐越当时可谓家喻户晓。齐越还是新中国第一位播音学的教授，晚年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持人敬一丹就是他的弟子。

在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二李二杨。

二李：李庄、李普。李庄当时是《人民日报》首席记者，专门采访开国大事，后来做了《人民日报》总编辑，他的女儿李东东现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普是报道开国典礼的新华社记者，后来做了新华社副社长。当时李普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这一历史盛况，见证了毛泽东等一代开国领袖的风采。他在报道中用了一个词“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由此而来。李庄还报道了开国大典前的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在新政协开幕词中讲了一句话：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李庄由此获得灵感，写下第一篇开国报道《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后来成了新中国一句历久弥新、震撼人心的名言。

二杨：杨兆麟、杨刚。杨兆麟早年在重庆，跟随周恩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广播战线，改革开放后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条件非常简陋，为了让云集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人听得清楚，杨兆麟等人想了各种招数，如把九个喇叭焊接在一起，以取得更好的扩音效果，他们称之为“九头鸟”。

杨刚更是一位传奇人物，新中国成立前是《大公报》名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后来被总理亲自点将，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新闻，她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副总编辑。她报道开国大典的名作《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与摄影家侯波拍摄的那张经典的开国大典照片，一同构成了新中国开国的历史记忆。下面念一段《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文字：“红旗飘卷，队伍静候。正在这时，城楼上面主席台前忽然发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山鸣谷应，四处都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于是广场上的欢呼声立刻翻江倒海地爆发与城楼上互相呼应。这时候，按照预定程序，主席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第二个想和大家一起回顾的，是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报道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作品。展现抗美援朝的作品很多，新闻报道方面最令人难忘的，就数魏巍的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有些经典的句子广为流传，脍炙人口。比如：“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一问世就深深地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而“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志愿军将士的专有名词。作者魏巍是军旅作家，当时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朝采访，写下这篇划时代的新闻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他又出版了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东方》，并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第三件新闻经典作品，是1953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篇社论的发表有个背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黄逸峰是位老干部，抗战时期就做过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上海华东专科交通学校存在混乱现象》，反映了学校领导铺张浪费、管理不善等问题。学校方面认为，这篇读者来信不符合事实，蓄意败坏学校名誉，就向兼任校长的黄逸峰反映情况。黄逸峰听了汇报后，指示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是该文的作者后，对她施加种种压力，逼令她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说学校领导压制批评。

《人民日报》感到事态严重，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华东局处理，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和有关方面组成调查组，到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进行调查，调查时黄逸峰态度还比较倨傲，对检查组不予理睬。后来调查组建议，给黄逸峰以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解放日报》公开检讨，而黄逸峰又拒绝检讨，把事情闹僵了。于是华东局就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批示：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的处分，随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篇社论。黄逸峰事件在国史专家看来，有些处理过重。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面还提到，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后来他果然又重新入党。但是当时这样严厉处理，就像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一样，体现了新政权励精图治的决心，也是执政党保持优良传统的一种延续，今天同样有其现实意义。

第四件经典作品，是1954年6月15日新华社发自瑞士日内瓦的一篇报道《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作者是李慎之。李慎之早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改革开放后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篇报道写的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斗智斗勇的情形，而此次会议的领队是周恩来总理。在当时背景下，这篇报道尽可能运用专业的手法报道新闻，用事实说明问题，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西方代表在会议上如何阻挠达成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就用一句一句的引语，实实在在，是非分明。

50年代有一份独特的报纸——《参考消息》，毛泽东称之为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参考消息》前身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是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供党内高层参阅，起初每天印40份，1950年印数为2000份。1956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匈牙利、波兰事件发生，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干部，及时地知道我们的敌人的情况和敌人的观点，以及我们的朋友的那些与我们有所不同的观点”，于是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就提到：“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泽东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传播学规律。

1957年“反右”后，有一篇新闻理论方面的文章《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值得一提。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发表于1957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作者是新闻理论方面的大家甘惜分先生，这篇文章针对的是王中先生的一些言论。“反右”前期，首都新闻界召开过两次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上，以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著名新闻理论家王中为代表，针对新闻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反右”运动开始后，在第二次座谈会上，甘惜分针对这些言论展开批判，后来在《人民日报》领导邓拓的要求下写成文章，这就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改革开放前，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或工具的观点是主导新闻界的核心思想。后来，甘惜分先生谈及此次批判时说：“我与王中的根本分歧就是怎样看待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或者说，在新闻工作中淡化政治。我则认为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虽然不能说报纸上每一角落都与政治有关，但就一张报纸的整体来说，很难说与政治无关，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先进的政治，还是保守落后的政治，报纸总是与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不为这种政治服务就为另一种政治服务。如果他们说自己只是编辑，不懂政治，那他们不是装蒜，就是傻瓜。”

王中也是新中国一位卓有建树和影响的新闻学家，当时发表了一些思想超前的言论，如他对党报的批评，有些是有洞见的，可惜就像甘惜分先生说的：他如果更冷静一些、更客观一些，多一些科学分析、少一点火气，效果会更好一些。王中先生去世后，甘惜分先生发表文章《满怀凄恻祭王中》，很沉痛地悼念他，其中写道：“1957年我写过两篇文章批判王中同志……我不是赶浪头，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分歧……这里不来探讨这些分歧，重要的是那时不该对他从政治上无限上纲，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无异于对王中落井下石，尽管人们说这是当时大势所趋，但我一直内疚不已。”

下面再看几篇60年代的报道。

一篇是1960年新华社发表的通稿《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作者是已故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家庭出身不好，1956年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而正好赶上了废除农奴制度、攀登珠峰等大事，采写了很多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如《血泪的控诉》、《拉萨的春雷》等。

1960年郭超人随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写下了长篇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1960年5月27日，他在登山日记里写下如下一段记述：“北京时间0点30分。在我的这一生中，也许再不会有比这个时刻更加难忘的了。日夜坚守在大本营无线电台前的老报务员罗家谯，用颤抖的手抄完了最后一组电码，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拿着电报向队部跑去。人们急切盼望的好消息终于来了，海拔6400米营地的电报说：‘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于25日黎明4时20分胜利登上了顶峰。他们把一面国旗和一尊毛主席石膏像放在了顶峰上，他们是24日9时30分，从8500米营地出发突击顶峰的。”

当年，《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的报道同两弹一星、红旗渠、大庆、大寨等一起构成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时代象征，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当时《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报道配发了一篇评论叫《无高不可攀》。有趣的是，1975年，中国女登山运动员首次登上珠峰以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标题还是《无高不可攀》。

1964年新华社的报道《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保护了羊群》同样产生了广泛影响。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故事，通过电影、话剧、诗歌、音乐等广为传播，成为当时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教材。

1964年4月20日首发于《人民日报》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同样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这篇表现工业战线上的旗帜大庆的通讯，由新华社记者袁木和《人民日报》记者范荣康共同完成。

与《大庆精神大庆人》同时期的，还有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篇消息不长，一共三段，300多字，要言不烦地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及其意义，阐明了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立场。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毛泽东在1955年发出号召，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负责筹建核工业，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项艰巨任务。1962年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在科技人员和国防建设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核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争的威胁。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60年代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新华社原社长、一代名记者穆青是主创人员之一。当时他们去河南调研，听说焦裕禄的事迹后，到兰考去采访干部、群众，结果大家都非常感动，往往是说的人说不下去，而记者也记不下去，哭得一塌糊涂。通讯发表以后感动了全国。

70年代有一个系列报道《红旗渠》最为突出。从60年代林县红旗渠开始建设，历经十年，直到各项工程完工，很多媒体、新闻工作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尤其是纪录片《红旗渠》，更让人切实认识了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发愤图强，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冲击力是不可想象的。不妨想一想，在穷山恶水的太行山上，人们仅凭着两只手、一个镐，硬是凿出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人间天河，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壮举。红旗渠从动工到配套工程全部完成，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开凿了211个隧洞，修建了12408座各种建筑物，从山西引来漳河水，彻底改变了林县缺水多旱的局面，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人间奇迹。

往后的事情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如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著名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这些就一带而过了。

下面讲一下改革开放初的一篇报道——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现任院长范敬宜的代表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这篇报道发表于《辽宁日报》，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报道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人思想跟不上，觉得过头了。针对这个问题，《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深入原先下放的农村了解情况，听取百姓的心声，写下了这篇影响深远的报道。

近几十年的新闻经典名篇就不多说了，好多都是大家亲历过的，比较熟悉。比如《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再如《我要上学》——《中国青年报》解海龙的经典照片，改变了许多失学儿童命运的、启动希望工程的“大眼睛”等。

既然来到深圳，尤其想提一下两篇同深圳有关的报道：一篇是《深圳特区报》原副总编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期间采写的，这篇报道被称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舆论先声，影响很大；再一篇是关于紧邻深圳的香港的——香港回归的经典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这篇报道的标题显然是借鉴了毛泽东著名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不列颠尼亚号是英国豪华的皇家邮轮，香港回归后，香港总督、查尔斯王子等都乘着这艘邮轮离去了。报道的最后一段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里，曾以朴素而生动的笔触勾画了美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图景，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辞职。本来这段时间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40年代的世界大战、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麦卡锡白色恐怖、60年代的越南战争、黑人民权运动、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相继遇刺身亡以及风起云涌的校园动乱等，连缀起来简直就是一幅狼奔豕突焦头烂额的画面。然而，在曼彻斯特栩栩如生的笔下，《光荣与梦想》娓娓叙述这些历史之际，却展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奋发有为、不屈不挠的美国精神，一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勇气、毅力与豪情。读来没有沮丧，相反只有感奋，只有激动，只有钦佩。与此相似，新中国的历史虽然也有许多坎坷困顿，有许多艰难险阻，但绝不是所谓“苦难”、“灾难”的颓败历史，相反，同样充满着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精神，洋溢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豪情，同样是亿万中国人民用汗水和泪水、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一部伟大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广播影视业的回顾与前瞻

朱虹

朱虹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曾任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博士生导师。北京奥组委副秘书长、开闭幕式工作部副部长。著作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论宣传思想工作》、《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发展》等。2006年被评为中国传媒十大思想人物。

首先讲一下中国广播影视业的基本情况。中国的第一部影片是谭鑫培先生演出的京剧《定军山》，制作于1905年北京琉璃厂照相馆，这说明电影在中国已经有104年了。这部京剧很受欢迎，融合了外国先进技术和中国本土特色。广播最早是于1940年4月30日在延安成立的新华广播电台。当时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电台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最早的电视台就是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试播，9月2日正式开播。

我国整个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发展走过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广播影视业发展得最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着重表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广播影视的覆盖大国、制作大国和增长大国。

一、中国是一个广播影视覆盖大国。现在全国有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4.4万座，微波站2700座，卫星收转站202万座，有8颗卫星，58个转换器转播615套广播电视节目。其中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转播卫星叫“中星9号”，在农村地区播48个电视节目和几十套广播节目。

同时，国家专门建立了光缆干线，从北京到各个省会城市，从省城到各个市、县，一直到每个老百姓家庭，一共是320万公里，是全世界有线电视光缆最长的国家。有些地方没有有线就必须通过无线进行发射，无线发射覆盖面也相当广。现在我国共拥有电视机4亿台，收音机5亿台，在全世界居第一位，人口综合覆盖率广播是95.96%，电视是96.95%，这两个数字已经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中国是一个广播影视制作大国。目前中国有广播电台257座，电视台277座，广播电视台2069座，教育电视台45座。也就是说中国有2000多家电台、电视台，每天播出的广播节目是2423套，电视节目3182套，全国广播电视制作经营机构3443家，年生产电视剧1.5万余集，这个数字是全世界第一。

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电视剧发展还不行，黄金时段播放的是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日本的《阿信》、《排球女将》。后来广电总局专门出台一个政策，规定黄金时间播放国产剧。现在电视剧这一块做得相当好，我们举行了“飞天奖”表彰会，表彰的戏有《闯关东》、《士兵突击》、《潜伏》和《金婚》，这些戏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仅是港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电视剧在中国的黄金时间播放，都达不到中国电视剧的收视率和群众拥护的程度，广告商也愿意投钱，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有人写文章说，电视剧是当代中国的“唐宋诗篇”，任何时候中国都有一种引领的文艺形式，唐朝是诗歌，宋朝是词，元朝是曲，明清是小说，我们今天影响最大的文艺形式是电视剧。

我国的电视剧连续6年全世界生产第一，年生产电影故事片406部，电影故事片居世界第三位，电影质量明显提高。今年年初是《梅兰芳》、《非诚勿扰》，年中是《南京！南京！》，年末是《建国大业》、《风声》，票房效益相当好。《建国大业》这部戏总投资3700万，现在票房已经超过4亿，是国产电影最高的票房。虽然我们现在是第三电影大国，影片制作比印度的水平高，整体质量明显提高，但是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美国有差距。美国影片质量不错，占全世界电影票房的80%。

2008年生产动画电视突破13万分钟，这个产量在全世界居第二位，创历史新高。

三、中国是广播影视增长大国。广播影视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82年全国广播影视业的总收入是8.8亿，经过调查，这8.8亿全是各级党委或政府投的钱，当时广告没有收益。到2008年底，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达到1583亿，从1982年到2008年这26年当中，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20%，大大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经济效益相当好。

2008全年电影综合效益达到84.33亿，其中国内票房超过43亿，银幕数从原来的1000块银幕增长到4000块银幕，下一步国家搞文化振兴，银幕数还要进一步增加。现在总体的1583亿当中，国家的财政拨款只占10%，90%全靠广电人自己创收，包括广告、票房、有线电视收视费。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广播影视的收入从以依靠财政拨款为主转变为依靠自己创收为主、财政拨款为辅。中国的广播影视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上说明了，中国现在是广播影视大国，但并不是强国，与世界强国的差距有如下三方面：

一、中国是广播影视业收入的总量小国。中国2000多家电台、电视台，每年总收入只有200多亿美元，就是1583亿人民币，这个与国际传媒巨头相比较是相形见绌的。虽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国际传媒巨头公布的数字中，时代华纳集团收入是469.8亿美元，迪斯尼378亿美元，新闻集团303亿美元。整个中国的广播影视总收入没有外国一个大型传媒集团收入高，外国传媒集团通常是2万～3万人，我们做广播影视的人数有110万人左右（这只是国有企业人员，还不算民营企业）。也就是说，中国一个国家的100多万人也达不到人家2万多人的总收入，差距很大。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大的媒体集团，一年只有33亿美元收入，与时代华纳集团相比有着14倍的差距。

二、中国是广播影视的原创小国。世界发达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17%，但是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掌握着世界约75%的电视节目，60%以上的广播节目，电影票房占到80%，电视播出占到许多国家节目播出量的60%～70%。相比之下，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时没有中国记者在现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缺憾。原创华语节目在世界节目总量中只达到8.6%，国外直接引用我们的节目总量比较少。

三、中国是一个广播影视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广播电视节目背后必须有大量的技术设备支撑，这些年进步很大，一是制定标准，二是我们跟踪国外最新技术，学习、改造、提高，有些问题得到解决。比如电视台用的灯光，以往大部分设备都是从意大利、奥地利进口，北京一个普通农民，他研究各个国家的灯具，最后解决了灯具问题，现在全国2000多家电视台70%的灯具是这一家公司做的。但是我们和世界一流国家相比，广播电视的技术还是有很大差距。比如，2000多家电视台都要用摄像机，摄像机全是日本或者欧美国家生产的。我们制作电影，大量的高科技灯光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新的技术（包括录像机）都是从日本引进的。从技术方面讲，我们和世界一流的水平有较大差距。

中国还不是广播影视业的强国，还有很多路要走，要追赶。中国影视业改革发展之路下一步怎么走？

一、推进分类改革，实行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共同发展。

过去我们把整个广播影视业都混成一团，把它统称为“宣传舆论的重要阵地”。当时广播影视业只有一个标准，而且都是事业单位人员在干，这样做对整个广播影视业的发展有很多制约。现在，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把广播影视业分成两块，一块是广播影视产业，就是经营性的广电产业；另一个是公益性广电事业，公益性就是为普通的广大群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标。

应如何区别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呢？区别的标准有三条：第一条标准，广播影视服务活动是否直接涉及舆论导向、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政治标准。第二条标准，是否为满足大众的公共需求，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公共标准。第三条标准，看它是否以营利为目标，是否按市场的方式进行运作的经济标准。符合前两条标准划定为公益性，符合后一条标准划定为经营性。

举例说明，比较一下国内两个歌唱节目，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心连心》。这种演出不以营利为目标，是公益性演出，所有演员演出都没有收入，而且演出的路费、住宿、食宿全由中央电视台解决。同时，当地不能卖票，没有企业赞助。这就是公益性的歌唱节目。另外一个节目是《同一首歌》，所有的出场明星都有明星出场费，明星的路费、食宿费都要纳入到成本当中，当地必须找企业赞助或卖票。这就是经营性的演出。虽然同样是歌唱节目，一个是公益性的，一个是经营性的。凡是经营性的要以市场为导向，凡是公益性的是以政府为导向，这两种要区别开来。明确区分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坚决管住公益性的广电事业，让它继续发挥“导向”、“舆论阵地”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做强做大经营性的广电产业，不断提高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舆论阵地得到更好的建设，同时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在广电系统发挥作用。

当然，公益性不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强调公益性的同时也要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比如，广电系统有三大公益性服务工程：一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二是“西新”工程；三是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要求每一个村庄一个月能够看一次电影，放一场科教片，另一场是故事片。

二、推进电台电视台的改革，增强媒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电视台、电台是广播影视系统的核心资源，尤其是它的频道和频率，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现在有四个权力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内容的终审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在这四种权力下进行改革，把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分成三类：一类是电台、电视台新闻或新闻类、社会访谈类，调查监督类节目的策划、采编、制作、审查、播出等环节全部由电台、电视台自己承担，它主要是通过内部搞活机制提高节目质量。二类是对电台、电视台的影视剧、影视动画、体育、科技、娱乐等有选择的栏目逐步探索实行制播分离，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节目的招标采购，以丰富节目源，提高节目质量，降低节目成本。这一块实行制播分离。三类是对于电视台的影视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单位包括网络公司等等逐渐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全部转制为企业，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

三、推进技术改革创新，积极开发数字新媒体业务。

过去广播影视业的总收入就是三个：第一是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深圳广电也是这一块收入最大；第二是有线电视的收视费，每个收看个体收12～18块收视费；第三是电影票。另外准备通过新媒体扩大收入，这一条是我们今后在数字化时代继续保持的主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开发新的收入来源的重要方面。

1.以标准研发带动科技创新。现在我们着重做了三个标准：一是移动广播电视，叫“CMMB”标准；二是新一代卫星传输标准；三是数字电影流动放映标准，原来电影放映都是胶片，胶片太重，现在都是数字电影、电影卡，或者直接从卫星上面接收信号播出。我们制订了三个标准，标准是最重要的，你把标准制作好了，所有产业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就拉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现在的“CMMB”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充分满足流动人群在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当中接收广播电视的需求，同时满足手机、MP4、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便捷终端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数字化。一是无线广播电视数字化。二是加强网络整合。三是大力推进有线电视数字化。目前，有线数字电视在深圳已经推开，效果不错。电视的画面质量稳定、清晰，不再有抖动，也没有雪花点；声音效果比原来明显增强；节目数量明显增多，从原来的50套增加到80套、100多套，最终的目标是800套节目；互动性增强，比如今天《新闻联播》没有看，可以储存下来，回家后可以重新观看，同时水费、电费、预约、看病都可以在电视上完成。我们要把电视机变成家庭信息终端，所有问题都可以在电视机上解决。四是加大数字电视节目内容和信息服务的开发力度。我们在做好电影数字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现在的数字化包括高清电视不能是一种形式，必须要大大地丰富节目的内容，不然就只能成为一个技术传播，群众也没有享受到最好的节目。杭州有一个华数集团，华数集团集成海量的电影、电视节目，它卖给全国的各个网络，效果非常好。

3.大力开发新媒体业务。新媒体业务包括 IT 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等，这一块中国的广电行业有很大的优势。第一，过去做广播电影电视的节目资源都掌握在我们手中，有大量的版权。第二，现在开发新节目有巨大的人才优势，新媒体播放的还是这些内容，只不过内容根据新要求进行调整。

四、深化广播影视产业改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体制机制。

1.要培育市场主体，推进国有广播影视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只有成为公司，才能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刚才讲的三步战略，首先由事业单位变为企业，由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再成为上市公司。现在广电已经有七家上市公司，效果不错，包括北京歌华有线、上海的东方明珠、中央电视台的中视股份、深圳的天威等。最近又批准华谊兄弟公司上市，下一步主要是力推中央电视台的央视网公司和中影集团公司上市，通过社会融资促进广播影视业的发展。

2.降低准入门槛，积极支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广电产业。除了法律法规规定的电台或电视台的频道、频率以外，其余都对民营资本放开，民营企业的加入对广播影视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海润影视集团制作公司制作的《亮剑》在国内多次反复播出，效果很好，群众很愿意看。

3.加快重大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充分发挥产业园区和基地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中国形成规模的基地可以作为中国广播影视的孵化器，并且可以作为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广播影视发展的辅助器。我们现在集中抓的大基地有三类，第一类是专门为影视剧制作服务的产业园区或基地，比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广东佛山南海影视基地等。目前做得最好的还是浙江的东阳横店影视区。现在国内一年406部影片，15000集电视剧，20%～30%是在这里拍摄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潜伏》都是在这里拍的。横店一年的收益是20亿，经济效益非常好。这是运用民营资本做得相当成功的典型。第二类是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它专门搞节目的制作、栏目制作，它不做电影、电视剧。比如北京怀柔的星光影视集团。第三类是专门提供高科技后期制作服务影视基地。北京怀柔有一个中影数字电影制作基地，最近花了20亿引进国际一流设备来做后期，大大提高了后期制作水平。

五、推进广播影视节目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广电品牌。

节目和品牌资源是广播影视机构的核心资源，电台、电视台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或者是超越其他媒体，必须重视节目的内容创新和品牌建设。优秀的品牌就是影响力、凝聚力、收视率，就是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所以节目能不能创新、能不能打造品牌是电台、电视台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基本要求。外国非常重视品牌，2004年我专门到美国考察学习，我到了迪士尼，请教迪士尼的一把手，作为一个企业文化的主要负责人最主要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要干，只要抓品牌，有了品牌就什么都有了。品牌是企业的核心和灵魂，抓住了品牌就抓住了一切。迪士尼除了总裁以外还有四个副总裁，第一副总裁兼任品牌部主任，它都有相应的品牌机构。我们的中央台包括深圳电视台都没有品牌机构，我们自己目前还没有全球著名的品牌。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开心辞典》都想朝着这个方向打造，但是现在我们称得上品牌的主要只有栏目，没有频道品牌，只有地区性的品牌，没有全国性的品牌。比如：吉林电视台做的《回家》，专门讲文化大师的回乡路；山东电视台做的《天下父母》，专门讲孝道，做得也不错。但都是地区性的影响，不是全国性，更谈不上世界性的影响。关于品牌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今后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一块，如何做？要借鉴发达国家的传媒品牌，吸取先进经验，转变观念，要设立专门研究外国节目品牌的研究机构，结合它的节目根据中国特点进行改造。要求所有广电部门都要设立自己的品牌管理机构，同时强调研究多种需求，科学规划，优化结构，深入进行频道、频率的改革，准确地把握频道、频率的地位，合理地设置节目、栏目，有效地推进资源频道。

如何创新？一是加强新闻节目创新，进一步增强新闻节目的时效性、针对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二是积极创新大众娱乐类节目，着力克服这些节目存在不同程度同质、品位不高等情况。比如《超级女声》，湖南卫视从2005年开始做《超级女声》，应该说做得还不错，挺成功，后来全国各个省台、市台都在模仿，把选秀类节目做坏了，以至于无法延续。“上海艺术人文频道”专门做阳春白雪的节目，第一年支出花了7000多万，亏损了，但是它还坚持做，没有向低俗化低头，第二年就开始赚钱。所以，必须实行差异化竞争。三是加大电视剧的创新力度。电视剧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现在第一线的电视台70%以上的广告是靠电视剧，电视剧必须不断创新。四是积极开办一些对象化、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类节目，进一步强化广播电视社会服务功能。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一条，就是要正确地对待收视率。现在有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追求收视率带来的，为了收视率什么都不管。这是不行的。现在强调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六、实施“走出去”工程，扩大中国广播影视业在全球的覆盖面和收视率。

中央电视台专门做了中国传送卫星电视的北美平台，亚洲平台、非洲平台、欧洲平台、拉美平台等都相继开播。中央电视台的4套（中文频道）、9套（英文频道）同时开办了西班牙语频道、法语频道、阿拉伯语频道等6个国际频道，覆盖了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整个频道统计的用户数是8600万，部分时段超过1.5亿。同时，国际广播电台建立了环球广播网，在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一个电台，在肯尼亚、老挝都建立了调频台。我国的国际广播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有很多节目开始走出国门，效果很好。

现在整个对外方针和以往相比有一些重大变化。第一，在方针上，过去强调是以国内为主，国际为辅，现在强调国际、国内并重。第二，过去在目标上，我们只是强调把中国的声音、形象传到国外，使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在不仅只是介绍中国，我们提出的口号叫做“全球的触角、中国的眼光、世界的窗口”，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必须有中国人的声音，有利于比较和鉴别，让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第三，在标准上，我们过去是“追赶”，现在我们提出要建设国际一流媒体。第四，在形式上，我们以往是单向，主要是靠电视、广播信号的覆盖，现在我们购买一些国家的电台、电视台，也租了一些时段和频率播出自己的节目。比如，我们做了一个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这个节目做完之后卖给64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央电视台开播之前，我们投资的5000万全部回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一轮赚了1亿。最近做了一个动漫叫《三国》，在日本大火，这部动漫卖给24个国家，现在海外总收入已经超过1亿。我们的《故宫》纪录片，光盘一次性卖了15万套，效果很好，宣传了中国的形象。

还有一个变化，以往只要外国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节目，能够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就非常高兴，都不要钱。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节目是收费的。比如，在美国，每一户看我们的长城（北美）平台一个月要交29美元，我们在美国找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负责帮我们接通频道，帮我们做宣传，帮我们收费，赚的钱各得50%，去年的总收入是2亿。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海外文化传播这一块和很多国家比是有差距的，和我们的其他行当相比也是有差距的。中国整个工业的对外贸易都是挣钱的，都是顺差，只有文化贸易是逆差。我们前几年调查的时候是15∶1，平均花15块钱卖给国外的文化产品，我们自己才挣1块钱。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变成了6∶1，但是还是贸易逆差，我们今后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个逆差变成持平。

七、推进内部机制改革，增强内部活力和发展后劲。

内部的活力和发展后劲，主要是内部分配制度、内部人事制度和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频道、频率建立，节目成本核算和版权管理。现在做一场晚会，通常要花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都没有一个成本核算，很多钱都被中间的人员分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成本核算管理。

八、推进管理改革，提高施政能力和管理水平。

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制建设，要依法办事。最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电视剧中的普通话问题，电视剧要以普通话为主。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另一个问题是《建国大业》中演员的国籍问题。关于国籍问题，我们原来没有多作回答，最后网上越炒越厉害，有四个律师主动向广电总局发律师函，要求广电总局必须回答，不回答就是不作为。为什么中国庆祝国庆60周年，都是“外国人”来演出。后来我专门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回答，我们经过调查，所有的主要演员全是中国人，唐国强、刘劲、张国立一直到许晴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客串演员当中确实有十几位是外国籍的华裔。有相关规定，国产影片外籍人员不超过1/3，就是国产片。这完全符合规定。另外，海外华裔演员到我们这里演出一分钱都不要，体现了伟大祖国对炎黄子孙巨大的感召力，而且对我们的影片到海外发行、扩大影响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很大好处。我的发言结束之后，全国关于国籍问题的争议基本平息，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观点，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发帖，说发言人逻辑很奇怪，既然祖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把他感召得一分钱都不要就演出，那能不能感召他马上修改国籍，不要美国国籍改成中国国籍吗？

存在不同的声音很正常，我们今后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事情。法律有规定的，国家的语言文字法规定要以普通话为主，整个中华民族要统一，必须要有一个普通话，我们以后把声音搞得五花八门，互相听不懂是不行的。加强管理，有一些管理是必须的，电视上每天做丰胸、减肥、增高的广告，这些广告我们一查就发现很多是假的，不管不行，否则广播电视台就没有公信力。

广播影视是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大众传媒，是党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又是最具有开发潜力的文化产业。广播影视业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既要积极主动，又要谨慎稳妥；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守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既要发展广播影视事业，又要发展广播影视产业；既要立足国内，占领国内市场，又要面向世界，占领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广播影视业的总体实力和竞争力，以改革促发展，把中国的广播影视业做大做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迁徙文化与进城文学

施战军

施战军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目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曾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评委，数次担任中国小说学会奖及年度小说排行榜评选、《文艺报》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文学活动的评委。著作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等。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刘勰文艺评论奖、齐鲁文学奖、山东省图书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2007年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刚才主持人问，这个主题是不是为深圳量身定做的？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深圳是一块奇特的土地，人口的构成一多半是外来人口，只有一小部分是原住民。这座在原住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充满了复杂的外来因素，比如说香港文化气息的影响，再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学景观、文艺景观和文化景观。

深圳这个地方经济非常“活”，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文明创造领域，展现给普通大众的，却是超主流、超意识形态的符号与特征，给人的感觉是在文化上的坚守比内地一些地方还要厉害。关于深圳文化，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些主旋律歌曲，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更深层的文学创作，知名度并不高。其实深圳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这些我慢慢地体会提到，包括原住民作家和移民作家。原住民作家中，比如谢宏，他的长篇小说《深圳往事》，是深圳改革开放史的艺术化写照；移民作家，像吴军、央歌儿等女作家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他们从纯文学“切入”，所写的内容和深圳本身的主流文化并不是非常一致，所以在深圳本地的知名度可能没有其他作家高。

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容易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为了讲得更明白些，我们还是从迁徙文化说起。什么叫迁徙？迁徙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候鸟每年都要迁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人虽然不是季候性的，但是他有时候从生存的角度，或者接到某种强烈的指令，也会迁徙。这种迁徙的现象对人的内心、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构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我的祖籍在山东，但听老一辈的人说，我们是从山西的大槐树来的。到我爷爷这一辈，整个家族又闯关东到了东北、内蒙古一带，后来因为区划调整被划到吉林省，所以我的家族就有迁徙的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很多原因，我们先从我国历史上重大的迁徙现象说起。

元末明初从大槐树开始的人口大迁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迁徙之一。老家在哪？山西洪洞县。洪洞县哪里人？大槐树乡。大槐树是什么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移民的聚集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大槐树的迁徙是一种政府行为，不是老百姓自愿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元末的时候中国最乱，战乱、自然灾害、瘟疫等，使得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最强大的地方成为重灾区，人一批一批地死亡，原来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几乎没有人了，怎么办？那时山西是相对安定、祥和的，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自然灾害的侵扰。当时政府以山西为主体向各个省份移出老百姓，强力执行，你不去也不行。当时的说法叫“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口都要移出去。

从洪武元年一直到朱棣十四年，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先后从山西进行了18次移民，涉及800多个姓氏。那时移民是以家族为单位，800多个姓氏，涉及上万个家族。这里面不光是汉族，还有蒙古、回族等。这是一个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这类移民活动，甚至延续到今天。

什么情况下有移民？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比如修水库，像三门峡水库、三峡工程等，这是政府组织的。这种官方组织的移民，带给老百姓的记忆是非常复杂的。90年代末，著名作家李存葆写过一篇大散文《祖槐》，写的就是这次移民活动，里面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读来令人震撼甚至流泪。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有三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中前两个随着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的热播被大家所熟知，电视剧《下南洋》正在拍摄中。这三次大迁徙不是官方组织的，是老百姓为了寻找生存机会的一种自发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流民的生存迁徙。这种流民的生存迁徙，有点像现在农民工进城，哪里有需要、哪里有机会我们就过去。

第一个闯关东，是这三次迁徙中规模最大、经历时间最长的。从清朝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80年代，闯关东潮一直存在。清朝初期是一个“初潮”，那时华北地区因为瘟疫、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百姓生活贫困，加上当地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而关东则人少地多，土地肥沃，还可以打鱼、伐木、开矿等等。华北地区，以山东为主体，然后是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贫苦百姓就怀揣着梦，开始闯关东。电视剧《闯关东》讲的是朱家闯关东的故事，那是一个缩影。闯关东持续到现在大概有300多年的历史。记得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周围有很多村落是以省份命名的，比如河南村、山东村等。有意思的是，闯关东的移民现在开始回流了。东北以前是人们避难、求生机的地方，现在是大量的东北人往南跑，80年代深圳的外来人口大部分是东北人。海南的东北人更多，那里的普通话是东北话。过去人们都往东北跑，现在东北人反而往外跑。

伴随闯关东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带文化意味的现象——所有在东北的外地后裔，逢年过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心结，这个心结就像“猫爪子”一样挠着他们的心。这个心结是什么呢？就是心里不断地嘀咕着一件事，我要回“关里家”，一到过年就要回家。“关里”和“关外”以山海关为分界线，山东、河南是山海关以里，东北、蒙古都是山海关以外，叫“关外”、“关东”。

这种回“关里家”的现象，就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觉得家的“根”在那里，那里有祖祠、宗庙，他必须回去找祖宗的“根”。我们知道河南、河北，尤其是山东，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窝”，儒家文化说起来就是“家国天下”，其中家是最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制度”等都是以家为基础。我们看电视剧《闯关东》，朱家如何经营家族的企业、如何动用家族的力量，就是受到儒家文化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东北原住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所接触的文化，是一种很强悍的文化，走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占有一块领地。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他很容易发生迁徙的冲动，而且他对自己地域以外的气候、人情、民俗、风情等，都会充满好奇感，并形成一种“一辈子不走出家就是没出息”、“哪怕在外面过得很差也要往外走”的观念。这是一种非常怪的现象。

第二个走西口。走西口，可以说是西北酸曲的由头。就因为有走西口这件事，西北才会有那么多的酸曲，才会有那么多好听的陕北民歌、陕西民歌。“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往肚里流”，那种舍不得的感觉，牵一牵衣袖都是好的。

为什么要走西口？因为在这个地方生存艰难，他们就想到口外去。西口，又叫杀虎口，“走西口”是到山西、陕西的西边。走西口的人大都是青壮年，最受女孩青睐的哥哥们。他们恰恰又是年轻女孩子心中的依托，恋情牵绊在心中。这种心理反应必然要通过一种文化方式表达出来，那就是陕北酸曲。现在我们从电视里看到陕北的一些歌曲，几乎没有极其欢快的旋律，都是撕心裂肺的。站在黄土高坡之上，上接天，下接地，孤独无靠的感觉，因为心上人不在身边。这和城市里的表现完全不同，不是闷着的，而是完全打开的，我就是要唱。

第三个下南洋，以福建人、广东人为主。“下南洋”很久以前就有了，比前几个还要早。“下南洋”分为几次：第一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第二次，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中原人就纷纷移居到印度支那一带；第三次，唐朝后期，黄巢起义到了广州地区，广东人大批往南洋移民；第四次，元朝灭了南宋，大量的遗臣、遗老就落难到东南亚；再后来，到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这是下南洋，很多文学作品都作过相关的描述，比如早期的《家族传》、《蛙女》等。

这是历史上的大迁徙。新中国成立以后，那种极其动荡的灾难性的影响，像过去的政变等因素都没有。现在我们讲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迁徙。

第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进城运动。大量的干部、军队人士开始进入城市，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以乡村为中心取得胜利的，那时很多掌权的官员还是农村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左右了我们很多年，一直到70年代末期，当时所犯的很多错误都是这种乡村思维模式造成的。这些干部进了城市以后，会产生激烈的心理反应，这些反映放到政治、生活上都会有不同的道德判断。

当时有一篇小说叫《我们夫妇之间》，作者萧也牧是一个跟随革命队伍进城的文化干部，当年和康卓、丁玲都有交往。小说写的就是革命干部、知识分子进城以后的反应，讲述这些人进入城市之后怎样调整心理观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关注进城情况的文学作品。小说刚发表的时候没有太多人注意，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小说里男主人公和他老婆都没有调整好。他老婆以政治正确为借口，没有看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本质区别。男主人公意识到了不同，但他只是带着好奇、新奇，甚至是猎艳的心理来看待。这种心理被作家丁玲看到了。在丁玲之前，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写了文章，说这篇文章的思想格调似乎出现了问题，但具体问题他没有说清楚。丁玲认为：第一，他鄙视妇女，他对老婆从来都是一种郎当公子的腔调，油腔滑调的，一副瞧不起农村妇女的表情，最后承认错误也完全是假的，还是在玩弄妇女。第二，有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它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反动的。丁玲在报纸上给萧也牧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叫做《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认为这种文学作品是一个反革命的倾向。萧也牧从此倒了大霉，最后在“反右”运动中死于干校农场。

这最早的进城文学，就这样被扼杀了，后来证明所有与城市相关的文学都要受到批判。比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还有宗璞的《红豆》等，后来都被批判掉了。所以新中国成立最初20年，城市文学的收获几乎等于零，没有人敢碰。文学作品写的都是工人阶级如何大炼钢铁，如何听党的话，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第二个是60年代后期，又一次由政府号召的迁徙潮——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下乡之后还有一次回流叫做返城。知青的下乡返城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文化源头，最初的文学创作除了控诉四人帮之外，几乎都是写知青生活的。

知识青年的生活趣味也值得我们分析，它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判断思维，即城市是不好的，乡村是好的。因为回到城市里找工作的过程很复杂，他们开始怀念乡村，其实他们在乡村充满了困惑，那是苦难式的。他们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青春无悔，岁月如歌，而实际上知青生活充满了难过，他们非常愿意留在城市里，宁愿在城市里面堕落，也不愿意到乡村去大有作为。到70年代中后期，知青几乎都是在偷鸡摸狗的生活中度日。像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韩东的《下放地》等，都与知青生活有关。早期的知青，比如梁晓声、王安忆，他们还有一些理想，后期的知青就完全没有理想了。他们的理想破灭了，这种破灭其实是一种觉悟，他们不再被虚幻的东西左右。

而怀有理想的早期知青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孔捷生等，回城之后，还是怀念乡村，觉得那里像神庙一样值得我们回返。后来孔捷生写了中篇小说《大林莽》，但这不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是艺术的写照。知青的下乡和返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相似的，是反城市文明的。

第三个是70年代至90年代一次著名的迁徙，这种迁徙是以前很少出现的，它和下南洋不同，当时叫做出国潮。大批的人考托福，一般是去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甚至韩国。当时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朝鲜去的，几乎没有，除非是公派。这形成了一个出国潮，出国潮到今天又成了海归潮，为什么？中国的城市经济开始复苏了。深圳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 IT 行业的精英人士，将近一半是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

八九十年代出去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人。现在美国知识界、科技界的精英有1/3是华人，硅谷大部分是华人，电子芯片产业等都是华人、亚洲人支撑起来的。一旦那边的经济开始饱和，我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巨大的诱因导致他们回流。过去有华侨归国，《人民日报》发头版，那时候引进一个“海归”是名誉、政绩。现在每年有大量的人从很著名的学校申请回国任教，“海归”找工作都很难。这说明中国城市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科技含量、人才需求等等，和过去相比，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下，文化是不是也产生了巨大飞跃呢？非也。我们恰恰在人的素质、素养、文化程度等方面并没有多大提高。如果接触到文明程度高的地方，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种细微的文化标识。对于这些变化，我们还没有足够多、足够好的作品来展现。

现如今，最重要的迁徙现象就是农民工进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进城，深圳是一块策源地。深圳最早建立特区，80年代就有大量的农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到90年代农民进城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了。关于进城文学，很多人误认为以前没有相关的文学作品，是深圳的打工文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进城文学，在20世纪初就有了。早在1922年就有作家写过这样的小说，而且反响很大。比如潘漠华的《乡心》，就得到了茅盾的高度评价。当时茅盾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在一期导言中评价这部小说就用了两个第一。

这部小说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成为抱着“黄金梦”从农村跑到城市的第一批代表。阿贵是什么人呢？阿贵是一个年轻的木匠，当时乡村已经有破产的迹象（茅盾的《丰收也成灾》也有这类描述），乡村无法生活了，他就跑到城里来，想填饱肚子，其实根本做不到，最终他发出哀叹，说我得回家，还是家里好，我要回乡村去。后来这就发展成为一种“乡心模式”。所谓“乡心模式”，就是到城市去闯，闯过之后我要回家，城市里面过不好，我还有乡村兜底。这种城市永远不如乡村好的思维模式，严重影响了乡村出身的作家对城市的目光考量。

那时很多作家写“乡心模式”的作品，比如著名作家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萧军的《第三代》。但是也有特例，作家丁玲写过两篇态度完全不同的小说。其中一篇叫《奔》，《奔》还是“乡心模式”；另一篇小说叫《阿毛姑娘》，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阿毛姑娘到了城市以后，觉得她的家就在城市，凭什么就他们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也要过，她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去打拼。在那个时代，以农民身份进城的第一位新人的形象就是阿毛姑娘，她不是过去常规的形象。

阿毛姑娘的形象，我们到近几年才从一些作品里看到。像江苏作家赵本夫的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写的是进城生活的这批人，已经身居高位，但还是觉得城市不好。主人公每天晚上要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拿着一个锤子到大街上，没人的时候把水泥板撬看，让土地露出来，然后再悄悄地回去。平时种花、种草，甚至要种庄稼。山西作家王祥夫的《五张犁》，内容是五张犁的土地被城市征用了，他就用种地的方式来种花，像种地一样为花除草、卸苗、收割。我感觉这个小说写得太邪乎了。这种故事怎么会发生？作家的想象力正在枯竭。为什么？他和生活脱节了。描写农民工，就认为农民工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苦难和血泪。不错，现在看到很多农民工的确很难，风餐露宿，工资很低，老板还可能拖欠工资。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江苏作家范小青说，他接触了很多农民工，他们其实很快乐。他们内心非常单纯、透明，拿了钱之后，马上就去喝酒、卡拉OK，乐得不行。城市的大款、老板，他们的确是城市的主人，可是他们快乐吗？

农民工的生活虽然困苦，他们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忽视了他们精神上的具体样态，这是中国作家的失职。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作家注意到这一点。比如山东作家刘玉栋的《幸福的一天》，一个农民天天赶早骑车去城市卖菜，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突然有一天他出了车祸，出车祸的一刹那他灵魂出窍，来到城市过上了他所向往的城市生活。他向往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吃大酒店的自助早餐，吃过之后，又去洗头房和小姐打情骂俏……按照城里的方式消费完，他就想，我得回家了，于是身子轻飘飘地飞起来了。他在空中看到自己的院子，有一个棺材，很多人在哭，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得去看看。在即将落下来的时候，身体开始沉重，最后落在自己的棺材里。

这小说很有意味，手法上很超前，想象力丰富。另外，他看到一个问题，其实送菜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了解非常有限。他永远不知道城市生活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作家缺少一种巴尔扎克精神。巴尔扎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创作的系列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不仅仅是给历史照相，不仅仅是法国社会在资本上升时期的缩影。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的前言里讲到，我看到的是法国人民生活的风俗史。风俗包括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内心感情的变化。葛朗台为什么那么吝啬？因为在这个社会人情开始淡漠，人和人之间无法交流，在城市迁徙的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矛盾。

今天可能是新的巴尔扎克到来的时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与巴尔扎克能力相当的作家。即使是贾平凹的《秦腔》，也是一种比较散的记录，总体上缺少一个架构，没有长篇小说的基本元素，如对人物的刻画、氛围的设定等。作为长篇小说它要有一种力量，一种让人读过以后不吐不快的力量在里面。

写迁徙的文学作品，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荆永鸣的小说《北京候鸟》，写的是农民工农闲的时候进城打工，到秋收的时候挣了钱回家，像候鸟一样按着季节来回跑。经过考察和阅读，我感觉一部分农民工的生活是这样，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男女的生活理想在城市，不是挣了钱回到乡村去。

现在进城的这批人，来深圳是立足率最高的，他们已成功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之一。如果我们把深圳的外来人口哗地一下子撤走，那无异于发生了一次海啸。深圳已经离不开他们了，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但是，深圳还没有人能够用文学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刚才说到谢宏的小说《自游人》、《深圳往事》写的是原住民的生长史。如果能用大气的艺术方式，来描述外来人口的成长史，及其与深圳本身、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写好了肯定是一部杰作。因为深圳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神经”所在，它预示着中国未来的“脉搏”如何跳动。

深圳是近20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方，可惜它没有引领中国的文化发展。如今的作家想了各种各样的招数来写农民工进城，但是有太多类似、完全一致的人物。因为我们的作家缺少耐心去观察。有那么多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为什么范小青的《城乡简史》能获得“鲁迅文学奖”？这里面没有偶然。因为他为小说写作找到了新的切入口，或者叫载体。什么新载体？过去我们写乡村文学，都是写阶级斗争、土改、盖房、分田到户等。范小青“转”了，他发现了账单、日记本，这个新载体带来了文学的新变化。一个时代必有与之匹配的新的形象、载体，所以必须发现新事物。比如范小青早期的小说《在街上行走》，一个误夹在向乡村学校捐赠的旧书刊里的城市普通家庭的消费记账本，里面的账目尤其是“香薰精油”，勾起了乡村一家人对城市的无限好奇和向往，于是开始了进城的生活。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发现这些东西，得有一个“抓手”而不是按常规的生活去抓，范小青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巴尔扎克在最著名的长篇杰作《幻灭》里提到，“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法国的外省青年有这样一种精神，中国青年也一样。我们的外省青年经历了城乡差别的磨炼，在这个社会制造的天梯上一路攀爬。5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给人制造的乡村到城市的关卡，就是户口。农村人进城像是天梯一样，很难逾越。刘玉栋的中篇小说《芝麻开门》，写的就是这么一段历史。小说从成长视角沉重地追忆了人们在生存的压迫面前，陷入摆脱农业户口的争夺中，不得不造成亲情的迷失和人心的伤痛。

户口这个天梯让我们攀爬了很长时间，但是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我们有那么多“乡心模式”的写作，但是从精神、生命的角度来关注人们迁徙之后的心理变化的，太少了。包括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也是这样，展现的只是一个阶段的故事而已。在这些故事中，因人的生命处境、内在的痛甚至是内在的快感迸发，那种具有震撼力的、让人心凝聚的东西，那种让你看了之后放不下、不能释然的东西，还没有出现。

现在的艺术家、文学家的耐心似乎被掐灭了，人们都在比量而不是质。你写了多少？你发了多少？你赚了多少钱？都是在比数量。生活也在比数量，房子多大？多少平方米？多少钱？你在几个城市有房子？没完没了，都在比数量。中国的高校也在比数量，对文学也是用数字衡量，这就造成了中国学术的粗制滥造，一切都是所谓的技术化统领。这个技术化统领对中国的文学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俄罗斯爆发一场战争，可以产生10个、20个、30个世界级的文学经典来。中国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有多少会写到？日本有个作家写出了有关广岛的长篇小说，写日本人在灾难面前内心对生命的心情，让人感觉日本在战争当中就是受害国，完全是无辜、委屈。前一段我接触到一个日本友人，他问我，你们中国有没有写南京大屠杀的好作品？有写重庆大轰炸的好作品吗？有写七三一部队的好作品吗？拿过来我帮你翻译。我可以找人在日本出版，让日本人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对日本的历史有正面的想法，因为大多数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他们有自己的文学宣传，他们的理解不一样。

中国作家没有像样的作品来写这些，包括迁徙文化，从古至今那么多次大迁徙，杰出作品没有几部。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文化研究还可以，文学创作的确不容乐观。可以说，中国文学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