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随后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至全世界，酿成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乃至政界的不少有识之士，正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和清算。你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学者，如何评价当前国际理论界、思想界的这一动向？
何：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动向，对这一动向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虽然逐步被捧上了美英等国主流理论、学说的宝座，但在国际理论界、思想界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也就是说，在国际理论界、思想界，批判自由主义的声音从未中断过，在批判者中，不乏著名学者甚至西方特别推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经济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所以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出现批判和清算新自由主义的高潮，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稍微出乎我们意料的倒是，我国理论界、思想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清算的声音，竟大大弱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
李：你刚才谈到的“出乎意料”的这一点确实耐人寻味。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而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这当然首先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同时也应包含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扬弃。只有这样，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的学者、理论工作者，当前理应站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模式的最前列，可现实恰恰相反。其原因何在？
何：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近期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一局面的形成，大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同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渗透有关。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为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实现“全球一体化”也即“全球美国化”，斥重资在世界各国招收学子，培养“芝加哥弟子”。这些“芝加哥弟子”长期在美国高校的课堂上接受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说即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个信条的熏陶；回归母国后，这些“芝加哥弟子”有的任职于政府部门，大都从事教学科研，凭着他们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个信条讨生活，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砸自己的饭碗。拉美的智利、阿根廷等国曾出现过这种现象，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我国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重点渗透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何：在批判新自由主义问题上，我国较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界沉闷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干部和老百姓对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一般均不甚了了，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去批判新自由主义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李：这样看来，要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彻底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可否请你向读者介绍一下你近几年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