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与依据
思考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是哲学的使命。技术是人生存的一种展示，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人类生存的建构。技术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生存论的意义。“在社会科学、历史和人文科学中，最持久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关于技术和技术变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问题。”[1]翻开一部技术史，从滚木、马车、蒸汽机车、飞机到宇宙飞船乃至当今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脉络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技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根本性的力量贯穿、展示在人类全部的历史进程之中。著名的传媒学家麦克卢汉曾断言：“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2]的确，从“刀耕火种”到“机器隆隆”，再到“基因”、“克隆”与“比特”，技术每提升一步，人类的生存图景就相应发生变化。技术进步作为普遍的、强势的“杠杆”力量逐步“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当代，随着以网络虚拟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互联网不断得以普及，进入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技术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到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之中。网络似乎已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可以说，虚拟技术、互联网的发明，是人类继“火”的发明之后第二件对人类社会造成革命性影响的重大科技事件。这一事件远比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力更为巨大，意义更为深远。作为一种全球性力量，网络虚拟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时代，也正在不断地塑造我们的未来生活。如果说，手推磨是农业社会的标志，蒸汽机是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那么，互联网、虚拟技术可以说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标志。正因为虚拟世界中的海量信息的设计、制造与交流对人类的生产与生存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有学者认为：“可以这样来看待技术的历史使命：技术的第一次重要使命是使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从古代人变成现代人；而第二次使命是通过信息化和去‘肉体化’，使人从物质人变成信息人，从实在人变成虚拟人，使人整体性地进入信息界，成为一种信息存在。可以认为，只有信息人才能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成为自由的人。”[3]
近年来，“虚拟”（virtual）一词，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尤其是计算机软件行业与工程中。“虚拟”之所以在今天备受瞩目，成为热门话语，正是因为信息技术尤其是电脑网络数字化等虚拟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它使人类的生存实践获得了开拓性的进展。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模糊起来。据报道：“Second Life正在变得炙手可热，IBM等一连串显赫的公司已陆续在虚拟世界中展开商业试验。……那是一个和现实世界并存而又开始融合的虚拟世界。”[4]虚拟经济、虚拟企业、虚拟银行、虚拟大学、虚拟政治、虚拟战争、虚拟共同体，甚至还有虚拟人，真是让人目不暇接。虚拟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映射，是自然空间的扩展、延伸或浓缩。虚拟不仅打破了人类生存的地域界限、压缩了时空，而且使现实物理实存的世界与虚拟世界同时出现在人类生活的舞台之中，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理解虚拟的现实纬度。
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系统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虚拟技术是变化最快、发展最迅速的技术。现代计算机的软件系统是一种高度信息化、程序化的符号系统，与计算机硬件系统相结合形成人工智能。互联网、虚拟技术与人类此前发明的工具有根本的不同。人类此前发明的工具或是进行物质加工的工具，或是进行能量转换的工具，而网络虚拟技术却能够运用以0和1组合的比特数据虚拟一切，进行符号加工与处理，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符号秩序结构。[5]
“虚拟”作为一种符号化、数字化的思维方式源自人类自身适应环境、超越现实的一种文化本性。从虚拟的角度看，技术不仅是人借以实现超越的条件，也是人的虚拟本性得以充分展现的平台。现时代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网络虚拟技术系统本身就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通过数字化方式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界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虚拟时空，将人类生存的范围和深度从物理世界引向一种网络化的虚拟世界，而这一虚拟时空与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的生产与消费等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与经济文化相结合，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的虚拟生存时代。正因如此，“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6]。
全球网络技术在当代的发展，促进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促进了机器的开发与应用，尤其是互联网作为“巨机器”对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人们在创造网络的同时，网络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存境遇。人们一般认为，虚拟技术、互联网仅仅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似乎网络存在的价值仅仅与信息有关。实际上，互联网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获取人们所需要的信息只是网络价值的一部分，虚拟技术、互联网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在于它们奠基、架构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型生活用具和另类生存时空，在于其对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联系、扩散、聚合和调节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的“网络精英”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源，它是人们用来进行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7]。虚拟技术、互联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人们在这里相遇、交谈、娱乐，在这里学习、工作、创业，在这里发现新事物、营造新群体、打造新社区……这都体现出互联网大众化的趋势。而互联网中的各个节点，犹如著名气象学家洛伦芝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中那只在亚马逊河流域只要扇动翅膀就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场风暴的“蝴蝶”，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步入网络中，对人类社会生活，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互联网已经从最初的辅助性工具开始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空间，一个蕴涵无尽可能性的虚拟空间。于是，在线时空和物理时空并存、虚拟环境和自然环境相连，使人类能够前所未有地自由切换、生活于“虚拟”和“现实”两种时空之中，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基础、思维模式以及话语方式。
当今，网络虚拟技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得到广泛应用，踏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大国规模初显。（《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新浪网：2008年7月24日）而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大关，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从2009年末的60.8%提升至66.2%。手机网民较传统互联网网民增幅更大，成为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新浪网：2011年1月19日）而且，中国网民规模继续呈现持续高速发展的趋势。互联网被应用于流通、交往、视、声、娱乐、计算、工作甚至“思维”等种种领域。虚拟企业、虚拟银行、虚拟医疗、虚拟购物、虚拟图书馆、虚拟社团等已经不同程度地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人们借助这个虚拟环境来生活和工作，形成了崭新的实践与交往方式。在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局限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介，生活“网络化”这种极具现代性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作为现实生存的延伸与扩展正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与必需。与现实生存相比较，虚拟生存的出现，不是对现实生存的消解，而是对人的现实生存的一种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丰富和重构。
在信息化的当代，以互联网、虚拟现实为最主要特征的新科技赋予了现代性新的意蕴。网络虚拟社会是围绕着流动性而建构起来的全新社会形态，从而可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典型代表。虚拟生存不仅与现实生存存在对立和冲突，而且其自身也充满种种的内在矛盾。其内在矛盾不仅是虚拟社区各种矛盾的“扩大化”的表现形态，在实质上又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矛盾的折射与反映，蕴涵着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网络的开放性、全球性、时效性、虚拟性使人际交往自主化、平等化、全方位化。但是，人的多样化选择、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与确定感、归属感的相对削弱交织在一起，在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独特的生存体验的同时，也成为现代人生存焦虑的终极根源。在网络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呈现出虚拟性、自由性、裂变性和即时性等特征。这种碎片化、虚拟性的生活方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规范与秩序问题，对当代人的认同感构成了极大挑战。因此，现代人如何在网络文化中取得认同感便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人的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人的自我认同和人的社会认同。前者是对人自身意义的反思，后者揭示人的行为的普遍和客观的社会意义。良性有序的网络生活一定要以对虚拟行为、现象的认同为基础，因为人们不会致力于使“异类”活动有序化。虚拟认同不仅需要观念转化，而且需要行为调适。根据《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对互联网的论坛／博客内容、网上交易安全性信任程度不高。（新浪网：2008年7月24日）随着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集中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网络安全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形势依旧严峻，问题仍不容忽视。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遇到过病毒或木马攻击的网民比例为45.8%；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占21.8%。报告认为，随着国家域名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现和处置能力大大增强。但是，防范和杜绝网络安全问题，消除网络失信行为，更需要权威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从网站身份核验、数据传输加密等层面，形成“打防并举、注重防范”的格局，帮助网民和网站建立起各类综合防范机制。（《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新浪网：2011年1月19日）所以，业界各方需要共同促进互联网的认同与诚信方面的建设。在虚拟生存条件下，如何构建一个“多元化”、“宽容性”、“秩序化”的认同机制和新模式，促进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兼容、平衡与互补，使虚拟生存纳入正常的生活轨道，有效地消除虚拟实在可能造成的“混沌”与失序，改善现实条件以促进实现虚—实共生、和谐互动，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由于虚拟生存的负面效应正如它的积极价值一样十分突出，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及发展形态的深刻反思，从理论上科学合理地对人的虚拟生存现象与内在矛盾进行哲学阐释，解决因虚拟生存而生成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因虚拟技术与互联网而产生的虚拟时空的社会认知和理论反思，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较多的前沿领域之一。虚拟技术与互联网作为时代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给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理论界有责任将之纳入研究视野，并作出积极回应。由于网络最早诞生于美国，对网络的相关研究也最早在美国起步，继而在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展开，然后推及发展中国家。本书先介绍国外的网络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网络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8]。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初识网络阶段。引领这一潮流的，主要是各种大众媒体。以随笔、专栏文章和著作的形式介绍有关互联网、网络空间和“信息高速公路”的通俗知识。早期的研究总是受到简单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话题主要局限于网络是好还是坏的争论。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早期的网络研究经常发出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式的论断。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赛博空间的独立宣言》中满怀激情地宣称，赛博空间是一个新的精神自由家园，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际互动的深入，人类将置身自它诞生以来的绝大部分网络事件之中。同时，不少学者指出，网络的产生导致了政治、经济的对立以及社会的分裂。其实，广义上的网络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的计算机对人类事务的功能性研究。1950年，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的《人类秩序——控制论与社会》，揭示了因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人与计算机关系的问题。1970年，哲南·福莱森（Zenon W.Pylyshyn）在伦理学刊物上发表了《计算机革命的前途》一文，重点论述了计算机专业的社会职责、隐私的法律保护以及计算机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丹·帕克（Dorm B.Parker）说：“计算机和数据通讯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9]当然，国外真正具有规模的网络学术研究，兴起于90年代万维网出现之后。
第二个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到末期，可称为网络本体研究阶段。此时，具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网络研究，其关注的焦点是“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识别”。在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对网络技术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了它对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希望，又对网络异化忧心忡忡。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莱恩格尔德（Howard Rheingold）和特克（Sheny Turkle）。莱恩格尔德最早清楚地阐述虚拟社区思想，他认为虚拟社区由或是或不是相互面对面聚集的一群人组成，他们通过网络媒介彼此交流。特克在《屏幕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一书中揭示了多用户网络游戏者通过创造一个在线身份来改变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手段。正是基于两人的影响，人们将赛博空间看做一个充满控制力量的场域，一个建构、创造和沟通的线上空间。在此时期，国外出现了大量关于互联网的著作。尼葛洛庞帝（N.Negro Ponte）的《数字化生存》（1995）以数字传教士的姿态向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网人共生的数字乌托邦图景；曼纽尔·卡斯特（M.Castell）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1996）（包括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第二卷《认同的力量》和第三卷《千年终结》）揭示了“正在被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所取代的系统”[10]，分析了互联网对民族认同、地区认同等的消极影响如何体现为“网络社会与集体认同之间斗争的行动”，[11]从而“透视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景象”[12]。比尔·盖茨（B.Gates）《未来之路》（1996）描述了信息高速公路的诱人前景。埃瑟·戴森在《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1998）中从多角度描绘了数字化时代的生活场景，提到网络“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13]。唐·泰普斯科特《数字化成长——网络时代的崛起》（1999）从社会学角度深刻诠释了伴随网络共同成长的新世代的全方位特征。
目前正处于网络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网络综合研究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学者从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角度对互联网进行了研究，关于赛博空间的研究专著、丛书和文集大量出版，进入了批判的网络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专业学者开始对繁荣兴盛的网络文化进行理智分析，突破了对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研究的局限，集中在对在线交互行为的情景、网络空间、线上互动中的文本交织、在线接入与障碍、交互作用等关键领域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当然，此种研究不是仅仅局限于单独的某方面，而是寻求一种各方面相互关联、交叉和相互依存，将赛博空间看做一个各种文本相互交织的地域，开始反思网络弊端，并理性预测网络发展与人类的未来。人们在更深层次地思索网络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信息哲学的诞生，为信息网络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哲学对网络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并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这些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
这时期在网络伦理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以美国居多，理查德·A.斯皮内洛的《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1999）和劳拉·昆兰蒂罗的《赛博犯罪：如何防范计算机犯罪》（1999）分别对互联网所引起的道德、法律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普拉特的《混乱的联线——因特网上的冲突和秩序》（1998）和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2000）等著作则就互联网中的社会伦理特质、人的行为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2.国内研究状况
1994年，互联网络开始在中国大陆建立。随着先进信息网络从广度和深度上影响中国的加大，互联网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1996年网络热潮在国内掀起，在这股热潮带动下，国外的不少以网络为主题的著作被翻译，影响较大的有1996年翻译的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1998年翻译的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1999年翻译的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时代的崛起》等，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台湾对网络的研究始于1993年左右，研究专著不多，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多借鉴欧美，问题涉及面较广，但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多。
自1997年起，随着网络实践的迅猛发展，理论研究也日渐成熟和丰富，开始逐渐有了中国大陆学术界自己的专著。学者们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网络本身及其对人类交往、思维等各方面的影响，推出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是国内第一套以中国学者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的丛书。而严耕、陆俊等著的《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1997）是我国第一部网络伦理学著作，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强的开拓性。1998年后，中国学术界进一步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刘吉、金吾伦主编的《十年警醒》，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丛书分别从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学视角对互联网进行了研究），陈炎的《Internet改变中国》，巫汉祥的《寻找另类空间》，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谢海光主编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熊澄宇主编的《信息社会4.0》，孟建和祁林合编的《网络文化论纲》等。
随着网络实践的深入发展，国内学者对网络空间的理论研究近几年逐步纵深化和扩展化。一方面继续大量译介西方有关专著，如2000年迈克尔·海姆的《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包括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2001）、第二卷《认同的力量》（2003）和第三卷《千年终结》（2001））等。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并且出现了网络经济学、网络政治学、网络伦理学等一批新兴学科。与此相对应，迄今为止，国内网络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五类：[14]一是对网络技术层面的一般描述与介绍。研究主体是计算机科学、信息网络科学、信息网络产业（IT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二是对网络应用和规范层面的分析和总结。研究主体是信息网络产业界的专家学者或经营管理者。三是对网络应用经验的感性描述和评论。研究主体是一般“网民”或“网虫”。四是对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研究和反思。研究主体是一些IT业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哲学学者）。五是对网络开始进行较全面的、深入的哲学反思。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某些成果，如近几年出版的曾国屏的《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李伦的《鼠标下的德性》（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段伟文的《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张怡等的《虚拟认识论》（学林出版社，2003），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2005），张明仓的《虚拟实践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等，对互联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总之，我国网络研究正在不断升温，相关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学者们从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角度对互联网进行了研究，推出了一系列专著、丛书和若干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针对性。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网络理论仍处于发展阶段且方兴未艾，没有既定的研究范式可循。而且网络技术的发展势头迅猛，理论研究总是赶不上网络实践的发展，其本质、形态、特征、规律和趋势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网络研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国外的网络研究虽然有不少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地方，但面临“技术决定论”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困境。人本主义重价值而轻事实，关注网络技术产生的种种异化。技术决定论却不能看到科学主义拒斥人的生存和价值对网络发展的潜在危害。后现代主义在超越两者对立中走向相对主义，导致研究者丧失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理论立场。
受国外的网络研究的影响，国内的网络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不足，同样存在两种倾向，或是对虚拟技术、互联网带来的一切变化大唱赞歌；或是抓住网络的弊端竭力攻击，对网络带来的冲击忧心忡忡。大多局限于分析网络文化对原有生活秩序、文化形态的利弊影响，难以把握网络文化的精神实质。对虚拟生存中体现其技术特征的工具性分析较深入，揭示其影响社会关系的价值性分析不多，侧重于“网络”，而忽视了“生存”。理论研究更多是对国外研究的介绍和综述，并且对许多国外的最新进展缺乏系统的整理、分析与吸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相对落后，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框架。研究结论更多为预测性的东西，系统、深入的理论成果不足。
由于生存而导致的认同问题古已有之。但只有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由于生存越来越呈现不确定性、流动性，认同成为谈论“人”的生存之基的不可逾越的难题（查尔斯·泰勒，2001）。全球化、网络化对当代认同难题的凸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作为一种新生存环境的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将人类带入一个虚拟时空之中，其介入当下社会生活无疑会重组传统的生活秩序。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虚拟生存虽造就了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生活机遇，但也为之设置了风险和危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群体、类常常暴露在众多的危机场景中，从而威胁到认同的核心。在美国，因网络成瘾和网上越轨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一种较常见的治理危机。各国对违反网络规范的处理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较为有限，主要是探讨虚拟技术、互联网如何造成人对自我认同的重新评价（Sherry Turkle，1995）。还有学者根据本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特点展开关于网络社会的控制与治理的探讨。这些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益的背景参照，但尚未充分论证和确立有效运行的制度化的虚拟认同的信任机制和具有元规范性质的治理准则。
在我国网络化进程中，因虚拟交往而引发的纠纷也不时见诸报端。围绕互联网、虚拟技术给人类日常生活世界带来的各种或宏观或微观的变迁，理论界有责任作出自己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唯物史观，指出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和谐社会设想，为本课题研究确立了原则性的指导思想与准则。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积极利用新技术革命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得到延续，表现在积极发展互联网的实践和有关理论探索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评价思想与理论准则。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构建合理的虚拟规范系统，促进网民和谐交往，提出了新思路与新要求。综观现有相关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探索了赛博空间所带来的新的哲学内涵；反思了虚拟实践导致人的主体性困境；分析了虚拟技术的现代性后果；论证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认同应是有责任地保持开放的合理化进程；描述虚拟交往角色的匿名性、情境的超时空性、中介的符号化、互动主体的去社会性等，由此论证网民的生活方式呈现出虚拟性、自由性、流动性和裂变性等特征，分析网络生活如何造成自我认同危机；还有学者从社会学伦理学角度探讨网络社会的控制与治理。这些可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参考。但是，学界较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论证合理、和谐的虚拟认同何以可能；较少探讨如何论证、构建一个虚—实平衡的彼此信任的认同机制和有效运行的促进网络健康有序化的虚拟规范系统，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基于此种背景，本书试图突破上述研究困境，系统深入地分析虚拟网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和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塑造；将虚拟生存问题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发展相结合，透视虚拟生存的实质；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深入分析信息时代人的虚拟实践带来的自身生存的二重化困境，就如何解决虚拟认同困境，在虚拟与现实的张力中取得认同的平衡，处理好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与冲突，如何构建一个有效运行的使虚拟生存纳入正常生活轨道的虚拟认同机制，进行更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以实现虚—实共生、和谐互动，促进实现网民知与行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网络实践与现实实践的统一。
三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全书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明选题的时代背景和依据，介绍、评析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并说明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
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技术‘考古学’与人的技术化生存”。本章通过考察技术与人类的起源，揭示技术进化是人性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直接体现和深层基础，与人的起源、进化具有密切的生存论关联。人只能通过技术获得生存，技术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依据。从广义进化论的观点看，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技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根本性的力量贯穿、展示在人类全部的历史进程之中，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技术不单纯是工具，也表征着人的一种生存境界。当代技术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仅仅是解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于生存论的意义。现代人的生活就是由现代技术来支撑的。技术全方位地改变着、规定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乃至生存方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类生存图景不断发生改变，使人之生存越来越依赖技术。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可称为技术化生存。
第二章“虚拟生存：技术化生存的当代新样态”。本章首先论述了虚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性，虚拟生存的出现，将人性的虚拟本性凸显了出来。其次从技术、艺术与哲学三个角度来考察虚拟实在。虚拟实在是一种基于高技术的信息存在的人工合成，是现实世界的扩展和演绎，是真实世界的缩影和凝聚，是波普尔“世界3”的当代拓展。再次，本章揭示了虚拟生存是如何生成的以及为何虚拟生存是虚—实共生的存在。虚拟即是思维与行为的符号化，符号化是人创造种种意义生存的活动。虚拟时空中的生存活动其实是以比特为基础的符号化活动。虚拟身份和虚拟生存等在人类生活与生存实践中所发生的符号互动，使得符号的认知功能与互动功能在现代的符号世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它较之于语言文字等纯符号事件，更直接、更有力地将卡西尔的“人是符号动物”的理论推进到了符号实践形态，证明了虚拟生存的实质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的符号化存在及其体验。
第三章“虚拟生存：现代性的聚合与重构”。本章首先揭示了虚拟生存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二者在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依赖上相一致；在对“主体性”的追求上相一致；二者共同受制于一个“总体性”逻辑——现代商业逻辑。接着，本章从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即理性与主体性的角度，论述了虚拟生存呈现的现代性新形态，分析了网络虚拟生存承袭了现实生存的理性精神并以虚拟的方式将其拓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性形式——网络理性。网络理性崇尚网络自由、网络民主等理念，是人类理性精神的最新形态。本章从“个体”、“群体”和“类”三个角度考察了虚拟生存主体。虚拟实践的出现使人的本质对象化、虚拟化，促使主体性出现虚拟转向，丰富了主体的内涵，极大地拓展、重塑了主体形态，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以“自主”、“交互”为内核的虚拟主体新形态。总之，网络化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与延伸，本身也浸润着现代性扩散和聚合的逻辑，并把现代性扩散和聚合效应推到极致；然而，物极必反，网络化又对现代性的基础和运行机理产生巨大的重构作用。在信息化的当代，以虚拟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和对日常生活具有强烈扩张特性的虚拟实践赋予了现代性新的意蕴，最终塑造出现代性新形态，创造出全新的网络理性和虚拟主体形态。正因如此，虚拟生存所呈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现代性的简单移植、翻版和虚拟化，而是对既有现代性的一种聚合与重构。
第四章“虚拟生存的矛盾分析”。虚拟生存使得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特性更加凸显出来，从而既为人类开辟了一个空前的天地，又将人类置于一种空前的生存悖论之中。虚拟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在本质上仍然是对人类现实生存世界的理性折射。本章对虚拟生存中各种矛盾关系展开深入的分析，分别对赛博时空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网络技术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和网络信息权利诸向度及其矛盾展开分析。虚拟生存更加深刻地显示了现代性视野下人生存的关键问题。本章揭示了各对矛盾的种种表现及其根源。实际上，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源于现实社会，各种虚拟关系的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也不仅是虚拟社区各种矛盾的“扩大化”的表现形态，在实质上又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矛盾的折射与反映，蕴涵着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第五章“虚拟生存的现代认同与人的虚实和谐发展”。虚拟生存凸显出人的生活的虚拟性、自由性、裂变性和即时性等特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规范与秩序问题，对当代人的认同感构成了极大挑战。在虚拟时空中生存，更需要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虚拟认同困境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乃在于现实的文化危机与网络的无序状态。本章论述了网络的主流文化应该既要有“和而不同”的多元宽容的自由理念，又要增进网络社会规范的建构，增进人们对于规范的有效认同，取得、保持在多元社会中的共识。这应是一套既能确保信息自由共享又能有效维护网络空间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由此，必须建立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兼容、平衡、互补机制。在全球化网络媒介时代中，虚拟生存拓展出一个新的网络认同空间，使人的生活更加充实。网络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折射与反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本章通过分析虚拟生存中的认同问题，论述了如何有效地消除虚拟实在造成的“混沌”与失序，改善现实条件以促进实现虚—实共生、和谐互动，实现网络环境下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以及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发展。
四 本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虚拟技术、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方式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虚拟时空，而这一虚拟时空与现实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条件相结合，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的虚拟生存时代。
1.本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是通过对作为人的活动的普遍特性——虚拟的分析，揭示了虚拟时空是由人类理性与网络虚拟技术的牵引与结合而缔造并不断发展的；由此揭示人的虚拟生存的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二是从技术、艺术与哲学三个角度对虚拟实在进行理论透视，阐释虚拟生存的生成；论述虚拟生存是一种虚—实共生的存在，论证虚拟生存的存在论基础问题；证明了人类虚拟生存的实质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的符号化存在及其体验。三是通过分析虚拟生存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阐明了虚拟生存呈现出现代性新形态，创造出全新的网络理性和虚拟主体性，揭示出虚拟生存所呈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实社会现代性的简单移植、翻版和虚拟化，而是对既有现代性的一种聚合与重构。四是通过分析赛博时空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网络技术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和网络信息权利诸向度及其矛盾，揭示虚拟实践带来的更为严重的生存悖论，揭示虚拟生存困境的深刻的现实社会根源。五是分析我国网络交往实践中虚拟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剖析其原因；分析虚拟认同区别于现实认同的特别之处，论述虚拟认同的理论基础、内涵、类型、特征和意义，寻求解决虚拟认同困境的途径，构建一个有效运行的虚拟认同机制和新模式，从而促进虚—实和谐共生，促进网络环境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如何处理好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与冲突、解决虚拟认同困境，从而促进虚—实和谐的实现，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中国网民规模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在各类网民的虚拟交往中，因网络而引发的纠纷有增多的趋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规范与秩序问题，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构成了极大挑战。虚拟和谐与现实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实践呼唤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本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
（1）对虚拟生存问题展开研究，将使人们对于人的生存的理解从现实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这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理解，而且能促进并最终实现网民知与行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网络实践与现实实践的统一，为我国制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各项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2）和谐网络建设高度契合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信息时代人的虚拟实践带来的自身生存的二重化的深入分析，论证、重构一个使得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兼容、平衡、互补机制，这对于确定、划分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各自的边界和合理范围，对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舆论导向，提高虚实认同主体的理性自觉与有责任的主动参与精神，构建崇尚创新实践的网络主流文化，共同促进互联网的认同与诚信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在现代性场景中，基于“和而不同”的多元宽容的自由理念，对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加以整合，以使得大多数网民通过商谈互动并有效认同网络社会的准则、规范，促进网际行为从无序到有序，从而形成自由、和谐的网络交流模式和有“德性”的网络社会秩序。这对于提高网民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本书创新之处：
（1）从分析虚拟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通过揭示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的深刻社会根源，找出了消除生存困境的出路和方法，在研究视角与研究结论上有所创新：通过对作为人的活动的普遍特性——虚拟的分析，揭示人的虚拟生存的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通过对虚拟实在进行多维度的理论透视，证明了人类虚拟生存的实质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的符号化存在及其体验；阐述了虚拟生存呈现出现代性新形态，创造出全新的网络理性和虚拟主体性，揭示出虚拟生存所呈现的现代性是对既有现代性的一种聚合与重构；指出虚拟社会的本质属性是形式上的虚拟性和本质上的现实性的结合，对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进行系统分析，并指出其源于现实社会，是对现实生存矛盾的映射，蕴涵着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2）将人的虚拟认同从主体的角度区分为个体虚拟认同、群体虚拟认同以及类虚拟认同三种形态，并通过对三种虚拟认同主体展开分析，就各自的认同困境及其表现进行系统阐释，从而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细化，在研究范围上又有所拓展。
（3）虚拟认同困境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乃在于现实的文化危机与网络的无序状态。为此，本书指出网络的主流文化应该既要有“和而不同”的多元宽容的自由理念，又要增进网络社会规范的建构，更要增进人们对于规范的有效认同，取得、保持在多元社会中的共识，共同促进互联网的认同与诚信建设。
（4）针对网络虚拟交往中不断出现的由于认同危机而引发的失序状态，论证并构建了一个信任与合作以达成互动共识的有效的运行机制；论证并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宽容性”、“秩序化”的认同模式，倡导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兼容、平衡、互补，使虚拟生存纳入正常的生活轨道，有效地消除虚拟实在可能造成的“混沌”与失序，改善现实条件以促进实现虚—实共生、和谐互动。
注释
[1]罗伯特·梅利尔：《技术的研究》，邹珊刚主编《技术与技术哲学》，知识出版社，1987，第197页。
[2]引自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刘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页。
[3]肖峰：《人的数字化发展与人学新课题》，《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李娜：《虚拟和现实的融合》，《IT经理世界》2007年第2期。“Second Life”：“第二人生”，指网民在数字化三维虚拟世界中的另类生活体验。
[5]李伯聪：《符号世界与符号异化》，《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6]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译，海南出版社，1996，第15页。
[7]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第52页。
[8]鲍宗豪主编《国外网络文化研究评价》，《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529～542页。
[9]Dorm B.Parker.Crime by Computer.New York: Scribner, 1976.
[10]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2]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3]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第9页。
[14]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论文，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