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的一个早晨，刘祥知道了阿瑟的死讯。是蒙特利尔大公报的新闻，说在纽曼街中心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发现的人说，也许是昨天风雪太大，这个人走迷了路，也有人说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流浪汉，因为他衣衫不整，随身有购物袋，购物袋里还有两瓶啤酒。他很瘦，身高五尺。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他的医疗卡，他叫阿瑟·布鲁斯。刘祥那时正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杯刚冲好的咖啡，他盯着这则消息，惊呆了。
往事就像漫天大雪纷纷飘落，刘祥望着窗外，陷入回忆。
“911”一声巨响，IT行业就业率直线下降，这给还在康考迪亚大学学习的刘祥带来极大困扰，眼看着毕业就失业，还有一家人要养活，于是，他狠狠心，步余晓东的后尘，在纽曼街开了七天便利店。
魁北克是加拿大唯一一个便利店可以卖酒牌的地方，而法裔又以喝啤酒著称，这就意味着魁北克的便利店是一个利润比较好的行业，更何况所有的食品，包括牛奶面包香烟啤酒，都是可退可换的，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有点像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出租车，本钱小，利润大。比他早来几年的余晓东说。余晓东是他的大学同学，从认识开始，余晓东就是他人生的上线。当时这个行业大多掌握在韩国人手里，第一代韩国移民经营数年的生意，使得第二代韩国人已经在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了。
这个店坐落在圣布鲁克街和纽曼街交叉口，圣布鲁克街是蒙特利尔的一条主街，而纽曼街是一条小街。虽然在主街上，这一段却安静，隔一个街区，就是康考迪亚大学，所以顾客以大学生居多。除了大学，还有位于纽曼街里面的公寓楼。
刘祥就是在这里认识的阿瑟和他的朋友们。
开店的第二天，刘祥还处在卫星掉在地球上的眩晕状态，老店主秦叔宝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指导刘祥把商品一笔一笔敲进收银机，这是买卖公证里的一条，老店主必须尽的义务。店中无人，秦叔宝的目光就朝窗外望，窗子对着纽曼街的另一半，中间隔着圣布鲁克大街。
老阿瑟来了。秦叔宝说着，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刘祥也朝外望，见一个穿灰色上衣戴帽子的中年男人，正站在马路对面东张西望，试图安全地过马路。
秦叔宝就笑，说老阿瑟就是这样，什么都怕，过马路也怕。
两人正说着，门开了，阿瑟已经走到门口，却不进来，就站在门前，在防滑毯上蹭他的鞋，左一脚右一脚，蹭了很多次，然后用脚尖沾一沾地板，好像生怕把主人的地板画上痕迹。秦叔宝说进来吧。阿瑟便走到柜台前，笑一笑，很拘谨的样子，然后说，我来想问问我能赊两瓶酒吗？你知道我有可以拿三十元信誉，而且过了明天就是后天，后天我就可以拿到救济支票，还你的赊账没有问题。
刘祥看着秦叔宝，秦叔宝点点头说，可以。然后对刘祥说，这个店，只有两个人给赊账，一个是他，我每月给三十元，一个是他的朋友叫作格兰，他是对面楼的管理员，比阿瑟支票多，我给他五十元，他们的信誉都很好，月初支票来的时候就会来还钱。看阿瑟已经把两瓶啤酒放在柜台上，又叮嘱说，别早给，等到月末再给，比较保险。
算好账，刘祥把借条挂在柜台下的夹子里，阿瑟拎着袋子，点头哈腰地道谢，像来时一样，轻手轻脚地去了。
刘祥说这个人很有礼貌，语言又清晰流畅，怎么会拿救济过日子？秦叔宝说还真是的，不过我也没跟他们聊过，也许是有病吧。
格兰来时就不一样了，格兰偌大的身材牵一只小狗，头高高地仰着，垂肩的白发压在帽子下，丝丝缕缕飘在四月的小雨中。格兰却穿得厚实，一件冬衣又长又厚，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他进了门就说话，嗓门又粗又高，张嘴就要赊账，刘祥按照秦叔宝说的给他五十元，他却瞪大眼睛说我是公寓管理员，有好的收入，完全可以拿到一百元，你若不给我，我就去别的店买酒。
刘祥是个新店主，秦叔宝说什么他就执行什么，并没想有什么改变。刚接店有什么改变？最聪明的做法当然是“按既定方针办”，于是格兰甩一甩他的长发，走了。再没来过。
这让刘祥感觉不好。谁也不想开门就有顾客跑掉。
每几条街街角的每个店，都是被福利人士或者嗜酒者养活的，走了一个酒徒就走了一笔固定收入。店里有时清静，刘祥无聊，就会站在门前望，纽曼街25号小楼里住着白人黑人亚洲人各色人等，每天都有他的客人走来走去。
除了格兰和阿瑟之外，还有一个叫托尼的瘸腿人，拄着拐杖。他人不常来，钱却常来，他是残疾人士，又有社会救济金。每次没有钱时，阿瑟就会用托尼的银行卡来买东西。
真正的故事发生在第二年春天。阿瑟带了一个人来。此人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系一条银色花纹领带，身材均匀，胖瘦适宜，一头金发，浅黄色眼珠。说话用词语法严谨。阿瑟向刘祥介绍说，这是皮埃尔，我们的朋友，很多年没见了。皮埃尔向刘祥行了个鞠躬礼，然后买了几瓶酒，走出去约几分钟，却又折回来说，酒瓶打碎了，让刘祥赔。
按规定是这样的。皮埃尔一本正经地说，手里拎着一个碎酒瓶，酒瓶里的啤酒滴滴答答地滴着。他的表情好像坐在谈判桌上一样，直盯着刘祥，咄咄逼人。
这是魁北克的法律。他又说。
这时刘祥已经开店一年，有了许多这方面的经验。中国人在魁北克开店的很多，还专门有自己的组织和网站，经验交流，消息传递，法庭法律的问题。更是店主们关注的问题。中国人在海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语言问题，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官司。但刘祥不怕。刘祥说你已经出了我的门，商品再损耗就跟我没关系了。
皮埃尔也没想到刘祥这样淡定，立即泄了气。他双肩向下一沉，头向下一垂，口里还做了一个“唉”声，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与刚才那种气势判若两人。刘祥不禁笑了出来。皮埃尔因此对刘祥很有好感，他说你来加拿大几年了？你倒了解这里的法律。一般来说，我这样做是可能得逞的。他笑一下，有点无赖地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一向胆小，有些人不太会说英语，我知道你们的课本上是这样说的：
How are you?
Fine,thank you. And you?
他这样说着，就笑起来，一边弯下腰把碎酒瓶扔进垃圾桶里，一边快快地又取了一瓶酒准备付账。皮埃尔走起路来，脚步轻盈犹如舞步。
我是个珠宝商人。他自我介绍说，重新与刘祥握手。我有很大的珠宝店，许多值钱的货色，宝石钻石，有从南非来的，有些还是在台湾加工的，但你不是台湾人对吗？刘祥忍不住说我们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皮埃尔把头摇得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他说，我们的地图上就是这样画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国家。
地图画错了。刘祥简短地说。
真的。皮埃尔说，黄眼珠转一转，这也是有可能的。他说，其实说到底，1+1为什么等于2？谁规定的？说不定就等于3，对吧？现在我给你两元钱，其实是三元钱，好吗？他掏出钱付账说。
刘祥把钱收了，对他说，我不喜欢油滑的人，再见。
他们真的再见了。而且从此后天天见面。开始，刘祥以为皮埃尔是个访问者，过了几天才知道详情。有一天皮埃尔在店里接电话，是他儿子打来的，皮埃尔在电话里痛哭流涕，说我的儿子啊，好好照顾你奶奶，我是不能回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破产了，怎么办，我住的地方都没有，不过你不用管我，你只管好你自己就好了，等我有了钱我就买回珠宝店，我就回家看你们，现在让我自己待安静地待一会儿，祝你们愉快，祝你们全都好——我的儿子——
自从皮埃尔住进阿瑟的公寓，日子便每况愈下。开始时他每周都会拎着衬衫去隔壁韩国素姬的干洗店洗衣服，但慢慢的越来越少。黑西服还是那一套，却不再笔挺，折皱了不说，上面还粘了许多动物的毛，他说那是格兰的狗干的好事，但酒却每日不断，着实给刘祥带来些生意。慢慢的，皮埃尔不修边幅起来，隔着柜台刘祥开始能闻到他隔夜的酒气，如今，皮埃尔每天喝得烂醉，格兰和阿瑟也飘飘欲仙。纽曼街25号开始有了酒鬼的气味了。
酒鬼是店主们对每天喝酒人的称呼。这个鬼，大概还有洋鬼子的意思。中国人爱这样称呼西人，比如鬼佬、鬼妹。并没有贬低的意思。刘祥这样理解。
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大人物的鲁尼。
鲁尼是挑着一卷行李进的刘祥的店，据阿瑟说，鲁尼是他从街上捡来的。
换言之，鲁尼是个流浪汉。皮埃尔现在自己租了一间房，阿瑟的政府补贴就只能住房而不能喝酒，所以他需要找一个同伴。皮埃尔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半个房租可以喝酒，而且还带来享乐的概念，阿瑟因此脑洞大开。他们重新分配了救济金的用处，他们不再用救济金买食品，连面包牛奶都不买，他们去食品救济站或避难所去找吃喝，到穷人中心去找衣服和日用品，他们集中力量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享乐——喝酒，找姑娘——有时还买色情杂志——于是阿瑟给刘祥带来了又一个烦恼，他在没有钱的时候，就长久地站在黄色杂志的柜台前翻看那些红男绿女，只看得垂涎三尺口水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刘祥想阿瑟其实是一座沉睡的火山，皮埃尔把他的眼睛张开，阿瑟醒了。
醒来的阿瑟穿低腰裤，低得每次去酒柜拿酒，都露出一圈肥白的腰赘肉，上身穿花衬衫，夏威夷风格的大花，却只系两个纽扣，露出前胸一道长长的黑毛。阿瑟是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的混血儿，二战时期的或者罗曼蒂克或者悲惨的故事，不知是胜利者的占有，还是奋不顾身的爱情。阿瑟只记得母亲经常唱德国民间歌曲，父亲常常酩酊大醉。
开始时我以为自己不能喝酒呢。有一次他说，本来我以为喝酒是不对的，喝酒时，父亲从不把我当人看，他像踢小狗一样踢我。他的腿很有力，他说他是骑兵团的。但我喝了酒才明白，其实酒很好，他让我感觉良好——不用想起什么，而且很高兴——有很多朋友，我一天都开心——于是我想，也许我应该宽恕我父亲。
但是鲁尼不是皮埃尔，他是一个英格兰汉子。他脸上有色彩鲜明的英格兰烙印，就是夏天阳光下的烤熟的红色大虾色。他五官狰狞，手上常年长满疥疮，他只有一个卷起来的被子，剩下什么都没有。
关键是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启蒙者阿瑟对鲁尼说，如果你有住的地方，就可以申请政府救济金，但你没有地址，连救济金也没有。
流浪汉鲁尼终于在阿瑟们的帮助下，领到了救济金，但救济金每个月只有一次，即使全部用于喝酒，也只能喝三五天，何况他们只要有钱就要昼夜狂欢。那段时间，他们又捡回来一个老女人，叫作吉娜。像每个刚来入伙的人一样，吉娜穿得清洁干净，浅蓝色的衣裤，背一个白色的小包。但没过多久，她就灰尘满面，染上了酒鬼居特有的气味，那气味混杂着烟酒体味汗臭诸多气息。
他们后来烟也不买了，不买合法的烟。他们通过地下通道，认识了从印第安区走私的非法烟，两百根只要五块钱。刘祥说你必须承认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如果啤酒能够有更大的包装，更便宜的货色，或者如果有一个非法走私的啤酒市场——可是没有，刘祥见到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不再只待在酒鬼居里喝酒，他们常常去老港市中心娱乐场所，甚至酒吧，有一次他们还去游泳池。刘祥不能想象他们一身混杂的臭味儿，是不是让夏天里乘凉的人们心旷神怡，但是他们是公民，是魁北克的公民，他们享受公民可以享受的一切待遇，对公共游泳池的使用权自不必说。有一天阿瑟还龇着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来见刘祥，说他刚刚洗的牙，免费的，因为他是福利人士。刘祥就想起自己那个舍不得昂贵的牙医费，忍痛跑回中国的朋友。
一颗牙一千多块。买张机票还有零头呢。朋友捂着红肿的腮，心疼地说。
刘祥也想过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去领救济金呢？像阿瑟他们那样领救济金过日子。不过阿瑟告诉刘祥，如果你要领救济金，就不能坐飞机离开，不能有电视，不能有值钱的东西。刘祥为自己一时的想法很惭愧，不能坐飞机回国，这是第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本来父母在不远游，自己已经远游了，不能家也不回了。第二件，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件是自尊心。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为了领救济金像酒鬼一样活着吗？于是想起网上看到的一段话，说当过新四军的老爷子来到美国，对女儿的工作嗤之以鼻，只是女儿住的房子还大，还不算给他丢脸。
阿瑟和鲁尼的狂欢节似的生活，终于惹出了事端，那天刘祥没有看到阿瑟，来买酒的是鲁尼。鲁尼说阿瑟出事了，进了局子了，警察当场抓住的。阿瑟本来还想跑，可是他太胖，裤子又低，差一点儿就掉了。警察也不含糊，他们抓住了阿瑟，本来想把他皮带解下来绑他，但他没有皮带，他一直都是半吊着裤子的。刘祥说你怎么知道？你在吗？鲁尼就笑，一张脸更是难看得紧，说我当然知道，我跟他是一伙的，他去拿酒，我放哨。我跑得快，我是有经验的，一旦被发现，你还等什么，抓紧跑吧。
然后他指指脑袋，阿瑟是傻瓜。他说。他断言阿瑟智力有问题，跑得太慢。
鲁尼没钱的时候，也来偷刘祥的酒。如果人多就会得逞，因为这小店一般只有刘祥一个人，但鲁尼不知好歹，人少时，他也来偷，有一次被刘祥抓住报了警，鲁尼夺门而逃，一边跑一边脱衣服，他的衣服是双面绣，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黄色，他居然在逃脱中反穿衣服，成功地化装上了大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