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司在上午9点左右给我打来了电话，那时，我正大睡着，电话一定响了很久我才不耐烦地去接的。我用被子蒙上头，后来，就听到了李司柔细的声音。
李司说下午可能去你那儿。
“是吗？”我平静地说。
“你好像不太欢迎我。”
我说没有啊。我的确没有——不欢迎她，我只是没表现出她所需要的那种热情罢了。有的时候，人们是需要表现出热情的，不管这个热情是不是源自真实的心理，或者完全出于一种礼貌和习惯。我没有表现出热情，并不等于说我不欢迎她。
“用我去机场接你吗？”我这样说，以补充我的“不热情”。
“不用，我并不能确定我什么时候到你那儿。”
“可是，”……我想了想，说：“你大概找不到我家。”
“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应该是在家的吧？”
我撩开被子，看了看窗外的天空。我说我应该是在家的。
李司的电话就挂断了。不管怎么说，李司的电话还是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她比以往显得神秘，不知道她的到来会给我古板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一杯酸奶？一杯红酒？还是一杯苏打水？事实上，李司神秘的电话验证了我的猜测，她到我家是来“逃亡”的，她成了一个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而我的家成了她藏身的地点——当然，这是后话。
我起床时已经到了中午，李司还没打来电话。我知道李司想找到我肯定会还打这个电话的，因为除了这个电话，我就没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我没有传呼机，也没有手机。我倒不是有意拒绝现代通讯工具，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尤其是我有钱之后赋闲在家里，那些东西更没有用了。因为我清楚，如果你不想用这些东西去联系别人，那么，这些东西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为，如果人家真的想找你，无论怎样都可以找到你的。如果不想找你，你佩带那些东西也没用。事实上，手机和传呼机什么的，与我的生活现状真的没什么关系。
下午3点，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说是你吗李司？
“李司？”
我听声音不对，电话是云舒打来的。
我说是云舒啊，我还以为是李司呢。说到这儿，我才想起云舒并不认识李司。云舒也没问李司是谁，她总是这样。
云舒说你不会把沙龙的事忘了吧。
经云舒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沙龙的事。其实昨天云舒就来过电话，她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那要看什么事了。云舒说想请你参加一次沙龙活动。我说我也不会讲课。云舒说本来也没想请你讲课，董姐点名让你来的。我漫不经心地答应了。
现在，我显然是不能离开了，如果我离开了，李司就一定找不到我。我对云舒说，等一会我给你电话。
我知道沙龙活动定在下午5点，也就是说，我还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等李司，如果李司在这一个半小时内出现，我也许就把“撞车”的矛盾解决了。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云舒打电话，我就变被动为主动了。我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不想得罪了云舒。
一直到4点40分，李司还没给我挂来电话，我只好放弃等李司，去见云舒了。
我打着雨伞从小楼里出来，正准备打开车库的电子遥控门，却看到了李司发暗的身影。她如同从风雨中掉下来的一般，形单影孤，瑟瑟地站在我的大门前。我的心紧缩了一下。
当李司坐在我的对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面容显得憔悴，下眼睑已经出现了眼袋。外面的细雨并没有淋湿她的衣服，却有一些淋在头发上，她干净明亮的额头上的发丝打起了绺儿。
我问李司，要不要喝点热咖啡。
李司问我：有没有吃的？我饿坏了。
这两天赵阿姨没来，我的厨房里除了一些可以用来直接食用的点心、水果和罐头之类的“成品”之外，没有生的东西。我说的生东西是指米面、鱼肉以及蔬菜什么的。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李司也不下厨，生东西没用。
我说冰箱有些东西，你一定不喜欢吃。“要不这样，我带你去东海渔村海鲜馆，那里有活海鲜。”
李司说算了，还是吃点点心吧，最好有酸奶。
我想应该是有的，于是说，我房间里的东西都属于你，说到这儿，我又补充了一句，吃的东西，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李司吃东西时，我给云舒挂了电话，告诉云舒我不能去蓝色港湾俱乐部了。云舒在电话的另一端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啊，我知道了。
云舒总是这样，她不会像别人那样问我不去的原因，她不会在情绪中强烈地表现她的不满，她总是那么平静如水。
李司吃过点心，又洗过了澡，然后，她变得从容了，仪态优雅地坐在我的对面。
我知道李司真的是饿急了，不然，她进了房间应该先洗澡，然后才就餐，程序上的变化体现了她的心态。这大概是我接她电话之后的第二个疑点。
“最近怎么样？”李司先说话了。
“还那样。”
“还那样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是知道的，我一直没干什么。
“你好像比以前白了。”
我笑了笑，说：“算是恭维我？”
“你认为是就是吧。”
我是不是真的白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从逻辑上推论，我常年呆在这所老房子里，裸露在阳光下的时间很少，人是经不住“捂”的，一“捂”就该白了。可实际是不是这样？当然，白并不是“恭维”人的要素，真正贵族的皮肤应该是暗红色，配上颜色适中的高档面料服饰，才有味道。那种暗红不是日光曝晒的结果，而是经过遮挡和养护形成的。比如在高尔夫球场，你要戴有“舌头”的帽子，阳光通过折射给你的皮肤一点点染上了暗红色，这种颜色与曝晒的区别是，有递进的层次感，不易发黑。而白，并不符合我现在的身份。
我摇晃着手里的咖啡杯，等待着李司说话。她突然出现，似乎应该对我有一些说明。李司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话。
李司不说话，我只好说话了。
“晚上请几个朋友过来？”
李司说：“算了吧，现在谁都不想见。”
“那么？孙博士呢？”
“你告诉他我来啦？”李司显得紧张的样子。
“没有。”
李司松了一口气，她说我真的谁也不见，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我现在不想告诉你。”
“为什么？”
“怕你有负担。”
“我们不是朋友吗？”
“如果我说我现在是在逃犯，你不会有负担吧？你有负担不说，我也会有负担的。我怕……你一时冲动，生出正义感，来个大义灭亲，把我送给检察院。”
我笑着说，看你的样子还真像一个逃犯。
李司本能地瞅了瞅自己的衣着（实际上，衣着什么都看不出来，她现在穿的是睡衣），她说是吗？……你知道吗？我没坐飞机，我是坐汽车来的，折腾得很疲劳。
“你没坐飞机？”
“是啊，我想，我已经被监控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一定会认识我。”
这时，我一定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我变得有些口吃，说：“你怎么说得跟、跟真的似的！”
李司瞪着发圆的眼睛，她说本来就是真的：“怎么，你害怕了。”
“我没有。”
“可是，我已经看出你害怕了。”
“我只是觉得突然，突然并不是害怕。”
“那么，下一步你想怎么办？大义灭亲？”
我说谈不上大义灭亲，我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应该有血缘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李司说那可不一定，夫妻之间就没有血缘关系。
我说可那是一种间接的血缘关系。
“我们之间呢？”
李司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瞅我，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司说没关系，你想告发我，我也不会怪你的，只能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看错了人。
李司这样说。她就是这样的人，这才真正符合她以往的性格。表面上看，她说的话是把决定权给了你，实际上她已经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是：你不可以告发我。其实，我还没想过告发她的问题，我一直对“告密者”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我不想成为“告密者”。
我说你看人没错，我不可能告发你。
李司说你不要匆忙做决定，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一旦我被抓了，你可能成为窝藏犯。
我说这些不需要你的提醒，如果你不信任我，一定不会同我讲你的事，既然你已经讲出来，说明你心里有底，知道我不会告发你的。
“那你……真的不怕被连累？”
“可我不知道我就不怕了，我只是接待了一个老朋友，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怎么会是窝藏犯？”
李司咯咯地笑，她说你这个家伙！
李司的确没对我讲什么，比如她因为什么被通缉的，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她都没讲，我也没问她。不管怎么说，在我家里，她似乎有了安全感，刚开始见到她时的窘迫神态荡然无存，她又有了无拘无束（多少有点放肆）的笑声，她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李司。
李司不说什么，我想我也可以猜测出来。这些年，我身边的同业朋友纷纷改弦易辙，解甲归田。他们用“上下进出”来概括和描述。上，就是提拔了，李司属于这一类的，她由分公司经理提拔到总部，做了分管经营的老总。下，就是下来了，比如我，退出金融证券业，赋闲在家，有点养尊处优也有点百无聊赖。进，就是进去了，整天和钱打交道的人，似乎对钱司空见惯了，可喜欢钱的胃口更容易增大。这些年，政策的调整太快，管理上的缺口也太大，一些人在“淘金”的过程中出现了闪失，被司法机关抓进了监狱。出，就是出国了。而有的时候，“上下进出”还相互转换，比如李司，她本来是“上”的，现在恐怕面临着“进”的问题。还有，我想李司遇到的麻烦可不是小麻烦，她被通缉的唯一原因也只能是经济问题，而且不会是小问题——一个动用上亿元资金就像小孩过家家的人，如果经济上出了问题会是小问题吗？按现行的刑法，恐怕脑袋难保。
想到这儿，我瞅了瞅李司，李司笑眯眯的，一点也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李司是逃不掉的，逃了今天逃不了明天，被抓只是迟早的事。像我这么幸运的人应该是十万甚至百万分之一。李司会这么幸运吗？如果不是，在我这里大概是她剩下的最美好的时光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坐在壁炉边谈往事，提起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讲一些以前发生过的“有意思”的事。
后来李司困了，她就去客房睡觉了。我独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说是看电视。其实，电视里播放了什么，我一点都没印象。
我得承认，我的确与李司有过一段比较开心的情感经历，可惜，那一段经历很短，犹如一场华丽的巡游表演，热闹气派，然而喧闹过后，再也没有了影子，除了记忆，什么也找不到了。
那年秋天在上海，那是我们认识一年以后。我和李司在宾馆的套间里相互抚摩，可我们似乎都没有了欲望。后来我们就到二楼的咖啡厅里聊天。李司说真对不起，我一点心情都没有。我说是啊，不瞒你说我也兴奋不起来。李司说我们只爱了三个月，本来，我打算跟你一起生活的。
“你是说，我们的爱情太短暂了是吗？”
“是啊，为什么呢？”
“不知道，也许我们发生的不是爱情，只是一种错觉罢了。”
“不，”李司说，“发生的时候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也许是你。”
“我也是真实的。”
“那么现在的感觉不是真实的？”
“现在的也是真实的。”
“那是什么？难道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易变的那种人？”
“不知道，可能感情是分阶段的。”
这就是我们当时得出的结论。后来，我和李司就像普通朋友那样来往着。有趣的是，在事过四年——上海秋天的四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想明白了。那是我所经历的“物质打败精神的个案”。当然，我所以想到了这样的结论，与此之前发生的另一件物质打败精神的事有直接的关系。我想，我和李司之所以萌发了那么激烈的情感，发生了一系列浪漫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认识基础。那时的李司还是弥漫着小资情调的李司，比较适合我的感觉。而我身上那种感情至上的气息也吸引了她。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钱。后来，李司开始搞经营，她在与我谈论钱和如何不择手段地赚钱时，我想我情感深处的热情被凉水浇灭了。尽管当时我只是觉得不舒服，并没有后来的理性认识。同样，在她感觉到我的“模糊”和漂浮时，她也会觉得我不适合她了。
我和李司一定是有了认识和感觉上的距离才分手的。后来我们都有钱了，却也把那种感觉丢失了。
好在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那年，我去深圳看她，她说我记得你喜欢红红（为避免引起诉讼，只得用假名）。我说那当然，我是她的追星族啊。李司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机会，我不能保证她对你产生感情，不过，一夜情还是可以的。
我说那真是太好了。
李司仰着头说：“你怎么感谢我？”
我看她的姿势以为她要我吻她，没想到我刚要做出吻她的姿势时，她却躲开了。李司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我和红红在离深圳20公里的一个别墅里见面了。当时，我努力不让自己激动，可还是手脚发抖。红红却很大方，她从浴室里出来，披一件类似婚纱的睡衣，洋红色透明的“睡衣”下面，她什么都没穿，完全裸露给我。我被吓呆了。我原以为我们会有浪漫的情感交流的，事实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让我觉得意外的是，红红的声音一下子变了，嗲声嗲气，问我她怎么样？像不像仙女下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你挺可爱的。
红红说可爱你倒是爱呀！
我只是觉得心惊肉跳，没办法爱起来。
红红矫情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姿势，有的姿势十分下作。
我开始觉得发呕。
红红大概认为我在她这位几乎在全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面前胆怯了，她说哦亲爱的哦大令，让我们做爱吧，做一个世纪大爱！说着，她过来把我的两只脚拎了起来——后来我回忆起红红用力拉我的脚的情景，怎么想我都觉得她像一个屠夫而不是我印象中那个柔情似水的女人。当时，我吓得惊叫起来，我似乎变成了女人而红红变成了男人，如同我将要被人强暴了一般。
事后我才知道，李司找的朋友为周旋我和红红的“一夜情”，付给红红5万元“陪夜资”。
第二天，李司和几个朋友请我吃稀奇古怪的特色大餐，我一口都吃不下去。直想吐。回到家里，李司问：“昨天晚上怎么样？”
我说我总算活着回来了。
“她的功夫那么厉害？”
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真是个笨蛋。”李司说。
我说我不是笨蛋，我只是觉得恶心，正因为我不是笨蛋我才觉得恶心的。
“怎么啦？你这人，全当她是妓女得了。”
“她连妓女都不如。”说到这儿，我又连忙补充一句，“虽然我没接触过妓女。”
这时，楼梯口那架古老的时钟又响起来了。先是丝丝的盘丝声，后来就当当地响了。我扭头看了一眼，已经是凌晨3点了。我伸了一个懒腰，回卧室睡觉。
我本应在入睡前向李司道晚安的，现在，她不需要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一下子醒了过来。李司穿着睡衣，睡衣没系带子，裸露地站在我的床前。
“我睡不着。”李司说。
我眯缝着眼睛，漫不经心地说：“需要先生服务吗？”
“不需要。”
为了进一步确认她的话是不是真心的，伸手拉了拉她。她的手向回缩了，回收得十分有力。“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解！”
既然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想让我陪她说话，半夜三更的，我不太情愿又无奈地坐了起来。说：“那说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