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一家兰州拉面的小店铺里，要了两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拉面吃起来。我对他说，今天去杂志社是赶编稿子，是深圳一个作者写的，很有分量，想搁在头条上发。李兵说，急什么，不就编篇稿嘛，用得了一天时间嘛。我说，你今天有什么重要活动？他说，吃完饭你跟我上故宫溜达去。我说没劲，不去。我是一个不想被历史重压的人，故宫就曾给我造成过那样的感受，况且我活得本身就挺辛苦了。李兵吃得热汗淋漓，他把筷子停下，说我有个大学同学，也是好哥们，跟你是老乡，从安徽来的，还带了新婚妻子，昨天到的北京，今天让我陪着去故宫，我一个人陪着也单薄了点儿，你就跟我作个伴儿，四个人凑在一块儿，吃饭也是一桌嘛。李兵这么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我那是第一次见到芳。苍白，清秀，拘谨，文静。芳的丈夫肥头大耳，腆着圆圆的肚子，油光光的脸上架着小眼镜，说话伴着夸张的手势，一看就是官场上混的，有点拿腔捏调的做派。他跟芳是新婚，他出差，把芳顺便捎带来北京算是度蜜月。打一见面，我就对这个男人感到有点腻歪，因此走进故宫我便故意挪后半步，让李兵跟他走在前面；这样，芳便跟我同步了。
故宫的阳光很好。那些雄伟壮观的建筑一下子便把每个投身其中的人变得渺小起来。芳是一个不会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人。我和她相距一步，跟在李兵和她的丈夫后面，李兵不无炫耀地在叙说着故宫的历史。芳的丈夫像个首长似的双手背后，摇头晃脑，而芳和我像是两个随从。我想我不能太没有绅士风度了，至少也应该在这个漂亮女人面前卖弄一下学识才是。于是，我开始主动跟芳说话，我说的当然也是故宫，但我说的都是有关故宫的“野史”。渐渐的，芳不仅在点着头，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荡漾在脸颊的笑意使她的面容像桃花般诱人。我记得，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对芳产生了特别的好感。
李兵可能不及我的口才，或者说，他的讲解不及我精彩，他跟芳的丈夫很快就转过头来听我的。
阿贵，别瞎扯了！李兵终于明了，也笑起来。你小子可不要把故宫糟践了，说得跟你们家土地庙似的！
李兵可能意识到我这么说故宫只是为了博身边美人一笑而已，完全属于瞎说。但是我注意到，芳是笑得越来越可爱了。
那天中午我们在景山公园附近一家小饭店里吃饭。芳的丈夫说什么也要请客，李兵则一百个不答应，饭还没吃起来两人就拉扯不休。看得出，芳丈夫是想摆摆谱。拉扯当中我知道了，芳的丈夫是银行里的一个科长，在这等小饭店里吃顿饭对他来说真是小意思。李兵则坚持认为，他们大老远来趟北京，自己说什么也要尽地主之谊。我注意到芳的表情由开始的难为情而渐渐变得有些厌倦：她似乎跟我一样，对她丈夫如此做派感到腻歪。其实，在这等小饭店里吃饭，也不会花太多的钱，根本犯不着如此谦让。
菜终于端上来了，我们喝啤酒，芳则要了一瓶果汁，碰杯的当儿，芳跟我对视了一眼。这一眼很特别，含着微笑，神情里既有对我的感激（可能是我讲解得有趣），也有一种默契的欣赏，我心里特别受用，顿时莫名激动，甚至有股热流涌动。
饭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李兵跟他的老同学从大学里的故事一直聊到社会上，又把如今天南地北的同学说了一遍后，似乎话题也说得差不多了，这会儿仿佛才想起我跟他的老同学原来是同乡，都是来自安徽的。于是他话头一转，芳的眼睛则顿时一亮，说，你也是安徽的？我点头。安徽哪里的？芳接着问，她很兴奋的样子。我马上就说出了我那个皖南小县城，不曾想，芳居然高兴得叫了起来。天哪，我们是在一个县城里长大的！我当即注意到，芳的丈夫，李兵叫他大伟的那个男人，脸色就有点阴了。叫大伟的男人是大学毕业后才分配到我们那个小县城去的，他对于我跟他妻子的关系旋即变得亲近亲热而感到有些不快，但我似乎就想用这种亲切亲热来挫挫他的拿腔捏调的做派……
说起来你根本不信，芳不仅跟我是一个县城里长大的，而且芳的二哥还是我的中学同学，她小时候还来过我家，并且在我家吃过饭，是她二哥带她来的。她小名叫丫儿。当然，那时我根本不会想到，扎着两个羊角辫儿的丫儿如今会出落得如此美丽可人啊……
这个时候，芳的双颊像染上了胭脂，红云朵朵，而她的眼神里既含有柔情也有淡淡的羞涩。
李兵当场就乐坏了，把杯子举起来，说什么也要敬正宗老乡一杯酒。他大发感慨，这个世界原来真他妈的小啊！
下午，芳和她的丈夫要回酒店休息，我和李兵跟他们道别。李兵问他们以后几天怎么安排，需不需要他奉陪。芳的丈夫情绪已经有些低落了，他摆摆手说，他在北京还要办点事情，办完了就回，不用麻烦老同学和老乡了。
在回去的路上，李兵问我对他的大学同学大伟印象如何，我实话实说，不怎么样，挺酸的一个小官僚！
李兵说，人家也不容易了，毕竟是个小县城，能当上银行里的科长，尽管只是个正股级，但在地方上也算是个人物了！
李兵话锋一转又问道，大伟的妻子，那个叫丫儿的怎么样？
我没说什么，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我并不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告诉他。
由于我工作的勤勉和认真，我编发的稿件连续三次获得社里好稿评选一等奖，社里领导和编辑部同事对我都有些刮目相看。我自己也希望社里领导认为，当初许定明推荐我来是没有错的。不久，杂志社决定派两名记者去南方，主要是去珠江三角洲采写一组综合性的连续报道，反映那里国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目的是给全行业国企改革提供经验和启迪。社里决定派李兵去，另一个人选由李兵挑选，而李兵向社里推荐了我，社里也真的就同意了。
这趟去南方采访，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毕竟在那里摸爬滚打了近两年，体味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乘飞机从北京到了广州，由广州出发，先后去了番禺、顺德、江门、中山、珠海，最后一站是深圳，历时一个多月。所要采访的单位事先都接到了社里的通知，因此接待得很好，吃住行都事先安排好。一路上，我跟李兵的关系随着采访的深入也日益加深。采访尚未结束，我们先期寄回的稿子就已经编发了。社里非常重视这次采访活动，不仅让出了头版头条的位置，而且社长亲自撰写了编者按，发表出来后，果然影响相当好。从社里安排上看，李兵跟我似乎都是社里的大记者，顶梁柱，而写出来的文章也确实见功力，非同凡响，因此越到后来，被采访单位的接待规格就越高，不仅好酒好菜招待，馈赠的礼品也随之越来越贵重了：从服装到领带，从洋酒到中华香烟，从香水到随身听，总之大旅行包是装得满满当当了。李兵说，阿贵，咱们这样回到报社，是不是要惊动纪检部门了。他的意思是不想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北京去。于是，我给他出主意，让他跟社领导说一下，我们想在深圳多待两天，算是放两天假，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李兵给社领导打了电话，社领导也同意了。这样我跟李兵很是疯玩了两天。李兵深圳的同学和朋友也有不少是混得有头有脸的，两天时间被吃喝玩乐安排得满满的；我把老同学老八也叫上一块儿玩，他现在已经是部门经理了，而且正准备购置一辆捷达私家车。两天时间里，那些被采访单位馈赠的东西，我们作为礼品向朋友和同学做了馈赠，也算是就地处理掉了。两天时间里，我跟李兵在山珍海味里，在酒精中，在KTV包房里……
回到北京令我吃惊的是，我的办公桌上居然放着三封来自我家乡那个皖南小县城的信。我吃惊，是因为我来到北京以后，除了我父母，还不曾告诉过家乡的其他人：而父母除了打电话，一般是不写信来的。那么，是谁写的信呢？
是芳。这太让我惊讶了！
芳的第一封信写得很谨慎：她述说了在北京我们见面时的情形，接着就提到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最后说到她二哥现在的一些情况。她在信上说，她告诉二哥在北京见到了我，二哥非常高兴，说让她在信中向我问好，并祝我在北京好运。信的末尾说了一句希望能跟我保持联系。坦率地说，这是封没话找话说的信，无非是跟我打个招呼而已。
而第二封信，芳说的话似乎渐渐明晰了，特别是在信的最后部分，她写道：不知怎的，给你写信就想多说点什么，但又怕你介意。在北京时我从你的目光里看得出，你可能是个比较冷漠的人，但骨子里又是硬的，这跟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说到这一点，连我二哥都说不太可能。我想，一定是你的人生经历过于坎坷了吧，或者说，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影响了你吧？倘若你要是能信任我，信任小时候你就认识的丫儿的话，不妨跟我说说好吗？我希望能跟你作心灵上的交流，我可能并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就是这样想的。
而第三封信，语气和措辞都发生了变化。她首先追问我为什么至今一封信也没有回，接着说是不是在上两封信里的措辞欠妥让我不屑一顾，还问是不是完全不值得我给她回信，云云。言辞之中不乏自责和埋怨的意味。我看完信，头就大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嘛！我觉得给芳回封信是必要的。
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写回信。本以为写封信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但坐到台灯下铺开稿纸，却不知如何下笔了。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稿纸也撕扯好几张了，可就是写不出一句像样儿的话来。或者说，在我的心理上根本就没有打算过要给一位我中学同学的妹妹，如今已嫁为人妻的女人写信的准备。眼看着案头的闹钟快到凌晨了，我也真有些困倦了，我想无论如何先写几个字再说吧。于是我就写道：丫儿，三封信都收到了，没有及时回信是因为我去广东那边采访去了，回到北京才看到你的信，请原谅。老实说，我是经历过一些坎坷，但也不算严重，可能对我的性格有些影响，但这也属于正常。我的生活过得并不好，算是漂在外面讨生活的。谢谢你的关心和来信，代我向你二哥问好，希望他有机会来北京。写完了，回头念了一遍觉得还不错，似乎意思都到了。我不禁慨叹，真是作茧自缚，耽误了许多时间，放开手写十分钟不到不就一气呵成了嘛！
转眼秋天了。
有一天许定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要请我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他刚去欧洲转了一圈回来，按他的话说，他这是N次逛欧洲了。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滋润啊！有一次他对我谈出国观感：老外们太抠门儿，从来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大方一回（他指的是在吃喝招待方面）。我总算明白了，人家再好再有钱，也都是人家的，回到国内，那才叫回到自个儿家了！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定明啊，你要是赏脸儿，就让我给你接个风吧！以往每次他出国考察回来，总是有人给他接风洗尘；他曾约我参加，按他的话说，那是给我打打牙祭。记得给他接风洗尘的那些酒宴，场面都相当铺张，除了极尽奢侈的美味佳肴，就是一些完全陌生的油头粉面的面孔：他们都是什么李总张总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叫李总张总的其实才是买单的主儿，而其中个别总儿还是赶飞机从外地飞过来的。据说，那些总儿们能够给许定明接风洗尘且得到他的笑纳，算是许定明抬举给他面子了。我曾在酒桌上听他们亲口说，想给许定明接风的人还排着长队呢！许定明在电话里就笑开了，说，就你——给我——接风？你准备了多少银子？你以为你当了记者，腰包就真的硬了？他的话里一点也不掩饰蔑视我的意味。还是让我请你吧，阿贵！我今天就请你一个人，知道吗？跟谁都别说！下班的时候，我开车去接你。
许定明开的车还是那辆黑色本田。我初到北京时，许定明就是开着它到车站接我的。许定明到哪儿都开着它，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己的私驾？许定明说，是从一个好哥们手里借的，这个好哥们是谁、干啥的？他没说，反正车长期交在他手里。我走出杂志社大院，看到许定明刚刚把车泊在道边上。我径直走过去，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关上车门，他就开车。他戴着墨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上身穿着深色的法国鳄鱼牌T恤（想必是在欧洲买的），显得很是超凡脱俗。他说他太太到哈尔滨公差去了，他下了飞机赶回家洗了个澡，然后开着车就来接我了。我问他咱这是奔什么地方？其实我心里已经猜到，许定明说的“神秘地方”一定是非同寻常的。就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轻易放过太太不在家的机会，况且他刚刚从国外回来。
许定明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从T恤衫口袋里掏出一张镀金卡，扔到我怀里，说，咱就凭它去乐一乐。我原以为是银行信用卡，仔细一看，是一张××度假酒店俱乐部的会员卡。许定明告诉我，这张卡还是去年春天的时候一家内地公司来北京送给他的。他当时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以为这张卡只够买几件衣服，他出国前那家公司老总打电话问他是否用过那张卡，并告诉他那张卡的有效期只有两年，让他尽快把它消费掉。我反复看着这张制作精美的会员卡，真的想不出这张卡究竟该如何去消费。许定明说，阿贵你猜猜看，这张卡的含金量是多少？我说，我搞不清楚。许定明说，阿贵，我告诉你，这张卡——值十万元——你信吗？
许定明没有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