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8点了，只有8000人口的中国最小城市阿尔山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8月中旬已经凉了，身上一层又一层套了三件T恤衫。我们斜穿过街道，想去阿尔山客运站询问第二天到呼伦贝尔盟新尔巴虎左旗的客车时间。完全黑着的客运站里走出一个人。他说，明天早上6点钟有车，他也要坐这班车去右旗。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个旅客。夜里看不清这个人，闻到了酒味，他提着不大的长方形箱子，走在路中间略微摇晃，普通话显然不太好，估计是蒙古族。走远了，他又转回来说，不要晚了，晚了赶不上车。在北方，喝了点酒的陌生人也变得格外热情。
向呼伦贝尔进发的第一个早上，净蓝的天底下停着白晃晃的客车。有人从车上跑下来，对着我们眯眼傻笑，正是前一夜提醒我们赶早班车的蒙古族中年人。他像个老熟人，带我们上车，指给我们空位置，又告诉我们，不用到车站窗口买票，等车开了再买票能省十块钱。开车前，他请我们照看他的箱子，跑下车去在大树下面直直地立了一会儿。形容这个蒙古人的笑，只能用傻笑，单纯到了透明的那种少年郎似的笑。
车向西走，从伊尔施的峡谷里涌出一股飘忽的雪白雾带，慢慢散开着宽阔着，像一头苍白的老动物，沉稳又缓慢地逆着车行方向弥漫去，有几分钟完全吞没了我们的车。
我的前座是个穿黑袍子的老人，耳朵上紧贴着一台旧收音机，他的耳朵暗紫色，有粗铜丝般的轮廓线。他在埋头听蒙语的吟唱，一个男声，一会儿低沉的叙述一会儿激昂的哀叹，高低互相交错。伴奏的马头琴不像件乐器，更像一把木锯，跟随人声，锯个不停。大概是唱的蒙古英雄史诗吧。开车以后，乘客们都在看车上播放的录像，一家北京娱乐场所的搞笑演出。只有这个老人完全沉在絮语似的诵唱里，始终抱着收音机，车厢里车厢外，一切都和他无关。在拉锯诵经似的节奏中，我们进入呼伦贝尔。
车窗外出现沙丘，这一带正是“诺门罕战役”的旧战场。1939年，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左旗辽阔的沙丘荒野间，诺门罕战役持续了135天。苏联、蒙古军队和日本关东军伪满州国军，双方共投入兵力超过20万，炮500多门，飞机900多架，坦克装甲车超过千辆，整个战役死伤6万多人，其中日军一方伤亡了5.4万。后来，这次战役被日本人称为日本陆军在远东的惨败。发生在这片荒野上的战争使日本人最初设想的向北行进对苏作战计划严重受挫，随后它才返身回头改为全面向南，向中国的腹地突进。诺门罕的流血同时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日本人就是被这片荒野中的挫败吓破了胆，致使战胜方苏联在接下来同希特勒的作战中，不再担忧和顾虑其东线战场。满洲里博物馆里陈列有当年的照片，日军23师团“肉弹敢死队”的十几个士兵，赤裸上身，神经质地笑，人人手持竹竿，竹竿上捆绑着反坦克雷。
呼伦贝尔似乎有覆盖淹没消解一切大事件的超能力，现在这一带能见到的仍旧是牧草稀少的空旷大地，有些地方裸露着沙土。当地人说，连续旱了几年了。偶尔能见到成片的正在变黄的麦子，沿微微起伏的丘陵，浓黄的麦田倾斜着铺向天边去。有时候空旷里闪出一间小房子，房子周围种着几十平方大的一小片玉米或者一小片土豆，都用石块垒好围住，大约一米高，防止牛羊啃食。更多的时候，旷野里出现大片的牛群羊群，从远处看，它们非常安静地伏卧，最缓慢地移动，实际上它们的牙齿一直在动，一刻不停地切磨着脚下的草甸。有蒙古人披着黄大衣骑马放羊，上身悠闲地在马背上摇晃。有放羊的人在向阳的坡上睡着了，头顶横立一辆闪出宝蓝光泽的摩托车。
这班长途公交车到新巴尔虎左旗是终点，有小男孩上车来搀扶我前座的蒙古老人，男孩帮老人抱收音机。原来老人是个盲人，脸色黑褐，男孩拉他慢慢停在车门口。
老人说：是地吗？
男孩说：爷爷，是地，是地。
老人又说：落地没有？
男孩说：落地了，落地了。
老人再说：啊啊，落地了。
中年蒙古人又在向我们傻笑了，我们都要再向前走，要转车去新巴尔虎右旗，打听到等车地点，我们和蒙古人一起走在左旗的大街上。特别特别大的天，大得惊人，天上重叠堆积着无数的白云彩，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天空，这么密集汹涌壮观的云彩。这个时候，跟我们走在一起的是两个蒙古人了，第二个蒙古人一下车就跟上我们，也是去右旗的，他大约四十岁，留着垂肩的长发，不是时尚的长发，是不经打理的，有点颓丧落魄的。整个人瘦削而沉默，脸面上没有什么表情。
十分钟后，我们在左旗畜牧站门口等车。第二个蒙古人不见了，隔一会儿，他又出现，独自蹲在路边，背对我们，闷头吃了面包吃了西红柿又开始抽烟。他始终躬着手背，把食物或者烟卷拢在手心里，好像怕被人发觉，又好像要用手袒护着它们。后来，我发现，所有上了年纪的蒙古人吸烟的时候都会把香烟的火头朝内，捏在手心里，男人女人都是。也许由于世代在草原上游猎，怕旷野上的风熄灭了火，怕别的动物发现自己手里的食物，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防守”姿势。
爱笑的蒙古人不抽烟，他拿出电话，很快联系到一辆正准备空车回右旗的出租车，他要去带车，让我们原地等待。满天的大云彩浩浩荡荡，吃好了也抽好了的长发蒙古人慢慢走过来，说了他这一路上唯一的一句话：我们右旗比左旗好多了！很明显，他是对着我们说的，但是口气绝对坚定，更像自言自语，说完话，他又蹲回到路边了。
出租车来了，好像怕我们误解，爱傻笑的蒙古人说，四个人坐客车也出这么多钱。而他并没向长发蒙古人解释，大家都上车了。又是草原和旷野，草低露土，有养蜂人在山坡上摆开蜂箱，有一小片一小片的苍绿松林，远远地见到小黑人，是慢悠悠的钐草人。迎面隔一会儿出现一辆改装过的卡车，车厢拆掉了，卡车模仿马车，用木棍架成更宽大的底座，为了装更多的牧草。拉满了草的庞大车体顶上，有人坐在最高处，像打坐的和尚一样。
远处出现一座色彩绛红沉着的建筑群。爱笑的蒙古人说，那是蒙古庙。后来我查了书，那是著名的甘珠尔庙，1771年由乾隆御批拨款，1773年动工兴建。是藏了甘珠尔经书的寺庙，在鼎盛时期住有4000多喇嘛的寺庙，曾经培养出100多名喇嘛蒙医为牧民看病的寺庙。对于远处的过路人，它当时就像土地中鼓出来的一块扁扁的红石头，缓慢后退而去。蒙古人说，他不去庙，每年他都抱块石头上山拜敖包。
有敖包的山在大地上出现，一座底座安稳的锥形山，像金字塔，看见山，也看见了右旗的楼房。长发蒙古人没出声，拿出钱先下了车。爱傻笑的蒙古人好像领受了对我们负责到底的责任，他说，他家旁边有个宾馆，挺干净，也不贵，让车直接停在宾馆门前，他指给我们一百米外一片楼房，说他的家在那儿，然后提上包走了。蒙古人走得很平常，好像不久以后还能见到，事实上不可能，他只是一个偶然遇到的路人。他和司机聊天说，他是弄农牧的。他们之间也不熟，下车前，他把他的那份车钱放在司机手边的塑料盒子里。
出租车司机姓张，鼓动我们坐他的车去附近的景点呼伦湖。他介绍呼伦湖说，就像大海似的。问他见过海没有。他说，没有。他又说，他这辈子也不想去哪儿了，就想呆在右旗。
开始，张司机说包车去呼伦湖来回要一百块钱。上路以后，他说，看你们都挺好的人，就收八十吧。车已经上了路，一开始又没和他讨价还价，他为什么自降价格？他说，你们老大远的来我们右旗不容易。
张司机的爷爷是河北人，但是他说他是右旗人。他说，汉人和蒙古人生活在一起，受了“传染”，右旗的人都热情好客，对外来的客人，更是要给右旗人挣面子。张司机和蒙古人不一样，他健谈。他说，现在草场管理严格了，每一万亩草原按规定养羊不超过500只，或者牛200头。但是，五年的持续干旱，使牧草长不起来。在他小的时候，草场不是这样的，羊进了草原，只能见到一小溜羊背。马进去，草就没了马肚子。十几年前，年年夏天都那样。
在阴沉的天空下面，呼伦湖敞开着巨大而灰暗的水面，沿岸修了一些娱乐设施，稀稀落落，破坏了这块“大海”的景观。湖水带碱性，张司机带我们尝湖水，他说这几年碱味又大了，过去的水位比现在要高十几米，湖岸上留着明显的水浸痕迹。他用东北话说，这真是眼瞅着，湖就缩缩了。
张司机说离湖岸不远的滩地上有“玛瑙石”，我以为他要介绍什么购物场所。没有道路，车随便开进平坦滩地，他说，咱们下去捡吧。一年前，他就在这里捡到过“包着小昆虫的红玛瑙石”。一离开车，人自顾自解散了，眼睛只顾盯着地面。一小时过后，才回头起身想到出租车，它已经很小了，三个人都忘记了别人的存在，各朝一个方向越走越远。天上的云彩跟浅灰的宫殿一样，重重叠叠，不知道多少层，把天压得很重，手上的石头快拿不动了。这些含有石英成分的小石子，一路被我们背着，最后背到中国的最南方。
在新巴尔虎右旗停留的这个晚上，我们在行人不多的街道上闲转。到杂货店问了风力发电机的价格，一般牧民家庭使用500瓦的一种，3000多块钱。配了这种小风轮一样的家伙，蒙古包搬到哪里都能够用上电灯，看上电视。分散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都是孤零零的，几乎都是同样款式，从外形上分不出主人的贵贱贫富，大多都在蒙古包顶上竖着风力发电机的小风轮，溜溜的转。
这个看来很普通的草原傍晚，我看到了落日和地平线之间原本的关系。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地平线了，它不断用尽全力通达到大地的最边缘，在那里环绕人间。夕阳并不止是把西天变红，事实上，整个地平线都随着那个火球降落的节奏，不断改变着颜色，围绕四周的浑圆的地平线同时红着，不是鲜艳的红，是很沉很深很低抑的红。许多燕子在渐渐蓝黑的天上盘旋交错打转，响亮地鸣叫。天空更高处出现一只鹰，斜着滑翔下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