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我和同学们来到山西，在一个叫长胜的村子里插队落户。去插队那一年，我16岁。同村插队的同学共有20多人。
对于上山下乡，我当年曾有过一些极其幼稚的想法。下乡之前，我曾在北京郊区参加学农劳动。那时，上山下乡已经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人生抉择。在京郊一座幽静的农家院落中，我见到过几位刚刚落户的知青。我觉得他们无拘无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颇有浪漫色彩，很受吸引。我还读过《边疆晓歌》，这本描写支边青年的小说也使我对未来的插队生活产生了美好的联想。
然而，真的要远离家乡，到偏远的农村去生活，毕竟令人恐慌。在下乡前的一段时间里，背井离乡的忧虑困扰着我们。到1968年的12月，我们都明白：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已别无选择。对于前途的一切思虑都淹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
离开北京前，我跑了几家书店，买了许多农业技术书籍。有同学问：“想当农业专家吗？”我笑而未答。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和“边疆晓歌”式的插队生活，在一步步向我走来。
插队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在我的感觉中，虽然没有多少“田园牧歌”的色彩，可是真的颇有一点“边疆晓歌”的味道。我们长胜村的插队知青，有好几位是喜欢文艺而且颇有文艺天资的。在插队初期，他们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演了节目，如《红灯记》、《收租院》等。这些，给插队初期的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同学们还自编自演了知青歌曲，开头的歌词是“风梳头，雨洗脸……”。
可惜，这段日子太短暂，太短暂了。
来到长胜村后不久，我们20多个知青就分到了六个生产队，每个队四到五人。由于村里还没有准备好给我们集体居住的房子，我们就都按所在的生产队分散住进了老乡家里。
我和三位女生分到了第四生产队之后，独自一人住进了村北的一间小屋。房主是一位小伙子，和我们知青关系甚好。这是一间西房，显然是历经了多年的烟熏火燎，屋顶是黑的，墙壁也是黑的。窗子很小，只能透进很少的光线。空荡荡的土炕上，放着我的一只漆成黄色的木箱和简单的行李，这就是我全部的财产了。在离开长胜村许多年之后，我依然不时地记起我在村里住过的那间小屋，回忆起那一段梦想与幻灭交织在一起的日子。当然，更多地记起的，是那时艰辛的劳动与生活。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69年的春天，有这样一个早晨。天还没亮，生产队长就把我喊醒了。在黑黢黢的田野上，我跟在牲口后面撒粪肥，奔跑了许多来回，天才刚刚透亮。早饭是送到地里的。与我同队的有三个女同学，每天早晨留一位女同学做早饭。那一天的早饭又是玉米面煮饼子。饼子很硬，有一种苦涩的味道。然而，我们那时已经懂得，能够吃饱肚子就是最高的享受了。我疲惫地靠着粪堆坐着，吃着盛在瓦罐里的煮饼子，无意之间，看见了坐在对面的那个50多岁的汉子，并且注意到他正在吃的饭食。他的早饭是掺了谷糠的窝头。由于谷糠掺得太多，窝头变得很松散，他不得不双手掬成碗状，捧着那窝头吃。食物在他嘴里咀嚼着，良久，才艰难地咽入喉管。我看着他吃窝头，仿佛自己的喉头也在发紧。直到他终于吃完了那窝头，我才深深舒了口气，并且暗自庆幸我们插队知青享受着每月44斤原粮的待遇，有纯玉米面饼可吃。虽然我们也经常要忍受饥肠辘辘的感觉，但是比起当地农民来，生活还是要强一些的。
当时在生产队里，我们和当地农民一样干活，包括最累最脏的活计。有很多劳动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挖沟涧”。本文写到这里，我要鼓起勇气，让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这里复活。我在《白皮回忆录》中有这样的相关记述：
山西农村的厕所，是砖砌的又大又深的井一样的建筑。淘厕所时，把上面的稀粪掏干之后，还剩下一层很黏稠的沉积层，叫做“沟涧底儿”，要挖的正是它。
我要下沟涧了，穿上高靿胶靴，换上一身破衣服，还听了一个伙伴的话，戴了顶草帽。一架梯子放进沟涧口，那沟涧口本来就不大，又放了梯子，勉强能够下去人。我小心翼翼地一级一级下去，尽量不蹭上井壁。下到最后一级，再下面就是粪了。“下呀！”有人在上面喊，我才发觉自己的动作竟然停顿了。我把脚从梯子上移开，朝粪中踏下去。软和的粪使我的脚下陷、下陷，终于，我接触到了软绵绵的底层。这时，我的意识深处闪出一个念头：我是站在粪里了！梯子升了上去。
我适应了沟涧中的阴暗之后，看清四周都是发黑的砖，粘满了粪。抬头向上看，半个沟涧口被石板挡住，另外半边敞着，从那里吊下来一只粪桶，一把铁锨。我的任务，就是用铁锨把粪桶装满。
这工作绝非轻而易举。四周的砖壁上都是粪，我不能自由地挥舞铁锨。虽然脚下到处都是粪，可它们是如此“滑头”，如此易流，我几乎捕捉不住它们。
过了一会儿，我渐渐学聪明了。先把脚边的粪挖开，让自己有一个立足之地。脚下灵活了，就可以更主动地向粪“进攻”了。我把它们全部赶到一边去，然后，哪里有粪胆敢朝我流过来，我就先挖掉它！就这样，粪在一点点地减少。
粪桶一次又一次地被提上去，又放下来。从桶沿上、井口上，一滴滴粪汁滴落而下。它们落下的声音滴滴答答地响着，回荡在这洞穴般的沟涧中。幸亏戴上了草帽。
也不知干了多久，我忽然感到头晕，仿佛还记得粪中是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而且，沟涧里的凉快已经变成袭人的寒气了。幸而，我的工作在这时结束了。梯子放了下来，我上去了。我是满不在乎地上去的，反正都一样了。
关于我们在农村经受的磨难，在这篇文章中是无法一一记述的。我曾获得过一张五好社员奖状，可以作为这一时期艰辛劳碌的证物吧。
尽管生活中有诸多困苦，但当时也有一些应对困苦的理念，比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我们当时是认真地相信这些的。
在插队的初期，我们这一群食仅可以果腹、衣仅可以遮体的青年人，凭着一腔热情，也曾试图改变农村的面貌。我们搞了科学实验，譬如玉米优种繁育、点播耧，等等。当时我们20多个知青分散在6个生产队，但都在一个大村子里，住的地方相距也不太远，彼此经常有交流沟通。为了科学实验，同学们时常在一起切磋，共同实施这些试验。
我们那时认真地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农村的面貌，相信自己是在干一番“大事业”。我自己是这些试验的特别热心的参加者和推动者，也曾将希望维系在这些大胆而艰苦的尝试上。但是，这些试验都失败了。现在回想起来，即使这些试验成功了，又能怎样呢？
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这些知青没有能力去改变农村的面貌，来农村时的那些想法，其实都只是虚幻、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这些虚幻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虚幻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然而，前途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