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清徐县仁义村，白石河从村边流过，最后流进汾河里，是汾河的支流。但村子距县城不远，是一个大村子，半山半川，出产瓜果，也有煤矿，村里人在农闲时还可以到煤矿上班，补贴家用。古来汾河谷地的清源、徐沟二县，在晋中平原向称富足，解放后，两县合并为一，称清徐县，在我出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一个纯农业县。
我们家穷，子女多，兄弟五个，我上头还有一个姐姐，六个孩子，全家10口人，是一个大家庭。父亲那个时候是县供销社干部，是公家人。但是不行啊，他一个人挣钱，每月34元，每人月均生活费三块四。
首先，吃就是问题。我记得每天早上起来，上学之前第一件事，骑车子到西门坡一个饭馆去买窝头。奶奶给我一块钱，五分钱一个窝窝，买二十个，这是全家的早餐。骑自行车去，人还上不了大梁，掏着骑，那样只能蹬半圈，每天来回。得赶快去，去迟了就没了，排队买。那会儿还没有塑料袋，就提一个竹篮子，上面放一个黄包袱。全家十口人，每人两个窝头，我那两个路上就消灭了，管他有水没水，两窝头就那么吃掉，剩下十八个拿回去。
那个时候没吃的。没吃的吧，偏偏人的肚也大，总感觉吃不饱。一家人一早上，生活就这一块钱。
父亲一个人上班挣钱，家里全凭奶奶来操持。奶奶了不得，非常坚强。子女多，母亲又是一个病人，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老太太一个人在那里筹划操办。母亲在生下大哥之后，就得了肺结核，接着又雪上加霜，肺结核又加上气管炎。那时候农村的冬天也奇怪，特别特别寒冷，风也大，母亲就那样落下了病。
家里有一个柜子，上下三层都是药，记得清清楚楚。不说病，是药就有三分毒，就是天天吃药也受不了，母亲受罪了。到现在，人一说到医院做一个体检吧，母亲就不愿意。因为啥？过去母亲到医院看病，一检查，大夫都说她得的是肺癌，活不过60岁。一检查，就是肺癌，不是第二种病。其实不是的。母亲得肺结核之后，有一个钙化点，在X光底下有一个很明显的阴影。现在，她的左半个肺已经不工作了。
母亲活过了60岁，现在已经75岁，身子弱是弱，可精神不差。
大哥高中毕业之后做赤脚医生，姐姐考上医专，要做一名医生，跟母亲的病很有关系。
所以，家里只能靠奶奶操持。
我们弟兄们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全国上下“学雷锋”，雷锋学得怎么样不知道，倒是在那种氛围之下，都是规矩人，很老实。再加上父亲是一个孝子，对奶奶很孝顺，对我们也宽容，所以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爷爷去世早，奶奶当家，慈祥之外还有一分威严在——家里五个秃小子，没有点威严怎么行。奶奶操持家务之外，还养猪，一家人一年的油盐酱醋都指望这口猪。所以，每天放学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外边打猪草，弟兄几个打够当天的猪草，还要富余打一些，晒干，预备冬天喂猪。完不成这个任务，是不能吃饭的。你看看严不严？
其实奶奶的身体也不好，57岁就得了乳腺癌，父亲孝顺，一直给奶奶看病。奶奶57岁得病，活了75岁。
给母亲看病，给奶奶看病，钱不凑手，就借。家里每个月就34元现金流量，他又是党员，还扣党费，分分都是钱，一分钱比月亮大。外欠3000多块钱，我们家成了清徐县河西最大的欠款户。
就是这么个状况。
母亲生老五的时候，身子很虚，没奶，家里养了一只奶羊，那种山奶羊，出奶足。养羊产奶，不必去买牛奶，也是没钱生的法子。老五是喝羊奶长大的。养了奶羊，我们弟兄几个每天放学之后打猪草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给羊割草。
想一想，六个子女，在那样的环境，能活过来，没有饿死就很不错了。
这样困难的家境，我们几个都没有辍学，学知识，上学校，没有耽误。父亲早年没有学上，吃了这上面的亏，他对上学很在意。父亲平时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对子女不打不骂，但他看得远。六个子女，都培养到高中毕业，能上大学上大学，能上中专上中专，有多大本事你拿出来，他供你。大哥上了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我是后来上班之后，到北京煤干院上的学，姐姐上医专，四弟自己读的函授大学，老五上的师范，后来教育学院毕业。到了孙子辈，父亲做主，一律送国外去留学，现在，在国外留学的孙子辈有九个，有六个已经学成归来，有一个担任我们美锦集团的副总裁。
我总结说，人这一生，能受教育是最大的幸福，学知识，学本事。通过教育，姚家六个子女都成了做事情的人。这是父亲母亲的功劳。时过境迁，家庭景况不一样了，要培养一个做事情的孩子，真是不容易。
我们兄弟五个加上姐姐，名字里都有一个“俊”字，大哥姚俊良，三弟姚俊峰，四弟姚俊国。五弟姚俊卿，姐姐姚俊华。仁义村乃至清徐县，知道我们名字的人不多，但一说大俊二俊，一直到五俊，就是我们弟兄五个。大家现在也一直这么叫。
俗话说，儿多女多罪过多。父亲母亲和奶奶在我们身上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心血，那是无法计算的。好在，我们都大了，子女多，劳力也多。七十年代中期，清徐周边建设项目比较多，需要大量石子，一方石子能卖九块钱。父亲在外边朋友不少，可以找到买石子的工地。就这样，我们全家开始砸石子，由姐姐带着。那时候五俊还小，大哥做赤脚医生，我们姐弟五个，每天一放学，就到白石河河滩上干这个活。这个活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力气活，一方面，石子要求的尺寸大小有规定，太大了不行，太小了就是废料；另一方面，那真是得卖力气，很枯燥，很累。把石料放在钢盘圈里，用铁锤一块一块砸。弟兄几个，有时候姐姐也去，全家人一天下来能砸一方石料。一方石料那得多少斤啊，抬到堆集点，膀子压一道深壕，就像砍了一刀。这样，九块钱就到手了。
一天九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不小的数目，270块钱，在那个时候是一笔财富，我家就那么一锤一锤砸得翻过身来。怎么翻过身来？把外欠的3000多块钱全部还清了，摘掉了最大欠款户的帽子。我们全家，整整两个寒暑假，就干这个活。
小时候，弟兄几个就这么过来，家境不好，早早就为家里分担责任，似乎比别的孩子懂事也早。人们都说是我父亲管得紧，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他还不如奶奶和母亲管得严。我父亲是基本不管。到现在，他对我们能不多说的话就一句不说，不像别的家长，打了骂了，没那么回事。家庭熏陶太厉害了，为人处事啦，待人接物啦，根本不用要求，我们很早就懂得。
比个例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下乡干部到家里吃派饭，炒一盘土豆丝，煮一碗红面擦尖就是好饭——那时候谁家炒菜啊！见个荤腥都难。客人来了，几个都到大门外耍去，只留下一个往里端菜送饭，客人吃完我们再吃。我们吃的肯定跟客人吃的不一样，客人吃干面，我们喝菜汤。无形中形成这样一个规矩，客人吃饭，几个弟兄不到场。几个半大小子站在门前，客人也不好意思吃啊！就这么个规矩。
还有，见了村里的长辈，叔叔大爷叫得勤，人家都说姚家子弟多，都是有教养的孩子。
1972年，高中毕业半年之后，参加了工作。之前，哥哥学了医，做赤脚医生。我招工到煤矿——太原西山煤矿，一待就是小二十年。
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当兵的，想着什么时候穿一身军装回来，可我家是富裕中农，当兵，政审这一关就过不了，只能下井当矿工一条路。那会儿城乡差别大，年轻人为了挣脱农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一是下井。一旦脱离农村，就是市民户，吃供应粮。村里人自嘲说，人分两等，一等是四民，一等是五民。农民就是五民。1973年，我们那一批工人，总共招了3700人，清徐一下子就去了五六百人，不当“五民”，下井当“四民”了。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由城建局调到社队局，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局，在那里，工资比城建局多五块钱。为了多五块钱，父亲换了一回工作。孩子们长大，家庭景况也就慢慢好起来。
我的月工资是60元，每月往家里寄30，自己吃30。1973年，一年下来有300多块钱，了不得啊。可是，两毛钱的电影我只看过一场。看了一场以后，算了算账，太不划算了，就再没进电影院。两毛钱一场电影，再加一毛就能买一份过油肉，而两毛钱顶二两粮票，一两粮票就可以买两个窝头，一场电影就把四个窝头看进去了。真是不划算。
做煤矿工人，尽管脱离了农村，但自己很清楚这是一份吃苦的行业，甚至还有危险。当初我走的时候，奶奶和母亲死活不同意。农村里的观念，下井做“窑黑子”，万般出在无其奈，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哪个做娘的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干这个活儿？事前也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到了煤矿就是一门心思干活，至少，这个地方让自己吃上饱饭了。毕竟小时候吃的苦多，哪敢大意？
在矿上，我连续做了好多年劳动模范，出席过部劳模会，真是下了辛苦在那里干活。一步一步，从综采队副队长、队长，一直做到矿上的机电科副科长、科长。用了十年时间，就当了矿上的中层干部。我们那一批工人，我是第一个被提拔为正科级干部的。后来，矿务局下来一个北京煤干院学习的指标，三个条件，一是正级科，二是35岁以下，三是部级劳模，三个条件好像就是给我定下的，就到北京上大学了。那一届，西山矿务局就一个指标，让我给占了。
到1992年回到清徐帮父亲干企业，前头，给公家干得真是不错。这与小时候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