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欣欣向荣到如今在常人眼里的落魄，钱绒的经历没有人关心。她貌似认命、妥协、不在意，恰恰是对世界的不妥协不认命。她在意生命中某些一闪而过的良善，比如公公的孤寒离世。但是，常年独自生活，她学会了拒绝，拒绝表达，拒绝接受貌似的关切、平等、互爱。她不再试图取悦某个人，钱绒用她特有的方式迷惑了世人。
离开村庄，拐出一条小道到马路，马路一侧的空地上，坐着几个白发老人，衣着灰暗。我看到那件深绿色的外套，马尾辫垂落在后背，钱绒就坐在她们中间。她的眼神暗淡，跟刚才在家时的警惕和排斥判若两人。看不到焦灼——在这些年长的老人中间，钱绒显得安定、安全、祥和。我一厢情愿地判断，钱绒急于离开屋子是因为她不愿或不敢一个人在那空房子坐着，因为那里有个敌人，她斗不过——她当然斗不过时间。在那间屋子里，时间像洪水，蓄得满满的，要将她淹没，她只有逃离。
北乡人的勤劳有目共睹，而钱绒是个例外……她的心已经荒芜。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发展中建设中的工地，挥汗如雨的农民，远离家园，投身于这个庞大的工地，常常找不到自己——而钱绒却在家乡迷失了自己——“平江来的钱绒已经死了”，不知是怎样的孤绝，才促使这个年轻的女子说出那样的话来。
一个不甚宽阔的道地，零散晒着苞谷，有的是新鲜掰来才晒出来的，有一部分大约晒了几天。一把扫帚倒在地上，簸箕里是一些杂物，泥灰，一片树叶，干燥的苞谷衣，吃过的苞谷芯子。另一侧沿墙靠着锄头耙子斗笠竹编簸箕，一双沾满泥灰的高帮雨鞋，还有一个铁丝编起来的背篓。一方台阶连着道地和街檐，街檐上，一个女孩三四岁的样子，在一辆破旧的童车里玩。屋里传出呵斥声，“你个臭娃儿哦，怎的又把地给搞脏了，看我揍你。”
小女孩像是没有听见，依旧在拉扯童车，童车上的商标已经剥落，小女孩在撕掉这些塑料贴膜，回头见到我们，有些惊愕，继而弃车而逃，进了屋子。斥骂声依旧，听不明白内容，先是见到一把扫帚，利落地打扫，再见到一双手出来，一手抱着一个男孩，另一只手在扫地，半弯着腰，有些费力，嘴里依旧在唠叨。是一个女子，头发蓬乱着，七分裤，一件混色短袖上衣，衣襟上粘满了什么东西，好像是鼻涕的痕迹，又像是粥汤干了的样子。蓦地见到我跟小秦，她没认出来——小秦带了副太阳镜。女子惊讶地看着我，我对她笑笑，不由自主地欠了欠身子，“你好，在忙呢。”
小秦喊她菊英，菊英像才醒悟过来，露出黄斑牙齿，“是表姐嘛，我都没认出来。”
一个空荡荡的厅堂，堆着化肥袋子，另有一些杂物，木头，竹杠，不明用途的几个水缸，两块腊肉吊在门框上。厅堂两侧有两扇对开着的门，左边那间是卧房，右边里间是卧房，外间连着厨房兼客厅。
“楼上太热了，睡不了人。”
我们在右边吃饭那间坐下来，就着一个小茶几，茶几上摆放着一个塑料筐子，几个搓了一半的苞谷躺着。我跟小秦帮着搓苞谷粒子，问为什么要搓下来。因为这些都是嫩苞谷，菊英说，搓下来后，放到冰箱，要吃的时候，直接拿来煮——在贵州很多乡村，都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饮食习惯，茄子豇豆苞谷南瓜切成块，加清水，不放任何调料，在锅里煮熟了，晾在一边，待吃饭时端上来，蘸着辣椒水下饭。那汤干净、清淡。小秦问菊英是否要上坡，菊英的头偏了偏门外，“这太阳毒着，这会儿怎么上坡，晚点要去。”问大概几点过去，现在是不是要睡觉。菊英说，她中午从来不睡午觉，因为家里有做不完的活儿。
说话间，女儿又在街檐上玩童车了，菊英看到我的相机，跟女儿说，让阿姨奶奶给照个相。我赶紧出去，端着相机想给女孩照相。结果，无论我如何努力，小女孩就是避开我的镜头，左右横竖我都看不到她的正面，她的眼睛隐藏在童花头的刘海下面，她不是低下头，就是侧过身子。我放弃了给她照相的念头，索性走到左边一间屋子里，小秦跟菊花两表姐妹在右边屋子里拉起了家常。
左侧屋子里，摆放着一张陈旧的沙发，上面覆盖着花布，看不出沙发本来的面目。一边是两张靠背椅子，两张椅子面对面合在一起，椅子中间又接了一张方凳子。一床薄被子凌乱地堆放着，一眼看起来，像是临时搭建的床铺。这间屋子被一面木板隔成了两间，外间除了沙发和椅子，还有一张陈旧的搁几，搁几上方摆放着一个纸折起来的装饰品，足有一个普通菜盘那么大，层层叠叠的，像是一个微缩的宝塔。我小心翼翼地拿下来，是用旧课本折叠起来的，手工精巧，每一个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也不知怎么叠的。我放回这个宝塔，进入里间，里间是一张床，大约一米二左右，盖被、垫被，看不出是夏天的床铺，倒像是春秋两季的床。想起来，贵州大山里夜晚的温度不高，很适宜。一边的一个橱柜上，堆满了零碎的物品，衣服，袜子，作业本子，铅笔，一床待洗的床单，三两件换下来的衣服，还有几件洗干净晒干了的夏衣。
除了厅堂，左右两边屋子都用报纸和试卷课本纸给糊上了，看起来满屋子的花花绿绿，内里有陈旧的报纸和课本纸露出来。菊英说，在她打算回来带孩子之前，公公婆婆就糊了一次，一回到家里，觉得家里花花绿绿的挺好看。过了一年，那些糊过的墙壁都发黄了，到年底时，再糊一次，“没钱装修嘛，就糊一层纸，看起来干净一点。”
在我们坐着说话的当口，门口响起摩托车的声音，菊英抱着儿子站起来，儿子已经在臂弯里睡着了，她把儿子放到左侧卧房床上，到门口，她公婆回来了。
黧黑的脸蛋，扎实的身子，公公手里拿着一个头盔进来，见到我们，微微笑了笑。小秦忙喊舅舅，舅舅指指椅子，“坐，歇着，歇着。”婆婆瘦高个儿，身体很虚弱的样子，待到屋里坐下，便跟小秦叹气，说一家人都吃药。果然，菊英公公从抽屉拿出药来，就着凉茶吃药。公公高血压，四肢酸痛，一年到头要吃各种不同的药物。婆婆一个月前动了手术——婆婆费力地站起来，撩起衣衫，腰际处，一个刀疤触目惊心，婆婆说是囊肿，现在还得休养。“怎么待得住哦，家里七七八八的事这么多，少一个劳力家里人就更累了。”婆婆说的家里人，指公公、菊英，还有在外打工的儿子。说到儿子，婆婆显然动了情，说，一家十口人，现在都靠儿子一个人赚钱养活着。
菊英22岁那年跟丈夫结婚，不久生下女儿，“结婚前就商量过了，要是第一个生儿子，我们就再生个女儿了事；要是第一个是女儿，那就得出去。”
出去是因为山高路远可以躲避计划生育。大女儿不满三岁，菊英便跟丈夫开始了15年漫长的打工生涯。15年里，他们夫妻辗转七八个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最后在浙江稳定下来。15年里，他们陆续生下5个孩子，等第六个孩子生下之后，他们结束了生育之旅——因为第六个是儿子，他们的目标达到了。“生一个孩子要花费一万多块钱，生了5个孩子，花掉我们七万多块钱。15年里赚的钱，除了拿点给家里，基本都花在生孩子上了。”
儿子出生之后，菊英便回到了村里。她坦言，当初回来的时候，是带着小小的成就感回家的，觉得家里终于有个儿子了。可是等她回到村子里过了没多久，便觉得自家条件已经落伍。如果要排位，菊英家无疑是最后一名。没有新房子，一台15年前买的电视机还在用，所有的家具都陈旧不堪。80年代造的房子，到如今二楼都没钱装修，现在连装修的想法也没有了，因为整个房子不但落伍，而且屋顶总是漏水。
闲聊时，菊英的手机响起来，她嘀嘀咕咕跟电话里的人说着什么。挂了电话便跟我们说，四女儿肚子痛，老师让家长去接回来。公公拿起头盔说，我去接——前年家里添了一辆摩托车，因为庄稼地太远了，没有摩托车有时走路来回都得三四个小时。早上去地里，没干一会儿活便又得走回来。“狠了狠心借了点钱就买了，现在有这个车方便很多了。”
菊英递给公公一本病历，是四女儿的，说要是没有这个本子，很多费用不能报销。公公拿着本子出去，摩托车突突突地轰鸣着远去了。婆婆担心公公的身体，说，现在才50多岁就这病那病的，老了怎么办？又吩咐菊英煮苞谷给我们吃。万般推却不管用，菊英说，你们来我很高兴，我们家穷，别人看不起，没人上我家串门。这么一说，我们便觉得不好意思了，依了她。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公公带着孙女回来了。女孩上二年级，刚在医疗站打了一针，菊英问现在肚子痛不痛了，女孩摇摇头。菊英让女孩写作业去，自己抓起很多衣服，说趁现在空当，洗掉一些，到晚上实在累了，停停洗洗，有几个晚上都要到12点才能上床睡觉。
很久我才理清楚菊英家的儿女一一对应关系。大女儿现在在浙江打工，已经外出三年了，当时出去的时候未满18岁，村里睁只眼闭只眼给开了证明。二女儿14岁在镇上读六年级，三女儿12岁读三年级，四女儿10岁读二年级；五女儿4岁，就是在家玩童车的这个；最小的儿子两岁，胖胖的脑袋，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们。
42岁的菊英谈到这一帮儿女，自有一番感叹，说，这么多儿女中，还是四女儿——刚才因为肚子痛回家来，她懂事听话，平时不多说话，自己的东西有固定的地方放。最淘气的是第二个女儿，在菊英满腹的埋怨中，我听到的大约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基本上在家让公婆带，他们忙于农活，除了给口饭吃，别的什么都教不来。现在这个女孩根本没有女孩的样，拆天拆地，“随便跟哪个姊妹碰在一起就打架，我火起来每人一顿棒子。”
菊英感叹她家的女儿都不懂得体贴她，她举了个事例来说明。有那么几次，她身体不舒服，加上家里长久没有吃水果了，抱着儿子去集市买回来苹果，挑最小的买。累得腰酸背疼回到家里，放下塑料袋子，还没把儿子安顿好，家里几个女儿就抢着来抓苹果，“喝都喝不住，等我回头想拿一个吃，只剩下一个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到地上。”每当这时，菊英总是万分恼火，可是看着她们“饿死鬼一样大口咬苹果时，我总是觉得嗓子口堵堵地难过”。
又谈到远在浙江的大女儿，更是菊英的心头之痛，当时她是不赞成大女儿出去打工的，毕竟还小。可是她“小学毕业就不愿去上学了”。在家跟爷爷奶奶干点农活，过了两年，偷偷跑到村里去开了个证明，跟村里其他人一起去了浙江。“听说在工厂做电子产品，一年到头不太打电话回来。我打过去给她，她也冷冰冰地不愿跟我说话，也不跟她爸说话，只有跟她奶奶能说上几句。”在菊英看来，另外几个女儿不懂事还情有可原，毕竟还小，大女儿现在都这么大了（其实还不满20岁），还跟我们怄气。“她主要怪我们丢下她出去了15年。我们有什么办法，在村里做人，总得要个儿子嘛。”菊英说。
有时候菊英也会跟女儿说找对象的事，让她看清楚小伙子，不要随便找个外地人，以后吃亏吃苦我们家里也不知道。谁知道女儿的话“吃了石头一样硬：你们就生了我，小时候不管我，大了也不要来管我，你们哪有资格来管我们，你们只要管好你们的儿子就是了。”菊英说，大女儿责怪他们夫妻为了生个儿子把另外几个姐妹都撂家里了。
我问菊英，生这么多孩子，是她本人特别想要，还是老公的要求？或者是公婆给的压力？菊英顿了顿，说，我自己也很想生一个儿子，“农村嘛，没个儿子怎么行？”另外，夫家也给了一定的压力，因为当初生下大女儿后，婆婆抱着大孙女让儿子媳妇放心，家里由她跟公公守着，趁小夫妻现在年轻，赶紧出去打工去。“家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到外面没人知道。”
这一去便是15年，菊英现在像老人一样回忆起跟丈夫在外漂泊的日子，依旧不后悔，“我们夫妻感情很好，不然我也不会生这么多孩子。”
现在，丈夫在浙江打工，有时寄回来两千，有时候三千多点。问起这样的状况要维持多久，菊英的眼睛朝远处看过去，拿手擦擦汗，“我也不知道，可能要到老吧。”
菊英拎了一袋子苞谷，非要表姐小秦带上，又很不好意思地说，她要去坡上干活了，拔草、锄地、摘苞谷，地里多的是活儿。现在是下午4点，菊英会在地里做活到夜里7点，因为夏天太阳照着的时间太长，“两头摸黑才能做得了活。”大约7点20左右，菊英到家开始收拾灶台烧晚饭，有时候没等她烧好晚饭，几个孩子都已经各自睡过去。等她烧好晚饭，再一个个喊醒，吃过晚饭，她得张罗着给小的几个孩子洗澡，料理他们睡觉。她开始洗碗洗衣服，等收拾完家务，大约会在12点左右睡觉。
因为二楼实在太闷热，孩子不能入睡，有几个晚上，菊英会听到孩子在吵闹着哭，她在疲惫中吼一声，女儿们安静片刻，就听到下楼梯的声音。第二天醒来，菊英会看到几个孩子分散睡在一楼，沙发上窝着一个，两个椅子拼接起来一个，公婆的床上一个。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太热，把被子铺在地上睡着了，因为地气太凉，感冒了。菊英怪女儿不懂事，狠命地抽打了她一次，“打了她，我自己心痛得要命，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