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人们说，早先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板，上面刻有“皮村”两个字，于是便有了这个名叫皮村的地方。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外来人口数量随着市里高楼拔起，仍在不断增长着……
这是DV纪录片《皮村》的开场旁白。《皮村》没有故事，基本是人物访谈，当地村民主要回顾皮村的历史，而新住民（打工者）则讲述自己的生活、工作状态。
我是先在网上看了《皮村》纪录片再来到皮村，找到纪录片的编导王德志的。
“《皮村》是2007年拍的，现在这里人口又多了，起码超过万人了，不过谁也不清楚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我们只觉得几年间这里的厂房和小店铺越来越多，小街也变得越来越挤。”王德志说。
尽管四周已经盖满了楼盘，尽管房地产开发商一直对这片土地垂涎三尺，但因为皮村就在首都机场飞机航线的正下方，它才躲过了一劫。
王德志长得有些瘦弱，这几天冷空气下降，他得了感冒，不停地咳嗽着。
王德志告诉我：“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最早一般都住在三环一带，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我们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我们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我说：“能不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们就像是打了败仗的士兵，在作一次次撤退。”
“不，应该说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在作一次次阵地转移，最终，我们是一定要夺回城市这块阵地的。”王德志说得很坚决。
除了《皮村》，王德志他们还自编自导自拍了两部直接反映打工者生活的小电影。一部是《顺利进城》，讲述的是一个名叫顺利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被黑旅店、假中介、手机贩子欺骗的遭遇。另一部是《命运人生》，反映两个打工青年与自身命运抗争的故事。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片尾，两个主人公有这样的两句对话：“不是世界把我们的命运都安排好了，应该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对，咱哥们儿先干起来再说。让我们改变命运。”
又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片刻，王德志又说：“《命运人生》其实就有我自己的影子，它同时又是众多打工者的影子。”
15年前，王德志从那个叫跃进马场的小地方走上漫漫打工路……
1977年1月，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跃进马场。那个地方原来是部队的一个军马场，王德志的父亲年轻时就放过军马。后来，不养军马了，就改为种地和放羊。
马场地处丘陵地带，站在家门口，可以看见连绵不断的小山包。王德志告诉我，他们家有80亩地。我突然想起来，十几年前到陕北一个贫困县采访，我问一位当地老乡家里有几亩地，老乡指着对面山告诉我：“那一面山都是我家的地。”当时我吓了一跳，那一面山该有多少地？该打多少粮食？后来，才知道那些地都是贫瘠的薄地，都是靠天吃饭的地。老天爷高兴了，多下几场雨，能图个肚子饱；老天爷不高兴，就贷款吃国家返销粮。
王德志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初中才刚刚读了一学期，家里的地种不过来，父亲就让他休学了。农村的孩子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读书，考大学。现在读书梦彻底破灭了，王德志在被窝里悄悄哭了两场。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王德志帮父母种过地，放过羊，上山凿过石头，往城里贩过菜，但家里依旧是一贫如洗。
有一次，在邻居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节目，王德志突然发现相声节目特别受欢迎，他想，自己要是也能写相声、说相声，那就可以出人头地、当明星，帮家里挣钱。于是，他居然异想天开地写起相声来。当然，这些都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
他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95年11月18日，他从家里卖粮食挣的1500元里悄悄拿了700元，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准备到北京闯世界，交给一位要好的伙伴，让第二天送给他的父母。而他自己当天悄悄离开家，乘公共汽车赶到旗里，然后再转乘火车来北京。
火车到达北京是第二天清晨，一路打听到了中央电视台。传达室接待人员问他要找哪个部门哪个人，王德志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哪个人，只说自己写了个相声，准备上春晚节目。人家一听笑了，告诉他：“小伙子，实话跟你说吧，今年春晚的节目早就敲定了。”
王德志像是被谁用冷水从头到尾浇了一遍，浑身直打颤。
家乡是回不去了，那会被乡亲们笑死的。
首先得要解决住的问题。在西客站附近羊坊店转了一圈，最破的地下室也要15元一晚。他找了家地下室，买了15袋方便面，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憋”了三天。
三天后开始找工作，既没有老乡，也没有熟人，不过电杆上到处贴着招工小广告。他没有文化，又没有手艺，只能找那些最简单的活儿。
会城门有家饺子店要招一名杂工，他找上门，老板见小伙子一副朴实样儿，便招用了。说好管吃管住每月工资350元。
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一刻不停地洗碗洗菜。他不觉得苦，觉得比在老家干农活儿要轻松多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他很激动，自己留下50元，其余的全部寄给了父母。以后，他每个月都给家里寄300元。
半年以后，他觉得趁现在年轻，应该学一门手艺。便辞了饺子店的活儿，找到新中街一家不大的酒店学配菜。这家酒店上午不营业，中午开门一直要营业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慢慢地，他发现一个规律，每到凌晨一两点，便会有许多漂亮的小姐来店里吃宵夜。开始，他觉得有些纳闷，这些漂亮的小姐为什么会集中在一两点来这里吃宵夜？后来，才弄明白，离这里不远就是港澳中心和亚洲大酒店，这些漂亮的小姐都是歌厅里的“歌姐”“歌妹”，一两点正是她们下班的时间，歌唱累了，肚子饿了，经过这里顺便来吃宵夜。
后来，他还当过厨师，当过面包师，当过推销员，当过送水工。
打工生活是艰辛的，不过，再艰难再艰苦他都挺过去了。
住在西四的时候，有一回，他出门刚走出胡同口，就被两位警察喊住了，说是要检查暂住证，他一摸口袋，忘了带了，连忙说回去取。警察不容他分辩，一下将他拉到一辆面包车里，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小院子里。后来，还是给酒店的老板打电话，老板代交了几百元的办证费，才给保了出来。
隔不久，有天在路上，王德志又被联防队和一位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暂住证。这回，王德志随身带着暂住证，但他有些不服气，就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一愣，亮出了证件。警察随即让王德志拿出暂住证验验真假。当他从王德志手中接过暂住证时，连看都不看一眼，一下给撕了，然后，说：“好啊，你竟敢拿假证糊弄人？”王德志又一次被带走。
这两次经历，都让王德志刻骨铭心。
有一天，王德志在翻看《北京晚报》时，无意间发现有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收相声学员。隐藏在心中的那个明星梦又被牵引了出来。
学校每星期上一次课，而且是在晚上，不影响上班。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第一次与老师见面，老师听他满嘴浓厚的内蒙古“普通话”，便对他说：“德志啊，你想说相声，必须先改改你的口音，把普通话说好。否则，观众怎听得懂你的内蒙古口音‘相声’？”
当时，王德志在公主坟附近的一家水站上班。工友们发现，一有空闲，王德志就苦练普通话和基本功。吊嗓子，背菜名，时不时还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扁担长，板凳短，扁担比板凳长；不是扁担比板凳长，是板凳比扁担短……”
断断续续学了三年，当年报名的二十几名学员，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王德志一人。除了单口相声，说相声一般要两个人，老师帮他找了个也在北京打工、同样喜欢相声的青年李永做他的搭档，两人一直合作至今。
王德志曾经想当专业演员，等他跑了几家专业文艺团体后，他自知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那时候，北京街头各种促销活动很多，搞促销，为了吸引顾客，就要有小型文艺演出。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有机会王德志他们就上台演出，即使没有报酬白演也行。
有一天，也是在报纸上，王德志获悉某电视台正在举办相声小品邀请赛，他和李永带着他们的原创作品《飘》，赶紧跑去报名。凭借实力，他们闯进了第二轮，但最终没能入围决赛，只获得了一个安慰奖。通过这次参赛，王德志发现相声界是个讲究师承，论资排辈的圈子，自己并非师出名门，想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2002年过了春节，王德志听说雍和宫附近有个“打工妹之家”组织，是专门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服务的。他跑去一了解，果然有这么个组织。一些社会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为附近的农民工服务，主要是组织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做做游戏，举办各种讲座，有时也有小型演出。
就在这里，王德志认识了孙恒，当时双方都有一种惺惺相惜，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回想当时的情景，王德志说：“当时他唱歌，我说相声，他给我的印象是这小伙子歌唱得真好，而我给他的印象是相声说得真不赖。”
来自河南开封的孙恒，1995年毕业于一所师范学院音乐系，当上了中学的音乐教师。由于无法忍受那千篇一律的生活，1998年初秋，他披着一头长发，怀抱一把吉他，来到了北京。
走出西客站，夜幕刚刚降临，迎着刺眼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车流，他不知道走向何处，何处是他的落脚之地？原来心中的那份兴奋和豪迈之情倏然消失了，他意识到必须立即找到一份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搬运工，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强体力活，一个月才只给300元。后来，他还当过推销员、送报员，在酒吧和地下通道卖唱。在他最窘迫的日子里，他靠十元钱支撑了一个星期。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孙恒不怕吃苦，但他感到迷惘和孤独，这里没有熟脸，这里无人可以倾诉，这个城市不属于自己。
孙恒离开了北京，开始一边卖唱、一边打短工的漂泊生活。在那大半年里，他走了好几个省，接触到了大量的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从建筑工人到小商贩，从推销员到保安、保姆。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同时也丰富了孙恒的人生阅历。他们的故事，变成了孙恒的一首首民谣。
一次，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位老乡。天气寒冷，大学生社团募捐了一批衣服，准备送给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孙恒带着吉他，也跟着去了。在毛竹搭成的极其简陋的工棚里，挤满了刚刚下班的满身灰尘的工人，孙恒为他们唱自己写的歌，他唱了一首又一首，工人们的掌声一次比一次热烈。
像是与兄弟姐妹在聊天，像是心灵间的对话，孙恒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因为自己找到了知音。他发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也同样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他可以用自己的歌声，直接去为劳动者服务。
为劳动者而歌，为打工者而呼！王德志完全赞同孙恒的理念。
“五一”国际劳动节，孙恒、王德志和几位志同道合、爱好文艺的年轻人，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后来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前身）。同年11月，他们在工商局注册了旨在为打工者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工友之家）。主要致力于打工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和改善；提倡互助合作、团结友爱、立足社区、奉献社区，为促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服务。
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北四环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四五百名刚刚下班的工人闻讯赶来，把土台子围得密密匝匝。
尽管打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旗号，但当时设备简陋，全部“家当”只有两把吉他，一把口琴，一只家里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的麦克风，两只又小又破的音箱。电线上挂了几个照明用的小灯泡，台前挂着一条“天下打工是一家”的横幅。
唱完了《打工打工最光荣》，孙恒接着唱《团结一心讨工钱》：
辛辛苦苦干一年，
到头来不给工钱。
面善心黑的周老板，
躲藏起来不相见；
寒冬腊月要过年，
全家老少把我盼。
空手而归没法办，
只有横下一条心。
跟他干！
团结一心跟他干！
条件一个讨工钱！
当时建筑业拖欠工人工资现象十分严重。孙恒弹着吉他，唱得全神贯注，激情澎湃。
孙恒唱到了工人们心里的痛处，他们也跟着他一起吼唱起了最后两句：“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讨工钱！”
正在这时，一个工头带着几个人走上舞台，问孙恒：“你们是哪里的？”
孙恒回答：“我们是打工青年演出队。”
“谁叫你们来这里乱唱的？”
孙恒愣了一下，说：“是我们自己来的……”
工头恶狠狠地说：“你们这是在煽动工人闹事，破坏社会稳定。快滚吧，要不，我打电话喊警察啦！”
尽管第一场演出几乎是被人赶出来的。几个年轻人依然感到很刺激、很兴奋、很有成就感。
刚开始，他们借住在海淀区肖家河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圆学校。平时排练节目，周末去工地、社区、学校演出。
2004年秋，明圆学校扩大招生，教室不够用，他们又转移到东坝，也是借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这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家慈善机构的资助，几位骨干每月有了1000来元的生活费。
2005年春节后，他们又开始找地方，7月，最终来到了皮村。
王德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由于他学习刻苦，加上这些年来生活的磨砺，他比一般的打工青年要成熟得多。与他交谈中，他的嘴里会不时地冒出社会学者和媒体记者惯用的词语。
“15年前，我是为了出人头地，带着一个明星梦来到北京的。艰辛与挫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既缺乏当明星的先天条件，又没有当明星的后天环境，是绝对成不了明星的。成不了明星，我却在为打工者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王德志像是为自己15年走过的打工路在作小结。
我请王德志谈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他谈了他们这代人的优点、缺点和追求。他说：“我们这代人目标很明确，离开农村，就是向往城市生活，就是想通过迁徙流动，永远成为城市公民。”
我问：“听说你不赞同‘农民工’的提法，为什么？”
王德志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凭什么说我们是农民，我们既没有土地，也不会种地，而且，我们已经离开了农村。”
“不称‘农民工’，应该称什么合适？”
“我们应该被称为工人，或是新工人。”王德志说：“既然我们是工人，我们就应该享有城市工人的权益。住房、医疗、就学……这一切都应该享有！”
我问：“你们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
王德志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都转为工人，成为新市民。我们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里，肯定会留在城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