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闷热潮湿，尹南平一只手握着方向盘，驾驶着自己新买的皮卡车颠簸在被庄稼围裹得密不透风的田间土路上。路有些窄，皮卡车的两排轮胎超出了光亮瓷实的车辙，把路沿上疯长的枸杞子和苍耳等带刺的小灌木都压折了，嘎巴作响。他没有开空调，像城里抠门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头上捂条湿毛巾，享受着暑热蒸腾出来的遍体流汗的快感。“这他妈才叫蒸桑拿，那帮傻逼坐在汗蒸间里拿水泼烧红的石头，真他妈的傻逼！”他心里的欢快反射到脸上，自个儿忍不住笑了起来。
车子拐了一个弯儿，终于摆脱了列兵般整齐森然的玉米地和向日葵们，眼前开阔起来，是连片的芦笋地，芦笋的米粒般细小的叶片仿佛一片灰绿色的雾气，远远望去就像苍茫的大海。他想起远在省城的老婆和儿子，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和他的焦虑不一样，他们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又总也用不完，仿佛可以长生不老地在城市里就那么生活下去。他不理解他们的热情和淡定，他的焦虑更为他们所不理解，开始老婆还不断地和他争吵，儿子也对他带答不理，好像他是个继父。他无法走进他们的世界，日渐懒得跟他们说话，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就在上个月，他被一直看他不顺眼的一把手明升暗降，提拔成了副巡视员，离开了处长的岗位，看似进入了高干的行列，实际上成了非领导职务，上没有进入领导层，下丢掉了最有实权的处长职位。在省直机关和厅局，处长相当重要，用尹南平老家的话讲，那是“二门上的门栓”。他知道一把手和同事都会认为自己一定有失落感，索性将计就计，假装闹情绪，假戏真做地写了一份病休申请递了上去，不出意外地被批准了。拿到批示的当天下午，他开着自己的城市SUV去了皮卡4S店，用八成新的越野车置换了一台带车斗的皮卡——新皮卡要三十几万，置换的差价是十七八万——钱他还是出得起的，但他不愿意这样痛快地付钱，他办理了车贷，觉得这样才算合情合理。
他把批复的病休申请拿回去给老婆看，老婆的眼睛瞪得像灯笼那么大，皱起眉头怨恨地说：“你还有心脏病啊？你有病你不早告诉我，早告诉我我就不和你结婚了，你害我干什么？！”尹南平苦笑，故意不告诉她单位的事情，懒得解释。老婆的抱怨却无休无止：“你怎么能欺骗我呢？你就是个骗子，你有病我都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这日子还过不过？！”他像个病人一样虚弱地微笑着告诉她：“我打算回老家去养病，村野里的空气对我有好处。”老婆站起来背对他闭着眼睛说：“我忙死了，还要辅导孩子功课，我可没时间照顾你。你回去也好，你妈至少能给你做了饭吧。”一晚上，他们谁也没有再说这件事情，但这件事制造的别扭像鬼打墙一样横亘在他们之间。尹南平去儿子的卧室，想给孩子辅导作业，儿子趴在书桌上头也不抬地说：“算了吧，还是让我妈来吧。”他只好站起来，用手掌抚摸着儿子头顶的头发，儿子动也不动。尹南平嘱咐道：“有事给我打手机。”
他没有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怕电话里几句话说不清楚，害他们担心自己。一家人像平时一样地吃过午饭，尹南平就开着新买的绿色皮卡车驶上了高速公路。天下着点小雨，高速路的颜色是黑色的，不像晴天那样总是产生前方有个大水洼的幻视。尹南平感到很惬意，并不着急赶路，而是惰性地愿意让这条路无休无止地走下去，最好没有终点。但所有的路都是有尽头的。下了高速，沿着乡村的水泥公路驶进庄稼的领地，他居然没来由地哭了，没好意思抹泪，就摇开车窗，让眼泪自然风干。皮卡车像一头巡视领地的野兽在庄稼的森林里转了一大圈，又开上水泥路。进了村庄，拐进自家的巷子，他没有听见院子里熟悉的狗叫声。推开车门，伸出一只脚踩在这块生养了他的土地上，水泥路面结实的回弹感让他觉得自己的腿脚也充满了力量，想起美国登月宇航员那句名言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关上厚实的皮卡车门，尹南平走到紧闭的大门前，发现漆皮剥落的木门上着锁，这两扇门在尹南平少年时代是大红的，而今在风吹雨打中黯然显出原木的色泽。邻居佝偻的大娘闻声站在自家门口喊叫他：“是平吗？”尹南平用干哑的嗓子回答：“是我，大娘。”大娘说：“你姐姐把你爸妈接到上海去了，你不知道吗？”尹南平的心里倏地一下，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袭击了他。他回答：“大娘，我知道。辛巴儿呢？也带走了吗？”大娘已经走到了他的车跟前，抚摸着车斗问：“平啊，你这开的什么车，怎么轿车还带着车斗呢？”他回答：“这是皮卡，大娘。辛巴儿呢？”大娘佝偻着背仰起脸来像只瓢虫一样打量着他说：“我不知道，好像是送到你舅舅家了，你姐说坐飞机人家不让带狗。”大娘又关心地问他：“你有钥匙吗，娃？”尹南平说：“有哩，大娘。”他没有开门进去，拉开车门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去说：“大娘，我去舅舅家接辛巴儿。”大娘还在打量他的车，嘴里念念叨叨的，慢慢靠着墙根儿给他让开路。
不管多长时间不见他，辛巴儿依然听见他的脚步声就会冲过来，在他的脚下像旋风一样的转圈圈。尹南平蹲下来把辛巴儿抱在怀里，一下子，那种绑缚着他的孤独感就烟消云散了。他把辛巴儿放到副驾驶座上，一路上不停地抚摸着它，像抚摸小时候的儿子。
回到村里，他把辛巴儿放到院子里撒欢，打电话给姐姐，问她怎么突然把父母接走了。姐姐吊着嗓子说：“这不是雯雯去英国读博士后了么，你姐夫今年又被派到西部支边去了，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瘆得慌，就把咱爸和咱妈接来上海住两年——南方空气湿润，对他们的气管有好处。”尹南平没有告诉姐姐他回乡的事情，只说叫爸爸接电话。父亲接上电话后嘿嘿地笑，说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有提前告诉他来上海的事情。尹南平问：“爸，秋怎么收呢？”父亲说：“我交代给你二叔了，他收了秋粮一家一半，明年我和你妈不回去的话叫他种了就算了，一亩地收他一百块钱。”尹南平说：“就别叫我二叔收秋了，我这段儿不忙，想回家里住住，捎带就收了。”父亲敏感地问：“你工作顺利吧？”尹南平故作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是个公务员，有什么顺不顺利的。”父亲说：“没事就好，我给你二叔打电话。”
挂了电话，天已经黑了。他也不开灯，一个人在黑黢黢的水泥院子里逡巡，突然而至的主人的感觉让他心里充实而幸福，手里握着手机，好像握着剑柄一样有底气。隔壁邻居屋檐下黄色的灯光投射到树枝上，树枝就像水粉画一样亦真亦幻的感觉了。左右邻居家都盖起了高大的新厦屋，把自家的老房子陷进了低谷里，但这反而增加了老屋的温馨。此时邻居院子里娃娃们的喧闹，还有婆娘们呵斥的声音让他在黑暗中微笑起来。他围绕着院子中心的菜圃不停地兜着圈子，辛巴儿跟了他两圈，兴味索然地睡到屋檐下的台阶上去了。他觉得应该给老婆孩子打电话报个平安，举起手机来，却把电话拨到另一个人手机上去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听见了悠扬的钢琴声，知道她正忙着，不方便说话，听了一会儿琴声，就挂了。
她并不知道他回到了乡下。他们互相之间并不是经常了解对方的行踪，他每天就是工作和酒宴应酬，而她的生活则相对简单许多，除了每天晚上在家教两个小孩子各一个小时的钢琴课，就是逛街，商场和超市。在师范学院的音乐系毕业后，她没有找下工作，就延续了上学时当家教的工作，只不过不上门授课了，而是每天晚饭后在家等着学琴的孩子们来，一对一教授，每个人一个小时，每小时收一百块钱，一个月下来倒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倒比上班的挣得还多一些。他和她在一次宴会上相识，她是被一个做生意的人半道叫来喝酒的，那个人托尹南平办事，为讨他的欢心，不断地叫年轻漂亮的女孩来陪酒，她是最后一个来的，却是唯一一个打动了他的心的。她是那种外表美艳绝伦的女子，又有从小的音乐教育修养，气质就卓尔不群，一袭黑衣，挽着一个发髻，露出雪白光洁的脖颈，一下子就让之前来的那一帮子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鲜得俗艳笨拙。让他惊讶的是，她的酒量也非常地好，来者不拒，频频举杯。倒是他被她的美所震慑，显得拘谨放不开。饭后一帮人又去唱歌，开了满茶几的啤酒，他举着一瓶去敬她，她站起来爽快地说：“怎么喝？吹了！”仰脖一口气喝下了整瓶啤酒，就在大家正为她欢呼的时候，她喝喷了，把肚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全都喷到了尹南平的身上。尹南平呆若木鸡，才明白过来她只是爽快，其实酒量并不大。
当然没有办法回家了，正好落入了请客的那个家伙的圈套，他给尹南平在酒店开了个房间，把他的衣服都送去干洗了，然后嬉皮笑脸地陪着他去洗桑拿。等他们洗过桑拿上来，尹南平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外间看了一会儿电视，穿着拖鞋进了套间打开灯，惊讶地发现双人床上躺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别扭的姿势说明她已然喝得不省人事。
尹南平握着门把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退出来，轻轻地拉上了门。
他们是之后才慢慢熟稔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