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以后，当汤家驹又一次站在窗前时，心情好多了。
海湾上慢慢聚起了一片薄雾，又慢慢扩展开来。楼下不远处那一排老人葵，渐渐沉入薄雾的半遮半掩之中，树冠下面那一撮撮大胡子模样的枝条，便和树干形成了一体，隐约像是一段肿了的脚脖子。当雾气越来越浓时，他的心情也开始弥漫起一点儿迷茫，觉得自己公司的前景也像被罩在一片雾气里。他甚至心头一凛，觉得近几天来的好心情只是一种虚妄的幻觉，和十天前相比，公司的处境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好转。他也无法确定，这是不是由于沈一钧的到任，或是因为录用了温佩佩，或者兼而有之。
到今天为止，沈一钧还在了解情况，基本上什么都没做。相比之下，温佩佩已经显出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他不太愿意承认，但心里也决不否认，她的存在本身，对他的眼睛，他的感觉，都是一种愉悦。只要她在，他就会轻松些，就会有一个好心情。她还不动声色地挡掉了许多琐事，使他的办公室安静多了。以前，他总是对公司的前厅接待小姐不满。因为一些不该他接待的客人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写条子给人事部，要求更换前厅小姐，而第三次就是因为温佩佩。按他事先的安排，如果她能记住那个电话号码，人事部将接待她，审阅她的求职材料，查验她的学历、资历证明，对她进行初步的考核，然后才谈得上要不要由总裁作最后的面试。不知道温佩佩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是前厅小姐把她领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立刻沉下脸来给了前厅小姐几句训斥。而温佩佩却已经走到办公室的深处，远离门口，径自坐在沙发里了。这时候如果再让前厅小姐把她领去人事部，就会令她非常难堪。汤家驹心软了一下，却把心中的不快归到前厅小姐身上。他写了一张便笺，折起来，让她送去人事部，便笺的内容就是立刻把她换掉。前厅小姐一走，温佩佩就站了起来，很真诚、很抱歉、但又带着恰如其分的调皮，说没等汤老板允许就坐下，实在太不礼貌了，不过还得请汤老板原谅，因为如果我不让自己坐稳，汤老板说不定会把我轰走。
汤家驹就是从这儿开始看中温佩佩的。这个女人心细如针，善于从极小的地方入手，抓住不是机会的机会，甚至从没有机会的地方创造出机会来。他不一定喜欢这种人，但需要这种人。
沈一钧却没有，至少是到现在还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长处。当然，还要等着瞧。财务总监可不是一般文员。这个职位需要精通专业，更需要深度。温佩佩的好处一目了然，沈一钧却显得有点深不可测。
第一次通电话，几句寒暄之后，沈一钧就向他叫板。那张试卷让我很失望，沈一钧执拗地说，很有点揪住不放的意思。港资公司怎么也有这种理念？汤总，请问那考题是谁出的？是贵公司的财务经理吧？停了一下，又追问：对不对？汤家驹只好承认：是的。这时候，汤家驹分明觉出脸上一热，而心底却蹿起一股怒火。这怒气是冲着李世荣去的，因为这一套招聘程序是人事部设计的。是啊是啊，招聘财务总监的试卷，怎么能由财务经理出题？这时他已能猜到沈一钧会怎样挖苦他了。题是财务经理出的，标准答案自然也是他拟的，如果让他答题，不得100分也有95分以上，那么何不就让他当财务总监？
不料沈一钧并没有揪住不放，却是点到为止。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很简短也很友好的笑，接着便是很得体的轻松道来：汤总千万别介意，我是随便说说。话很一般，但语气间自有一种亲和力，汤家驹便也笑笑说，哪里，承沈先生指教，我马上就改。而沈一钧却把这个话题彻底撇开了。下面是我的毛遂自荐，他简洁地说，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理念，或者说，我能给你和你的公司做些什么，与别的人当财务总监会有哪些不同。
这是一段很独特的介绍。很专业，但足以让汤家驹把核心意思听懂。要到事后汤家驹才惊讶地想到，这表明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力有极好的判断。当然，他也很敏锐地抓住了沈一钧所说的特别之处：沈一钧承诺把公司的财务整合为一个整体。这真是太求之不得了！这是要替他去除一大心病呀！大陆人士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任何一间工厂都是一个独立单位；而财会人员则认定工厂必须是独立核算单位。华锐公司在S市、W市、T市各有一间工厂，在汤家驹的理念中，它们是公司下属的三个生产单位，按大陆的习惯，应该叫三个生产车间。事实上，它们大体也是这样运作的。问题是按大陆的工商管理体制，你在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注册一个“车间”，只能注册一间工厂；而它们一旦成为工厂，那里的财务就“独立”了。对于任何一间工厂的财务科长来说，他的上司是厂长，公司只是“上级主管”，公司总裁则是“上级领导”。寥寥两个字——上级，就把你隔绝在太平洋的彼岸，因为在大陆，隔着一“级”直接“插手”管事儿，绝对是一大禁忌。作过各种努力，直到把那三间工厂的名称改为“分部”，将厂长改称分部总经理，财务科长也称为部门经理，结果毫无作用。大陆的人们早已习惯于“翻牌”，他们很轻易地用“相当于过去的什么什么”作过渡，就将新东西“恢复原状”。他立刻作出了录用沈一钧的决定，对沈一钧所提的薪酬条件满口答应。答应了以后才想到，这个标准超过了江有朋。
现在，是沈一钧证明自己值这个价钱的时候了。当然，他需要一点时间来了解情况。汤家驹愿意等待，愿意给他足够的时间。但是这个等待的风险很大。一旦证明沈一钧不值，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随时都可以让他开路，这很简单。问题是这也大大误了汤家驹的事！说严重点，甚至可能从此失去挽救公司的机会！如果说公司现在的处境，正在由不死不活走向要死不活，那么三个月内再走向只死不活，走向香港人说的“死定了”，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时候，他拿什么理由来原谅自己呢？
天意不可测，人事却是可测的呀……
海湾上的雾气变淡了。似乎什么地方有了一条通道，一个出口，雾气便向那里流动而去。老人葵的胡须又能看出纹理了，更远些那片大王椰子树，也显现出一株株挺拔秀丽的身姿。这是个好地方呀，汤家驹满怀虔诚地想。华锐公司应该交好运的。
华锐公司本部，租用了临海大厦18楼的多半层。在S市，临海大厦虽不是最好的，但绝对是一流的写字楼。从外面看，它一共18层。华锐公司所在的这一层，是租金最贵的一层。当然，不是顶层。它的上面还有两层。这幢楼没有十三层和十四层，第十二层上面是第十五层。13，是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数字；中国人则认为14与“要死”谐音。有客户指称这是开发商的无聊计谋，为的是使18楼不会成为顶层，好借这个吉利数字抬高租金。汤家驹不这样想，但他也没有轻信开发商的一面之词。与开发商达成口头意向之后，一位孙姓老者，从新加坡专程飞来S市。这位孙阿贵先生，是汤家驹的岳丈向他鼎力推荐，又好不容易才请动的。据岳丈讲，孙阿贵是新加坡最著名、最受信赖的堪舆家之一，通常不肯去外埠，去大陆是头一次。汤家驹信奉现代科学，不过他的现代科学里包括两大门类，一类是实证科学，另一类是比实证科学高出一个层面的抽象科学。凡是实证科学目前还不能解决的，就需要抽象科学来作出解释，尽管这类解释难免有点不确定，带点神秘性，但这正是形而上的特征。“大象无形”嘛。对于堪舆之道，汤家驹不敢说精通，自信可称略知一二。所以，当孙老先生打开他那不肯让汤家驹代拎，一直亲自提在手里的美国名牌的手提皮箱，从明黄色软缎的镶裹中间，取出那具精致的罗盘时，汤家驹已经深信老丈人没有跟他卖野人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能用这样的“器”，“工”也必定不寻常。然后，孙老先生便把整个18楼查勘一遍，包括汤家驹并不想租的那一部分。这时候，汤家驹对自己的“略知一二”也不自信了，因为孙老先生的种种举动，种种行状，大大超出了他那“略知”的范围。忙碌了约有一小时，孙老先生终于把那具精致的罗盘装回手提皮箱，却又从里面取出一只同样精致、但小巧得多的——“罗盘”。汤家驹在心里给这只小号的“罗盘”加了引号，因为它是测方向用的，类似航海罗盘，或者说是精密化了的指南针，而前面那具大号的罗盘，则是风水先生的专用工具，地道的国粹。
后来他们去了一间咖啡厅。刚落座，孙老先生就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老先生看上去很疲劳，脸色都有些泛黄。汤家驹听说过，越是堪舆高手，工作时越是耗损真气。侍者送来咖啡，老先生勉力探起身来，缓缓呷了几口，这才轻轻叫了声：“汤三公子！”汤家驹急忙坐正身子，是一种绝对真诚的“洗耳恭听”。不料老先生甫一开口，就是一连两个“可惜呀，可惜呀！”听得汤家驹顿时面色一凛。孙老先生的口音很特别，虽然总体上说也是一般新加坡华人讲“国语”时那种特点，但其中又有一点不易察觉的江北口音，如果不是家族中的上海背景，汤家驹恐怕也很难听出来。老底子上海人，对江北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此刻的汤家驹早已顾不上这个了。欲擒故纵，孙老先生先绕了个小弯子。我以前不肯到大陆来，就是因为听到不少传闻，不想今日来此，竟不幸得到了验证。三公子选中这幢大楼，又独独看上这18层，要算是极有眼光的了。以老朽想，当初这幢楼的设计，应是请过高手勘定，按我这位同行的预想，此楼建成以后，每逢子年夏至，若在18层东西向的中轴线上设一垂直立柱，则午时一到，立柱的投影必与中轴线完全重合。可惜呀可惜呀，那班施工的匠人，哪里懂得堪舆家的良苦用心？朝向，尺寸，全出了差错！说到这里，老先生一个停顿，摇摇头，望着汤家驹。汤家驹此时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幸好老先生只略停顿了片刻，又点点头道，不幸中的万幸，这偏差尚不甚大。噢，三公子，这堪舆学里的玄机，说起来不免艰涩，对三公子也没什么用处，我就只说结果吧。这一点小小偏差的结果，是这18层里的大吉大利之气，尚未受到影响，只是余外生出了一股游来荡去的凶戾之气，且还凶戾得紧呢。不过，幸好三公子占了先机，选下的这一部分主要都是朝南的房间，老朽反复勘察揣度，已有了破解之法。要言之，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自可将那游荡在本层的凶戾之气，逼到别人那边去，自家独享大吉大利。
汤家驹不由得长出了一大口气。老先生所说的“如此这般”，汤家驹仔细作了记录。一共9项，但其中也有一项之中包括两件事的。这一点汤家驹能理解。国粹当中，“9”是个极限之数，不能比9再多了。9项之中，别的都可以做到，唯独第2项有些为难。这一项又恰好涉及他。在这一项里，老先生对他未来办公室的布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这幢楼的施工方位偏西了，所以东墙上可以挂些字画，西墙则尽量少作装饰。再如办公时一定要面向南，坐椅要用高靠背的，以遮挡北面的凶气。办公桌要采用整体型的，不要什么三件头几件头的，如果确实需要拼装，一定要在走廊里装好再抬进来，千万不可在办公室里拼装。虽说琐细些，总归都能办到，让他为难的是他的办公桌的位置。他不得不请教地向老先生提出，既要背靠北墙，又要在房间东西向中轴线的东边一点，那么实际上就是放在一进门的左手，因为这个房间的门就开在中间。这样一来，每一个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是从我的右手侧后方进来，很不方便呀。老先生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冥思有顷，这才指点道：办公桌的位置，是一定要放在那里的，这一楼层的风水，收吉利而祛凶戾，大大半借此一举。至于出入上的不便，老朽倒有一个变通之法：现在的门，就不要用了，两面各作一些装饰，把它遮挡起来，在西墙上另开一道门，那边的写字间就给你的助理或秘书用，访客要见三公子，皆须从那里通过，也显得严密一些。
的确是个好主意。
想到这里，凭窗而立的汤家驹下意识地后退两步，往右看了看。那道另开的门，做得很是庄重气派，只不过门的那一边，虽然也布置成一间办公室，却一直没人用过。按汤家驹的理念，公司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他还用不着助理，一旦用着了，“总裁助理”就应该是个高层职位，得有一间单独的、而且要大一些的写字间。至于秘书，在他的理念中不存在男秘书，他又不能用女秘书——这涉及父亲的约法三章。
在他的家族中，类似的做法至少从他的曾祖就开始了。在江浙交界处一个富庶的乡间，曾祖是一位虽不算顶尖、但也数得着的财主。再往前的家族史，汤家驹不甚了了，只知道把家搬进县城的，就是他的这位曾祖。在那一带，不开厂不经商，只收地租，又能把家搬进县城的，是会被另眼看待的，何况不久之后，“汤家门楼”在县城也称得上大宅子了。这位曾祖不肯让这份大家业分割开，只能完整地传给长子，所以身为次子的汤家驹的祖父，刚一成年就被打发到上海去了。一担行李之外，从曾祖手里接过的是10块大洋。在汤家驹的记忆中，乡下那一支的家族史到此为止，因为无论它是兴盛或者衰败，最后终归是在土改中化为乌有。祖父对曾祖并无怨言，因为三年后，他的弟弟离家时也是一担行李10块大洋，而且是被送去从军，最后究竟为谁卖命战死何方一概不知。父亲略有不同，对曾祖的悭吝颇有微词，对结果却看得很淡。他说搬进县城，兴建汤家门楼，肯定会使曾祖手头拮据，但决不会紧到只拿得出10块大洋。如果祖父能带着100块大洋到上海，就可以从做生意（哪怕是很小的生意）开始，而不是从“学生意”做起，传给父亲的纱厂起码会大一倍。但是无论大小，最终他都得在公私合营中交出去，所以实际上无所谓。父亲是长子。当他那两个只相差一岁的弟弟被前后脚地打发去香港时，祖父要宽厚得多，给了他们足够的本钱去开辟一小块天地，然后再慢慢做大，而且父亲也在他们创业之初，给予过不少便利和接济。不管当初是不是有意，反正后来是大为获益。60年代初，正是两个弟弟的百般努力，才使父亲得以去了香港，开始了再一次的白手起家。所以，这个家族的“传统”，虽说形式上“类似”，内容却有了很大的不同。汤家驹排行老三。不用说，自然是大哥汤家骥继承父业。他和二哥汤家骐则是同等待遇：大学毕业后，先以普通白领的身份，在几家中等大小的公司历练5年，然后就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2000万港币，自己去创业。做什么，怎么做，在哪里做，概由自己定夺，做好做坏反正就是自己的家业了。另有约法三章：第一，不得从事可能与兄长发生竞争的行业；第二，年满40周岁以前不得在身边聘用女秘书；第三，除成年长子外，家人一律不得在自己公司内任职，不得介入公司事务。虽然汤家驹和二哥都觉得后两条怪怪的，但也不敢说什么。他们都给父亲立了字据，如有违犯，父亲立即收回“本钱”。这是很具威慑力的条款；即如汤家驹，现在已有不下4亿港元的身家，但如果一下子抽走2000万现款，公司立刻就会崩溃。
他选择回大陆创业的决定，得到了父亲的首肯。父亲破例允许他可以利用父亲的公司作“背景”，而他留在香港的二哥就不行。没有这个背景，他不可能一进入大陆就得到足够的贷款，起点就会低得多。他用2000万港币，开创了一个本来需要1亿人民币才能开创的事业。但他的成功毕竟主要靠自己，首先是他的理念。他选择大陆，决没有“杀回去”之类的想法。
他看中了大陆的优惠政策，尤其是那巨大的发展空间，弹丸之地的香港，根本无法相比。他同样正确地选择了行业；这个科学含量低、技术含量高的行业，需要从欧洲购买昂贵的设备，却可以使用本地的廉价劳动力。他甚至预见到，在未来10—20年，大陆的整体工资水平会有大幅提升，但一般劳力，或者说熟练工的工资，将长期保持低水平。然后是他的营销理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着力攻下一个又一个大买家，而不是盲目地延伸营销网。大陆地方太大了，多层次、大面积的营销网成本太高，也容易失控——他非常害怕弄出一大堆“独立”的单位来，尤其是有一次听一位大陆文化学者说，这是长期封建割据形成的文化心理积淀，一时改不了的。随着与大买家们的关系日益牢固并发展扩大，他的生产能力越来越不够了。眼看着本应属于他的定单一笔笔被别人拿走，他终于痛下决心来一次三级跳。这就是W分部工厂二期工程，简称“W-Ⅱ”。这套用2300万马克从德国购进的设备投产以后，整个华锐公司的生产能力将增加一倍半，成本则下降8到9个百分点。他非常清楚这是在拿自己的整个身家性命下注。他看得多了，一些本来很赚钱的公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垮掉，十个里有九个垮在这种三级跳上。不过同样清楚的是，没有这种三级跳，以所谓“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很难把产业做大。何况这从来就不是汤氏家族的行事准则。如果那样，他的祖父到死也只能是拥有一间杂货铺的小店主。他知道风险有多大，所以做得极其谨慎；可是不管他做得多么谨慎，风险终归存在，而且突然间就显露出它狰狞的面目。
当2300万马克的信用证进入那家德国公司的银行户口时，临海大厦的管理部门通知他：一间在本地颇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准备租下18层的其余部分。虽然心里对那家律师事务所不以为然，但他并未提出异议。如果孙老先生看得准，厄运就让他们去顶，也算不冤。当他接到通知，那套设备已经装船启运时，邻居过来做礼节性拜访。他很客气地接待了客人，请他吃了晚饭，说是接风。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这位“著名”律师的看法——此人多年前曾在政法学院任教，现在许多法官都是他当年的学生，靠这个成为“著名”律师，实在不稀奇。半年以后，那套设备已经在新建成的厂房里安装就位开始调试，那律师出了事，在一次车祸中丧命，律师事务所旋即作鸟兽散。听到消息时，他心里确实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因为这证实了孙老先生的神算，相信自己往后应是大吉大利。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事也开始不顺了。情况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变化的，等他察觉时，不仅W市的二期工程已经停顿下来，总部也第一次未能按时给员工发薪。全公司像被突然轧干了，无论哪儿都调不出一点点钱来，反而到处都喊着要钱。当然，最要命的还是“W-Ⅱ”：设备调试完毕，2300万马克自动划账，他的硬通货贷款进入还本付息计时，用于基建和配套工程的2500万人民币贷款，马上就要到期，却因为当初的预算偏低，和一些没有预见到的开支，最后的资金未能跟上，结果是那套昂贵的设备无法投产，形不成生产能力，赚不到钱。预期的利润不能实现，反要支付可观的利息。这正是许多公司搞“三级跳”的自取灭亡之道，而华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怎么会弄成这样？前面两任财务总监都给过他一些解释，他自己也有过一些分析，但都不能令他信服。如果这些“原因”就能解释目前的困境，那么他当初就不会下这个三级跳的决心，再不然就只能说明他当初下决心时轻率到了极点。有几次，他甚至想到“死不瞑目”这个词。就像大陆一位垮了台的高官说的，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