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民族之间能成功和谐相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也是李光耀治国方略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新加坡人口组成成分看，全国300万人口中，华人占77.5%，马来人占14.2%，印度人占7.1%，其他民族占1.2%。这些人分别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讲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这样一个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组成的各民族国家，一般是极难治理的。新加坡独立前，各民族人心目中也没有完整的“新加坡人”意识，华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国人，印度人则认为自己是印度国人，特别是华人，由于掌握了新加坡经济实权，常常以为自己是优秀民族，充满了高人一等的感觉，从而使马来人对华人产生强烈的反感。华人和马来人之间多次爆发种族冲突。李光耀曾语重心长地呼吁：“把一切关于种族仇恨和报复的流言蜚语砸得稀烂，让我们代之以和平和友好的工作而前进吧。”
新加坡独立后，深知民族团结重要性的李光耀，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实现民族和睦相处的伟大目标。
李光耀认为，要消除种族矛盾，首先要消除种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消除种族矛盾的经济根源，特别是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不过，李光耀同时认为，消除经济差距，绝不可抑制华人在经济上发展，也不能把华人的财产拿来与马来人平分，而是要给马来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
然而，在历史上，新加坡的马来人不仅经济上不如华人，教育水平也远不如华人。于是，李光耀一上台，就指示他的政府着力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和教育水准。在教育和求职机会等方面，政府给了马来人以极大的照顾。1967年6月，李光耀在一次马来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表示：“政府获得非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的支持，而准备把他们若干资产给予马来血统的市民。为了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工业国家，要寻找各种机会让马来人学得技术和谋生技能。”“我们要竭尽所能使马来人懂得学习科学技术和参加现代企业经营，是实现他们改善生活的理想的唯一途径。”
在另一次和马来人士的对话中，李光耀指出，政府会照顾新加坡所有人民的利益的，包括马来人。他饱含深情地说：“他们必须在建筑行业中培训，他们必须被培训为熟练的技术人员。适合于小学毕业生的工种是不够的，如当邮递员、勤杂工和其他非熟练工等。但是，做工厂和工业中装配工、木工、泥工和半熟练工的机会是有的……如果他们准备接受培训。”李光耀指出，他渴望调整和消除各族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一部分人落后于其他部分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就会受到损害。马来人之所以落后，主要就是教育、就业和住宅的落后，而这三者之中，关键的一点是教育的落后，教育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李光耀这样认为：“一旦马来人也像其他人那样受到教育，具有才能，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拥有享受更高生活水平的能力。”
在李光耀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加坡政府早在1960年2月就制定了如下专门倾向于马来人的法律：凡出生在新加坡的马来人，或父母已成为新加坡市民的马来人，凡到公立及政府援助的中学就读，全都能免费接受中学以上到大学阶段的高等教育。新加坡小学虽然没有实施义务教育，但小学教育全部免费。
然而，尽管李光耀想方设法提高马来人的素质，但人的素质的提高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马来人就业状况仍然不如华人和印度人。
不过，马来人已经发现了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马来人家庭开始想方设法让子女上职业学校，不少马来人开始从马来语学校转往英语学校就读。从1970年到1979年，马来人中学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的比例从1.5%增加到4%；接受职业训练的马来人也从1975年的13%增加到1979年的22%。在1966年，马来人中学毕业后再上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和大学的比例仅为0.7%，而到1978年，这个比例却增加到4%。到1977年，马来人在公务员就业中的状况也有了显著提高，马来人占全部公务员的比例从1967年的17.1%上升到了20%，而且重要职位的马来人公务员也越来越多。就此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社会问题代理部长阿哈马特·马达作过如下论述：“在华人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不诉诸‘中华思想’或狭窄的民族利益，而提倡复合民族主义。同时得到华人支持，尽量提高马来人的教育和生活水准，希望能早日与其他种族并驾齐驱。马来人的根源出自贫穷。新加坡的马来人，在人民行动党政权成立初期，也有若干苦劳，故得在政府的教育哲学下，接受应得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提高马来人的素质，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还积极改善马来人的居住条件。这之前，以从事渔业、农业为主的马来人大多居住在郊区村落，居住条件比较落后，在政府提倡工业化政策和都市开发政策后，马来人才开始离开村落，迁到高楼大厦。政府在出租或出售新建组屋时，充分考虑马来人的经济状况，并且按各族人口比例公平分配，而且各族居民杂住，以减弱各民族的种族意识，加强共同的“新加坡人”意识。这样，不论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印度人以及其他民族，大家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特别在中小学里，各民族儿童一起读书，共同游戏，这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多元民族共存，是一项极其有效的措施。
对各民族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坚持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在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新加坡政府内阁，均有各民族成员，就连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中，也注意到各民族人数的平衡。在宗教信仰上，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坚持把宗教和信仰分开，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一律平等，各族人民都有信仰本民族宗教的自由。对于希望设立所谓“国教”的人的建议，李光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认为：“新加坡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我相信对于国家来说，建立没有国教的国家比较有利。如果采取相反的方针，不但会危害东南亚的居民，而且也会招致大国的介入，以致变更意识形态，危害国家利益。”
1988年12月13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佛教总会的一次活动上，畅谈了宗教容忍对维系多元种族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并认为宗教团体应把人民对经济和政治的需求，让给非宗教团体处理。他这样分析道：
“在我国人口中，回教徒和兴都教徒的百分率保持稳定，信仰基督教的百分率却有显著的增加，从1980年人口普查报告中的10.3%增加到1988年的18.7%；无宗教信仰者的人数也从1980年的13.2%增加到1988年的17.6%。研究所得的结论是：基督教对受英文教育者和女性较有吸引力，无宗教信仰者多数是受华文教育者和男性。有25%受英文教育者是基督教徒（10%是天主教徒，15%是新教徒），只有7.5%受华文教育者是基督教徒（2%是天主教徒，5.5%是新教徒）。”
“基督教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占30.8%）和大学生（占41%）的吸引力最强，其次是无宗教信仰者。在无宗教信仰者中，文化水平较高者占28%，大学生占23%，他们并不一定反对宗教，而是他们自己也不晓得应认同哪个宗教，因此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信仰。”
“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教导信徒们的道德价值和规范，也照顾信徒们的精神、道德和社会福利。但是，宗教团体必须把人民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留给非宗教团体，如政党，去处理。这是因为如果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设法确定我国人民的社会经济议程并通过‘社会行动纲领’来动员基层的话，其他宗教团体也会纷纷效法。一旦人民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在社会经济问题上被动员起来，结果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希望在我国占大多数的佛教徒和传统宗教信仰者能够给其他宗教树立一个好榜样，把宗教和政治分开来。各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容忍，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领袖认为，由于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7.5%，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的领袖人物又多是华裔人士，因此，防止和克服华人的“大民族主义”就成为种族和谐的一个关键。
1966年2月12日，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大会上，李光耀指出：“我始终感到我们与其说是华侨，不如说是华裔。没有人能改变这一点：中国是中国，而我们是我们。尽管如此，我们有时必须注意别人是怎么想的。”“时常有人问起我这个问题：在各方面疑心重重的情况下，在东南亚这一部分的几百万中国人怎样能存在下去？而我的答复是：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在那里一个种族集团帮助并尊重其他种族集团。”“如果你要一个中国沙文主义社会，那么，失败是肯定的。新加坡必然会孤立……我们一定要牢牢地保住我们在东南亚的这一角落。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原则的、模范的、多元种族的社会。”1978年11月，李光耀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新加坡的华人，具有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经验和历史。因此，新加坡的华人不同于中国人。”
为培养“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意识”，克服华人讲华语、马来人讲马来语、印度人讲泰米尔语造成的语言障碍，李光耀政府规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除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外，还要以英语作为各民族共同语言，推行两种语言政策，而且，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英语则为行政用语。1966年8月26日，李光耀在人民协会的一个学术讲座上，做了《双语保障华校前途》的发言，李光耀深入浅出地谈到推行双语政策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
李光耀曾经指出：“精通一种语言的人，会在语言上形成排外主义者或顽固的信仰家。他们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因为他们无法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所以不知道其他语言的优雅，及其表现的生动与雄辩状况，以及另一个世界的经验与知识。他们也不能理解用其他言语所表示的另一种文明。两种语言政策，似能用更开阔而深远的姿态观看世界。”1961年8月5日，李光耀再度指出：“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好好地培养他们，使他们不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同时也对我们正在建立的各种族和平共处的新国家而感到光荣。一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学校里，我们可以做到：保证将来如果人民有分歧的意见，还不至于因种族的界限而使整个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取得成功。如果我们培养一个不分彼此的民族的工作失败了，我们的前途将非常暗淡和不堪设想。所以，无论走向国家效忠和民族统一的道路怎样困难、怎样缓慢，我们都必须继续勇往直前。”“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推进共同语言，培养共同感情。”
新加坡采用了以英语为本国各民族通用语言的方法，这一方面是为了利于对外贸易，引进西方资本和学习西方尖端技术；另一方面是李光耀政权不想让某一种族的语言占主导地位，而导致其他种族抵制的情绪产生。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新加坡各族的子弟纷纷进入英文学校。现在，由于两种语言政策的推行，几乎所有的华人、马来人、印度血统的人都上英文小学，而将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列为第二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