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中旬，罗忠恕回到成都，继任华大文学院院长，教授哲学、心理学和西方哲学史，开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选修课。
六十多年后，我见到罗忠恕当年的学生，如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九十多岁的西医骨科权威沈怀信。他说：
当年我读华大医学院，学生可以自由选课。第一天上课，英文老师叫学生造句，必须一个单词是名词，又是动词。我举手站起来，我造的是“我做了一个梦”。也许有些调侃的意味，不想把老师得罪了。他说，你不必来上课了。我找到医学院院长，他听了我的申述，向我建议，“那你就跟金陵大学上哲学课吧，一个医生懂点哲学好。”金陵大学哲学课也是英语授课，给我们上课的是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医学院的课很扎实，逻辑性很强。罗老师上课不一样，他摆一阵在希腊的见闻，一开始就讲柏拉图，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些抽像的哲学名词我听了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就把它作为英文课来学，想不到开启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且丰富了很多词汇。[11]
新儒家重镇牟宗三曾是华大文学院一名年轻的老师。他忆及一件往事：“我初到华西大学是住在宿舍的三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我藏在里面，写《认识心之批判》。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先生曾到我那里拜候，深致歉意。谓不久即可迁至楼下。见我桌上有罗（罗素）、怀（怀特）合著的《数学原理》，那样的房间，有那样的书籍，我觉得他似乎深有所感。”[12]
与罗忠恕同声相契的，还有齐鲁国学研究所研究员钱穆。他在晚年回忆，“忠恕留学英国，闻即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1942年11月，罗忠恕筹创“东西文化学社”，钱穆代拟了《东西文化学社缘起》一文，他写道：
罗君忠恕游学海外，有心此事，曾于民国28年之冬季，两次在英伦牛津、剑桥两大学发表其对东西两大民族应对双方文化各作更进一步之发挥与相互融贯之工作之讲演，颇获彼中有识者之同情。并在牛津、剑桥两大学成立中英学术合作委员会，发表宣言，赞同此事。此外国际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杜里舒、怀特黑、杜威、罗素诸氏均通函问，愿赞斯举。罗君返国，因发表中国与国外大学学术合作之建议一小册，略道其梗概。同人等对罗君意见，甚表赞同，因感有共组学会共同努力之必要，遂发起一东西文化学社，草拟简章，将本此广征国内同志集力进行。[13]
11月19日，东西文化学社成立大会在华大事务所礼堂举行。罗忠恕担任社长，副社长倪青原，总干事何文俊，常务委员有钱穆、施友忠、蒙文通、何鲁之等；社员大多是五大学各系科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王云五、杭立武、张君劢、于斌等，后来又吸收了外国学者艾格斯顿、李约瑟、巴敦、达兹、齐尔门等；聘请孔祥熙、张群、张嘉璈等政要为名誉社长，邀请五大学校长及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等为名誉社员。按照规划：学社将同时出版中英文学术刊物《东西文化》，举办演讲及讨论会，筹建东西文化研究所及图书馆，筹建编译所，与各国学术机关交换出版物等。
作为专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罗忠恕着力最多的是古希腊哲学，他在燕大的硕士论文《柏拉图的逻辑思想》，就谈到希腊哲学的现时意义与普世价值。美国哲学史家弗兰克？梯利认为：希腊哲学奠定了后来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希腊哲学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索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希腊哲学提供了人类思想从神话式的原始形式演进到复杂多样的体系的例证。梯利曾任教于密苏里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乃尔大学。他的《西方哲学史》于1914年出版后被美国各大学哲学系广泛采用为哲学史教材。此书曾由陈正漠译成中文，于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教育部定的《大学丛书》之一。1943年，罗忠恕翻译了梯利的《希腊哲学》一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被列为华大学术丛书之一。《希腊哲学》，只是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他“本想把全书译完，但由于校内行政及教学工作较重，虽译了一部分，但未能完成全译工作”。[14]此时的罗忠恕，集学术研究的“政务官与事务官”（章太炎语）于一身，个人译著不得不暂时搁置。
设在华西后坝101号的东西文化学社，已成为战时中国了解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学社举办的“东西文化讲座”，罗忠恕率先开场讲《文化与大学教育》。林语堂、陈白尘、潘光旦、冯汉骥、张东荪、梁漱溟、邵子力等竞相亮相。一大批外国专家学者接踵而至，如牛津大学教授托德斯、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教授甘戈理、澳洲首都大学校长普兰以及法国、波兰大使和印度公使等。
1942年12月，以艾尔文爵士为团长的英国议会访华团访问成都，东西文化学社举行招待茶会。会上，罗忠恕向英国客人提出加强文化学术交流的建议，宾主达成互派学者及留学生，推进战后问题的研讨，组织翻译中英重要文化典籍，加快出版物交换等共识。罗忠恕主持了团员卫德波在华大广场所作的《战后的问题》的演讲。卫德波力主中英长期合作，政治上建立同盟，商业上尤须互助，永远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1943年5月3日下午，上千听众把华大体育馆塞得水泄不通。在罗忠恕的陪同下，身穿咔叽布衣服的李约瑟，缓缓走上讲台。他此时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罗忠恕先作简单介绍，李约瑟随即开讲，讲题是《科学与社会》。他先对科学发展史作一简单勾勒。他说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都有过贡献，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尤其大。次日的报纸如此报道：
最后，李约瑟博士说人类的社会发展，逐日地趋进于产生一个大同的社会。假如我们向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四海一家”的时代就不会很远了。科学家应当为未来世界作预测，此预测同时也为全世界科学家所共享。纳粹否定人类的共同享有，是绝对错误的。[15]
在罗忠恕等人的陪同下，“李旋风”在坝上猛吹了二十多天，作了生物、天文以及中西方科学史等方面的12场讲演。罗忠恕帮助李约瑟到旧书市场买到一大批科技史资料，还为他牵线搭桥，与成都石室中学交换了一套《道藏》。这些资料，成就了李约瑟到后来完成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直到暑假，罗忠恕才松了一口气。8月11日，他搭乘李约瑟去西北考察的旅行车，回家探望妻儿。因躲空袭，夫人杨质先带着一家老小逃离成都。李约瑟写道：“我们于预定的日子离开重庆，并捎带上罗忠恕，送他回绵阳附近不通公路的安县与家人团聚。……我们走过了45公里的平原，就进入了丘陵起伏的石南荒原，蓝色的大山在远处隐约可见。在新店子午餐，忠恕在这儿下了车，他因瞌睡而错过下车地点。”[16]那段回头路定不轻松，但“近乡情怯”，对妻儿的念想会有助他减轻跋涉之累。
1944年夏秋之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苏美英三国和中美英三国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商议了宗旨和原则，会员国的资格，主要机关的组成和职权等，并商定在1945年春天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为此，我国曾征集各党派各阶层意见。罗忠恕组织东西文化学社讨论宪章内容，形成了创办国际大学、国际图书馆及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多项建议。由罗忠恕起草文本，分送坝上即将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吴贻芳、张君劢、李璜等人。
抗战胜利后，罗忠恕被选为四川省参议员。当时形势未靖，国内战火又燃。他在《大公报》上撰文：
前几天，某国的一位大使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当毛泽东先生在渝时，他们两个人谈起如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这位大使问毛泽东先生：“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毛泽东先生回答说：“得到人们支持的政治，就是真正的民主。”这位大使说道：“得到人民的支持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是可以被引导表现各种意向的，此时人民所支持的，彼时人民可不支持。我所谓的真民主，是要人民能自由地表现他们的意向，而且要互相宽容，允许不同的主张，以公开自由商讨的态度，由大家决定办法的政治，才能是真正的民主。”……
目下国内因欲实现民主政治而引起了内争，国家在方得胜利之后，重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最不民主的做法。我们怎能以不民主的手段求达民主的目的呢？我们不禁有如此感慨：“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17]
罗忠恕虽为国民党员，但他的批评显然超越了党派政治。他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学术自由是目前我国知识界普遍的呼声，也是民主高潮中最基本的要求”。他认为首先“并非仅是思想自由”，或“不受理性的支配”，思想在发表（言论出版）自由外，也“必须合乎逻辑，必须依伦理的法则而推展”；其次“并非谓政府不‘管’学术事业”而应“完全取消管制”，转为管理，“对学术工作负起责任来，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学术事业”；再者，学者除摆脱外部拘束和限制外，“尤其要紧的，是要解除内面的缚束”[18]，保持不盲从、独立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