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出生于湖南省乾城县所里镇，即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市主城区。我虽然离开家乡到北方工作生活了六十年，但乡音难改，说一口既带湖南辣味，又带山西醋味的普通话。常常有人听了我的口音，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是湘西人，对方就说：“啊！知道了，是出土匪的那个地方。”有的人甚至还会开玩笑地加一句：“阁下不是土匪吧？”其实，这是一个误识，是受上世纪九十年代连续上映的《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往事》等影视剧的影响。这几部影视剧描述的土匪，并非传统意义的土匪。确切地讲，是“兵匪”，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留下来的地方武装残兵败将、散兵游勇。
湘西是土家族、苗族和汉族人民聚居的边陲山区，与重庆市和贵州省、湖北省接壤。早在石器时代就有远古的先民在这里生活。解放前，湘西人口稀少，贫穷落后，封闭保守。但是，自然风光奇美，人文景观、历史遗存和民族文化非常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江苏、安徽和湖南长沙市的许多机关、学校和大批难民的迁入，湘西人口猛增，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的家乡乾城县所里镇，原来是一个中心区不足两千人全镇不足八千人的宁静小镇，也一下子喧闹起来，人口增至近两万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外省、市迁来的机关、学校和难民陆续复员返乡，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957年，设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一市七县。由于所里镇有一条可以行船的河流，湘川公路又路经此地，交通状况较州内其他县镇相对方便，州府选址设在所里镇。按苗语的谐音，改称吉首市。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吉首市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的古老小镇已然成为中等城市。
古老的所里镇与湘西其他一些古镇一样，也是伴着一条河流而形成。镇中心区建立在三面环山的一片较平坦地带，一条名叫峒河的小河，把小镇分隔成南、北两块。南岸只有一条依山傍水与峒河平行的名叫华司铺的街道。北岸平地较大，除一条与峒河平行的上、下河街外，还有十余条纵横交错、宽窄不一、高低不平的街道和弄口。所有街道都是青石板路面，每条街道每距一、二十米，就有或上或下的台阶。小镇居民的房屋，多数是木柱木板结构的青瓦屋。少数殷实富裕人家的房屋，则是用青岩石和青砖砌起的高脚岩、高墙、高窗、黑漆大门的砖瓦屋，具有较好的防盗防火功能，当地人称之为封火院子或火砖大屋。南、北两岸与峒河平行的沿岸街道房屋，前门临街，后部濒河。由于建筑进深受地形的限制，不得不将建筑的后部架空伸向水面之上，从而形成吊脚楼的建筑形式。所里镇中心区曾经是有城墙的，解放初期还能看见部分残垣。至于何时建筑，何时拆除，已无从查考，老一辈人说不清，《县志》里也没有记载。所里镇中心区四周不远处，有绵延不断或拔地而起的大小山坡。每座山坡都按其位置或形状命名，如东门坡、坪山坡、雷公坡、罗汉晒肚坡、高坡等。所里镇的居民崇拜多神，镇中心区建有三座佛教庙宇和祖师殿（道观）、关帝庙、城隍庙、伏波宫、老文昌阁（文庙）、新文昌阁（书院），另有宗族祠堂、名人宅第等十余处古建筑，散布在小镇街巷之中。
我家住在所里镇厂坪街，全长约五百米，东西走向。东头与镇中心区相毗连，路尾之外是一片田野。在未拆除城墙前，属于城外。按现在的说法，是城乡结合部。街道中段路边，有一块宽敞的平场，是全镇唯一的粮食交易早市。厂坪街老住户约二十余家。我现在还清晰记得每户人家的姓氏、职业和故事。整条街有七户开家庭小作坊（铁匠铺、铜匠铺、糟坊、豆腐坊、屠宰坊、纺织土布作坊、制作纸扇和粑粑灯笼的作坊），四户开歇铺（简陋的小客栈，专供各乡往所里镇运送货物的挑夫住宿），三户在镇中心区开商店或在大商号当职员，两户制作小食品（汤圆、碗儿糕）并走街串巷叫卖，一户杂货铺，一户私塾馆，四户务农，一户专业厨师，一户专事挑水卖，供全镇无劳力人家饮用。这些老住户在厂坪街生活了几十年上百年，彼此知根知底，乡里乡亲，和睦相处。没有仇富欺贫现像，从未发生过偷盗、吵架斗殴和有伤风化的事情。某家发生了不幸事件，街坊只有同情、感叹和唏嘘，鲜有幸灾乐祸者。邻里间，无论贫富，都是以辈分长幼年龄大小的称谓相称，没有什么老板老板娘之称，俨然一个大家庭式的和谐小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