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村当了多年助手的张云芝说，有一回接下来的婴儿严重窒息，全身憋成紫青色，中村大夫当时就用嘴去吸吮婴儿口腔里的血块，把我们看得都要呕吐，可是她一连气地吸了好几口，直到孩子“哇”地一声哭出来……“文革”初期，联合医院的造反派召开了一个批判“日本特务”中村登美的大会，可就是没有人发言，最后只得草草收场。正阳街离联合医院很近，一个小红卫兵学着医院的造反派喊起“打倒日本特务”的口号，让他妈妈上去就是一个嘴巴：“你要是敢斗她，我打死你，你就是她接到世上来的……”
采访之时恰值中村的长子王文照携妻由日本回到海拉尔，办理母亲身后事宜。他们给我带来的信息，使我坚定了写作此文的决心。一是老人回到日本以后，就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办的生活会馆。二战以来日本并没有很好地反思当年疯狂的帝国主义侵略之罪，也没有给中村登美这些由于其扩张政策遗留国外的侨民以良好抚恤。老人回到日本以后靠做普通工人的儿子的补给和微薄的救济金勉强度日。相对于东京车水马龙挥金如土的繁华，她不过是一个贫穷无助的局外人。她认为这种贫富反差是不公平的，在她的眼里日本共产党倾向穷人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主张很相似。二是中村老人回到日本以后，通过最初接待她回到日本，后来成为她的终生好友的《读卖新闻》记者矢满田智康，几经辗转，找到当年侵华日军海拉尔部队中的十几个老人共同回忆（这张照片上的日本老人即是其中的两位，可惜接待他们的魏大武女士只记住了山越幸之助的名字），绘制了一幅海拉尔侵华日军地下工事全图，托山越等人带到海拉尔，经中村当年的学生，原海拉尔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徐琳介绍，交给了当时在市教育局工作的魏大武女士。山越等老人在海拉尔参观了敖包山侵华日军杀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老泪纵横，悔恨交加。这张工事图其实是他们忏悔之心的表达。他们嘱咐魏大武：“这个工事有三层十个门，非常牢固，设施功能完备，是日本想长期侵占中国的铁证，应该尽快复原，日本人会大大的来看，钱就大大的来啦。”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魏大武女士郑重地将这张图纸交给当时海拉尔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后，竟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几经追问才答曰，不知道丢到哪里了。三是中村老人回日本以后通过矢满田智康和自己亲属的关系，在1984—1998年期间，组织了十几个访问团到海拉尔参观日军杀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植树造林，并多方奔走联系，力促海拉尔和日本小平市建立友好城市。在86岁那一年，中村登美最后一次回海拉尔，她让徐琳女士的儿子魏大明，背着自己重上敖包山。面对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她发自肺腑地说，当年日本太穷了，就像那饿狗一样，跑出来抢食吃，害了多少中国人啊！应该让世世代代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以史为鉴，不要战争，像一家人那样和睦地生活在世界上。
在海拉尔，很多老人热情支持我写中村登美的人生故事。张云芝、吕宝霞、陈秉亭、徐琳、刘永杰、王家顺、李文斌、徐耀祖诸位前辈，为我讲述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在我的眼前勾勒出一幅幅渐渐清晰的图画。可是，我第一次调阅中村登美原始档案的要求被拒绝。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是，时至今日，让所有的人以完全信任的眼光看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近五十年的日本人，仍然是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清末民初，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久侵占中国东北的司马昭之心，在海拉尔付诸实施。中东路事件前后，在呼伦贝尔地区经商从业的日本人达千余号，其中真正为谋生存而来的很少，大部分是日本政府派来的以各种身份作掩护的潜伏特务，为的是掌握中俄蒙三国边境动态，收买当地民族上层，刺探军事和矿产、林业资源情报。据厉春鹏先生所著《呼伦贝尔抗战史话》记载，日本大特务寺田利光，在1927—1945年期间，以国际运输嘱托身份潜伏于海拉尔，完成了为诺门罕战争搜集情报和制造理由的任务。1932年，抗日将领苏炳文报国无力，含恨退走苏联以后，日本关东军入侵呼伦贝尔。日本政府为表彰寺田利光的汗马功劳，授予他三等勋章。日本天皇御赐他带有天皇菊花徽记的烟盒，皇太后和皇后也将亲手纺织的丝锦御赐给他。日本侵略者占领海拉尔以后，在今天的苏军烈士陵园位置竖立了一座他的雕像，无耻地称之为“呼伦贝尔的父亲”。
年逾八旬的历史亲历者、画家徐耀祖先生，描述了1945年日本关东军从海拉尔撤退时的一个镜头：“1945年8月9日，我正在伪满学校读小学（学校的地址在今天的文化街小学处）。接近中午的时候，听到炮声隆隆响，远远看见河东日军指挥部附近浓烟滚滚。老师说，不上课了，你们哪儿也别去，赶紧回家。当我们几个同学走到日本金融合作社（今海拉尔第二百货商场位置）时，只见紧闭的银行大门突然打开了，先走出一个云鬓高髻，身着漂亮和服的日本妇人，她手牵着一对穿得干干净净和我们的年龄相仿的儿女，最后出来的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日本银行的经理。此时的他已经一改往日的文质彬彬，腰间戴上了军刀，手里拿着枪。那母子三人脸色苍白，但是仪态端庄，面无惧色，默默一字排开跪在路边的洋沟（城市下水道）旁。只见那个日本经理‘啪、啪、啪’三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都没有低下头来看一眼，登上一辆载有不少日军的汽车就走了。”
徐耀祖先生的老同学李文斌先生也给我讲述了他在童年时亲眼看到的一个场景：在老海拉尔西四道街有一个日本裁缝，平日里见人和蔼客气，见到我们小孩子也要点头哈腰地打招呼，每天只是坐在缝纫机前埋头做衣服。可是到1945年苏联红军攻打海拉尔的时候，他突然穿上日军军装，佩戴上象征日本军人身份的短剑，扛着长枪走出店门，加入了垂死反抗的日本侵略军队伍。
这两个日本人都是在决一死战的时刻，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他们和寺田利光一样，是长期潜伏在海拉尔的日本特务。日本法西斯在二战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穷凶极恶的角色。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因此成为世界心理学研究的一道难题。简而言之，日本侵略者在做灭绝人性之事时，竟然满怀朝圣般的真诚和冷静。屠戮异族、杀妻灭子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种“成仁”。即使到了今天，像东史郎那样的忏悔者和中村登美这样热爱中国的人，在日本同样有激烈的反对派。
几十年的岁月，并没有使海拉尔敖包山的累累白骨灰飞烟灭，中国人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老海拉尔人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对中村登美的怀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我读罢中村登美的档案材料之际，不胜感慨唏嘘。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主人公，顽强地活到2005年，让岁月的风云把她那一颗纯净的心和一腔质朴的爱，揩拭得无比明亮。
在她的档案里，我看到了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党组织《关于中村大夫被打成“日特”和被诬陷“制造医疗事故，进行阶级报复”等问题的平反决定》、海拉尔市党发（1985）2号文件《关于日侨中村申诉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报告》。基本内容如下：
一、中村大夫被打成“日特”系假案，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二、经查实，中村大夫1966年6月7日，因工作不慎造成的医疗事故，不是有意制造的阶级报复，现给予平反，并将一切假证销毁。
三、在中村大夫被拘押期间发生的其公爹被撞死、家中财物被抢和工资被扣发问题，根据相关规定予以补偿补助。
现在，我可以带领亲爱的读者，从1950年中村所填写的第一张履历表开始，阅读本文主人公中村登美的漫漫人生之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