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当年的退学事件，子轩对采访他的记者说：“那天从学校回来后，老爸跟我商量说，如果不去学校，你觉得怎么样？虽然我一直不想上学，但想到真的要不上学了，心里还是有点怕。我知道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对于当时只有十三岁的他来说，也许已朦胧地知道退学将意味着什么，知道从今往后自己将要走一条与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的路。
让孩子退学的决定遭到了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亲友的一致反对和谴责。他们说老周这样做是不负责任，是在断绝孩子的人生前程，并告诉他说：“如果将来孩子因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你应当负全部责任。”
子轩退学后，周建湘为他制定了学习计划，语文课和外语课他自己教，数学老师请的是他在大学的同事。完成了学习任务后，老周不是教儿子下围棋，就是带他去乒乓球馆学打球。但是很快老周就发现，生性好动的儿子对打球的热情远远高于看课本的热情，打球的时候两眼炯炯有神，连走路都在比划打球的动作。老周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既然儿子喜欢打球，就应该尊重他的兴趣。于是，一位朋友自告奋勇帮老周联系上了武汉体育学院的滕教练。滕教练训练很有一套，栽培出不少少年国手，投奔到他门下训练的都是些专业队筛选下来的苗子，而且他那里是半天训练，半天学文化课，既能打球又能学文化，这样的好机会到哪里去找？子轩很高兴很激动。
为了孩子退学的事，妻子本来就对老周有一肚子的埋怨，这时候就更反对了：打球会有什么出息？你这样做毁了孩子。她认为孩子的正道是学好文化课，考上名牌大学，然后做一个在高档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可老周却认为，只要孩子有兴趣干哪一行都行。
但是滕教练会不会收下子轩还是未知数。他并没有肯定地答应收子轩，说见了孩子以后再说，他当然得看看孩子有没有学球的灵气。
老周说那几天他心里一直很忐忑，倒不是考虑让儿子走这条路值不值，而是担心滕教练收不收子轩。因为，跟滕教练学打球的那些孩子，一般从五六岁就开始练球，十岁左右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而子轩已经过了十三周岁才开始摸球拍，训练也不正规，滕教练会收吗？
老周决定让子轩独自一人去几千里之外的武汉拜师学艺。他认为儿子已经十三岁了，不应该再由父母陪着。有没有胆量自己去，对他是一种考验。
那天，子轩就要离开家北上拜师学艺了。老周的心情很复杂，儿子毕竟只有十三岁，这么小的年纪独自在外，他能行吗？挺得住吗？突然间他感到心里一阵酸楚，他的目光从正在收拾提包的儿子身上移开，丢下一句“我要冲个凉”，然后匆匆进了卫生间，打开水管，任水流冲去满脸的泪水。
老周说当时自己的心情就像一个养鸽人，养鸽人总是想把自己的鸽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放飞，可是真的撒开手鸽子飞走了，便又开始惦念着鸽子的平安。鸽子在路途承受多大的考验，养鸽人的心灵便会经受多少折磨。为什么人要这样自寻烦恼和痛苦呢？因为人有希望有憧憬，因为鸽子会飞。
子轩这一走不正是放飞吗？鸽子属于蓝天，属于大自然的生命本应该在蓝天自由地飞翔。
而对于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的子轩来说，心里也许有一点惶恐有一点忐忑，但更多的却是兴奋与激动，他并不能体会此时此刻父母内心复杂的情愫。装好机票和零花钱，拿上行李，他问父亲：“下了飞机后，到武汉体院怎么走？”
老周指了指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
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对子轩说：“该当男子汉了。”
子轩听了，下意识地挺了一下腰杆。
十三岁时的子轩背着旅行包只身登上飞机，一个人去了几千里外的武汉。
当天晚上滕教练便给老周打来电话，他说：“你的孩子我们收下了。”后来才知道，滕教练所以痛快就收下了子轩，看的就是这孩子千里走单骑的胆量和勇气。他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家长亲自送到学校的，床都要家长铺，有的家长甚至住在学校附近陪读。只有这孩子独自一个人找上门来，这一举动就足以令我刮目相看。”
虽然每年要二三万元的训练费和生活费，老周却无一句怨言，要想让小鸟自己找食吃，先得让它练习着飞起来。
子轩刚去的头一年，起初是队里垫底的，就连队里那个只有九岁的小女孩也嫌他的球臭不愿跟他打，这可太伤他的自尊心了。结果他默默地埋头苦练，半年多后，先把小师妹灭了，又默默地追赶，排名逐渐上升到了中游。
可是打了两年后，子轩不想再打下去了，他认为自己在这拨学员里年龄是最大的，打了两年仍没冲到最前面，再打下去就是浪费时间。
虽然老周有点失望，但仍尊重了他的选择。子轩回家了。
子轩从体校回来，他母亲将这视作浪子回头。她决定要按照自己的设想去规划儿子的路。她去找教育专家咨询，并对子轩的教育进行了专门设计，然后她对老周说：“儿子的事你不要管，我要送他上学。”
那时，老周与妻子已经为儿子的事闹得很不愉快，既然妻子坚持要让儿子重新“归队”，他也只能让她试一试了。于是，老周仍留在海南独自打拼，妻子带着儿子回到兰州。子轩进了当地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初中二年级。
离开学校两年的子轩重新“归队”，各门功课都跟不上，母亲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帮他补习以前的课程。起初，子轩也作过努力，几乎天天晚上补习到深夜，有一次，甚至熬了一个通宵。可是他落下的课实在太多了，无论怎么赶，都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再加上在班上他比同学差不多大了三岁，成绩不好，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开始失去自信，开始玩世不恭。
好不容易熬到期末，母亲只好将他又一次领出学校。
将孩子领回家的那天，妻子给老周打来电话，怨恨交加地说：“这孩子我不管了。”
妻子的教育计划失败了，子轩又回到了海口的家中，回到老周的身边。
谈起这段往事，老周说：“我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成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为下一代预设了一个自以为安全又能通天的管道，前面撒上诱人的糖果，中计的孩子们爬进去后就再也看不到太阳。可是他们爬啊爬啊，等爬到出口才蓦然发现，原来钻的是一个下水道。这样的悲剧现在仍然每天都在发生，可是身陷悲剧中的人浑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