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格非去年9月到人大课堂上来讲演,提到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起源,一个是朦胧诗,另一个是汪曾祺的小说。这让我有些吃惊。朦胧诗在80年代文学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重要到格非老师所说的那种程度,我还是首次听到。而朦胧诗之走进“新时期文学”,并获得广泛认可,除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另外一个“公众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就是影响深远的“朦胧诗论争”。一些关涉到“新时期文学”根本命题的观点,都在那场论争中提出来了,充分展开了,事实证明,它的意义已超出“新诗”范围,几乎覆盖了新时期文学的所有方面。所以,难怪连小说家都要说它那么“重要”了。
但我不想“复述”那段历史,描述它的过程,介绍双方争论的观点、分歧和问题。我的想法是想研究他们争论的“理由”是什么,在争论过程中哪些话语特征、批评方式在逐步地凝聚和形成。另外,跳出观念认同、价值判断的层面,我想“历史地同情地”看待争论双方的批评家,在同一个层次上修复被强加到批评家身上的“等级秩序”。为尽可能地呈现问题,在这里,我“发明”了一个关键词,叫批评的“对立面”。
在谈问题之前,我先做一点概念限定。我所说的批评的“对立面”不是一个严格的文学史概念,可能还不是一个批评的概念。之所以采用这个临时性的术语,是为了更确切地描述1979—1988年之间“朦胧诗论争”的状况,说明诗歌批评具有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质。它指的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先把对方设定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采取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以及所批评的“对立面”的确立并使其丧失话语阵地的过程,使自己的诗歌观念成为诗歌界唯一通行的话语。众所周知,80年代这十年,小说和理论批评围绕各种问题展开的论争,在密集度上超过了当代文学近60年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无论怎么激烈,都没有像“朦胧诗论争”那样把对方确立为明确的“对立面”的意识和心态,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立性”的诗歌圈子、批评意识和话语方式[1]。容易理解的是,论争者的“对立面”意识过于鲜明、琐碎和敏感,与小说、批评等文类相比,也许这和诗歌舞台偏于狭小的历史境遇有关。“生存空间”的狭窄,又有利于培养、催生狭小、偏激、较真、尖锐和纯粹的诗歌意识及对诗歌的理解方式。这种文学角色和身份意识,使得我们在进行“文学”问题的讨论时会格外注意诗歌的个别性、独特性。于是,在讨论“朦胧诗论争”的“事件性”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像对四次文代会那样强调它与社会历史、文学史的广泛的联系,而偏向比较细小方面的“话语方式”的研究。它们在论争时常触及“大话题”,但在诗歌批评中只是作为一个大背景而存在,目的是提醒人们重视它们“一尘不染”的写作及其文本的“纯粹性”。由此可以进一步发现,诗歌的论争最后都发展成为一种对诗歌“本质”问题的强调;在此过程中,批评者的“立场”往往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它们只有在“对方”存在时获得“意义”,一旦离开了“对方”,自己的价值也将会受到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