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陈姓讲师在某大学教英国散文。在一个你我都知道的那种台北雨季的午后，他在眷属区的家门口拾起了一只鸟，一只“绿色的鸟，张着很长的羽翼。人拳大小的身体在急速地喘息着”（2:2）。这只迷航了的候鸟——常简称为“迷鸟”，吹皱了一池死水，打破了绵绵愁雨下人们相对无言的沉闷，成为了好几个老师与他们家里的热力话题，一时之间，活化了人际交往。虽说每个人被这位不期而至的娇客所拨动的心弦并不同，比如陈老师以鸟喜，赵公以己悲，但大约都是因这只神秘绿鸟的离散、失群、失路的命运而若有所感。赵公是陈老师的同事，一位年近六十的英国文学史老教授。而赵公的至交，动物学教授季公，因为他的病妻喜闻乐见这只绿鸟，于是他也以超乎专业本应有的兴趣，高度关切起这只鸟来。他查出了这只鸟的来历：“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了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里的旅渡”，但是，“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
因为病榻上的季妻对这只鸟所表露的热情，陈老师在他那对鸟寡情的夫人的一石二鸟“建议”下，把已经安置在“北欧风”笼子里的鸟当人情送给了季公夫妇，而授受双方倒也因此萌发出一种相知相惜。小说所描述这只绿鸟到来与神秘消失的这段期间，降临在这几个人家的希望、友情、康复、疯狂、死亡，以及绝望。应该还不到三十岁的陈老师，就是这件离奇事件的叙述者。短短两三个月之间，他经历了季妻的死、赵公的死、自己妻子的死，以及他复发的“哀莫大于心死”。
这只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赵公直接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绝望，陈老师则先喜后悲，心随物转。因此，“绿鸟”所象征的，其实常是每个人自身状况的投射。在小说里，唯有季公没有以己悲或是以物喜地自我投射绝望或希望，反倒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体现者，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只非时非地从而终将非命的迷鸟而已。季公怜这只鸟，在别人哀啊喜啊的时候，尽己地照顾着这只鸟，但他对这只鸟并不曾充填比这个爱物之情更高的“象征主义”期望，尽管季公的人生不比其他人顺遂。季公面对绝望与希望，或简言之，对“未来”的态度，和其他二位大不同。赵公绝望，陈公浪漫，季公清醒。
《一绿色之候鸟》发表于1964年10月的《现代文学》，在陈映真小说群中算是高度难解的一篇。它和四个月前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的《凄惨的无言的嘴》，在阅读感觉上，算是最接近的，都喜欢用典，且读来都有一种荒诞、阴惨、离奇、神秘与恍惚的感觉，而且犹有过之。但有趣的是，我曾听好几个朋友说过他们蛮喜欢这篇小说。人们喜欢某篇小说，原因非常多而异，为何人们喜欢这一篇，我也实在不能妄断原因，但我愿意肯定的相关一点是：陈映真这篇小说，在当时能真正读懂的应属少之又少。一个作家的作品读者看不懂但还很喜欢，这要怪读者还是怪作者，或都不怪？我想，这一定不能怪读者，因为陈映真把他所想要说的思想内容，像一个不放心的藏宝者一样，一层又一层，一遍又一遍地涂装上“现代主义”表层，以致内容变成了在深处发着极淡极远的隐秘幽光。这个幽光和它的层层“保护色”共同形成了陈映真文学近似古典油画的一大瑰丽特色，但这个特色不是作者“为了美的缘故”刻意经营出来的，而是一个特定历史下的展现——如此的一个有着禁忌思想的作者，非得如此隐秘地展现它不可。因此，这一定也不能怪作者。而我的解读与评论将试着展现作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中针对特定问题想要表达但又不能直接表达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不得不隐秘的寓言写作，而关于何以如此的分析则在本文最后一节。如果本篇评论因而有了某种“索隐”风景，那也恰恰是陈映真这篇小说所要求于评论工作的；评论者的职责正是求索文本在特殊语境下的隐晦所指，并舒展其意涵，使其在与作者与历史的三维关系之间达到一种“通”的效果。因此，我虽不敢宣称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是唯一正解，但我相信这个“知人论世”的读法是比较能读通这篇小说的。
因此，我认为最不可取的读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读法，以现代派所设定的感触理解这篇小说，将文本剥离于作者并与历史断脉，从而只能强调其文学表现形式的“象征主义”，以及小说内容所表面铺陈的虚无、死亡、欲望、希望、绝望等“普遍人性要素”。这应是这篇小说问世以来最经常遭遇到的一种主流理解方式。而如果我们不甘于这样的“理解”，那首先得掌握这篇小说在作者早期创作历程中的位置。我们都知道，陈映真在1966—1967年之间，陡然升高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向外批判能量，推出了旗鼓粲然的《最后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剧》等小说，从而与1960年代初的忧悒的、内省的、有高度寓言与忏悔录性质的写作之间，展现了明显的变异。于是，把1964年的《一绿色之候鸟》置放在这个脉络下，就不难看到它是一篇中间性质作品，而“中间”的特定意义在于它把“向外批判”包裹在一隐晦的寓言形式中。
本文即企图剖析这个寓言的政治与思想的批判性。我在前三节所要进行的分析即是把文本置放于台湾1960年代的一般脉络中，讨论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赵公、陈老师（他不到三十岁，我们还是别称他为公了），以及季公，以他们作为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三种可能的主体状态，特别是关于他们面对“未来”的方式，而我将把讨论尽量限制在小说文本所充分支持的范围内。这样的解读方式，要比现代派的去历史解读要有效得多，也是小说文本所充分支持的，我称这个解读为“一般性的”政治解读。但在阅读与书写的过程中，我始终又有一种并未真正读通的感觉。虽然文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线索让我得以据之深入，但我总是觉得“一绿色之候鸟”，不只是泛泛的“希望”，而必定有一个更“历史性”的所指。在最后一节，我将以极其稀薄的文本证据，进行一个“特定性的”政治解读，将“绿鸟”解读为“美式自由主义”。但不管是哪一种解读，我们都将看到，相对于小说的表面主人公陈老师，低调的季公其实是这篇小说里最复杂难解，也最饶富讨论意义的核心角色，因为他承载了作者关于可能的“出路”的探索。掌握住“季公”的意义，对两种解读（一般性的与特定性的），都是核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