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上海老牌报纸《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实行改组，由原来的旧文人主编，改为新文人主编，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陆续出现在“自由谈”上。这是新文学作品走出象牙塔走向市民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一个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走入人们的视界，他就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
当时有人把鲁迅、茅盾称作《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子”，黎烈文顶住压力，大量发表鲁迅的杂文，鲁迅也十分支持和关爱这个年轻人。他在文章中，谈到黎烈文的个人遭遇也充满关切和期待。鲁迅说：“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我是后来读到黎烈文在《崇高的母性》中的那些忧郁、沉痛的悼亡文字，才多少体会到他的心境：经过十年漂泊，他们夫妇深情相爱，有了家有了孩子，偏偏这时，其中一个人撒手而去，这完全打乱了一个正当年的人的生命节奏。所有的悲哀化作眼泪，滴成文字：“我独自睡在你临终的床上，我用着你临终所用的被和枕，我总望你给我一个梦，可是没有，天亮了，我只好倚枕呜咽，对着你的照片垂泪。冰，你忘了我吗？”（《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崇高的母性》第3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版）
这个时候，来自长辈的温暖简直就是照亮内心的眼光。他一个大男人抚养小孩在很多地方常常力不从心，有一次到鲁迅家，看到海婴的绒织衣服很好，黎烈文无意中赞美了几句，问购衣处，没想到鲁迅说是许广平织的，并立即让他选定颜色，让许广平织一套送给黎烈文的孩子，“后来，又觉得单是秋季的还不够，并叫许先生连冬季的一套也代我织了。这两套衣裳，可以说是我的小孩穿过的两套最美的衣裳，这里面不单是包藏着许广平先生的优良的手艺，同时也织入了一位伟友的真挚的友情。”（《真是一个好老先生啊》，《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433页，作家书局2011年9月版）那些与鲁迅交往的细节，在黎烈文的头脑中历历在目：
每次到他家里去了，我常是被他和许广平先生的殷勤的招待，弄得有些惶惑。在爱留朋友吃饭一点上，我觉得鲁迅先生很像我们家乡的一些亲戚长辈。四五点钟的时候到他家里去，他要留吃晚饭，那是不用说的了，有时，我因为不愿太多扰他，特地选着距离晚餐时间很远的两三点钟去看他，结果也一定给他留着长谈，等你要走时，他便说：“我们提早吃饭。”还是叫你吃了晚饭再走。（同前，第433页）
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这样的师长关爱、扶持，哪怕是呵斥，那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难怪黎烈文、萧军、萧红、黄源这些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鲁迅。当然，还有巴金。巴金与黎烈文从相识到相知也与鲁迅有着直接关系。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黎烈文为《申报·自由谈》托人向巴金约稿，两个人渐渐成了朋友。巴金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薛觉先》、《游了佛国》、《三等车中》等“旅途随笔”。后来黎主编《中流》，巴金收在《短简》中的很多自述文章，如《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我的路》、《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答一个“陌生的孩子”》等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然而，真正将这批年轻作家聚拢在一起的是鲁迅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就这样，“到了1936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他们两个人还共同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拿去请鲁迅和诸位朋友签名后发表。当“两个口号”引起轩然大波时，又是鲁迅站在前面替他们遮风挡雨（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情况，可参见巴金《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等文，收于《巴金全集》第19卷）。
在黎烈文、巴金这一辈人的记忆中，一定都有着一个30年代的梦，那是他们风华正茂、才华大展的岁月，他们用青春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辉煌篇章。1975年9月尚未获得完全自由的巴金，在信上谈到“30年代”旧梦犹存：“你这次来沪，相聚的时间并不多。路远，车挤，还有上了年纪，热情衰减，要是在30年代，路再远，一天还要跑几次。但究竟晤谈了好几次，使我又想起在鲁迅先生周围的那些日子。我们当时的那种热情，多么值得怀念！”（巴金1975年9月14日致黄源信，秋石、黄明明编《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巴金与黄源通信集》第86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萧乾也念念不忘那时的生活：
那是很热闹的两年（指1936、1937年——引者）：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个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萧乾文集》第4卷第25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大东茶室”相当于一个文艺沙龙，聚集着当时文坛上一批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直到抗战的烽火打碎了他们的沙龙梦，大家不得不各奔东西。
1938年10月，巴金和黎烈文在香港还有意外的相遇：
但我这次在九龙和香港的一星期勾留，却也并非全没值得留恋的地方，和巴金靳以分别已经好几个月了，这次竟以意外的机缘，在这南中国的海岸邂逅相聚，怀着感慨不尽的心情，同游了宋皇台和九龙故城，同在香港幽僻的山道上作了一回远足散步，这都是我们近年少有的盛事。……我现在追记到这里，那边澄碧的海水，蔚蓝的天空，还依稀映在我的眼底。（《战时旅况》，《黎烈文全集》第13卷第79页）
此后，巴金辗转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写书、印书；黎烈文则在福建主持改进出版社，“他做了官，但官气不多，思想也还不是官方的思想”（巴金：《怀念烈文》）。而再一次相见差不多要等上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