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短命鬼哩。”
多年以后皋镇那些老汉们说起我二爷爷银贵，往往都是以他的短命开场。乡里乡亲打了几十年交道，语气自然不会是幸灾乐祸的戏谑，然而也丝毫没有廉价的惋惜。他们只是平淡地述说那样一种事实。这些往昔里精壮的汉子们如今都已风烛残年，他们事后诸葛般笃信银贵上年冬天就渐渐露出了下世的光景。
老人们确定预料中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
起初银贵还经常圪蹴在西街的墙根下取暖，明晃晃的日头照得人眼眯成了两条蚯蚓。后来，屁股底下添了个马扎，人终究还是不稳健。一阵风吹过，引来撕心裂肺的咳嗽，说话的气力也一丝丝地飘走了。
“是个短命鬼哩。”
二爷爷死后，乡人们不约而同地含糊了他的阳寿，也许是因为想起了比银贵更加短寿的我的祖父金贵。
“他哥金贵死时多大岁数？”
“四十四？四十三？……”
“差不多……谁可知道！”
“也是个短命鬼哩。”
老汉们日渐干瘪的腮唇里再吐不出别的话了，仿佛我祖辈短暂的生命随风而逝之后，仅剩的只有这一双没滋没味的数字。
老妪们就要健谈得多，她们的话匣子打开了，几十年都合不上。皋镇的许多故事，都是从她们嘴里流传下来的。
二爷是祖父的二弟，即父亲的二叔。事实上，我本人并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祖父。不仅是我，连我的母亲都没见过祖父，祖父的过早离世，使他和他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儿媳妇也无缘谋面。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证一位亲人的弥留之际。那一年我十岁，妹妹七岁，在我们背起书包正准备上学的清晨，堂叔公林慌慌张张跑到造纸厂家属区传递消息，说我们二爷爷快不行了，让我和妹妹快回西街的老院去见他最后一面。
西街的老院很大，一东一西各坐落着三间瓦房。东边的房子陈旧一些，是祖父和父亲曾经居住过的。自从我们家搬到造纸厂家属区后，这房子就空了，日久天长已渐渐破败。东屋后边长着一棵桑葚树，很高，顶部的树枝已经超越房顶。院子西头，住着二祖父一家，房门自然是朝东开的，进门后先要下两级台阶，也就是说，屋内的地面反要比院子里低些，这有些奇特。房子的窗户倒是面向西方，窗外就是皋镇西街的土路，那窗户又高又小。这时候是清晨，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房间里却是阴暗的，好像屋中还亮着一盏昏黄的铁罩灯。
屋里的家具都是深颜色的，古老而陈旧，二祖父此刻正躺在南屋的床上残喘，奄奄一息。他的四个儿女都守候在床头，大闺女爱云姑姑的眼睛红肿着，样子是刚刚哭过的。小姑姑爱香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有些不知所措。两个儿子，公田和公林，垂立床头，默不做声。我没有看到二祖母，她的腿脚不便，想必正坐在北屋里。二祖父的气息非常粗重，他患有长期的慢性气管炎，此刻好像只出气不进气了。
我和妹妹紧张而又谨慎地注视着他的面容，那是一张清瘦皱巴的脸，眼睛是睁着的，涣散的目光虚无地望着屋顶。他可能已经说不出话了。屋里是那样静寂，没有人说话，甚至连一声咳嗽都没有，一切都凝住了，时间仿佛死去一般。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中，我心里忽然莫名害怕起来。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这时候，爱云姑姑用微弱的音量对我说，和爷爷说句话吧。于是我就喊了一声：“爷爷。”
接着我就发出了大哭的声音，但我并没有真正流下眼泪。可妹妹一下真正哭出来了，我知道她是被我吓哭的。这一刻，一股悲痛的气息在屋里升腾，几个大人也开始哭泣了，他们的心好像都碎了。
我和妹妹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太阳已经炎热起来。一路上我走得很快，心急如焚，妹妹被远远地落在后面。我非常担心上学迟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迟到了。校园里出奇的宁静加剧了我的不安。当语文老师成守芳严厉地责问我为什么迟到时，我低头站在讲台前哽咽了几声，说我爷爷快死了。成老师像是迟疑了一下，轻轻把我领到座位上，没有再说什么话。没想到，这次我倒真的哭起来了。
二祖父临终前没有一句遗言。他的离去如此彻底，好像没有任何牵挂。此前，他的身体已被转移到摘下的门板上，置于正屋明间，这样的仪式在晋南山区被称作“挺丧”。老院里支起了锅灶，一连几天都要给前来吊唁的人做斋饭。请来的匠人正在院子里干活，棺材已经打好了，只差棺材盖。漆工开始给棺材上漆，浓稠的漆料光泽黯淡，但却散发出一种剧烈刺鼻的味道，从此长久地停留于我的童年记忆中。
大殓的那个夜晚，一个撕心裂肺的哭声在西街老院里回荡起来，那哭腔如此悲伤，字字血泪，仿佛承载了一个女人全部的哀怨。大哭丧歌的不是二祖父的任何一个子女，而是二祖母。这些都是母亲在我成年后讲给我的。
母亲还说，二祖母告诉她，她哭的不是男人，是自己。
祖父一家从豫北逃荒至山西垣县那年，他只有十四岁。那一年，豫北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减收了九成，接着又遭遇大规模的蝗灾，大片的田地最终颗粒无收。
他们兄弟三人，在寡母（祖父的母亲）的带领下，跟随逃荒的人群出了村。按照中原人历来的逃荒传统，他们应该往西走，沿着陇海线，西安、宝鸡、天水，这些国统区的大后方才是主流的逃荒方向。令人诧异的是，我这位没什么文化的曾祖母却凭着女人的直觉，毅然选择了向北的山西方向。要知道，晋南当时已是沦陷区，山西本身也属土地贫瘠、灾害频发地区，然而这个倔强的河南妇女看似偶然的抉择，却为祖父们创造了一条生路。
“亏你太奶，一家人都活不到现在。”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乡人的话。向西去的逃荒队伍，因为距离遥远，以百万计的流民绝大多数都在路途中因饥饿、疾病、踩踏事件而死于非命。曾祖母带领三个儿子，只走了两天两夜，就来到晋南山区的垣县皋镇。
祖父名叫金贵，是三兄弟中的长子，二弟银贵，老三铜贵，有着其他两兄弟及一般人不具备的语言天赋，到达山西后，他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日本话，给鬼子当上翻译，过了几年吃喝不愁的汉奸生活。三年后，日本人战败投降，我这位三爷爷从此销声匿迹。坊间对此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在那年夏天被中条山上的游击队员投进井里淹死了，一种是说他由于深得日本军官赏识，在战败后被带回了日本。不论怎么说，此人已无踪迹可寻，曾祖母生前对这个小儿子也讳莫如深，因此他只是抽象地停留于我模糊的家族记忆中。
土改工作队进驻皋镇后，开始发动群众，分片召开斗争会议，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祖父一家分到了几亩薄田和一头耕牛。这头村里最健硕的耕牛原先是王长田家的，王家一共有田产十五亩多，工作队认为他家还有一些隐匿财产，就把王家定性成了地主。王长田的老婆不服，找到工作队理论，说她家的田地是日本人投降后1946年才置办下的，转过年来王长田还应征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家里现在只有一间土坯房，不应该算地主。土改队坚持认为她家地多，还有过雇工，就是地主，一点儿都不冤枉。后来，王婆上缴了二十多块银元，并主动要把耕牛分给最穷困的祖父金贵家。根据政策和王家表现，王长田家被评为“守法地主”。
这一年，祖父金贵已快二十岁，到了娶亲的年纪。性格木讷的他显然无法独立自主完成这件人生大事，曾祖母为此不由忧愁起来。她把这件事托付给平日里互有走动的王婆。王长田家的土地分给贫农后，又重新恢复了普通农户的面貌。从此，王婆以我祖父金贵的婚事为起点，成为皋镇远近闻名的媒婆，并在后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促成了我家两代人的几桩婚事。
那年秋天，经过王婆不遗余力的热心张罗，很快给金贵撮合了一门亲事。
祖母就是这时候走进我们家的。
按照皋镇一些长久流传但又难辨真伪的说法，祖父正是死于祖母之手。
祖母姓申，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原先在别人家当过童养媳。那是一个比她大二十八岁的瘸腿男人。在早年的农业山区，身体的残疾基本上宣告了劳力的丧失。田间的劳作，显然是指望不上的。但他却是一名牙医，因此积攒下一些财富。至少具备了可以通过钱财收买一名童养媳的财力。祖母那狠心的父亲，在揭不开锅的光景里，为了几袋粮食，就把年幼的女儿许给了这个瘸腿老男人。
年轻的祖母十六岁后和男人圆了房，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哑巴闺女。
从辈分上说，这个和父亲异父同母的女性，我和妹妹应该称之为“姑姑”。在后来的岁月里，祖母的最后一任丈夫老宋业已离世，但祖母却还健在的那段时间，“姑姑”经常主动来到我家造访，当地叫“跑亲戚”。
通常是正月里，每次到来时总会捎来二十几个新出锅的大白馒头作为新年礼物。她居住的村庄，距离母亲所在的工厂不过五里路，有时候路上走得快，到我家时馒头都还冒着热气。她来了，无非就是和我们家人一起吃顿饭，饭后，她一定要争着洗碗、打扫餐桌。然后，在那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前坐一会儿，也没什么可聊的——她是个哑巴呀。出于基本的礼貌，母亲让我们称呼她“姑姑”。因为陌生，也许是某种蔑视，我和妹妹都不愿意叫她。
现在回想起来，她虽然是个哑巴，却是绝顶聪明的——她甚至可以从我和妹妹的口型和表情中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有一次，我和妹妹因为一件玩具争执不下，互不相让。哑巴姑姑恰好在此刻到来，我们情不禁地地把心里的怨气迁怒于她，肯定是说了一些十分不友好的话，怪她总是不请自来，没皮没脸的。哑巴姑姑显然“听”懂了我和妹妹的牢骚话，一副生气的表情。
俗话说“十聋九哑”，哑巴人多半是因为耳聋，无法学习语言。那她是如何“听”懂的呢？我的心里不禁十分惊诧。好在母亲及时补救，打了圆场，这才慢慢将她哄好。母亲问她家里情况，丈夫性格怎么样，对她好不好？哑巴姑姑连连点头，一边用手比划。母亲不解其意，她找来纸笔，写下几个字：“老实人。力气大。”母亲说：“那敢情好。”她就笑了。母亲又问她儿子有没有结婚，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她看看我妹妹，走到她跟前，用手在妹妹腰间比划着，又做出其它一些手语——这次我也大致明白了——意思是说她儿子结婚后生下个闺女，已经会走路了。
关于哑巴姑姑称谓的问题上，父亲和我们站在了同一立场。每次姑姑离开后，母亲难免在父亲面前抱怨我和妹妹缺乏基本的礼貌，父亲总是有些恼怒地说：
“叫什么姑姑，不认识她！”
说这话的时期，晚年的祖母孤身一人寡居在县城里，父亲和她还没有恢复母子关系。假如没有了祖母这一层关系，他和这位异父同母的哑巴姐姐的关系又有多大意义呢？这是容易理解的。
那时候我们兄妹不谙世事，不懂得深究祖母和祖父之外另外的婚姻历史。成年后，我不止一次暗自猜想：也许生性敏感的父亲还有这一份特殊尴尬和担忧，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知道祖母在祖父之外还曾有过别的丈夫。
父亲之所以对哑巴姑姑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排斥态度，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姑姑的儿子。
农村人结婚早，我和妹妹尚未成年，而哑巴姑姑已经有了第三代，这并不稀奇。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儿子是个精瘦的矮个青年。说来也有些奇怪，姑姑虽然是个聋哑人，但她的儿子却是个能言善道滔滔不绝的人，如同一个人承担了两个人的话语量。
在我们家搬离皋镇前的最后几年里，哑巴姑姑已经很少到我们家来，可能是上了些年岁腿脚不便的缘故，改由她儿子负责来跑亲戚。一次开饭席间，这家伙正在眉飞色舞地吹嘘他如何举着一块砖头追得厂长满院子跑，唾沫星子和牙间饭粒四处横飞，惹得家人都躲他远远的。父亲突然提前回来了。他立刻住了嘴，不好意思地嗫嚅道：
“回来啦，舅舅。”
父亲面露愠色，没有丝毫客气，说了一句很硬的话：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这以后，父亲的这位外甥再也没有登过舅舅家的门。
在父亲和母亲刚结婚的早年间，每年清明之际母亲都要大病一场，已成规律。说是大病，其实就是重感冒，但却浑身酸疼，高烧持续，卧床不起。在病痛中母亲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恍惚间一位清瘦的老汉在向她唉声叹气，口中还唤着她的名字。母亲感到非常惊讶，她想不起这位老人是谁。连篇累牍的病痛已经耽误了母亲在工厂的正常出勤。她是这家造纸厂的元老级工人——从七十年代初建厂起母亲就在此间做工——尽管如此，病假超过十天在工人们中间就有了闲言碎语，宽厚仁义的厂长杜松智脸上也面露难色。母亲是垣县轻工系统唯一的“三八红旗手”，她怎能接受别人背后的这般指指点点，不免在病痛中更加焦灼。后来，经过皋镇西街一位年长妇女指点迷津，说母亲梦见的老汉正是她未曾谋面的公爹。
母亲这才醍醐灌顶，拖着病躯起身，用一块头巾裹住发烫的额头，率领我和妹妹前去给祖父上坟。母亲的左手臂上挎着一只竹篮，装满清明祭品，右手拉着三岁的妹妹，我费力地拖着一把铁锨跟在她们后面，亦步亦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