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丫是我的初恋，是黑土地上的向日葵。
——刘行军
2004年2月，我出现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内，我的体重急剧减了10多公斤。病情恶化，高烧不退，肝腹水，黄疸也越来越高。4月9日，妻子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妻子被医生叫进去，回来时两眼通红。
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手掌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
病房里有四张床，其他三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恍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双腿立时绵软无力。肝癌是癌中之王，是一种死亡率极高，极为可怕的疾病。30多年前，我在北大荒当过生产大队卫生所药剂员，懂得医学常识。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2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妻子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瞌睡。可是，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我稍微动一下，她就会惊醒。深夜，微弱的光线穿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无力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小我6岁的女人背到上海，我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1994年11月13日，我下班后乘公交回家。当时我在上海市劳教所刚刚成立的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基金会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在外滩，我的家在徐家汇的健康路，是单位分的一套30多平方米的蜗居。我从926路车下来，转乘43路车。正赶上那几天修路，43路公交站挪到东方商厦的门前。我刚迈上路边的台阶就听有人喊我，扭头一看，从东方商厦里面匆匆地跑出一个人来，呼扇着双臂像只大鸟。他激动地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合心屯知青点的小辉子啊！”
我的头嗡的一声：北大荒的合心屯？当年我插队的地方。小辉子不就是曲胜辉，我们知青点的户长？插队时我们走得很近，回到上海后再没见过他。其实，回到上海后我跟当年所有的插友都不再联系。离开18年了，合心屯一直深埋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努力从记忆里删除它，却多少次梦回。合心屯，连同那漫山遍野金灿灿的向日葵，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中了。
曲胜辉握住我的手，拼命摇着：“我找你找得好苦，发动当年的上海知青找了你近半年……今年六月我回屯子了，屯子里还有一个人仍在想你等你。这些年她一直一个人生活，她的身体很差。”
我心头的那一份震惊难以言说：“她怎么会一个人？这么多年了。”
“你啊，得回去看看人家。她太可怜了，看样子随时都可能走。她跟我说，生前若能看你一眼，死也瞑目了。”
曲胜辉又说了些什么，我完全听不到了。跟他分手后，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记忆里，她美丽、烈性、茁壮得如一株夏日里的向日葵，我想象不出她病是什么样子。我的心剧烈地疼痛着：“傻丫头，她怎么那么傻啊！”
她已经36岁了吧？我以为她早已嫁作他人妇。她是那么美丽，是十里八屯男青年暗恋的对象，我当年能狠下心离开她，就是想，以她的条件，在当地找一个好人家、过上一份安稳的日子是不成问题的。这个想法让我的良心安稳，心没那么疼痛。我低估了她，低估了她的刚烈，对待爱情，她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1969年4月28日，我怀着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信念，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北大荒插队落户。这一年我16岁，初中刚毕业。我和23个上海知青被分到黑龙江省德都县太平公社庆丰大队二小队。头一顿饭，吃的是打卤面，大酱在锅里炸炸，拌在面条里，面里的砂子直硌牙。住的是草坯砌成的马号，条件的简陋让我们心凉。
那个夏天，我们一直在盖房子，建知青点。将麦秸铰成一段段的，和在泥里，脱成坯。挖草垡子，晒干垒墙。开春了，我们跟着老乡下地，起猪圈，放牲口。北大荒的太阳将我晒得黑黑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双手粗糙，一年下来，几乎没有人认出我是上海来的知青。1974年1月，由于我表现出色，被安排到二队卫生所当药剂员。我勤问好学，不仅学会了配药，还学会了打针。可是，5月的一次失误差点毁了我的前程，却让一个女孩撞进我的人生……
那个早晨，卫生所的病人很多。我按照医生的处方把药分好，用马粪纸包好，递给病人。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西医王大夫给他开了核黄素，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把他的核黄素给了另一个病人。两包药递出去时，我的心动一下：“会不会搞错了？”当时人多，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氯丙嗪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病类药，过量服用会引起昏迷，肝肾功能不全者严禁使用。王振江偏巧肝功能不好。王振江在乡里办完事，下午往家走的道上感到不舒服，想起早晨开的药。当地人不懂医药常识，服药有个习惯，医生让他吃一片，他就吃两片，认为下猛药病会好得快。药袋上写的是一日三次，每次一片，王振江一下吞服了四片。
卫生所在前屯，王振江家在后屯，相距半里地。当他到家那会儿，药劲儿上来了，脸色变得蜡黄蜡黄的。他想解手，屯子的厕所都建在房后。他刚走到房东头就“咕咚”倒下了。幸好被家人发现，把他搀进屋里，扶上炕……
傍晚时分，卫生所下了班，我到院子里的井沿旁打水，辘轳刚将一桶水摇上来，见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王大夫在吗？”
她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格子衫儿，屯子里的姑娘除年节或出嫁很少有新衣服穿，贫穷像一只乌鸦成年累月栖息在家家户户，轰都轰不走，别说穿新衣服，许多人家都填不饱肚子。她跑得气喘吁吁的，泛着红晕的脸庞挂着汗珠，头发又黑又浓，两只大眼睛充满惊慌。
前面我说过了，五月的北大荒还没泛绿，目光触及之处一片荒凉。这姑娘的出现让我的眼前不由一亮，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姑娘我见过，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多次听到她的笑声，又响又脆传出老远。她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外号“小辣椒”。听说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
早晨把药付给王振江之后，我就有点儿隐隐不安。见到二丫那慌张神色，我的心咯噔一下：“完了，看来上午的药果真付错了！”我丢下水桶：“我帮你去叫王大夫。”匆忙领她去卫生所。王大夫还没走，我和王大夫骑上自行车，急忙赶到王家，打开药包一看，果然药弄错了。二丫的父亲已陷入昏迷，我的头脑“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不一会儿，二丫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听说我给他父亲发错了药，“嗷儿”地一声蹿上来要挠我，被她母亲一把拉住。她跳着高冲我喊道：“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我吓得躲在她母亲的身后，羞愧交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别怕。老头子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要你买棺材！”
老太太这一句话救了我。多少年过去，这句话我仍铭记于心。我和二丫成婚后的第六年，在我的主张下，我们把老太太从北大荒接到上海，跟我们生活了9年。2009年年底，老太太含笑终老于上海。这是后话。
我差点儿把二丫的父亲药死，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就往老王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二丫的父母身体不好，去县城时就给他们开点儿扑热息痛、阿斯匹林、安乃近什么的。北大荒人吃镇痛药有瘾，有事没事就吃一两片，说吃完身体舒坦。慢慢地，这一家人也接纳了我，过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那份淳朴和厚道，驱散了我在异乡的孤独。
我每天都顺着前屯通往后屯的毛毛道往老王家跑，渐渐成为习惯，只要有空两脚就莫名其妙地溜到他们家。有一天，我终于读懂了自己的心思：我喜欢上了二丫，那个要挠我的厉害姑娘。这一年我21，二丫还不到16。大田里的劳动让她早早抽条儿了，身材又高又挺，饱满得像秋天的麦穗，让我忽略了她的年龄。每天只要能看她一眼，或她像风从我的身边掠过，哪怕是黑灯瞎火踩着毛毛道回知青点，一路也满足得不得了，快乐得不得了。一天看不见她，我的心就像找不到栖身之处的小鸟在空中扑腾着。
那条毛毛道跑多了，似乎每道沟，每块石子都认识了我。1994年，我回北大荒接我的二丫时，天刚蒙蒙亮，大雪覆盖的村庄还在沉睡中，的士司机把我放在前屯的路口，不知是我那双脚准确地找到了那条被雪覆盖的毛毛道，还是那条毛毛道找到久违的我的脚，我一阵风似的就到了二丫的家门口。
去得多了，有时一天跑过去好几趟，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就叫上二丫的表哥王建国。建国跟我关系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穿衣服都不分彼此，这算不算够好？我们盘腿坐在二丫家那热乎乎的炕上，跟二丫的父母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我的心思像只小鸟儿落在屋里另一头的二丫的身上。可是，我跟二丫却没说过一句话。村子里的习俗既粗犷又封建，粗犷得已婚男女可以开那种粗俗的玩笑，几个妇女可以在大田把男人摁在地上，扒下男人的裤子；封建得未婚男女不说话，否则会惹来闲话或被视为不正经。我们刚下乡那会儿，知青穿短裤在屯子里走动，小孩子就跟在后面看稀罕。男女婚姻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974年12月28日，我和王建国去县城办事，没想到却碰到去买东西的二丫，我的心猛劲儿地狂跳，差点儿要蹦出来。她笑着叫建国一声表哥，然后又转过脸用那毛毛的大眼睛看着我，叫一声：“刘哥。”
哎呀，这一声“刘哥”，叫得我那颗心像泡在蜜里似的，那个甜哪。我钻进商店，买二斤糖块塞给二丫。那个年代，村里被征过公粮，吃不饱的农民和知青连饲料都当口粮吃了。村里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块糖。二丫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剥开一个糖块，含在嘴里，快乐得眯缝着眼睛。
日子一天天过去，爱情像酒在心底慢慢酿造。我渴望向二丫表白，无数次揣着写好的纸条去二丫的家，又揣了回来。就这样又过去几个月，我在甜蜜中煎熬着。1975年8月9日，建国对我说，二丫今天早晨去另个屯子换鸡蛋，下午能回来。建国早已看穿我的心事，想给我提供一个机会。
我高兴坏了，不到中午12点就坐在二丫必经之路的路边等她，阳光毒毒地打在我的头上，身后是一片高粱地，高粱已长到一人高，躲进去肯定凉快。可是，我不能进去，高粱能遮住阳光，也能遮住我的视线，我生怕一眨眼二丫就过去了，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
等待将时间抻得每一分一秒都那么漫长，蝈蝈焦急地叫着，此起彼伏。我的目光顺着那条道伸向远方，恨不得把她从地平线一把拽出来。那条道像一幅画，一动不动地横在我的眼前，安静极了，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下午两点多钟，远方出现一个人影，我知道那就是二丫，惊惶地站了起来。这丫头走路也没个老实样儿，东踢一下石子，西扯一把野花。当她看到我时，惊讶地收住脚步：“刘哥，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一起，除了那片高粱地和躲藏在地里的蝈蝈之外，谁也没有。她就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那一根根睫毛和发际上的汗珠儿。这就是我爱的姑娘，美丽、热烈、野性，像向日葵一样明亮耀眼。你如果到过北大荒，一定见过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那灿烂的金黄铺天盖地，夺人心魄。而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向日葵！从那之后，我一直认为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儿。
二丫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意识到什么，突然脸就红了。我一肚子的话像卡了壳，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们俩只好默默往前走，眼前的路越走越短，我的心越来越慌。那张小纸条握在手心里，已被汗水湿透了。有一次，我刚想开口，一只大蚂蚱呼地从我眼前飞过，张了几个筋斗消失在路旁没膝的草棵里，我吓一大跳。还有一次，我停住脚，鼓足勇气叫了一声“二丫”，二丫哎了一声，扭头看我，我的勇气突然消失了，见她手臂挎着个篮子，顺口问她：“换回鸡蛋没？”我的声音像被秋风抽打过的白菜，干巴巴的。二丫沮丧地说，没有换成。她告诉我没换成鸡蛋的原因，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屯子就在眼前了，已看见二丫家的那几间土屋，眼看就要失去了良机。我狠狠心，一步跨到二丫前面，面对着她。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二丫看我一眼说道。
我的这个开场白有点糟糕。只好接着问：“怎么个好法？”
“就是好呗。对我挺好的，跟亲哥哥差不多。”
二丫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没有哥哥。好了，现在她把我当成亲哥哥了。
这跟我的期待不大一样，我没招了。索性把被汗水浸得湿答答的纸条塞进她的手里，自己转身跑掉了。
我在纸条上明确地说，我想跟二丫谈对象。几天过去了，每当见到她时，她都惊慌失措溜走。她没有回信，对我来说是失望，可是这一失望掺杂着希望与绝望。我忍不住又给二丫写一张纸条，恳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复：行，还是不行。趁人不注意，我把纸条塞给了她。
二丫回了我一张纸条。纸条的内容直到今天我都能背得下来。1994年底，我把重病的二丫背回上海，蜜月中，这张纸条的内容成为我们夫妻互相取笑的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