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狗的大名叫汪明亮，阿狗是他的小名，小时候只有他的父母亲这么叫，后来我们也这么叫，再后来，整条街都这么叫，后来的后来，学校里的同学、单位里的同事，都这么叫。知道他大名的，只有学校的老师和单位的领导。有一次，大约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和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打架，两个人扯在一起，老师一着急，脱口大叫，阿狗，快松手。阿狗松了手，很吃惊地看着老师，老师姓李，长得很好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的三妹说，他梦见过李老师亲他，他喜欢李老师叫他汪明亮的声调，和唱歌一样。他没想到她也叫他阿狗。李老师对他笑了一下，说明亮，你怎么能在学校里打架呢？阿狗把脑袋歪到一边说，是他先动的手。说完，扭身就跑。
阿狗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有一阵子，差一点成了我的三妹夫。我们是邻居。我们那条街是老街，古早时叫探花街，民国时期改名大同路，解放后叫青年路，“文革”中又因“青年”太中性而改名卫东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现在，还叫青年路。青年路只有大约7米宽，两辆汽车交会要十分小心，放慢速度不用说，还要按好多次喇叭。因为路边总会有小板车、独轮车、带大货架的自行车，或是卖水果卖贡糖卖麻糍卖烤地瓜卖油炸甘蔗虫的小贩担子。那些主人喜欢热闹，听到喇叭声，爱理不理的，慢慢吞吞地挪开自己的车子担子。汽车才得以通过。后来，两头的路口立了一块牌子，不准大型汽车通过。两边的房子都是带骑楼，闽南人叫“雨脚骑”，下雨天，你在街上走，从头走到尾，不用带雨具，大热天，再毒的日头也晒不着你。
老人们说，青年路有两个地方在外面有些名气，一是一条叫何衙内的巷子，巷子很宽，全是青石板铺成的，巷底有一片大厝，是明代探花何士奇的老屋，里面有小姐楼，有花园，树丛，假山，水池，小时候，我们和阿狗常常到那里玩一种叫“救国”的游戏。我至今弄不懂那个游戏为什么叫“救国”：一个人把眼睛蒙住，数数，或50或100，其他人就四处躲藏，数完数，被蒙住眼睛的那个人就来找，第一个被找着的，就蒙眼睛，如此反复。阿狗被蒙眼睛的时候很少，他总是能别出心裁，躲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你找不着。只在游戏开始时，他偶尔要蒙眼睛，因为第一次是用“剪刀剪”的方式来决定的，锤子、剪刀、布，按理，以他的机灵是不会输的，可他一定要输给我的三妹，他蒙眼睛之后，第一个找到的，也一定是三妹。三妹常常不把藏真当回事，有一次还站在水边对着自己的倒影出神。何探花的大厝如今已不存在了，改革之初，拆了，盖了一片宿舍楼，是本市最早的套房楼，住的都是政府机关干部，现在叫公务员。还有一个去处，建于前清同治年间的教堂，哥特式建筑，100年来，它一直是我们青年路的最高建筑。当然，现在它已经淹没在一大片高楼大厦之中了。听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中外闻名的文学大师的父亲，在上个世纪初，曾经是这座教堂的牧师。小时候，礼拜天早上，我们常常在礼拜堂外面听圣歌，其实我们对圣歌不是很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糖果，听说能进去唱歌的小孩，都能分得好几粒牛奶糖。当然，我们是不会进去唱圣歌的，那是“吃教仔”的事情，“吃教仔”是本地对信洋教人的鄙称，而我们的母亲是信佛的。然而，阿狗总能混进教堂，并拿到牛奶糖。和他共享牛奶糖的只有三妹，问她，阿狗是怎么进去的？她不说。这家伙，嘴巴被阿狗的牛奶糖粘住了。
三妹的小名叫燕子，说到底，这燕子的名字是阿狗叫出来的。那个时候，三妹不到2岁，天天放在我们家门口的“雨脚骑”下，阿狗4岁，住我们家隔壁，每天都围着三妹的“椅轿”转。“椅轿”是本地一种专供小孩坐的竹椅子，有座位有扶手有护栏，吃的玩的东西可以放在扶手上。阿狗喜欢围着三妹的“椅轿”学我们叫“囡仔”，“囡仔”是本地对小女孩子的昵称。阿狗不是本地人，他是不久前从龙岩来的，他叫“囡仔”的音调和闽南话“燕子”一样，很搞笑，也很好听，我们就学着他叫“燕子”。那个时候，每到春天，便有许多燕子在我们“雨脚骑”顶上的木梁边做窝，唧唧喳喳地叫。有天早上，母亲听阿狗叫“囡仔”，又看了看屋檐下的燕子，说，那就叫燕子吧。
三妹出身贫寒，却天生任性，小时好哭，哭起来没完没了，好像天底下所有人都欠她什么。你越哄她越哭得天花乱坠，本地话叫“越哭越有花字”。只有阿狗能让她不哭，甚至破涕为笑。她一哭，阿狗就叫着“囡仔”跑过来，先给她做鬼脸，做完鬼脸就唱歌，唱的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大人小孩都会唱：“戴花啊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阿狗边唱边围着三妹的“椅轿”转，还扭屁股，三妹的头就随着他转，唱到最后一句，阿狗在她的面前顿了脚，把两个大拇指伸到三妹的眼前，三妹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时候我们这座闽南小城还没有幼儿园，“幼儿园”只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名词，偶尔出现在大人们谈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阿狗整天和我们在一起。阿狗的父母亲都上班，带他的是他姐姐，叫春梅。春梅比阿狗大好多，比我都大两岁。母亲说，春梅不是阿狗的亲姐姐，是新妇仔。本地闽南话“新妇仔”就是童养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阿狗是个小帅哥，唯一的缺点是瘦，因为他不好好吃饭。每次吃饭，都是春梅端着饭碗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回跑。阿狗的饭碗里不缺好料，他的饭碗一过，我们便会流口水，里面全是鱼和肉，鱼是清蒸的，鱼骨鱼刺全被春梅剔除得干干净净，雪白细嫩地，小山一样地浮在碗面，十分诱人。肉是精肉，剁碎了放进上好的酱油煮，那个香啊，没法说。可是，阿狗就是不吃，跑，让姐姐追，追上了，千说万说，才吃一口，然后又跑。那时，我们家半个月才吃一次肉，肉是三层肉，三层肉煮酱油，酱油是1斤5分钱最次的酱油。酱油本地话也叫豆油，原本应该是用黄豆做的，而我们的酱油，听说是用头发熬出来的，有一股烧焦了的头发的味道。我从小就想到酱油厂去探个究竟，一直没机会。父亲挣的工资少，好在母亲会持家，每天5分菜金，雷打不动，半个月吃一次肉，半个月吃一次鱼。1950年代末，本地三层肉1斤6角，不是过年过节，母亲多半只买半斤，3角。鱼是黄花鱼，咸的。当时黄花鱼没有现在金贵，一斤3角5分钱，太咸还没人要，摆在那里惹苍蝇。我们平常吃的是沙蜊仔煮酱油。沙蜊仔是龙江沙滩上的物产，1斤3分钱，鲜、甜，还有点腥，煮的时候要放生姜片。“腥”在当时不是坏字眼。人们常说，“肚子里没有一点油腥，整天饿得咕咕叫。”阿狗就喜欢三妹碗里的那点腥味。三妹碗里，就是白稀饭浇上沙蜊仔煮酱油汤。没人的时候，春梅就求三妹和阿狗对换吃，于是两个人都吃得兴高采烈。吃完了，春梅会拿着空碗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她母亲高兴了，就会奖励她，或一句好话，或一个笑脸，有时，甚至还会给她1分零花钱。
春梅这样做要十分小心，不能让她的母亲看到。我也会站在她家门口掩护她，她母亲一有动静，我就大声咳嗽，听到我的咳嗽声，她立即夹一块肉，随时准备把它塞进阿狗的嘴里。她的母亲我们都叫她玄婶，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阿狗的父亲大名叫汪玄。玄婶对所有人都十分和善，开口就笑，还常常在三妹的“椅轿”上放奶糖，唯独对春梅十分严厉。有时，她明明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话，一见到春梅过来，她的脸立即就变得很严肃，你来做什么，又不是三岁的孩子，快去做饭。而春梅有时明明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说着什么，一见到她母亲过来，立即就闭了嘴，低头走开。我母亲说，春梅遇到玄嫂，就像老鼠遇见猫。
玄婶和玄叔都在东风制药厂工作。那时候东风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东风象征社会主义，西风象征资本主义。伟大领袖说过，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玄叔是东风制药厂的技术员，玄婶在厂里当会计。听说，玄叔解放前是资本家，自己开药店。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后才进了东风制药厂。母亲说，他们不是本城人，是龙岩人，解放前在龙岩和本城都有药店，还雇伙计。汪家在本城的药店就开在我们家隔壁，难怪他家的厅那么大，还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柜子。还有，他家楼上面街的窗门下，是和房子一样宽的大招牌，上面两边是两只斜挂的葫芦，中间是三个浮面的大字：济世堂。母亲说，以前济世堂什么药都卖，但真正好药是他们自己做的中成药“和春散”和“保圣丸”，和春散专治花柳病，保圣丸是滋阴补肾药，都是祖传的，有奇功。母亲说，解放后，玄叔把保圣丸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献给政府，所以政府让他当了制药厂的技术员。而那个和春散的方子，政府不要，说现在哪来的花柳病？那是旧社会的一块毒瘤，早就让人民政府彻底切除了。是啊，妓女没了，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哪来的花柳病？母亲又说，其实玄婶是玄叔的细姨仔，玄叔的大某在龙岩。本地话“大某”是大老婆，而“细姨仔”就是小老婆。这些话都是母亲在一天半夜对父亲说的，她以为我们都睡死了。而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多喝了一杯水，被一泡尿憋醒了，全听到了。不知道母亲这些消息从哪里来。母亲当时很热衷于街政府事务，人称“街桌布”，或许是从街委会听来的，还也有一种可能，是玄婶告诉她的，母亲人缘好，什么话都能听得到。当然，我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去的。
阿狗家楼上，挂着一幅字，听春梅说，是玄叔的祖父写的，“慎内闭外，多知为败”。字写得很正很白，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玄叔玄婶还有他们的家世，对于十来岁的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