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超真正感到革命的复杂性与严酷性，是在延安的一所红军医院里。
国民党对陕北红军实施第二次围剿的时候，周超、霍达、刘成等人因暴露了地下党身份，由组织安排转移到了山西，后来又辗转到了南梁。南梁红军整编为红28军，绥德的游击支队随即改编为红二团，霍达、刘成任正、副团长，周超任政委，和刘志丹的主力红军一起开展反围剿战斗。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在清涧县的河口镇、高杰村，绥德县的定仙墕、张家圪台，佳县的摹家塬，安定县的杨家园子等处打了许多大胜仗，整营整团地歼灭敌军。土匪马飞、憨汉张存、一点墨刘滚子等十二支队旧员都编在了警卫连，除马飞因伤仍留在鲍大家里休养以外，其他人都参加了战斗。他们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个囫囵觉，睡觉都是在战斗的间隙和行军的时候，对啦，是在行军的时候。有人突然一头倒在路上呼呼大睡，被捅醒后继续行军，有的人行军的时候闭着眼睛，迷迷糊糊也能跟上前面的队伍，但一有仗打，他们灵醒着哩。多少年以后，张存仍然觉得坐在椅子上或沙发上才能睡得香。
就在这时，红军内部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红军的高层领导在一名机关干部的住所发现了一张国民党AB团的派遣证，等到实施抓捕时，那名干部知道自己噩运难逃，便拔枪自裁了。接着一名姓戴的政委又在另外几名干部的住处搜出了AB团的派遣证，这些干部有口难辩，有的叛逃，有的被武装看押。很快，戴政委便在军部高层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戴政委任主任，临时行使一切军事权力。肃反委员会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队伍陆续返回驻地待命，营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南梁军部驻地参加肃反会议。
许多军政干部被迅速隔离起来，住处遭到肃反委员会属下的行动小组的搜查，身边工作人员及家属均接受了讯问。陆续又有人被发现或确定为国民党AB团成员。紧接着，陕北红军的最高指挥官刘志丹本人也因为对肃反委员会的某些做法持反对意见而被戴主任下令秘密逮捕。
被认定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即AB团成员）的人，很快被肃反委判处了极刑，他们被行动小组拉在一条山沟里执行死刑。
警卫连的指战员起初并不知道红二团的指挥官已经被隔离审查，生命危在旦夕，是通讯员刘滚子找团干部请示任务，找来找去一个也找不到，他就觉得有些蹊跷，跑到军部各办公室去找，遇到的人都摇头叹息。两天后，刘滚子找到了刘志丹的通讯员，他偷偷告诉刘滚子：“都被抓起来了，包括刘军长在内，抓了好多军政领导，连我也接受了审查，刚刚才放出来的。”
刘滚子找来了张存，两人到肃反委的办公处去探究竟，那是一个隐蔽的住处，四处岗哨林立。两人无法靠近办公处，就在一个土包子后面隐蔽下来，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看到行动小组把判了死刑的人从办公处带出来，押到不远处的山沟里，空地上已挖好了深坑，受刑的人被五花大绑，堵上了嘴巴，蒙上了眼睛，像一根木头一样被守在那里的行刑队推到深坑里埋了起来，行刑队将埋好的土层用脚踩得瓷瓷实实，甚至在上面又培上一层干土，那倒不是担心被埋的人从深坑里钻出来，而是要在脚下制造出一个和周围的土地一样的情形，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以此来消除他们心理上的罪孽。
一个人就那样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刘滚子看来，受刑的人更像是被种在地里的一粒种子，等开春后再蓬勃地生长起来。
当第三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后，刘滚子对张存说：“怎么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国民党特务？”
“我怎么知道！”张存脸色煞白，哆嗦着嘴唇说：“我心里难受得不行，从来都没见过……见过这样杀人。”
“这究竟是干什么呀！”
“要是被枪毙，那倒干脆，可是……毙了还是要埋的，倒不如活埋，还能省一颗子弹。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张存说到最后，连声音也没有了。
由于受刑的人被蒙上了嘴脸，距离又远，张存和刘滚子无法辨认他们是哪一个，从体形上看，他们都不是红二团的指挥官，但他们同样无法确定，之前和之后会不会有红二团的人被活埋。
“大事不好呀！滚子，”张存缓过气又说，“我们在这里想不出一点办法，将在外，不由帅，不如……不如我们回绥德去，找到马飞再想办法，实在没办法，你跟我，咱还是干咱的搬运工去，等年景好了，咱就回家种地去。”
刘滚子瞅了他一眼：“我只听你一半的话，回家找马飞想办法。咱这就走，再不能耽搁了。”
两人从警卫连牵了两匹快马，昼夜兼程赶到鲍大庄上，已是第二日深夜了。鲍大每日在外面寻勾当，只留马飞一个人在家，马飞已渐渐痊愈，正寻思到南梁追赶大部队去。听张存和刘滚子说了备细，马飞抽了一口冷气：“如何是好？等鲍大回来，让他到师老幺那里借一支人马，咱一起去南梁走一趟，死活咱要讨一个明白回来！兄弟们有所不知，鲍大和咱不是一路人。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正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等张存和刘滚子回到南梁驻地，周超、霍达、刘成等红二团的指挥官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同时释放的还有刘志丹等军级领导。是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们亲自过问并下达了释放令，在陕北红军及其缔造者们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了他们。周超近来身体不好，被看押后又气又急，病情加重，释放后直接住进了苏区医院。
周超被看押后，只接受过一次正面审查。戴主任让他交代担任特委负责人其间的“一切错误行为”。周超就从自己的出身说起，说到如何在绥清一带成立游击支队，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戴主任打断他的交代，说：“你的问题远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资料。像你这样的出身，从始至终都和反动势力捆绑在一起，你和反动势力是有密切来往的！十二支队又是如何遭到重创的？你要好好反省，全盘交代，听候处理！”
因为看押的人太多，又怕他们关在一起“串供”，戴主任便让行动队在肃反委办公处的场院里打起一道道单层砖墙，每墙相隔二尺五寸，被看押审查的人一部分就睡在墙缝里面，吃喝拉撒，仰卧起坐都要向行动队打报告，稍有不慎，掀掉了砖块，就会遭到行动队的呵斥甚至捶楚。这以后，肃反委解散了，戴主任也不知所踪，但许多红军指战员还记得他发明的看押方式，并管它叫“二尺五拉巷子”。
时间已经进入冬季，西北风一天比一天肆虐。当周超第一次在二尺五的墙缝里仰面躺下时，看到了一个阴霾的天空，云层在头顶上越堆越厚，让周超觉得这个冬天会非常漫长，并且一直将阴霾下去。
周超的脑子很乱，加上身体已经感到严重不适，他无法把眼前发生的事理出头绪来，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一切都错了么？自己的信仰，自己所追求的，所执著的，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啊？”
天空飘起了零星雪花，北风在砖墙上呼啸而过。周超瞪大眼睛看着雪花要扑进自己的眼帘来，又被北风吹走。沙尘一层层地落在自己脸上，扑进自己的眼睛里。
周超听到远处山坡上有一个牧羊的人在吆喝羊群，接着，牧羊人亮开嗓子唱起歌来：“提起我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
“是我家乡的歌！是我村庄的歌谣啊！四妹子是谁呢？三哥哥又是谁呢？爹和娘都好吗？”周超嘴里念叨着，泪水夺眶而出。
周超的主治医生是从延安当地一所诊所临时调来军队医院帮忙的年轻大夫。有一天，大夫回家向妻子和岳丈提起周超的事，说他负责治疗的一名病人是绥德人，是岳丈一家的老乡，名叫周超，富人家子弟出身。周超患的是胆囊炎，胃溃疡，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加上饮食不调，目前他的脏器已经严重衰竭，食道也粘连在一起，无法进食，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
岳丈仔细地听他说完，问道：“你说他叫周超？绥德人？”
“是的。”
“年龄也就二三十岁，四方脸，中等身材。”
“是的，没错。你认识他？”
“莫非……他是少东家？”
老岳丈收拾了些东西到医院去看周超，在女婿的引领下，老岳丈一眼便认出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慌得把身上的包袱也掉在了地上，扑过去紧紧地捏住周超的手说：“少东家，果然是你呀！”
周超睁开眼睛，也认得是当年在他家字号里管账的王先生，惊讶地说：“是王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说来话长啊，”王先生望着周超苍白的脸，忍不住一阵阵心酸。“那年咱的字号被征稽队查封，还要查咱的账，抄没银洋，我当时躲了起来，怎奈征稽队天天查访我的下落，我东躲西藏，又不敢贸然去见东家，只好随女儿来到了延安地界，想着等躲过了这阵风头，慢慢再寻理会……对啦！给你看病的郎中，那就是我的女婿！”
周超见到了故人，一时高兴起来，脸上也绽开了红光。“王先生，你这两年过得怎么样？若是你不太忙，就在这里坐一坐，跟我说说话，咱可是好久不见了呀！”王先生陪周超说着话，取过了包袱，抖开来，拿出一个账本给周超看。“少东家请看，这是咱字号的账本，前后这两年的银钱出入，还有盈利，都记在上头，我仔细核对过几遍，无有差错，还有银洋在这里。”
“你还拿这些干什么？”周超说。
“我还，”王先生突然哽噎起来，“我还等着少东家看了账本，签收银两。”
“王先生……”周超一阵咳嗽，喘着气说，“难得你是个实在人。账本我不看了，你毁了它，银两你都留着，就当是咱字号给你开的工钱。也连累得你可以了。”
“我应拿的工钱都有了，老东家和少东家待我厚着呢！这些都是东家的盈利。”
“那好吧！”周超捏着王先生的一只手说，“如果你不肯要，我哪一天把它都交给部队，也正是用的时候。”
王先生已老泪纵横。
周超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不会好转，正奇怪张存和刘滚子他们怎么不来看他，霍达正好带着张存、刘滚子两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医院。周超问：“你们两个这几天去了哪里？怎么一个都不见？”
张存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去了绥德。”
“去干什么？”周超疑惑地问。
霍达对张存说：“还不快把你们这两天所干的事给政委汇报一下！”
周超更加疑惑地问：“出了什么事？”
张存待要说，刘滚子抢着说：“我们怕指挥官被别人整死，回绥德找到了马飞，让他在师老幺那儿借了一支人马，来救你们。”
“什么！”周超顿时浑身冒汗，极力想从病床上坐起来。
霍达扶起了周超，周超又说：“你们！你们难道不知道，师老幺过去是土匪，现在他的人马已经让井岳秀收编为骑兵连，师老幺自称为骑兵营长，他可是咱红军的死对头！是敌人！你们这是叛变投敌！”周超又问，“那支人马现在在哪里？”
霍达说：“据张存和滚子说，马飞已带他们上路，正朝南梁赶来。”
“快！”周超说，“立刻派人在半道上拦住他们，尽量不要交火，让他们撤回去，实在避免不了，就打掉他们！”
霍达说：“我已经让刘成带人去处理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不会有问题的。”
“你要亲自去。”周超说，“事关重大，一定要处理好……处理好。”周超又是一阵咳喘。
但不等霍达赶过去，刘成已经带着马飞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医院。
刘成说：“没事了，是一场虚惊。”
马飞让鲍大在师老幺那里去借人马，师老幺听说鲍大要带人去闯南梁，并说有内线策应，师老幺大喜，点了一百人马交给鲍大，又派了一名军师，向鲍大交代说：“兄弟此去，只可趁机偷袭，不可正面交火，把人救出来，自会有大队人马来投靠咱们！”
等一切安排妥当后，马飞让张存和刘滚子先回南梁，看那里有无变化，约定时日在半道上接应。
张存和刘滚子走后，鲍大即刻清点人马，催促马飞上路，但马飞这时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马飞想，一旦自己把师老幺的人马拉到南梁与红军交起手来，不论结果如何，十二支队的故旧人马、警卫连，还有整个红二团叛变投敌的罪就是铁板上钉钉，实打实的了，那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马飞对鲍大说：“事关重大，这时不见我那两个兄弟回话，咱不能贸然进兵。我自去南梁走一趟，看看虚实，兄弟在这里整点军马，等我回话。”马飞施了个缓兵之计，把师老幺的队伍留在了原地。
“好个马飞！”周超躺在病床上说，“你在斗争中成熟起来了。我跟霍团长有个建议，二团警卫连现在还没有连长，就让马飞当连长。”
“好的。”霍达说，“我们信得过。”
周超又指着张存和刘滚子对霍达说：“关他们禁闭，他们擅自离队。”
周超走了。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遗书，一个账本和几封银元。周超在遗书里又把他在特委任职期间以及红二团的经历“交代”了一遍。遗书里还具细说了银子的来历，将一部分银子留给王先生作为他的工资，其余全部交给部队使用。周超在遗书的最后说，他已和王先生商量好了，如果部队允许，他请求将自己的遗体由王先生负责运回老家，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安葬在祖坟里。
周超的后事是刘军长亲自批准的，由王先生负责按乡俗打点具体事务，马飞、张存、刘滚子负责护送，择日运回老家安葬。
王先生订好了棺木及里外穿戴，将周超的遗体装殓起来，又雇了车驾马夫，裁了买路纸钱，将棺材用一块大红绸布罩了，一切准备停当，请马飞过来查看，商量行走事宜。
马飞看了，抚着棺木说：“王先生真是个精细人啊！周超是咱红军的人，我们就该给他披上红旗，送他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王先生将棺木置放在路上，设了一个供桌，请周超生前战友都来祭奠过了，将棺木绑在车驾上，辞别了女儿女婿，马飞、刘滚子等人都扮做百姓模样，各戴孝巾，和王先生一起护着灵车，向绥德方向行走。
刘滚子是个孤儿，自从他来到三十里铺给周家放羊，周超就待他像亲兄弟一样，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给滚子留一份。他和周超都离开三十里铺好几年了，周超逝世，滚子总是不由得就想起他在三十里铺的那些事。他和周超挑着货郎担儿去联络闹红的人，周超一有空就教他念书识字。有一本《幼学琼林》总是放在货箱子里。有一次，周超教他学写阿拉伯数字，他总是写不好那个“8”字，后来他总算学会一笔写出一个“8”字，并能把十个阿拉伯数字都写下来，让周超大大夸奖了一番。滚子得意地说：“那我是不是学到家了？以后不要老让我学书本上那些东西，我一看就头疼。”周超拍了他一巴掌说：“你不想学就不要跟着我。”滚子说：“那我还是学吧！”
周超去了。刘滚子日夜不肯离开周超的遗体，暗里不知流了多少伤心的眼泪。
几个人护送着灵车，昼夜兼程，将望绥德地界时，天降大雪，一行人踏雪来到无定河畔，过河相去三十里铺不过一、二十里。因事先知道三十里铺驻扎着军马，王先生挽定车驾，对众人说：“你们就送到此处，剩下的路有我陪少东家走。各位请回吧！”
马飞和张存就在雪地里拜过了灵柩，招呼刘滚子上路。滚子正蹲在灵柩旁边，在雪地上画出一溜儿“8”字。
见马飞和张存招呼自己，滚子从地上站起来，望着河道上空漫天飞舞的雪花，回头对两人说：“我有个计议，两位哥哥先回去。我原是周家的长工，就和王先生一起送少东家回家，谅那匪徒也不能把我怎样！等少东家入了土，我再回大部队也不晚。”
任两人怎么劝说，刘滚子坚持要随灵柩回三十里铺。马飞和张存两人只得先到鲍大庄上等刘滚子一起归队。
刘滚子和王先生护着灵车过了无定河，上了大路，两人商量由刘滚子先到庄上报丧，也好让周家人有个准备。比及刘滚子到三十里铺周家报了丧，一家老小哭喊着前去大路上迎丧时，王先生也扶着灵柩行到了村口。望着周家人都立在雪地里，中间拥立的正是周掌柜，王先生“扑通”一下跪在雪地上，声泪俱下：“老东家！我把少东家给你请回来了！”
刘滚子先到三十里铺，见周府门外雪地上有许多饥民冲着周府喊叫，不知何故。后来才知道那些饥民都是国民政府从附近村子征来修路的民夫。因何绍南专员不肯出钱给民夫开工资，把费用都摊在地主绅士及富人头上，民夫们修了一年公路，直到冻得伸不出手来才停了工，却没拿到应得的工钱。这两日，民夫们都围在周府外，向周掌柜讨工钱，好回家过年。
周辅仁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就蜷在自家地洞里不肯出来。他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但仍然两眼放光，神色充满了警惕；他蜷在地洞里不声不响，也不晓得饥饿困顿，进去的人在幽暗的地洞里只看见他头顶上散乱着几根头发，两只眼睛在炯炯放光。吴氏又请了附近的神汉到家里跳坛洒扫了一回，从汾州赶来的吴家小舅和管家好说歹说，把周掌柜拉到上房里睡下，一不留神，他又蜷到地洞里去了。听到墙外人声嘈杂，周辅仁问：“是什么响动？”管家说：“是那些修路的穷汉在外面叫唤，想讨点钱粮回家过年。”周辅仁两眼放光，用沙哑的嗓子说：“把家里的粮食给他们，都给他们，让他们走！”
“真个憨了！”管家对吴家小舅说，“家里哪还有粮食给民夫发放！”
看见了刘滚子，周辅仁发起狠来，两手在地洞里盲目地抓取着，想找一根棍子之类的东西，他指着刘滚子骂道：“你小子又一个人回来了！你把超儿领到哪里去了！看我不打折你的腿！”
王先生办完了周超的后事，来和老东家辞行，管家和吴家小舅陪他在地洞里见到了老东家，老东家仍然两眼放光，对王先生说：“城里安大户要谋办咱的字号，咱都不要搭理他。米脂人王老板该咱的银子，你也要紧着收回来。”
王先生抱着蜷在地上的老东家哭了一场，辞了老东家，自去延安寻女儿女婿过活。刘滚子也来到鲍大庄上，见了马飞和张存两人，把三十里铺周家的事向两人细说了一遍，两人听了都叹息不已。末了，刘滚子又说：“我有个计议。”
“你又有什么计议？”张存说，“你再计议，咱俩回部队怕要关一辈子禁闭。”
刘滚子说：“哥哥不要慌，是件要紧事，等办完了这件事，咱就回部队去。你不是说将在外不由帅吗？现如今，三十里铺修路的民夫天天围在周府讨要工钱，可周家的粮食又全被盗贼偷得精光。我来去鲍大庄上，只见鲍大天天有米面管待咱许多人吃喝，那鲍大原来穷得夜不闭户，门不上锁，他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分明就是偷来的！”
张存说：“你可不要乱说，让鲍大回来听见，非嗔恼不可！他管咱吃喝，咱反倒说他是贼。”
“是了，”马飞恍然明白过来，“听滚子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曾听鲍大说过，他带人劫了一个大户家的粮食，就不知道他劫的是周家的粮食。他如今在师老幺手下的正式名分就是一个管粮仓的头目。好个马飞，也忒不给咱面子！”
刘滚子说：“哥哥们这下可知道了，那鲍大根本就不是东西，他偷了周家的粮食，却喂肥师老幺那一帮土匪，反来对付咱们！若是让鲍大把剩下的粮食还给周家，既能解周家的困顿，又能周济民夫过年，这岂不是件要紧的事！你去给鲍大说……”
马飞止住滚子的话：“鲍大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偷来的粮食，哪能轻意就让出来！若是急切行事，跟他来硬的，咱三人反而安危不保。”沉吟良久，又说：“也到了该拉一把鲍大兄弟的时候了，不能让他一条道走到黑。这事我来跟鲍大说，你们就装不知道。若再不行，我另有计议。”
鲍大每日在外勾当，有时三、四日不回家来。这日鲍大回到家里，马飞好言向他提及归还周家粮食的事，果然被鲍大一口回绝。马飞也便按下了话题，故意让张存和刘滚子缠住鲍大，不让他外出。马飞自己离了鲍大庄上，进了绥德城，把一个人带到鲍大家里来。
鲍大被张存和刘滚子缠住跌色赌钱，正赌红了眼，猛一抬头，那人已随马飞走在鲍大跟前。鲍大慌得把色子丢在炕上，迎着那人说：“师傅，你咋来了？”
老镖师阴着脸说：“你好难见啊！我如今穷得揭不开锅了，来向你鲍大头领借些粮食过活。”
鲍大这时还不知道师傅是马飞专程请来的，当即把师傅让到炕上坐了，自己在一旁递上一袋烟让师傅抽着，说：“若真是那样，师傅派个人来说一声，鲍大自把粮食送到师傅家里。有鲍大吃的，就有师傅吃的。”
老镖师把烟锅头儿在炕栏石上磕得当当响，沉稳着说：“你果真还是鲍大，算你有良心。这年头，粮食可比金子还值贵，你肯把粮借给我，我老头子也知足了。”
鲍大说：“不知师傅眼下需要多少粮食？”
老镖师支起了三根手指头。
“三斗？”鲍大问。
老镖师摇摇头，又装起一锅烟来抽。
“三石？”
“三十石。”
“啊！”
鲍大傻了眼。鲍大看了马飞一眼，脑筋一时活络过来。见师傅头上戴着一顶狐皮棉帽，穿着一领簇新棉袍，脚蹬一双驼毛毡靴，来时手里还拄着一根锃亮的时新手杖，全无半点困穷的样子。鲍大说：“师傅，我看你今日这穿戴，不像是揭不开锅的人。你莫非不是来借粮食？”
“你要反悔？”
“不是的。我哪有那么多粮食借给师傅？”
“你有多少粮食，为师我是一清二楚，你快把粮食拿出来，我一家老小都等着炊米下锅哩！”
鲍大说：“我晓得了，是马飞在背后捣鬼！”睁圆了眼睛指着马飞说，“你还装什么傻！有屁你就放出来！”马飞说：“那我就实话跟你说，师傅今天来，也是要劝你弃暗投明，把粮食拿出来周济饥民。”
“休想！”
“你跟着师老么就是跟红军为敌，那可是罪大恶极，一味执迷下去，杀身之祸就为时不远了，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谁敢动我！就凭你们这些人吗？不要说师大王手下有一个营的骑兵，眼下就驻扎在一步岩口子上，就是我手下，也还管着百十来号人马，谁敢动我！”
“你错了！红军个个以一当十，骁勇善战驰名天下。不要说你一个骑兵营，就是井岳秀、高桂滋的千军万马照样被红军打得稀里哗啦，区区一个师老幺，等大军一到，还不克日就被消灭！”
鲍大黑着脸呼呼喘气。
老镖师说：“听你大哥的没错，马飞历来比你想得周到。如今国民党做事，件件不得人心，你若还跟着师老幺，那可真是过去为匪，现在为贼！”
鲍大说：“师傅不知，马飞也混得没个模样，没吃没喝不说，还常常受窝囊气，我若跟着他，哪里讨衣食富贵去！”
老镖师说：“可见你糊涂，枉做了几年武师！你讨衣食富贵，也要看投在什么人门下。”
鲍大突然跳下地来说：“师傅不消说，你且回去，我自把粮食送到你门上！今日我也顾不得师徒情分了，就此叫得手下弟兄来，捉了马飞，送到官府去发落，也强似以后受他摆布！”
将要出门，张存和刘滚子两人早抢了刀斧在手，堵在了门上，张存说：“你要去告发！头先出门，身子留下！”
“砍！”鲍大把头往前一杵，说，“我什么世面没见过，今日也见识见识你们红军的手段！”
马飞止住了张存和滚子，老镖师把两个徒弟叫在跟前说：“罢了。为师来时向别人借了一身穿戴，想着徒儿们出息了，为师不能在别人面前一副寒酸相，给你们丢脸。既然人各有志。为师难以强求，就看天意如何。”从怀里掏出一个卦钱，问鲍大：“可认得此物？”鲍大说：“认得。”老镖师说：“此钱两个面，你和马飞各押一个面，等钱落了地，若是应了你的，为师和马飞一起任由你发落，并无半点怨言，若是应了马飞那一面，那可是天意，你好自掂夺，如何？”
鲍大和马飞各“嗯”了一声，就看师傅打卦。老镖师移身到炕拦前，手里捏着卦钱，嘴里念念有词：“神灵在上，显个灵验，不要误了我两个徒弟的前程。”把卦钱望空里一抛，滴溜溜落在地上，可可应了马飞那一面。老镖师说：“神灵应验，徒儿有何话说！”
鲍大说：“我岂不知师傅耍了一辈子卦钱，要个什么卦，还不是师傅手上的功夫！师傅费心，鲍大听师傅的也就是了，只是这马飞师兄，也忒欺负师弟些个，净在背后捣鬼！师傅也要压一压他才是。”众人大笑。鲍大又说：“劳一位兄弟替我到城里买些酒菜来，我给师傅接风，顺便拜过各位师兄，也显我一片诚意，明日便随我去搬粮食，再无二心！”
鲍大便在家里设了个席面，款待师傅及众兄弟，各人诉说衷肠，表了心意。送老镖师回城时，雪又下得大了。第二日，鲍大及马飞等众人都扮作一般脚夫，吆上牲口，到一处地方去搬粮食。原来鲍大只将一小部分粮食给了师老幺，其余大部分都分堆儿藏在几个破落户家里，着人日夜看守。当下牲口都架起驮凳，雪地里人马一起用力，将各处藏着的粮食尽数运往三十里铺。那大雪天也便随着运粮的人马暖和起来，自成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到了三十里铺，早轰动了远近众人，周家和众民夫两下里欢喜。鲍大见了众人，只说是县衙派人捉住了贼首，追回的粮食原还给周家，马店里的驻军也便不多问，任众人出入。马飞等人运完了粮食便回南梁去了，鲍大暂时留在师老幺手下。
周府的管家具账把粮食分发给修路的民夫，余下的粮食原放在地洞仓子里。周辅仁仍蜷在地洞里不肯出来。常有功才在村口得了消息，便急忙跑到地洞里向周辅仁报喜。
“走开。”
周辅仁两眼直勾勾发亮，全无半点异样。
见管家在地洞里清点粮食，周辅仁悄声说：“你可听见有人说话？”
“谁在说话？”管家问。
“是我家祖宗在向我说话。”
管家摇头叹息：“是这地方太古老，生了邪秽，你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一日，吴氏和使女宁儿好歹把周辅仁哄到上房里照料他吃喝，又给他梳洗了一番，安顿他睡下，周辅仁又说：“你可听见有人说话？”
吴氏早已习惯了，对他说：“凭他说什么，老爷都不要听他的。我已请了赵家铺巫神来做了法事，把家里腌臢东西都收在葫芦里了，不费时就死了。”
周辅仁好像明白了一点，转动着眼睛问吴氏：“超儿今年几岁了？”
“过了年就整整二十五岁了，正月生的。”吴氏见他略有好转，忙把自己多日来的忧思向他倾吐：“超儿自是命短，老爷身骨要紧，千万不要过于忧心。我老了，不能再给周家生个一男半女，等老爷好了，由我做主，再给你娶个小的，不过一、二年，好歹也生个传后的人。你如今这个样子，怎让人有心过活！你若但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活到头了呀！”吴氏一时恸哭流涕。
周辅仁似有所悟，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汾州的郎中比吴家小舅晚到了几天。一到三十里铺，吴家小舅便请他给姐夫诊视了一番，末了把郎中叫在一边问：“有无大碍？”
郎中摇头：“说句不吉利的话，也该给老人家准备后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