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被我哄走不到半小时，他母亲就来了电话，这个昔日的上级言语之间依然毫不客气，大声斥问我怎么如此无情无义见死不救，即使不念及与李贺的儿时情谊，也该看在她当初对我知遇之恩的份上施以援手。她列举了许多我已经印象模糊的事例，但我不为所动，只想寻找机会插话告诉她我离开局里出来干律师的真正原因。李贺母亲没完没了地诘问着，后来竟嘤嘤呜呜地哭泣起来，说自己命苦，老头死得早，儿子又这般不争气。方晓你不知道，她说，你不知道我家里现在坐了多少人，都面露凶光，有的还手握匕首钢管，他们想干吗，想对我老太婆动粗吗？我说不会。李贺母亲又说，方晓，你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了，你不帮忙他这次真死定了，你就看在我们两家世代交好，看在我死去老头的份上救他一命吧。我求你了，方晓，我给你跪下了。那边真传来扑通一声。我忙不迭地把听筒拿远点，朝着话筒吼，老领导你先起来。我心里在想，为什么她知道我是李贺最后一个朋友这种说法。但那边又传来，方晓你不答应，我就常跪不起。我好像只能答应了。半小时后，李贺又来我家拿走了十万块钱。他板着脸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如果我当时回想起一个事实，这次就不会遭骗了。1991年，我和李贺还是同一个局里的同事时，他曾模仿局长的笔迹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安排我到山东的一个莫须有的小镇上接一个莫须有的人。当我在那里转悠几天一无所获满心不安地回来时，局里早已炸开锅。那还是一个手机尚未流行的年代，一个国家干部的突然失踪给肥城带来了极大的惶恐。但我质问李贺时，他却好像早已把这事忘了。
李贺从我这里借钱后，我思量再三，赶到他母亲的住所。李贺母亲矢口否认曾经打过电话，并对我描绘的通话情形嗤之以鼻，表示她即使立刻从三楼跳下去也不会干这种颜面扫尽的蠢事。她还嘲笑我活该，她都不再资助李贺分毫，而我却不经任何求证就轻易把十万借给了一个赌鬼。我顿时冷汗直下，又立即找到李贺。他先是习惯性地狡辩几句，随即是他模仿他母亲的声音，说完一脸无辜任我宰割的样子，他知道我不可能把他怎么样，我不可能像那些催债的人一样扬言要下他一条胳膊或大腿，那阵子，他确实被人四处围追堵截。
为这十万块钱，我的家庭几乎要妻离子散。事隔多年，我妻子仍然耿耿于怀，不放过一次攻讦我的机会。因为这十万块钱，使她又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多住了两年。从这次事件以后，我就发誓不再理睬李贺。偶尔在街上，在一些人莫名其妙聚集的饭局上，我从未主动与李贺说过话。2005年冬天，李贺从北京回来，手里拿着一张传票来找我咨询法律问题，她妻子叶玲终于下定决心起诉离婚。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并劝他放叶玲一马，毁了人家十几年青春，但不能毁人家一辈子。我还肆无忌惮地说了许多攻击他的话，我十分愿意与他不欢而散，然后告诉他那十万块我根本不打算要了，送给他买个上好的墓地好了。
对李贺而言，再恶毒的语言都不过分。我还想直接告诉他，我从事律师职业十几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坏人，但这些人里数他最坏。如果他还想跟我辩解，我更要直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不是那些杀人放火强奸的刑事犯，而是他这种专门欺骗坑害朋友的人，他没放过一个朋友，一个不留。所有的坏蛋都还有朋友，而他一个没有。但这次李贺一反常态，并没有与我相互攻击，他只是热衷于与我探讨如果离婚那赎回一半的房产他能分到多少，那些尚未偿还的巨额债务是否还必须他独自承担，还有，如果他不想抚养女儿是否有借口不承担每月的抚养费。我突然觉得，对这样的人再精妙的讽刺与挖苦都是浪费口舌。我索性一语不发，静静地看他一个人在那里自我设问自我辩驳。但李贺总有办法让我开口，漫长的几个小时过去，李贺又可以不花一分律师费就从我这里得到所有的答案。他自己得出结论，无论如何，不能离婚。
